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大善與行小惠
登八達嶺長城,腳下磚石歷經風雨侵蝕、億萬人步履踩踏,已然斑駁坑洼。我用手指輕撫磚面——也許工匠也想不到他們親手燒制的城磚,能供后人登臨遙想。歲月流轉,筑城者的汗水與尸骨早已融入泥土,他們姓甚名誰,湮沒塵煙。
游頤和園,昆明湖水澄澈,倒映藍天白云,佛香閣鎏金寶頂依舊耀目,讓人恍然窺見晚清王朝的最后余暉。光緒年間為那場慶壽大禮,挪用海軍衙門經費,只為修建一座供太后享樂的御苑,至今壓得人透不過氣。這筆經費能繪出兩張走向迥異的歷史圖紙:一紙繪出海防圖景,圖強新生;一紙勾勒樓閣飛檐,討太后歡喜。
長城到頤和園相距百余里,兩處遺址,各自寫下兩個王朝統治者在歷史岔路口上的選擇:或于苦難中埋下利澤后世的根基,或在浮華享樂間錯失自救的轉機。城與園遙遙相望,正所謂“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
一
秦始皇與隋煬帝,千百年間,話本戲曲將二人釘在暴君的恥辱柱上。
嬴政焚書坑儒、大興徭役,長城之下白骨堆積,無數百姓戍邊赴死。生于秦代的民眾,無從感知大一統的歷史遠景,卻真切承受著無休止的征役、嚴苛的律法、骨肉的離散。民眾對苛政的切膚之痛,與帝王胸中囊括九州的格局,劇烈沖突,終令大秦江山傾覆。
然而,剝去亂世鐵血外衣、拋開君主偏執性情,秦始皇留給后世的是什么?春秋戰國數百年諸侯割據,爭端無休。及至嬴政橫掃六合,終結了王公世族的割據:書同文,為華夏筑牢統一的文化脈絡;車同軌、廣修馳道,暢通地域之間的阻隔;廢分封、立郡縣,改“家天下”為“官僚治國”,所謂“百代皆行秦政法”,可見秦制影響之深。史學家黃仁宇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中曾論,拋開嬴政個人功過性情,公元前221年完成大一統,用他的話說,此后“以統一為常情,分裂為變態”。
隋煬帝亦不遑多讓。撥開時空的重重濃霧,他擁有一種遠超所處時代的視界——京杭大運河串起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暢通南北水運,將江南富庶物資源源北運,不僅平衡了南北經濟格局,也鞏固了北方邊防。史學家測算,隋大業元年至大業八年,煬帝接連啟動22項大型工程,累計征調役工3012萬人次,彼時全國總人口僅4600萬。冰冷數字的背后,是一代人以血肉脊背扛起的一條川流不息的千年水道。隋唐史學者胡戟先生曾指出,在從門閥貴族政治向科舉官僚政治轉型的過程中,隋煬帝與武則天在政治改革上走得最遠,但二人在歷史上蒙受的污名也最深。隋煬帝行科舉取士,更打破豪門世家的權力壟斷,寒門子弟可憑學識躋身朝堂,此后千年官吏選拔體系由此建立,是為“利在千秋”。
雄主的宏圖,著眼于未來的遠景,卻置朝廷當下的安穩于不顧,結果二世而亡。根源清晰可尋:幾代人的變革重任,本需數十年慢慢消化,卻壓縮在十余年間盡數推行,變革步伐過猛,施政手段過于剛厲。猛藥雖能根治國家沉疴,卻無暇安撫當下各階層,損傷了王朝元氣,是為“弊在當代”。秦皇、煬帝是歷史苦難的責任者,民眾的怨懟,伴隨其身前身后。
二
若說秦隋因大改、行事剛猛而二世傾覆,那么王莽新朝與晚清,則呈現了另一種失敗路徑。王莽篡位前善于經營人心,體恤蒼生,四處賑災濟貧;身居高位而勤儉自持,禮遇寒門賢士,朝堂之上謙卑恭謹,是當世公認的道德完人。及其當政,卻脫離真實社會生產力,食古不化,復古周禮,朝令夕改,頻繁更迭幣制、官制、田制,農商百業徹底失序。史學家范文瀾在《中國通史》中評其幣制改革,認為此舉是在大混亂之上再添混亂,農商失業,交易廢滯。先前那些脈脈溫情的小惠,最終未能阻止國家治理的徹底崩塌。
晚清政權,則將舍大德、逐小惠的短視與懦弱展現到極致。閉關鎖國日久,制度僵化,列強堅船利炮轟開國門,亡國危局近在眼前。彼時真正能救亡圖存的大善,是徹底革新體制,可晚清統治者死守皇權與貴族私利,始終不愿觸碰制度根本。洋務運動只仿制器物,戊戌變法中途夭折,預備立憲虛偽敷衍,所有變革淺嘗輒止。統治者以治標不治本的方式,裱糊著王朝的潰爛。王莽失之于政令過繁、方向混亂,晚清失之于畏首畏尾、變革不徹底。路徑雖異,其“逐小惠而失大德”則一也。
藏于史書更深處的爭訟,不在于歷史本身,而在于世人評判歷史的尺度。世俗對于善惡的評價,往往輕率地以一事定終身:對一生作惡者,因其一念之善便予寬宥;對一生持守者,因其一事之失便加苛責。于是秦始皇一統九州、奠定國家根基的功績,抵不過“焚書坑儒”四字刻板標簽;隋煬帝開鑿運河、開創科舉的世祉利好,掩不住時人對其勞民傷財的斥責。
更吊詭的是,世人常從“一事定毀譽”的一端,跳到另一極端:人為剪裁歷史人物,以塑造完美。孔子困于陳蔡,饑寒交迫、前路迷茫;諸葛亮連年北伐,暮年有心無力、壯志難酬。后人卻剝離他們身上凡人都應有的困頓與缺憾,將其供奉于神壇,反倒失去了對真實人性的理解。
三
千年前諸葛亮治理蜀地,有人勸他多赦免罪人、廣施小恩以收攏民心,諸葛亮斷然回絕,留下傳世箴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僅僅九字,道盡行善、治國的辯證要義。
北宋張詠主政蜀地,一名署吏偷盜府庫數百銅錢,張詠判其死刑。旁人勸阻:區區數百文,罪不至此。張詠答道:“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真正仁政,不在于廣施小恩博取虛名,而在于樹立規矩、嚴明法度。
明代海瑞以一紙《治安疏》諫言君主“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以畢生仕途作賭注,只求推行利國利民的長久變革。就任應天巡撫期間,強力打壓地方豪強,勒令世家歸還侵占百姓的田地。此舉雖招致士大夫群體攻訐,卻護住了底層百姓賴以生存的土地。
世人常喻兩種善舉:行大善如同栽樹,深植厚土,耐住漫長孤寂。前期少見枝繁葉茂,無人得享綠蔭,歷經數十載方能長成參天巨木,蔭蔽后人。行小惠恰似養花,一朝澆水施肥,不日繁花盛放,即刻收獲路人贊嘆。可狂風驟雨襲來,繁花轉瞬凋零,毫無抵御風雨的根基。人性偏愛即刻可見的絢爛、唾手可得的溫暖,鮮有人愿意承擔種樹辛勞、等候經年生長。
四
黑格爾曾言:一個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我們總要擁有一批仰望星空、著眼百世之人,方能擁有不斷前行的希望。其中有些人選擇大善,總難獲得同代人的理解和包容,甚或背負千載罵名,在史書里被涂鴉,但他們在歷史的負重中,共同構筑起民族堅韌的脊梁。
然而,我們也須直面另一層追問。恩格斯在闡釋黑格爾時曾言:“在黑格爾那里,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借以表現出來的形式。”以萬千血肉作燃料、以一代生民苦難為代價換來的時代前進,究竟算不算真正的進步?若只銘記秦皇一統山河的功業,卻抹去長城之下累累白骨;只稱頌運河奔流萬世的福澤,卻無視當年纖夫彎腰跋涉的呻吟——即便以后世的“大德”為名,也不能抹殺前人承受的無盡苦痛。
長城腳下,我曾偶遇一位守山老農。閑談間問及他對這道城墻的看法,老人磕了磕煙袋桿,緩緩開口:“我祖輩有人修這城墻,活活累死。我自小在墻根下長大,它擋過戰亂,也遮過風雨。”
這便是尋常百姓面對大善最樸素的心境:不否認功業,亦不遺忘血淚。
時間不會替世人作出選擇,只把所有選擇的結局靜靜留在原地。長城磚縫仍嵌著千年前的泥沙,昆明湖底仍沉睡著當年彩船的禮炮浮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