啟功先生的“四個口袋”
啟功先生的頭銜甚多,不下十數個,但他的名片卻很簡潔,只印了一個職務: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按照現代學科分類,啟先生列名在中國古典文獻學這個學問領地里招博士學位研究生。只是單單這個領地,哪兒夠啟先生揮灑呢?
啟先生的學術著作,我最早看的是《古代字體論稿》,文物出版社1964年出版,陳垣先生題簽。啟先生這部書第八節中有云:“推證秦有漢隸樣的,或說有接近漢隸樣的字……我想這種秦隸的風格,還是手寫的特點較多的吧!”1975年末,湖北云夢睡虎地出土的大批秦簡,書寫形態印證了啟先生的推證。啟先生在1999年修訂版的腳注里也說,云夢睡虎地秦律簡手寫的官獄職務的文書,“可以印證本文當時推論尚不違背實際”。啟先生這部著作所在的學科,應該算是“漢語言文字學”。
我常置諸案頭翻看的啟先生的另一部書是《啟功書法叢論》,文物出版社2003年出版。收在這部書里的《〈急就篇〉傳本考》《〈平復帖〉說并釋文》《蘭亭帖考》《讀〈靜農書藝集〉》《晉代人書信中的句讀》等,都是書學好文章。啟先生《論書絕句》也是我經常翻看的一部書。這兩部書應該可以視作啟先生在書學領域的代表作品,按照現代學科分類,這就該是書法學了。據說1993年當時教育部設立書法學博士學位點,首位導師屬意的就是啟先生,但啟先生辭掉了。
我常翻看的第四部啟先生的著作是香港商務印書館1991年出版的《漢語現象論叢》。收在書中的第一篇《古代詩歌、駢文的語法問題》寫得饒有趣味,討論了漢語中那些“葛郎瑪”“套不上、拆不開或拆開‘圖解’,卻恢復不了原句”而產生的“葛郎瑪”不適用漢語的問題。他不是為完成某個立項課題而動筆,而是有所發現之后情不自禁地要撰寫論文——寫下自己的研究心得。整部書探討了漢語詞、句特點,古代詩歌、駢文的語法,比喻與用典,詩文聲律等。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原副所長董琨《賞花者的審根情結:〈漢語現象論叢〉讀后》一文,借用張中行的話,說這部書分量之重“令人扛不動”。這部書內容歸屬的學科應該是漢語史。在漢語史領域,啟先生也做出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啟先生的古代書畫鑒定也是大名鼎鼎。董琨《回憶作為語言文字學家的啟功先生》一文里轉述過一件掌故。啟先生和唐蘭先生經常一起鑒定古代書畫,唐先生很看重啟先生的意見。一次,在對一冊宋人書札進行鑒定時,唐蘭、徐邦達、劉九庵等先生都在場,諸先生意見不一致。聽了啟先生意見后,他們幾位以為理由可取,最后唐先生說:“你這一言,定則定矣。”“定則定矣”出自隋代語言學家陸法言的《切韻序》,原句是:“吾輩數人,定則定矣。”這個掌故,可以見出啟先生在書畫鑒定上的造詣。順帶說及,啟先生給陸法言這句話的標點,有別于通行的標點本,他的斷句是:“吾輩數人定,則定矣。”
上舉啟先生的這些學問,都不是“中國古典文獻學”這門學科能夠容納得了的。但在現代學科分類之下,啟先生也就只好在一個學問領地里招博士生了。
《啟功日記》(中華書局2012年版)里有一條“四個口袋”的材料,似乎可說明啟先生淵雅學問的來由。1966年12月13日(星期二),在這一天的日記里,啟先生記述了“四個口袋”的出處:
我說我的知識有四個方面,我這四個方面積累的材料各置一處。因平時有些零星札記或草稿,常放在紙袋中,所以我用“口袋”代表這四堆材料,我說我有四個口袋(其實紙口袋很多,每一類并不止一個口袋),這“四個口袋”一是古典文學的一些心得如注釋等,包括擬作的詩律研究;二是關于書法方面的筆記,這方面擬寫關于怎樣寫字的文章;三是文物鑒別方面的筆記,如繁瑣考證的《蘭亭帖考》;四是清代掌故方面的,這方面寫成《紅樓夢札記》。
《啟功日記》附錄有柴劍虹先生讀《啟功日記》的札記,柴先生在這篇札記里有這樣的記錄:“啟功先生逝世后,他的家屬在整理遺物時,就找出了若干個這樣的大口袋。其中六七個口袋里,裝滿了50年代中期啟功先生和王重民、向達等先生一起整理《敦煌變文集》的校訂稿、信件,還有啟功先生撰寫的《敦煌俗文學敘錄》的手稿。這些都是敦煌學研究史上寶貴的資料……”這一段記述,以柴先生親眼所見的“實物”印證了啟先生日記里記錄的“四個口袋”之說。
20世紀60年代中期,啟先生請他的老師、北師大老校長陳垣老題寫“啟功叢稿”四字,“準備將來作為‘大題’,分別用在各篇名下”(見啟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陳垣先生誕辰百年紀念》)。這也從事實上說明了啟先生的學問不止古文獻這一領域。這部《啟功叢稿》,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收在里面的文章有《孫過庭〈書譜〉考》《碑帖中的古代文學資料》《山水畫南北宗說辨》《戾家考》《讀〈紅樓夢〉札記》《古代詩歌駢文的語法問題》《〈集王羲之書圣教序〉宋拓整幅的發現兼談此碑的一些問題》《李白〈上陽臺帖〉墨跡》等99篇。顯而易見,這些著述確實很難被框進同一個學科里。
(作者:周維強,系浙江教育報刊總社編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