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自己,更要見眾生見天地
廣西在地理上屬于南方,擁有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我出生在一處石山環繞、洼地凹陷如同漩渦的村落里。小小的村寨僅有50余戶人家,靜靜棲身在峰叢的褶皺之間。我八九歲以前,互聯網和手機還沒普及到我們村,我對世界的認知僅僅停留在所見的莽蕩石山。因為環境惡劣,我們那里的食物比較單一,最常用來果腹的是玉米糊——那時村里還沒有興修水利,我們只能在旱地上耕種玉米,旱地泥土稀拉、肥力貧瘠,也就玉米能長起來。我現在這副別扭的肩膀和多病的頸椎,就是青少年時肩挑牛糞上山耕種玉米落下的毛病。文學是什么?兒時的我并不知道,我只是出于本能渴望逃離——逃離閉塞的村莊,逃離揮之不去的饑餓。
我曾讀到過畢飛宇說的一段話,那是他在一堂文學公開課上講《包法利夫人》時說的。他說,浪漫的本質就是逃,就是脫離“當下”,就是遠離“現實”,就是回避“理性”和“邏輯”。現實就在眼前,浪漫就是趕緊地逃到別的地方去——去海邊,去森林,去荒野,去草原,去雪域,去一切人跡罕至的地方。去干什么?去傷感,去抒情。這番表述雖然是分析《包法利夫人》和艾瑪的,卻也給我帶來了人生和精神上的啟發。我聯想到了我兒時的“逃”,盡管它不浪漫,但確實是我為了短暫脫離“當下”、遠離“現實”。我經常跑去我姑媽家偷吃一肚子的硬皮甘蔗,吃得酸水在胃里翻涌后,拿甘蔗當成古裝劇里的劍來舞,舞著舞著,天猛然間黑下來。我不想回自己的家,也不想再回姑媽家,于是“逃”去二爺爺家,聽二爺爺講恐怖的民間故事;被故事嚇到后,我又“逃”去河邊摸螺,摸來了螺放在河岸的石頭上任由陽光暴曬,然后用一整個下午的時間觀察螺怎么樣逃,它們動作太緩慢,但暴曬之下,意志力非同一般,最終還是逃回了河流。
這些逃離,不能不說是孩子常玩的游戲,但它們同時莫名其妙地與我的創作產生勾連,甚至可以說是我的創作緣起,因為它們與我童年記憶里的饑餓、憂傷、孤獨有關,而這些,恰恰又都是文學創作的母題。
20多年后,我的“逃離”更甚,也似乎更徹底、更有目的性。我經常逃離城市,一個人去50公里外的野地聽蟬鳴。仲秋天氣涼,蟬卻不叫了。我偏不依著季節的性子,索性掏出手機,將音量調到最大,對著一棵野龍眼樹播放在網上搜來的蟬鳴,四野的蟬竟也稀稀落落地跟著叫了幾聲,我成功攪亂了它們感知季節變化的陣腳。我曾逃離熱鬧的酒桌,去月光下徒步10公里,僅僅是為了一次形而上的臆想,想著人能否更純粹地活著,就像投射到腦門上的月光一樣,那樣的明朗、干凈。我還逃離慣常的生活節律,到北部灣海釣三天兩夜,幾個人包一艘船在海上漫無目的地漂著,釣上來的魚直接放入沸騰的鍋里煮,吃得一嘴的鮮味兒,那感覺人間少有。這樣的沖動花費了我兩個月的收入,事后后悔是肯定的,但直到今日,我仍能感到那晚垂釣帶來的綿長的快樂,又覺得這千金難買。我一直想寫一篇關于逃離的散文,可當我看到畢飛宇的那段話后,感覺所有我想說的都被他說透了,我感到無話可說,于是我就擱筆了。今后我會不會再寫?說不準。我再一次地“逃”了。
然而,生活大多時候并不允許我們如此任性地逃。我們的生活太過依賴秩序。清晨從床上爬起來,我們就著手把一天的時間分割成不同長度的時段,在每個時間段安排上一件必須做的事情,讓生活和生命有條不紊地推進。我們依靠這樣的秩序,把日子挨個往前推。這樣的秩序之下,我們仿佛是為了活著而活著,并且顯得過分莊嚴與肅穆,我們就像一條在海上終日漂浮的船,根本看不到在岸上高聳的燈塔,然后不停追問活著的意義是什么。
散文集《空間:貓、硅膠工廠和心脈》里的很多篇章,都是在寫我自己的人生經歷和內心活動,概括起來,就是寫我的身體和內心上的逃離。“孤獨”和“人生突圍”這兩個詞是我的寫作主題,可在某一刻,我忽然意識到,這只能算是“見自己”的寫作。評論家們說,散文寫作應該見自己、見眾生、見天地,應有大開大合的審美意味,應當呈現開闊的大氣象。我也一直以為,我逃離那個小村落一頭扎進熱鬧的城市,我的情感、我的心里,便擁有這個社會、這個時代的屬性。在這個維度看來,我的散文不單單要寫我自己,更要寫蕓蕓眾生;見到我自己的我,更要見到蕓蕓眾生的我。這是我“見眾生”的寫作層面。我甚至有些固執地認為,生活事件只要發生在真實世界,發生在真實的人身上,都可以放到散文里面進行呈現,因為走過不同命運的不同的人,實際上情感也能夠相通。最后說到“見天地”,我常把一個周末的時間騰出一個下午,到河流那里。去干嗎?去體察時間的流逝——除了河流,沒有什么東西能讓人真切感到時間的形態。
中國的先賢都愛水,把自己的一副軀體置于水邊,靜坐,垂釣,徒步,發呆,飲酒,做文章抒發情感,或者狂奔,對接天地,稟受天地精神,從水中參透人生。孔子喟嘆:“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李白酩酊大醉,也沖天高喊:“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李煜心里憋著氣,高舉手中的酒杯:“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我印象最深的先賢當數莊子。莊子在濮水邊垂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楚國兩位大夫受命托來楚王的邀請:“愿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面容沉靜,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兩位大夫似乎也深諳其道,只能答:“寧生而曳尾涂中。”莊子勸兩位大夫:“往矣!吾將曳尾于涂中。”我不知道兩位大夫折返后,面見楚王交差時會遭受什么樣的懲罰,我只知道莊子的心氣極高,這大概是濮水給莊子的底氣,也是天地精神給莊子的飽滿精氣。莊子對人生的把握,上升到決絕的高度,他的參透是徹底的,如同他面前的濮水,明凈透亮。我不是先賢,沒有先賢的大智慧,卻有著與先賢們同樣的癖好。我置身于無限寬闊的河岸,我至少還能體察到自己身上的那股強勁的脈搏跳動,從鼻孔呼進呼出的氣息也真實而熱烈。草木在我的眼皮底下堅韌挺拔,河流像蛇一樣在大地上彎曲爬行,這個世界仍舊擁有旺盛的生長意志。這般思索,我在散文《垂釣者狂想》里予以進一步呈現:“它翔游水底,我在陸地上奔跑,兩種生存方式平行著進行,無交匯的可能。我沉浸在一種狂想里:有沒有一種超驗,通過它我進入一尾青竹魚的夢境,經由夢境的造化,產出一枚魚卵,變成青竹魚的幼體,活在它們的世界里。我一直懷疑,自然界萬千生物,由一個奇異的夢境造就。那時我一定處在混沌初開的狀態,對人并不抱有疑慮,人在河岸上行走弄出聲響,我并不需要逃離,我只做我分內的事——不停地覓食。”
現在,我自己也成了編輯,我也常和給我投稿的作者們交流,探討“見自己、見眾生、見天地”的問題,大家都說,這是一個很難達到的境界。我說難肯定難,但再難也要無限接近自己、接近眾生、接近天地。文學創作的過程,本質上是在自我懷疑和無限接近中不斷突圍。我在寫《川上的婚姻》的時候,寫到我去女朋友家提親,因為出身貧寒而自卑,內心呈現的種種尷尬和局促不安。但這是我狹隘的一段人生經歷而已,我覺得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好作品。因此,我當時只是隨性地寫,寫了4000來字,然后爛尾了,最后被塵封在電腦里。后來過去了大半年,我身邊的很多朋友也都在談婚論嫁,談彩禮、三金、婚宴,結婚開支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我忽然想到《川上的婚姻》,我認為這篇散文可以寫出年輕群體對婚姻的復雜態度,可以見到“眾生”。于是,我把它翻出來,重新寫,后寫了8000字,我很有信心:它是一個好作品。果不其然,那一年廣西作協和《廣西文學》編輯部在桂林舉辦改稿班,我提交了《川上的婚姻》這篇作業。當時散文課的授課教授是《星火》雜志的范曉波主編,他說這篇寫得最讓他滿意,還選了我這一篇當成范文念了好幾段。后來,這一篇散文作為欄目頭條刊發在《星火》2021年第1期,又被《散文海外版》轉載。
我不是文學批評家,頭腦里沒有完整、系統的文學觀和創作觀,絮絮說了這么多,心里有些羞愧和發怵。既然懂得羞愧,那么,接下來我要做的事,就是歇一口氣,再提一口氣,繼續前行。
黃其龍,壯族,1989年生于廣西崇左。廣西作協理事、廣西少數民族文學委員會委員。作品見于《民族文學》《青年文學》《美文》《廣西文學》《星火》《黃河文學》等刊。著有散文集《空間:貓、硅膠工廠和心脈》。獲《廣西文學》2021年度優秀作品新人獎、《廣西文學》2023年度優秀作品散文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