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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尋蹤海外華夏典籍——讀《瀛海尋珍》
來源:光明日報 | 裴程  2026年08月06日08:41

南京大學教授李曉愚撰寫的《瀛海尋珍:海外藏中華插圖古籍覽勝》(以下簡稱《瀛海尋珍》,譯林出版社,2026年。入選7月光明書榜),是一部系統梳理海外藏中華插圖古籍的通俗學術著作。作者基于十余年尋訪研究,從英、法、美、日、德等國的圖書館與博物館所藏珍稀古籍中,精選了十五部稀見插圖中華古籍珍本,年代跨越唐代至清末。全書以視覺圖像分析為主線,從雕版印刷、書籍裝幀、插圖用途、圖文關系、版畫藝術到媒介變遷等多個維度切入,既呈現了古代制書技術與版畫工藝的演進、知識傳播媒介的豐富、古人生活方式的轉變,也揭示了古人豐富的精神世界,勾勒出一幅跨越千年的中華古籍藝術文化圖景。借《瀛海尋珍》出版之際,我想結合自己在法國國家圖書館供職三十五年的所見、所聞和所思,談一點看法。

就來源而論,目前收藏在海外各類圖書館或博物館的中國古籍,大致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書籍收藏。收藏的動機多種多樣:獵奇心理、個人愛好、漢學研究、古籍買賣等。法國歷代君主皆有藏書之好。據記載,最早的王室藏書可追溯至14世紀查理五世——他在盧浮宮內收藏了近九百種寫本,此舉標志著法國國王圖書館的誕生,也即今日法國國家圖書館的前身。該館藏品最初多來自歐洲各國,而中國書籍的入藏則始于路易十四時期。1685年,法國王室第一次向中國派遣白晉、洪若翰等六位傳教士。臨行前,路易十四專門叮囑他們“在傳教之余,注意收集一些中國最有趣的書籍”。1693年,白晉奉康熙之命返法招募傳教士,并攜回康熙贈予路易十四的312冊(凡22種)中文書籍。此后,國王圖書館借由傳教士、外交使節、漢學家、書商及私人藏家等多方渠道,持續、系統地入藏中國文獻,終成歐洲收藏中文古籍最為宏富的館藏之一。

《瀛海尋珍》一書中列舉的《周禮文物大全圖》即屬于此類藏書。這部以圖解儒家經典《周禮》的古籍,經明代徽州文人吳繼仕據宋本修訂摹刻,輾轉進入法國國家圖書館。書中清晰描繪了周代禮制中的器物、宮室與旗幟,是“以圖證經”的典范。其經傳教士與漢學家之手流入歐洲,作為中華文明的“無聲使者”被收藏。同樣,《瀛海尋珍》中專門用一章探討的六色套印孤本《湖山勝概》,也是20世紀初由法國收藏家利厄里在中國購得,1943年轉售給法國國家圖書館。這部集詩、書、畫、印、刻五絕于一體的杭州紀游刊本,是晚明文人提升書籍藝術品格的明證。它由文人案頭流向歐洲市場,再進入公共圖書館,體現了書籍收藏背后的跨文化傳播路徑。

從人類文明發展史的角度看,這一類藏書實為文化交流與傳播的必然產物。事實上,18世紀法國漢學的興起與一度風靡歐洲的“中國風”,皆離不開中國書籍的西傳。以漢學家馬若瑟為例,他曾為法國國王圖書館購入大批中國典籍,其中明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羊城博古堂版《元人雜劇百種》即收錄紀君祥的《趙氏孤兒》。馬若瑟將該劇譯為法文出版,在歐洲知識界激起巨大反響,伏爾泰受其啟發創作話劇《中國孤兒》,此劇成為法國戲劇史上的名篇。法國漢學家雷慕沙曾感嘆,國王圖書館豐富的中國藏書“足以讓一個勤奮的人在想象中周游遙遠的異國他鄉”。從漢學史的角度觀之,法國學者的漢籍收藏從一個側面折射出當時漢學研究的狀況與方向;而這些文獻回流中國,亦為中國學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由此可見,這類海外中國古籍實為華夏無聲的使者,在推廣中華文化、促進中外交流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二類是考察和探險所劫掠。伯希和于20世紀初從敦煌掠走、今藏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敦煌經卷遺書,最為典型。19世紀末,歐洲開始了對中亞人文地理的考察。最早來到中亞的是瑞典地理學家和探險家斯文·赫定。隨后俄、英、德、法等國的考察隊和探險家接踵而至。其中包括匈牙利裔英國人斯坦因和法國人伯希和。

關于擇取標準,伯希和有過記述,大致可分三種情況。第一,所有他看不懂的文字,一律收留,確保不遺漏重要文本。其中包括婆羅米文、回鶻文、藏文等多種文字。第二,中文寫本的取舍,依據是與已出版印本文獻的相對價值而定——這需要有非凡的記憶力,在沒有文獻資料可供參考的環境下做出準確判斷。第三,有明確時間記載的文獻,以及有助于了解當時社會生活的原始記錄資料,一律收入。

《瀛海尋珍》中所舉《捺印千佛卷》即出自其中。這件唐代卷子上整齊鈐蓋著數百尊尺寸相同的佛像,是信徒用一枚袖珍印模次第向紙面按壓而成,這種方式與雕版“刷印”迥然不同,卻暗示著從捺印到雕版的過渡。它被伯希和從藏經洞中揀選出來,如今收藏在法國國家圖書館。同樣來自敦煌的,還有書中開篇便濃墨重彩描繪的868年《金剛經》——那是世界上紀年最古老的印刷圖書。這件經卷被斯坦因僅用四十個馬蹄銀錠換走,運往倫敦,現藏于英國國家圖書館。而大英博物館所藏的《大隨求陀羅尼咒經》,同樣是斯坦因從敦煌帶走的。這件印品集圖像、漢梵咒語與題記于一體,圖文混排極為復雜,若以手繪完成難度極大,因此直接催生了對批量復制新技術的需求。這些從敦煌流散出去的珍寶,每一件都承載著書籍史上關鍵節點的信息。

如今,這些文物已經成為人類文明的共同遺產。19世紀末、20世紀初對中國西部的考察以及敦煌遺書的發現和研究,客觀上促成了中西方學者的合作,敦煌學應運而生。在大英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敦煌研究院、京都龍谷大學、圣彼得堡東方研究所、柏林國立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和集美博物館等機構的共同努力下,國際敦煌項目(IDP)已經成為敦煌研究的重要國際平臺。因此,面對這類流散海外的中國古籍,我們應當本著歷史、客觀、科學的態度正視這段傷痛,將重點放在保存、傳播、研究與學術交流之上,充分利用數字載體,讓更多人全方位地認識這批中華瑰寶的真實來歷與不朽價值。

第三類屬于戰爭或其他非法暴力掠奪所得。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所掠奪的文物與古籍即屬此類。其中,今藏法國國家圖書館的彩色絹本《圓明園四十景》,便被法國軍官杜班劫掠而去。由于工作關系,我對這本古籍畫冊了解較多,以其為例談一下對同類海外中國古籍的看法。

乾隆三年(1738年),乾隆帝下旨:“圓明園著沈源起畫稿冊頁一部,著沈源畫房舍,著唐岱畫土木樹石?!睅捉浶薷摹⒀a充,全圖四十幅于乾隆九年(1744年)完成。乾隆為每一幅畫題詩和注釋,由工部尚書汪由敦書寫。除少數在圖冊完成后建造的景點外(如西洋樓),四十幅畫基本覆蓋了當時圓明園全景,成為記錄圓明園原貌的寶貴圖像資料。從中國繪畫史上看,絹本《圓明園四十景》是自五代和北宋以后形成的建筑畫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清代繪畫受到來自傳教士畫師的透視法影響,在建筑畫的技巧方面有很大提高。《圓明園四十景》中大多數建筑畫都運用了透視法,然而土木樹石畫面仍受中國傳統山水畫影響,自然景觀與房屋不成比例,多有夸張。因此,該畫也是研究中國山水畫與西洋建筑畫相結合的一個很有意義的實例,是不可多得的原始資料。

杜班于1861年回到法國,并于次年將掠回的古董和藝術品送至拍賣行?!秷A明園四十景》幾次拍賣未果,于1862年5月2日被一名書商購得。當時的書商們為了便于出手,常把這一類大畫冊分頁拆賣。法國國家圖書館(時名為“帝國圖書館”)得知后,很快從書商手中將四十幅詩畫全部收購入藏,避免這件珍貴古籍被拆散流傳民間。

2014年,法國國家圖書館與上海遠東出版社簽訂合作協議,啟動了《圓明園四十景》高精度數字掃描和原件仿真再造項目。我參與了該項目,并期待未來能看到原件完璧歸趙。這個愿望在當時看來道阻且長。沒想到,經過多年醞釀討論,再經國民議會和參議院審議表決通過,2026年5月法國政府頒布簡化非法所獲文物歸還程序的法律。在這個法案框架下,包括《圓明園四十景》在內的所有收藏在法國國家和公共機構的圓明園文物,都屬于可被訴求歸還之列。

回想十余年前,李曉愚來法國國家圖書館考證、研究《湖山勝概》,“瀛海尋珍”之旅,由此開端。今書出版,為中華文化與世界文化的相遇和交流,增添了一段佳話。

(作者:裴 程,系翻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