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如歌 信短情長——從徐光耀的千封家書談起

1952年5月徐光耀與申蕓攝于朝鮮前線

晚年的徐光耀夫婦合影

20世紀70年代徐光耀一家攝于河北保定
信是寫得太短了,信短情長,親愛的,見面不遠了,那時盡情說罷!
這封信寫于1954年3月9日,是革命作家徐光耀寫給妻子申蕓近千封家書中的一封,這些家書被申蕓妥帖保存了數十年。從1950年相識不久的戰地通信,到20世紀80年代的平常家書,通信時間橫跨30多個年頭。30年世事變遷,徐光耀與申蕓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下鄉、參加工作隊或排練演出,為了各自的文藝事業,聚少離多,不變的除了革命信仰,還有革命伴侶之間的真摯感情和相守的如歌歲月。
愛情是甜蜜的,可是離別得太多的愛情,又是多么苦啊!(1959年12月22日)
昨天接到你兩封信。快活極了!(1969年3月26日)
我把家建設起來,你何時感到疲倦,就回來休息吧!(1971年8月14日)
對于聚少離多的家庭生活,“長此下來,也好像習慣了,不以為苦。可我們看看有些人,他們差不多一輩子都極少離開,偶然分別幾個月,便是一生中的大事”。面對生活低谷和工作中的挫折,徐光耀總是充滿熱情地勸勉妻子:“讓我們齊心奮斗下去吧!希望總是在將來的啊!”在各居一處的漫長日子里,兩人用家書傳遞感情、溝通事務。從抗美援朝到改革開放,一封封信,一行行字,不覺間竟達90萬字之多,如同細密的針腳,將兩顆火熱的心縫到一處,從青春到白頭。
從革命愛情到共建“新家庭”
徐光耀和申蕓于1950年秋天第一次正式見面。這次見面并非偶然。《平原烈火》出版后,引起了熱烈反響。聽說文工團有一位叫申蕓的女同志,看到這部書,也很佩服徐光耀,一向關心徐光耀個人問題的李昭,便給徐光耀寫信、詢問意見,并主動要求幫忙介紹。在與申蕓見面之前,徐光耀便已有預感,自己可能要戀愛了。見面后,他再次確定了自己心中的好感,肯定申蕓是一個可愛的人。
革命同志之間愛情萌芽的生發,并非只有甜言蜜語,而是經過審慎而又真誠的交流,大到信仰、小至個人志趣,無所不包。徐光耀在日記中申明自己對戀愛的基本態度是“直爽、誠懇、嚴肅、負責”,在相處的過程中,要“照顧雙方的自尊心,尊重各自的獨立地位”。在事業方面,他認為“事業的不同,正可以取其所長,補其所短,相互間得到充實和豐富。所以,個人堅守個人的事業崗位,是條不能動搖的原則”,并期待對方“只要這一觀念堅持到底,不為將來的兒女所糾纏而發生動搖和灰心,前途便是無限的”。這些寫在日記中的話,徐光耀也和申蕓面對面地長談過,并在書信中反復鼓勵對方追求進步和事業。
除了親密又坦誠的長談之外,兩人也用交換日記的方式澆灌戀愛萌芽。申蕓首先提出,要讀徐光耀自兩人相識以來的日記。這種交換日記的方式,要求雙方足夠坦誠。徐光耀讀申蕓1950年年底的日記時,感受到“我的心,為那單純、明快、熱烈、堅貞的感情所震蕩著”。他飽含感情地在信中寫道:“從日記中,鑒定中,同志們給你的信件,我深深看到了你的博愛精神。你那樣善于團結人,幫助人,愛護人!這種廣泛的‘愛人民’的精神,乃是一種最崇高的美德,最優良的品質。”正是數次的認真長談、日記交換等環節,使兩人彼此生出深切關懷與堅定支持。
愛情并未將他們束縛在溫暖的巢穴之內,而是推動著兩人勇敢奔赴為國為家的遠方。他們志同道合,互相激勵,生死與共。相識不久后,申蕓即作為中國人民志愿軍第68軍文工團的一名文藝兵,隨軍跨過鴨綠江,奔赴朝鮮參加抗美援朝的戰地宣傳與慰問演出,那是1951年。“一面在連隊里奔跑”,還一面惦記著徐光耀的期待,怕戀人等信等得心急,“趕忙的擠時間寫信”,雖然都是戰地上揮筆寫就的短箋,卻包含著申蕓的全部心意。
剛確認心意的兩人就身處異國,無異于一場愛的試煉。加之申蕓輾轉于前線,寫信、寄信更加不便,通信延遲也是常有的事。“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兩鄉。”事實證明,這份建基于兩人革命理想的愛情,是嚴肅又認真的。聚少離多的二人能夠在烽火硝煙中互相守望,顯出難以撼動的決心:“我了解你是怎樣的在懷念著祖國、媽媽和我。我們彼此的心永遠是相通的,相連的……我將用最堅定的,鋼鐵一般的心情來等待你,等待你,永遠的等待你!”相識一周年那天,徐光耀給正在朝鮮慰問演出的申蕓寫信,信中說:“我們的感情建筑在黨性和真誠、嚴肅的基礎上……戀愛本身就包括了崇高和純潔,而我們是沒有損害過它的尊嚴的。”
申蕓在回信中寫了這樣一首詩:
當我們再見的時候
嚴冬已去,
暖風吹蕩著大地;
當我們再見的時候,
你的胸前掛滿了耀眼的勛章
…………
讀著申蕓的來信,徐光耀備受鼓舞。1952年,他主動申請在朝鮮戰場生活和戰斗了8個多月。1953年1月,懷著對見面的熱切期待,申蕓從朝鮮歸來。回到北京當天晚上,申蕓的臉凍得通紅。她顧不得疲倦,與徐光耀二人并肩走路去看天安門。在燈光照耀下,兩人感到“燦爛而又充滿幸福的安靜”。這時,徐光耀已和申蕓向組織申請結婚。兩人結婚時,全國正醞釀新一輪《婚姻法》宣傳貫徹熱潮,那是1953年2月。他們并沒有把感情化為脈脈溫情,而是強調要通過斗爭、批評來淬煉夫妻關系的成色,并約定共同成長,終身培養平等互助的強韌品格。“夫婦之間也必須有斗爭,有批評。一方不能形成一方的附庸,要真心健康的愛情。”
他們對戀愛的理解如此清醒,正如徐光耀在信中寫的,戀人之間不能互相縱容、放任,而是要“用最高的愛的方式,使二人更迅速更堅決地克服缺點和錯誤,更快地進步起來”。也正因此,徐光耀并未因為結婚就推遲兩人對進步的追求,在信中多次建議申蕓去中央戲劇學院學習。徐光耀于1953年外出調研時,也不忘勸勉愛人:“要做有用的人,就要在困難的時候拿出氣魄來,堅強起來,要提得起放得下才成,一如你在朝鮮戰場經常所做的那樣!”身處婚姻生活之中,申蕓“開始慢慢地理解了生活,理解了他,才更深地愛他”,在徐光耀離家外調時,她決心為了革命工作忍住思念之苦,“祝愿他勝利歸來”。
帶有濃厚革命同志色彩的戀人,想要維持理想而美好的婚姻,要面對的問題和挑戰實在不少。兩人能夠持續踐行戀愛期間的原則嗎?革命倫理能夠應對家庭生活中的糾葛和瑣碎嗎?徐光耀和申蕓以實際行動回答了這些問題。1953年夏天,徐光耀到雄縣下鄉,自此夫妻開始斷斷續續的異地生涯。1956年徐光耀掛職期滿,調到北京。1959年,徐光耀經農場勞動改造后,被分配到保定文聯,但兩人在保定沒有安家的住處,申蕓便住在河北省話劇團的單身宿舍。其間申蕓經常隨團外出演出,兩人也難以每日相依相伴。1971年,徐光耀被遣回雄縣,夫妻各自帶著兩個孩子異地而居。至1973年,徐光耀回城,一家人暫得團圓。20世紀80年代初,徐光耀擔任河北省文聯黨組主席,申蕓隨同丈夫來到石家莊,夫妻團聚。從相戀結婚,一直到年過半百終得相依相守,其間經歷了幾十年的聚散離合,在生活中淬煉出純粹的革命愛情。家既是愛的港灣,也是充滿“斗爭”、不容懈怠的場所。個人的成長在此交織,同時也不斷迎接外部挑戰,涵納時代變化。在小家的運轉與建設中,也展開屬于它的“內”與“外”的辯證法。
書信里的家庭賬
生活少不了柴米油鹽。要支撐一個家庭良好運轉,自然少不了經濟收入和對收入的認真分配。徐光耀日記中偶有記錄花銷,這一習慣也延續到和申蕓的通信之中。翻閱徐光耀日記和書信,常常可以看到清楚的記賬,包括收入來源、數目與支出內容,以及出借還款等。其中,有親友家人的慰問寄款,也有外出時購物的明細。他們生育子女后,也做了不少關于家里日常開銷的記錄。
新婚夫婦迎來新生活,但還沒意識到有一本“家庭賬”是需要他們好好籌謀的。兩人剛結婚時,徐光耀常常給申蕓買禮物,包括絲綢被面、襯衫、皮鞋等,“杭州出綢子,是此地特產,價錢也較便宜(六萬九千一塊),檀香扇子三把(共七萬),龍井茶(也是這兒特產)半斤,剪子一把(六千多)。”當時是1953年,徐光耀使用的是新中國第一套人民幣,也稱“舊幣”。這套人民幣從1元到5萬元共12種面值,那時人們的平均月收入大概在40萬元。到了上海,徐光耀還給申蕓精心挑選了皮鞋,“皮子是最好的,共用錢十三萬九千”。可見,這時兩人的經濟壓力較小,生活較為寬裕,對于喜歡的好物件常可以“嘗嘗滋味”。
書信中可以看到不少與生活密切相關的物品種類,以及國內市場物價的情況。1955年3月我國發行第二套人民幣,一元新幣約合一萬元舊幣。1956年,徐光耀在信里寫自己買了一件“栽絨綠背心,拉鎖的”,市價31元,這個價格相當于半個多月到一個月的平均工資。
1955年,隨著供給制的取消和工資制的開啟,徐光耀不得不在家庭開支上做仔細的計劃,“我們必須趁年輕還能作為的時候,把自己鍛煉得會把家過日子,不能總盲目的依靠組織過生活”,由此兩人開始有意識地規劃日常開銷。不過,在看到申蕓頗具理想化的開支計劃后,徐光耀又貼心地提醒道:“你每月74元,按你列的那篇開支賬,每月要余20元,怕是不大容易做到。”
從這本“家庭賬”里也看出徐光耀在子女養育方面的有趣變化。最初,徐光耀是很舍得給大女兒買漂亮衣服的,說小白白(長女)“應該穿寬大飄逸的裙子才對”,要把女兒“打扮得跟那洋娃娃似的”。到1958年,發覺小凝凝(二女兒)“衣服可真多,每天換三四套,一套一個樣子,沒有重的,很多衣服我都沒有見過,還很新的”,而這些衣服都是老大沒穿過的。申蕓常年在外工作,作為母親對子女的思念也常借由為子女購置新衣來傳達,自然,子女的衣服就容易買多。1963年,北京宣武塑料廠推出一款塑料涼鞋,色彩豐富又好清洗,一時非常流行。申蕓看到這種輕便漂亮的新款式,便想買給孩子穿,不過考慮到穿著上的舒適和安全,徐光耀“不同意給孩子們買塑料鞋,主要是燒腳。其次,穿這種鞋愛絆跤,穿上會磕了孩子們的門牙去;脫起來也費事”。
除去日常生活開銷,徐光耀還在書信中記錄了當時農村建房的賬目明細。1971年春,這個小家庭隨著徐光耀工作上的變動,又一次進入低谷期。徐光耀返回保定老家修建房屋,“城市里蓋房,平均每間500元。農村雖便宜,但咱沒有勞力,木、磚等料又比城市牌價貴得多”,有限的儲蓄和每日省不掉的必要支出,使得他不禁感慨“回家近一個月來,深深感到用錢、掙錢的艱辛”。
徐光耀基于自身的生活經驗,調適著家庭開支上的消費觀念。他透過家庭開支變化的現象,進一步捕捉到分配制度層面的原因,“就因為過去是供給制,生活、家庭,都無后顧之慮,就是手下一文不名,我也沒有什么可怕。現在呢?手下一萬二,然而五年之后,沒有辦法,可能一切破產。”工資制的實行與供給制的落幕,也通過個人心態的微妙變化,發揮著對家庭的影響。在不得不面對經濟壓力的情況下,徐光耀提出要按照需求的正當與否來判斷消費的必要性,“正當的費用,是應該的,不應緊縮(如吃飯保持一定的營養)。但一些可有可無,可用變通辦法對付得過的,便應節約。”為家庭算經濟賬,既是徐光耀的切實生活經驗,也構成作家徐光耀展開文藝創作的生活基礎。
對于一個家庭來說,工資分配與家庭開支,瑣碎又重要,徐光耀從對好東西的“嘗嘗滋味”,到精打細算,這種經濟觀念的轉變,外部原因是供給制轉向了工資制,內部原因則是家庭育兒需求與家庭收入的權衡。內外原因共同構成了這筆家庭的經濟賬。那個時代的人們就是這樣精打細算,在物資普遍匱乏的年代,支撐并經營好一家人的生計。書信中關于家庭生活的部分,除去生活開支事項,更多的是對家庭小事和孩子成長點滴的溫情記述。兩人這些包含開支條目與生活細節的書信,如同夫婦日常生活里豐富、詳盡又動人的念白,也給散居兩處的徐光耀與申蕓以莫大的慰藉。一筆筆開支實實在在地編織起那個年代里溫暖小家的方方面面,亦是徐光耀、申蕓用心生活的證明。
衣物里的時代變遷
對于國家來說,穿衣是基本的民生問題,也可反映一國人民的精神風貌。對于一個小家來說,這也常常是家人相互關心的落腳點。徐光耀與申蕓關于穿衣、買衣的生活經驗,不僅是個人審美的體現,也折射出國家與時代對服裝態度的變化。1955年春天,作家、時任《文藝學習》主編韋君宜在《中國青年》談“穿花衣服”的問題,鼓勵大家追求健康的美感,不要排斥“生活的美好和豐富”。當年6月,時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的張琴秋在《新觀察》雜志發文,提倡大家嘗試“多種顏色、多種樣式”的穿衣風格,由此發起一場服裝“美化”運動。
革命戰爭年代,大家多推崇樸素實用的著裝。徐光耀和申蕓從部隊里成長起來,也以穿軍裝、制服為多。不過,徐光耀對于穿衣的理解,也受服裝美化運動的影響,在節約之余也開始兼顧服飾的美觀。
服裝問題不便太保守了,在生活中做個先鋒者,也未曾不可,何必總是跟在人家后面學呢?近日來,報上對這個問題注意很多,足見國家在提倡這個。……我決心這次回京之后,要好好兒買兩件夏季的衣服了。……你應早點為我留心些衣服料子及樣子。(1956年3月13日)
他還在信中和申蕓提起北京的國營服裝展,建議申蕓去看看。徐光耀比較尊重申蕓在衣服上的審美和想法,不會過多干涉申蕓買衣服的自由,但也不乏觀點上的直抒己見。比如,他在幾封信中這么談到自己對衣服顏色和式樣的偏好:
如果你愿意采納我的意見的話,我以為淺嫩一些,明快大方一些最好。你所買的衣中,“布拉吉”的色調最投我的心,而那件大紫裙子,我是想也不愿去想它。就讓它們做我的喜惡的代表吧。(1956年3月20日)
20世紀50年代末,國家棉花產量大幅下降,以棉麻毛絲為紡織原料的紡織業遭遇困難,客觀上造成衣服緊缺的狀況。從書信中看,徐光耀對申蕓交代自己如何打點孩子的衣服,安排得細致又清楚,“計算了一下,她過冬的衣服尚缺的是:棉褲一件,棉衣外的軍褲兩件,軍衣一件,大衣一件,棉帽、棉鞋各一。另,襯褲兩件。當日,我領她出去,先買了一條棉毛襯褲,回來一試,可以穿,預備以后再買一件。最糟的是毛褲,我領著她轉遍了前門處,找到兩家機織毛衣的,貴賤不說,卻都是要等兩個月才能交活”(1958年9月8日),側面也可見當時市場上衣物的緊缺程度。
徐光耀在穿衣方面總體上較為樸素、節儉,也會不時地在書信里表達有關穿衣、買衣的想法。比如,關于購置新衣物,徐光耀在1959年的書信中建議,“‘五一’節的服裝,我以為要照顧到平日也能穿為宜,如只能節日穿穿,實在太不合節約原則。……以后,不要買光能壓箱底的衣服了。”1964年,徐光耀下鄉“看到老百姓的苦況,實在感觸很多”,“至今老百姓還有許多兩三個人一條被子的;沒有衣服穿的;閨女要穿爸爸的鞋才能出門的……”,提議“我們還是應該更節儉些”,不能與人民的生活相去太遠。
1972年10月,徐光耀為孩子們預備、收拾秋冬御寒的衣服,“兩個孩子的絨褲都根本不行了。……昨日,我給冬冬買一件厚絨褲(四元多,6.5尺布票)……這孩子長久拾別人破爛,得一件新衣服便高興得什么似的。”這種情況不免令人心疼,至于“棉衣,正預備去拆洗重做。大體上先每人一件。棉褲,問題不大,可能短一點,接一接也就解決了。我還從段崗弄來一斤棉花,是為補短的”。因為襖面不夠,徐光耀只能先安排好孩子們的衣物,自己的棉襖也來不及做。
即便是舊衣服,徐光耀也不會隨意處置,而是揀選合適的送給老家來的朋友。這種親友之間的舊衣分享,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中國人的集體生活記憶。雖然穿“舊衣裳”與物資緊俏、生活拮據分不開關系,但這種對衣服的珍惜和物盡其用,也是我們現在常常回憶起來的溫暖體驗,這也體現出徐光耀作為革命作家的人民立場。
1983年布票停用,1985年輕工業部辦了服裝展銷會,徐光耀在會上自己做主給申蕓挑了一件羽絨服,這是書信中最后一次提到衣服,至此,距離兩人1950年初相識時,建議對方買一件毛衣御寒,已經過去了30多年。這30多年間,社會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夫妻之間的感情仍如此簡單又飽滿地凝結在一件御寒的衣物之中。
徐光耀的書信如同他的日記,內容豐富,情感真誠。僅出版和整理出來的日記、書信就達數百萬字,這些文字正是革命作家作品之花綻放的肥沃土壤,也飽滿地呈現出革命作家的情感能量與生活世界。不管是青春年代浪漫的告白,朋友家人日常的關照往來,文藝創作生涯中的燦爛時刻,還是照料子女的煩瑣與疲累,事業低谷的煎熬,都在漫長的歲月中,被一一裹入歲月的年輪里。在這些泛黃的信箋里,分明是兩顆真摯與純潔的心,在漫漫長路上并肩前行。
(作者:劉玉靜,系河北省社科院文學所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