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獎訪談 | 蒲隆:像一個老兵胸前被掛了一枚“紅色英勇勛章”
7月15日,第九屆魯迅文學獎揭曉。中篇小說、短篇小說、報告文學、詩歌、散文雜文、文學理論評論、文學翻譯七個門類35部作品獲此殊榮。中國作家網第一時間采訪了獲獎者,深入作家創作腹地,從生命經驗到現實關懷,從個體悲歡到“國之大者”,聽他們講述獲獎作品背后的故事與思考。即日起,中國作家網將陸續推出系列訪談文章,敬請關注!
——編者
蒲隆:像一個老兵胸前被掛了一枚“紅色英勇勛章”
——訪第九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翻譯獎獲得者蒲隆

“從來不朽之筆,須傳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傳,文以人傳——究竟誰靠誰傳,漸漸的不甚了然起來……”在《約翰生傳》(全譯本)的譯者序開篇,蒲隆先生引用了魯迅先生名作《阿Q正傳》第一章“序”中的這段話,認為它用到《約翰生傳》上“再貼切不過了”。蒲隆先生形容自己的譯后感是“被鮑斯威爾引領著參觀了一座規模宏大、內容豐富、布局完善的現代化的約翰生紀念館”。而他用了十年時間,在臨近耄耋之年完成這部著作的全譯本翻譯,并在兩萬余字的譯者序中,細致精到地評介了約翰生這位“無與倫比的天才之人”的生平成就,以及被稱為“傳記作家中的莎士比亞”的鮑斯威爾的這部巨著,使得中國讀者得以進入這座“紀念館”,領略不朽之人和不朽之筆的風采。
蒲隆,本名李登科,筆名取自“李子”的英文“plum”的諧音,與姓相對。今年八十五歲的蒲隆先生是第九屆魯迅文學獎年齡最長的獲獎者。日前,記者電話采訪了蒲隆先生。他說,獲獎是對十年工作的回報,也很幸運——做翻譯的不止一個,“我只是有時間也愿意費勁做這項工作,并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把事情做好”。和少年時興趣廣泛的朋友相比,自己似乎活得不夠瀟灑,消遣只有看書,反而能夠專注地做成一件事。他對字詞譯法、翻譯風格、注釋、語法以及閱讀對培養語感的作用都有自己的見解,這些都是在扎實學習和豐富實踐的基礎之上得出的。學英文、教書、做翻譯……談及每一段經歷,蒲隆先生說得最多的就是:“我做事還算認真。”
中國作家網:首先祝賀您以《約翰生傳》斬獲第九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翻譯獎,您是本屆年齡最大的獲獎者,魯獎對于您的翻譯生涯意味著什么,您有何獲獎感受?
蒲隆:說到獲獎感受,我打個比喻吧,就像一個老兵胸前被掛了一枚“紅色英勇勛章”(美國小說家斯蒂芬·克萊恩的小說名——編者注)一樣。我已經到這個年齡了,而且有難以治愈的病,得了這個獎,總覺得可以含笑于九泉了吧。
從內心來說,這本譯著很有分量,字數多,部頭大,責編以及出版社在排版印制各方面都做得很精心。我自己在翻譯上也下了很多功夫。最初的譯稿在我老伴謄抄好之后,我反反復復過了三遍;后來校樣也往返校對了好幾次,這本書才最終付印。
填推薦表的時候,責編顧真和我聯系,我知道這個事,但心里對于得獎還沒有抱多大的希望。雖然不能說翻譯這部作品人人都能干,但能做翻譯的也不止我一個。我退休了,有時間也愿意費勁做這項工作,并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把事情做好。這次獲獎,一方面感到是對自己辛勞工作的回報,另一方面也還是感到非常幸運。

《約翰生傳》,[英] 詹姆斯·鮑斯威爾 著,蒲隆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3年出版
中國作家網:您中學學俄語、大學攻讀英語,求學于西北師大、山東大學,任教于蘭州大學,能否聊聊您的求學經歷和最初接觸外國文學譯本、走上文學翻譯道路的機緣?
蒲隆:我從上初中就開始學俄語,中學學了6年;高考的時候,雖然報的是英語專業,但考的還是俄語。我們是西北師大頭一屆英語專業,相對冷門,錄取比較容易。在大學,我的英語是從ABC上學起,就是這么一種狀態。
當時我的同學有的在初高中就學過英語,因此我們到了師大以后,學過和沒學過的分為甲乙兩班,我在乙班。后來兩班合起來上課時,甲班那個老師把我叫起來,提的幾個問題我全都答上了,他感到奇怪。我在大學學習真的很努力,畢業的時候我是第一名。
1963年大學畢業后和到山東大學讀研究生中間,我有15年的時間在中學教書。這15年對我來說,在英語業務上并沒有提高,但我這個人干任何事情還算認真,加上中學時學習還比較全面,這段時間還是抓了一下學生的文化課。之后很多學生考上大學或者出了國,對我當時對他們的教育都很認可,直到現在,很多中學的學生還經常和我來往,或者為我提供幫助。
說到翻譯,我是抱著做翻譯的目的選擇學習英語的。大學期間,作為練筆,我嘗試著翻譯了查爾斯·蘭姆的《伊利亞隨筆》。在中學教書時,我還嘗試翻譯了高爾斯華綏的小說《友愛》。那時出版翻譯作品非常困難,全國只有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上海的新文藝出版社這兩家能出版文學翻譯作品。我寫信給新文藝出版社,回信的卻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大信封,毛筆字,信上說這個人的作品他們已經出了數種,不打算再出版其他著作。但不管怎么樣,我覺得算是個練兵過程。
到了研究生階段,我還是堅持搞翻譯。當時江蘇人民出版社的編輯李景端做外國文學出版的工作,向我的導師陸凡約稿,就是索爾·貝婁的《洪堡的禮物》。陸凡事務很多,顧不上,她看到我中文表達和英語的閱讀寫作還不錯,就把這個工作交給我,我跟陸凡老師認真做了很多準備。
說起來好笑,對當時的我來說,書中寫到的好多東西都是新鮮的。比方Jean這個詞,查當時的《新英漢詞典》釋義是:“細斜紋布做的褲子”,當時牛仔褲沒有這個名堂!你想這個怎么翻,我也發明不出“牛仔褲”這個叫法。還比如汽車的牌子,現在是“奔馳”,那時候也沒有參照,就按音譯翻成“本茨”……類似這樣的詞,只能在后來再版時斷斷續續地逐漸改成通用的說法。再有就是貝婁在這個作品里,融合了很多大眾文化的內容。比如人家講脫口秀,我們當時也不知道是什么樣,覺得相當于我們說相聲吧,但這些人的名字沒有法子查。怎么辦呢,陸凡是山東大學校長吳富恒的夫人,有機會見到來學校訪問的外賓,類似這樣的問題,我就記下來,請陸老師借接待外賓的機會,向那些外國人請教。
90年代我在蘭州大學工作期間,參加了富布萊特學者計劃,曾專門訪問過索爾·貝婁,談了一個多小時。他是個學者型的小說家,既有對市井的觀察,也有一種高深的哲學探討,這在他的作品里都有反映,作品涉及的內容跨度大,所以,翻譯他的東西還是挺有難度的。

《洪堡的禮物》,[美]索爾·貝婁 著,蒲隆 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中國作家網:2020年在修訂這本書的校樣時,您寫到說從第一部譯作《洪堡的禮物》出版到現在剛好四十年,支撐您幾十年堅持文學翻譯的初心是什么?
蒲隆:我的主業是教學,除了教學以外,空閑時間干些什么?在大學,要么就是寫點文章。我對于文學理論這些鉆不進去,寫文章也是皮毛得很。但是翻譯嘛,因為中學時代就受到有文學修養的同學影響,書讀得不算少,自己的翻譯和寫作能力也在不斷積累,還能做得來。我自己又沒有別的特長,不像我的同學那樣,跳舞、下棋等等興趣愛好廣泛,一輩子都活得很瀟灑。我唯一消遣的辦法就是看看書,這反而逼著我專注在一件事情上,沒有分散時間和注意力。
當然,學了外語,做翻譯也是天經地義的。我做文學翻譯絕大部分是通過出版社約稿,翻譯的作品各有不同,比如《洪堡的禮物》和《約翰生傳》就是有很大差異的兩部作品。一般情況下出版社需要翻譯什么樣的作品,我能做的就會接受邀約。當然時間長了,腰也壞掉了,眼睛也壞掉了,腿上還有靜脈曲張等種種毛病。可是翻譯完一部作品,看著名字印在書上,送送人,還是很有成就感的。
直到現在,翻譯在很多學校不算是科研成果。魯迅文學獎重視文學翻譯,把它納入評獎,是對做翻譯的人的很大鼓勵。
中國作家網:《約翰生傳》全書正文翻譯四年,后續補譯、校樣修改前后耗時十年,您不會電腦、全程手寫文稿,再由家人幫忙謄抄;日常散步、買菜路上推敲文字,甚至做夢都在琢磨譯文……如果用一句話概括這十年譯稿的全過程,您會如何形容?
蒲隆:我想這樣說:翻譯這樣優秀且嚴肅的作品,對譯者來說很費力。但同時也能從中學到在別的地方學不到的知識,從而充實自己。
中國作家網:《約翰生傳》的譯本中有大量詳盡的注釋,您怎樣平衡注釋體量與這部十八世紀文化百科式傳記的閱讀體驗?
蒲隆:《約翰生傳》的注釋分為好幾種,很繁瑣。一是原注,如作者鮑斯威爾的注釋,以及鮑斯威爾的朋友馬隆等人增加的資料性原文和注釋,這些我都全部翻譯了。二是我所依據翻譯的“企鵝經典版”編者大衛·沃默斯利所做的注釋和人物小傳。特別是他所寫的像百科全書一樣的人物小傳,詳細地注明了書中所提到人物的重要性、他們與約翰生的關系以及在書中的重要作用,這些有歷史相關性的內容我也都在譯文中注明,便于大家在閱讀時對人物和事件的作用、價值心中有數。還有少量的是我自己做的注釋,在文中以不同的符號來標注,主要是對中文讀者可能不太了解的事物或者事件做一些注釋。
有注釋當然會對閱讀行文造成一定程度的“打斷”,但好在這本書的注釋大多是腳注,閱讀時相對還比較方便。
中國作家網:翻譯學界常談嚴復“信達雅”,您曾經提出過“雅要貼合原作風格”,同時表示過欣賞魯迅的“硬譯”,您在自己的翻譯實踐中是如何把握的?
蒲隆:魯迅翻譯的兩本主要作品《死魂靈》和《毀滅》,我都看過。《死魂靈》是中學時看的,當時不太懂,印象不深刻。《毀滅》我讀了之后還是非常有感觸,特別是對書中所寫的知識分子在戰爭中那種無奈的表現,令我印象深刻。有人說魯迅的譯筆生硬一些,但我覺得很有味道,魯迅的文筆包括他的翻譯,有一種一般人模仿不來的獨特風格。有時候翻譯過于順滑,我們讀起來會覺得太像本土的東西,反而缺少了外國文化的那種陌生感。
實際上,每個譯者都有自己摸索的一些翻譯方法和習慣的處理方式。比如外文和中文里都有很多文字游戲或者是雙關語,我習慣上會做相應的轉化處理。如果是對著英漢字典來翻譯的話,可能字句背后的意思就完全失去了,而對語言比較敏感的人,會留意并做適當的變通,更好地把其中的妙處反映出來,當然這需要長期的琢磨和訓練。
翻譯語言的風格上,我得益于中學時期的語文學習,1957年我們上學時,學校有漢語課本和文學課本,漢語主要講語法,而文學是從《詩經》的“關關雎鳩”開始,講到屈原、古詩十九首,一直到《紅樓夢》
《三國演義》等,這樣的課持續到1958年后期,這一年半時間里,中國古典文學的閱讀對于我語言的幫助和提高非常大,否則我的文字達不到目前的水平。在翻譯一些需要半文言處理、偏古典風格的作品時,我在翻譯過程中會翻閱《紅樓夢》或古詩,在反復閱讀中吸收這些作品中優秀的表現方法。
同時,我在看電視劇或者聽流行歌曲的時候,也會注意到劇中比較精彩生動的對話或者歌詞,吸收不同藝術形式的長處,來豐富自己的語言。
中國作家網:您怎樣看待文學翻譯的未來發展,如果有想要從事文學翻譯的青年學生向您求教,您會給出什么樣的建議?
蒲隆:現在人工智能的出現,我看對翻譯的沖擊恐怕很大。就像做手術的機器人一樣,如果人家做得比你還好還精確,你就沒有用武之地了嘛,所以翻譯這個行當以后能不能做下去,我會打個問號。
拋開智能技術發展不講,我自己在翻譯中感到非常受益的是扎實的語法學習。在翻譯《約翰生傳》時,我發現有些人對于約翰生的正式評論有嚴厲的批評,句子結構繁瑣,很難翻譯。所幸大學時代我的老師李森先生對于語法的講述非常到位,在翻譯這類長難句時,我可以用圖解的方法,把句子翻譯理出頭緒。老一代的英語翻譯家大多有非常好的語感,能夠基本解決這類翻譯問題;像我這樣的,如果沒有熟練到位的語法知識,恐怕翻譯會出現偏差。所以文學翻譯,既要不斷培養自己好的語感,同時也要有扎實的語法基本功的輔助。
(感謝蒲隆先生家人,上海譯文出版社編輯顧真,蘭州大學外國語學院為采訪提供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