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陳解元:《某人日記》的作者之謎
長夏酷熱,無以消遣,翻看案頭《王秉恩日記》整理本,不由讓我想起此前緩慢在線翻看電子全文數據的煎熬。之所以會看《王秉恩日記》,緣于偶然從寧波天一閣博物院公布的古籍全文數據庫里看到一部晚清浙江人的日記稿本。這部《日記》稿五百多頁,體量不小,但記述的內容頗為簡略,像一個晚清“打工人”的工作流水賬,作者本人顯然不是什么名家,否則,也不會被后人草率定名為《某人日記》,有點直白,有點沒文化,還有點尷尬。
《某人日記》一共三冊,寫在朱絲欄稿紙上,字跡相當的潦草,從時間看,開始于光緒二十年(1894)甲午元旦,止于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除夕,前后七年光景。幾乎每天都記,多則三四行,少則僅一行幾個字,偶爾也有事忙失記的。基本上都用黑筆,偶有例外,如光緒二十年(1894)八月初六日起入廣東秋闈,改用朱筆寫,至九月初十日結束。同月十一日至十四日未記,原稿空了五行,始終沒有補寫,一百多年過去了,依然留白。第一本《日記》的首頁朱絲闌外,蓋了“朱鼎煦印”白文鳥蟲篆小方印,知是寧波藏書家朱贊卿(1881—1967)別宥齋的舊藏。別宥齋藏書,是1979年由朱氏后人捐存天一閣的。稿本里偶爾可見極小的浮簽,有白紙,有紅紙,上面用蠅頭小楷做了點批注,很可能就出自朱老先生之手。

《某人日記》稿本 寧波天一閣博物院藏
與王秉恩“時空伴隨”
要確定《某人日記》的作者,首先要知道作者的姓名、字號、籍貫、生日等。從《日記》光緒二十年(1894)三月十二日“張祥熊自紹來,寄來建兒稟,并鞋,又陳少堂贈扇”,可以看出“某人”的老家應該是浙江紹興。晚清碑學名家、紹興人陶濬宣此時就在廣東活動,但《日記》書法完全不像陶氏,且這本日記一開始光緒二十年(1894)正月初三日中提到“城南賀年(書局),與心云談片刻”,心云就是陶濬宣(1846—1912)的字號。陶氏雖有日記手稿留存,卻主要集中在同治到光緒初年,并沒有光緒二十年之后的內容,可見作者另有其人。而《王秉恩日記》光緒二十年這段基本保存完整,如不出意外,同時在廣州做官的王氏與《某人日記》的作者必然會有不少交集。
果然,對讀兩家日記,確實能看到他們有很多次的“時空伴隨”。如《王秉恩日記》二月二十二日有“光孝寺吊劉嘉樹太守”一句,《某人日記》同一天記“光孝寺吊劉嘉樹外艱”。一方面,《某人日記》所述,補充了《王秉恩日記》記載的疏略,他們去光孝寺吊唁的原因,是劉名譽的父親去世,而非劉名譽本人。另一方面,他們很有可能在光孝寺碰過頭,只是彼此日記中都沒有留下記錄。類似見面場景,還有很多,同年二月二十五日,《某人日記》有“督署衙參,又上福字稟賀”,與《王秉恩日記》所說的“督憲堂期,見”應該是同一件事。到了三月初一,適逢廣州有日食,王秉恩記“巳日食,時正陰雨,室中須明燈,雨雹”,《某人日記》則說當天“日食,正食時大雨”。兩天后的三月初四日,因“將軍弟繼仲山部郎誦經光孝寺”,王秉恩前“往行禮”,《某人日記》同一天也“至光孝寺吊將軍喪弟”。三月十五日,王秉恩記“姚世兄之母染時疫遽卒,吊之”,次日“往姚寓送斂”,《某人日記》十五日同樣記“姚麟如母故,往看”,次日“姚麟如處行禮”。四月二十一日王秉恩去“藩署賀太太生”,《某人日記》亦記“藩署祝壽”。五月十五日,李芷香母七十壽,王秉恩“往賀”,《某人日記》有“拜李子香太夫人壽”之說。六月十三日王秉恩“吊陳東之太夫人”,《某人日記》只說“吊陳東之”,實際上是陳東之母去世了,并非陳氏。至于六月二十二日兩人分別有“吊李芷香”“吊李子香”之說,但不知是李芷香去世,還是他的母親?直到七月十一日《某人日記》說“湖南義莊送李芷香母夫人殯”,才確定之前是李母去世。
王秉恩和“某人”都和晚清著名學者朱一新(1846-1894,號蓉生)往來頗多,朱氏是浙江義烏人,著有《無邪堂答問》,當時正擔任廣雅書院的山長。據兩家日記所載,光緒二十年(1894)正月初三日王秉恩曾“赴廣雅書院,與蓉生先生談”,五天之后的正月初十日“某人”也“赴廣雅書局,與蓉生院長談半時”。到了二月十五日下午,王秉恩又應朱氏之邀前往廣雅書院。二月廿九日,“某人”又“至廣雅書院,晤蓉生侍御”。直至同年七月初二日,王秉恩在王子展處聽聞朱一新病重,“為之不快”,酒席剛散,便傳來“蓉生已于酉時歿于院”的消息,以至于他徹夜不能寐。第二天一早,趕去廣雅書院“哭蓉生”。“某人”同樣得到這個消息,在七月初三日《日記》中說“朱蓉生日昨歸道山也,擬往送殮。西門過陳師庭,知明日殮,折回”,次日“又至廣雅書局,送朱山長殮帖”。其實,初四日王秉恩也到廣雅書院來給朱一新送殮。一個月后,到了八月初三日,王秉恩到書院“奠容生”,某人亦“至廣雅書院朱侍御靈前行禮”。
一般說來,在同一天、同一地點、為了同一件事,兩人碰面的可能性極大,從上文梳理半年時間多里,王秉恩與“某人”屢次出現“時空伴隨”的情況,結果雙方竟然沒有提到對方,真是咄咄怪事!
《粟香室日記》揭曉作者謎底
在《王秉恩日記》和《某人日記》沒有看到彼此的身影,是否說明兩人雖然相識,卻并無深交呢?也許有這種可能。可惜,《某人日記》中涉及的徐琪(花農)、吳大澂(清帥)、張之洞(香帥)等,這段時間沒有日記留存。蔡元培(鶴卿)雖有日記殘存,但他人在京師,彼此書信往來,很難進行精確匹配。如何破解《某人日記》作者之謎,在逐一排除若干家之后,我們最終鎖定了王秉恩之外的另一個人選——金武祥(1841-1924,字溎生)。
光緒二十年(1894)三月,金武祥在結束丁憂一年后,重新起復,到廣東任職于清鹺局。上海圖書館藏有金氏《粟香室日記》稿本,現存清同治元年至民國八年(1862—1919)近六十年,完整保存了光緒二十年至二十六年間的日記。而且,在《某人日記》中,金氏的名字曾不止一次出現。如光緒二十年(1894)三月十三日,“某人”就提到“金溎生、倪孟侯回省,皆來,未晤”,我們查閱《粟香室日記》同年三月十一日,金氏抵達廣州,借住電報局,十三日移居城內:
午刻,搬寓城內大市街甜水巷口,計屋十一間,每月租銀七兩六錢。志山送菜,遂邀榮生、叔明、擷文小酌。晚警。
金武祥并沒有說搬完家去拜訪朋友的事,那《某人日記》的作者會不會是志山、榮生、叔明、擷文四人中的某一位呢?我們一時無法確認。只能繼續往后看,《某人日記》光緒二十一年(1895)四月十七日有“至溎生處、鏡湖處談”,結果金武祥在當天日記中只提到,廣西候補知府、浙江烏程人嚴震來拜訪他,這與“某人”是紹興籍不合,因此可以肯定嚴震斷非《某人日記》的作者。
當看到五月十三日《某人日記》再次提到“雨,溎生移居作鄰,往談”之際,我們預感答案即將揭曉。結果出乎意料,粗翻《粟香室日記》同一天的記錄,既沒有提及“某人”來談,也沒說金武祥搬家,怎不令人灰心呀!可至此仍不死心,于是繼續往后翻看,竟在《粟香室日記》下個月的十三日找到武氏搬家的記錄,這才恍然大悟:光緒二十一年(1895)是個閏年,金武祥搬家在閏五月十三日:
移寓寶慶街德源里,與陳孝蘭、張志山、漢山昆仲對門。每月房租九元,挑夫五十七名銀二兩五錢。午后,雨時作時止,下午大雨滂沱,入夜不止。幸行李已于未刻搬竣,陳、張均送菜。幫忙者叔明、申之。

金武祥《粟香室日記》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
據金氏所述,他的新居位于陳孝蘭和張志山、張漢山兄弟寓所的對門,與“某人”所說移居作鄰相呼應。那么,可以確定《某人日記》的作者當時在廣州的住址,位于廣州西關的寶慶街德源里。至于“某人”是姓陳,還是姓張呢?一開始覺得,很有可能是張志山,畢竟光緒二十年(1894)三月十三日金武祥移居時,張志山就已經給他送過菜。不過,金氏明言張志山與張漢山兩兄弟一起住,而《某人日記》中從未提及有個弟弟和他同住,據此,我們反而要排除表面上可能性更高的張志山,轉而查考陳孝蘭的資料。
于是,再回過頭來看《粟香室日記》,光緒二十一年(1895)五月廿六日記“早,孝蘭來”,且沒有提到張志山、漢山兄弟中的任何一人,這與《某人日記》同一天記“至溎生處”合若符節。至此,《某人日記》作者的謎底終于揭曉——“某人”就是陳孝蘭。
他曾招待過蔡元培
由于從廣東到浙江或京師,晚清書信郵遞的時間并不固定,盡管《某人日記》中屢次提到給蔡元培(1868-1940,字鶴卿)寫信,卻很難從眾多的書信往來者中篩選出“某人”就是陳孝蘭。不過,如今既已確認其人身份。回頭看去,一切自然也就迎刃而解。

蔡元培
前文一開始就說過,《某人日記》的作者為浙江紹興籍,陳孝蘭就是紹興人,蔡元培是他的同鄉后輩。現存的《蔡元培日記》有光緒二十年(1894)六月初一日開始,一直延續到1940年二月,其中不無缺失。在清末這一段日記中,蔡元培將陳孝蘭稱為“陳孝翁”,如光緒二十年(1894)七月二十九日蔡氏記“得廣東陳孝翁書”,過了幾天,八月三日他寫回信,便有了“致陳孝翁書”的記錄。光緒二十五年(1899)七月二十一日,蔡元培為周晴嵐(鑒)的事,還給廣東的陳孝蘭寫信,足見兩人長期保持著聯系。蔡元培與陳孝蘭兩人的交往中,讓蔡氏印象較為深刻的一次,在光緒十九年(1893)七月。當時二十七歲的蔡元培剛于前一年考中進士,南下游覽,到廣東拜訪浙江同鄉陶濬宣、朱一新、徐琪等,陳孝蘭留他住在廣州的清鹺總局。此事蔡元培一直銘記于心,晚年作《自寫年譜》對此仍念念不忘:
四月十八日出游,由寧波至上海,又乘長江船往南京、鎮江、揚州及靖江縣,七月到廣州,寓清鹺總局,陳孝蘭先生陔所招待也。陶心云先生(濬宣)適在廣雅書局,常取廖季平氏之新說,作“子所雅言”至“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等制藝數篇,我亦戲取是年廣東鄉試題《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作一篇,陶先生自作一評,并為征求朱蓉生山長、徐花農學使、吳夢蜚孝廉等各綴一評而印行之,題為《蔡太史擬墨》,其意至可感也。陶先生為言,廖季平氏在廣雅時,常言諸經古文本出周公,今文本出孔子,孔子所記古制,皆托詞,非實錄,例如禹時代,洪水初平,揚州定是荒地,禹貢乃言貢絲,自是孔子照自身所處時代寫之耳。其他新說,類此甚多。然廖氏除印行關于今古文之證明外,最新之說并不著之書。南海康長素氏(祖貽)聞其說而好之,作《新學偽經考》,時人多非笑之,惟石茂才稱許康氏,說此人不凡云云。我于是得廖、康二氏已印行的著作,置行篋中。

《某人日記》光緒二十一年五月
高平叔《蔡元培年譜長編》第一卷系事,便出自《自寫年譜》。蔡元培所作《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一文,已收入《蔡元培全集·蔡元培闈墨輯存》。從《某人日記》看,陳孝蘭從光緒二十年(1894)開始,一直保持與蔡元培的書信往來,如這年五月初四日曾寄“蔡鶴卿函”。他在自己能力范圍內,還曾周濟過蔡氏,如光緒二十一年(1895)五月初九日記“日前又致蔡鶴卿函,送銀十六兩”,便是很好的證明。以上這些點滴,似可作為《蔡元培年譜長編》的細節補充。

黃安綬編《國朝兩浙科名錄》
陳解元也是個“打工人”
陳孝蘭大名陳陔,與晚清金石學家陳介祺(1813-1884)的孫子陳陔(孝笙)同名。由于陳孝笙與毛公鼎的關系,山東濰縣的陳陔自然要比浙江紹興的陳陔有名,前文雖已解開“某人”就是陳陔之謎,但行文依然用“陳孝蘭”,以區別于山東的陳陔。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么稱陳孝蘭為“陳解元”?眾所周知,解元是中國古代科舉考試制度中對鄉試第一名的專門稱呼,一輩子籍籍無名、半生沉淪下潦的小吏陳孝蘭,居然中過解元,乍聽起來,簡直讓人難以置信。然而,歷史事實不容抹煞,陳孝蘭確曾在鄉試中一鳴驚人,或許那是他一生中最高光的時刻。翻閱清人黃安綬編的《國朝兩浙科名錄》,山陰陳陔之名,赫然居于光緒十一年(1885)乙酉科浙江鄉試榜單之首。
浙江省圖書館藏有《紹興陳孝蘭解元陔旅粵日記》稿本一冊,這個名字應該是后人所擬定,這本日記所載之事,始于清光緒十年(1884)八月,終于十一年(1885)五月。彼時陳孝蘭還沒參加乙酉科鄉試,他還只是一名老秀才,嚴格意義上說,還不能稱他“陳孝蘭解元”。反而是天一閣博物院藏的這三冊《某人日記》,倒是名副其實的《紹興陳孝蘭解元陔旅粵日記》,簡單些省稱為《旅粵日記》,不知天一閣博物院覺得這個定名如何?或許還有更恰當的名字,但繼續使用《某人日記》,有點不太合適!

《紹興陳孝蘭解元陔旅粵日記》稿本 浙江省圖書館藏
光緒十一年(1885)秋,陳孝蘭從廣東趕回浙江,到杭州參加浙江鄉試,竟然中了第一名解元。從《國朝兩浙科名錄》看,同榜第二名是晚清大儒俞曲園的孫子、俞平伯之父俞陛云(1868-1950)。紹興同鄉汪瑔(1828-1891)在《旅譚》卷四中提到,陳氏中解元后的心境:
山陰陳孝蘭茂才(陔)博學工文,薄游嶺南,意不自得。光緒甲申,和余《寒雨感懷》詩云:“飄忽韶光去若煙,東風無力放紅棉。病軀宜守庚申夜,禊事常懷癸丑年。塵境何方安草閣,俊游久不到花田。清明應有思家感,不覺星星入鬢邊。”其侘傺可以想見。明年歸里,舉鄉試第一。以書抵余云,雖幸得一舉,而與哲嗣齊年,良深遲暮之感。蓋年已四十矣。孝蘭駢體文以才氣行之,不規規于夗黃鸝白,其合作可以上攀二稚(胡稚威、洪稚存),惜舊稿散佚,今所存無幾耳。
其實,中舉這一年,陳陔已經四十四歲,俞陛云年僅十八歲。次年春天,二人都進京參加了會試,結果同樣讓人意想不到。亞元俞陛云中了一甲第三名,而今我們去參觀蘇州馬醫科巷曲園,未進大門就能看見,門內掛了一塊“探花及第”的大匾,就是俞陛云那段榮光的證明。去年在杭州得了第一名的陳孝蘭,竟然名落孫山。

陳陔《光緒十一年鄉試朱卷》
中舉之后的陳孝蘭,按照慣例,刻了一本《鄉試朱卷》分送親友。時至今日,他的生平事跡,早已湮沒在歷史塵埃之中,若非藉由這薄薄的《朱卷》以及這幾冊沉埋百年的《日記》手稿,我們將很難了解“某人”的家世。據《朱卷》所載,陳陔原名爾臬,字孝蘭,號感循。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世居郡城內倉橋街。遷倉橋始祖名陳衍,陳孝蘭的祖父名叫陳文鰲、父親名叫陳維藩。他本人生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壬寅四月二十六日,《王秉恩日記》光緒二十年(1894)四月三十日提到“同人為孝蘭、心嘉補祝、預祝,心嘉系端午生”,這是王氏日記中本年唯一一次出現陳孝蘭的名字,預祝是為生于五月初五的莊心嘉,補祝自然指向生日已過去四天的陳孝蘭。據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補遺卷十一,陳孝蘭曾“師事王心柏,受古文法,稱高第弟子”。他與金武祥堪稱世交,金父金應澍的《澹庵自娛草》附錄陳氏壽詩八首、壽序一篇,金氏本人的《粟香三筆》也請陳孝蘭撰序,時在光緒十年(1884)甲申東坡生日。
陳孝蘭原配徐氏,系徐元澍長女。繼娶陶氏,系陶復本之女、陶念祖胞妹。陶家也在廣東當官,《日記》中不時出現作者去陶家看望岳母的記錄。又有“拜呂外姑”之說,可能續娶的陶氏夫人后來也去世了,陳氏再娶呂氏。因陳孝蘭的長子陳璟出嗣,據《日記》光緒二十年(1894)十一月十三日丑刻,他的夫人(或許是呂氏)給陳孝蘭生了一個女兒,由于不是兒子,五十三歲的陳氏不免“為之悵悵”,很可能此時他依然沒有兒子。其長女幼殤,次女嫁給了江西浮梁縣的嚴繩祖。十天之后,十一月廿三日《日記》提到“得程函,知嚴婿病故,不料二女亦復命苦。生我者皆苦命,我生者亦復如是”,知嚴繩祖卒于本年,二女兒也成了寡婦。陳孝蘭的家庭,確有遺憾,并不美滿。
同光之間,陳孝蘭一度前往四川,擔任幕僚。據楊洪升《繆荃孫年譜長編》記載,早在光緒元年(1875)正月,金武祥的表弟繆荃孫(1844-1919)就“在川督署幕府,與同事陳陔(字孝蘭)訂交”。此后,陳孝蘭轉到廣東,謹慎小心,或捐納,或保舉,終于當上了小官。從《日記》看,他可能署理過清鹺局坐辦、廣州通判,與此同時,還要幫督撫處理文案工作。光緒二十一年(1895)四月廿七日,陳孝蘭記“偕文案諸公見新帥,奉諭總理文案,從此多忙少暇矣”。陳氏口中的“新帥”,應該是剛剛走馬上任的兩廣總督譚鐘麟(1822—1905)。譚氏前任李瀚章,《日記》中稱為“李帥”。除了忙著到將軍、督、撫、藩臺、臬臺、學署、糧道、運臺等各署衙參、稟見,還要完成收呈、收電、啟稿等公事外,每逢初一、十五、節日去圣廟、武廟、文昌宮、天后廟、火神廟等處去行香、陪祭,萬壽宮隨班朝賀,龍王廟求雨,東匯關祭關,并襄校廣雅、越華、粵秀、端溪、羊城等書院月課卷,改詩賦、八股文,另外還有婚喪喜事的慶吊往來。《日記》對清末底層小官吏的日常記錄甚為簡要,可以看出五十多歲陳孝蘭,真是個忙得馬不停蹄的“打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