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單人舞”:一位自由戰(zhàn)士的激情與抗爭
魯迅大抵給人一種嚴正、剛毅、冷峻的感覺。民國通俗小說家張恨水在其文言小品中所描畫的,卻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種風貌。《魯迅之單人舞》(桑農(nóng)編《張恨水文言小品合集》)一則記云:
章士釗改女師為女大時,女師大一部學生離校。由數(shù)教授率領之繼續(xù)上課于皮庫胡同,□□苦撐,經(jīng)費悉由師生自籌,魯迅先生其一也。先生授課,指斥章氏,間雜以諧語,一座哄堂。一日,值校慶,師生畢集以示不弱。會后作余興,先生任一節(jié)目。先生固不善任何游藝,苦辭不獲,乃宣傳作單人舞。郎當?shù)桥_,手抱其一腿而躍,音樂不張,漫無節(jié)奏,全場為之笑不可抑。先生于笑聲中興驟豪,躍益猛,笑聲歷半小時不絕。此為當年與會學生所言,殆為先生僅有一次之狂歡,不可不記。
女師大事件開始不久,魯迅即已深度介入。他代表女師大學生草擬呈教育部文,要求撤換校長楊蔭榆;起草《對于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風潮宣言》,聯(lián)袂其他教員簽名發(fā)表;在教育總長章士釗強令停辦女師大,并出動軍警強行接收的情況下,支持學生租賃臨時校舍,動員教員義務授課,與教育部分庭抗禮。此外,還主動承擔來自政府及社會輿論的壓力,首次與陳源、徐志摩等偏袒學校及政府當局的“現(xiàn)代評論派”人物展開筆戰(zhàn),甚至公開抨擊章士釗,以致被撤除教育部僉事一職。
張恨水所述跳舞一節(jié),正值女師大校慶、復課取得階段性勝利的時刻。而且,也是魯迅與女師大學生許廣平熱戀的時刻。于是,便有了張恨水文中所說的“僅有一次之狂歡”。
魯迅曾經(jīng)說過:“戰(zhàn)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無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關聯(lián),這才是實際上的戰(zhàn)士。”在這里,魯迅作單人舞是戰(zhàn)斗期間的一種娛樂、休息,是進入新的戰(zhàn)斗之前的準備,其實也未嘗不可以看作另一種斗爭形式,或一種戰(zhàn)斗精神的象征。
魯迅的單人舞,是酣暢的戰(zhàn)斗激情的外溢,是靈魂的高揚,是自由意志獲得形體上的解放。這種即興表演的非設計、不規(guī)范的獨舞,用舞蹈學的說法,大概算是“現(xiàn)代舞”了。現(xiàn)代舞的先驅鄧肯說她唯一能夠擁有的“舞蹈大師”,便是尼采。而尼采,正是青年魯迅所推崇的哲人。他在一九〇七年系列論文中反復提到尼采,稱其為“個人主義之至雄桀者”,“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他所提出的綱領性的“立人”主張,就是以尼采式的個人主義作為思想基礎的。“五四”時,他固然把尼采看作破壞“舊軌道”的代表人物,即便后來批評尼采的過于高蹈,所謂“超人的渺茫”,也沒有放棄其核心思想,即個人作為生存主體的獨立與自由。
魯迅的狂舞是“性格舞”,源自生命狀態(tài)的自發(fā)性。在他的性格中,原本具有熱烈、亢奮、富于激情的方面。年少時自號“戛劍生”,社戲中志愿扮演手持鋼叉相擁上馬的“義勇鬼”,在江南陸師學堂的校園里縱馬馳驟。雖然他從家鄉(xiāng)紹興到南京到日本,先后經(jīng)受過種種打擊,但從他不走“正路”,一再尋找“異類”的情形來看,生活從來不曾挫敗他不馴的反抗意志。辛亥革命后,他確實經(jīng)歷過一場精神幻滅的危機,然而,黑暗與虛無仍然不能窒滅生命的火焰。對他來說,生存即反抗。絕望的反抗,可以說是他作為啟蒙戰(zhàn)斗者一生的主調。
“五四”前夕,在中國這個“鐵屋子”急需大量戰(zhàn)士的時刻,魯迅從蟄伏中站了起來,最先在《新青年》找到戰(zhàn)斗的位置。如果借用法國詩人保羅·瓦萊里的“文字的舞蹈”的話來說,那么,魯迅此刻便用了自己的文字加入了新文化運動先驅者的群舞。
運動很快退潮,新文化營壘出現(xiàn)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他自稱成了“游勇”,開始執(zhí)戟作單人舞,由“吶喊”而“彷徨”。他抽煙,喝酒,甚至有自殺的傳聞,戰(zhàn)斗的意志似乎冷卻不少;論戰(zhàn)績,卻不見得比“五四”時稍減。
及至參加女師大斗爭,戰(zhàn)斗的意興更酣。魯迅首次以文字進行私人論戰(zhàn)。他與陳源、徐志摩一來一往,可謂三人輪舞;陳、徐二人最后無力“跳踉”,單方面宣布休戰(zhàn),說要“帶住”。這時,魯迅回應說“我還不能‘帶住’”,于是剩下了單人舞。斗爭中,魯迅還曾與“老虎總長”章士釗跳過“雙人舞”。章士釗倚恃權勢,將魯迅開除出教育部;他錯看了對手,豈知魯迅利用官方的法律與之周旋,終究告倒了他,最后又剩下單人舞了。
三一八慘案發(fā)生后,魯迅上了政府的黑名單,于是出走南方,用他的話說是“被‘正人君子’殺退,逃到海邊”,從此作別了北京的舞臺。
值得注意的是,半年后,魯迅寫成一個既莊嚴又荒誕的小說《鑄劍》。小說中,一個黑衣人神秘出現(xiàn),唱著古怪不可解的歌,要替眉間尺報父仇。他向眉間尺要了寶劍和頭,提入王宮,誘使仇人國王靠近大金鼎旁邊,先后把眉間尺的頭、王的頭和自己的頭投落鼎內,在沸水中作“神奇的團圓舞”,也即復仇之舞。從黑衣人的樣貌和口氣,隱約可以窺見作者的影子。
一九二六年九月初至廈門,魯迅并未久留,放了把火便直下“革命策源地”廣州。在中山大學,他與不同黨派諸多人物相周旋。次年四月,國民黨發(fā)動“清黨”,捕殺了大批共產(chǎn)黨人,其中包括學生。魯迅營救無效,憤而辭職。他說從來不曾見過這樣殺人的。作為一個人道主義者,他以特有的方式表達反抗。《〈野草〉題辭》寫道:“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巖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于是并且無可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如此跳宕、激越的旋律,是“三一八”時期所沒有的。
在一個極其險惡的政治環(huán)境里,魯迅被教育當局拉去做講演。他不曾拒絕,給出一道近于純學術的題目:《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一開場便繞了一個大圈子,實際上所談仍然是政治。他利用官方提供的公共場合,抨擊當時的司馬氏政權。全場一氣“狂言”,鋒芒畢現(xiàn),卻無懈可擊,堪稱“刀尖上的舞蹈”。
魯迅自謂抱著夢幻而來,一遇實際便被夢境放逐而去。一九二七年九月,他偕同許廣平離開廣州,同居上海。從此,他專一從事寫作,與新興的龐大的“黨國”相對抗。
剛到上海,魯迅立刻成了一群年輕人——以郭沫若為首的創(chuàng)造社聯(lián)合太陽社“圍剿”的對象。他們撰文攻擊他,稱他為“落伍者”“支配階級的走狗”“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不得志的法西斯蒂”等,揚言要“算總賬”。魯迅獨戰(zhàn)群雄,嚴格說只寫了一篇文章,便戳穿了這班號稱“革命文學家”的“才子加流氓”的嘴臉。偃旗息鼓一段短時間,又是這班人,把魯迅拉入“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左聯(lián)”)。但他并非如當時的御用文人所攻擊的那樣當什么盟主,而是甘當“人梯”,為進步的文學青年所利用。即便如此,從左聯(lián)成立的頭一天起,他便明白表示了對他們的不信任態(tài)度。
左聯(lián)成立后不久,柔石等五位青年作家即為南京當局集體秘密殺害。為此,魯迅再度離寓避難。他義無反顧地迅即加入集體性抗爭,著文向世界控訴國民黨政府的白色恐怖,第一次打出“中國無產(chǎn)階級文學”的旗幟,宣布自己為中國左聯(lián)之一員。不過,他好像天生不適合群舞的角色,很快地又恢復到單人舞了。
對于左聯(lián)發(fā)起的論爭或討論,魯迅有選擇地參與。他的斗爭的主要對象是反動專制政府,及其高壓的政治文化政策。有意思的是,胡適等人發(fā)起“人權運動”,出版《人權論集》,魯迅不但不支持,反而給予諷刺性批評;然而,他自己卻先后加入“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爭取的仍然是自由和人權。為什么呢?就因為胡適等“新月社諸君子”是焦大式人物,其罵賈府“并非要打倒賈府,倒是要賈府好”;對于黨國雖然有一點“微詞”,但沒有“絲毫不利于黨國的惡意”。而魯迅不同,他是反抗到底,與黨國完全對立的。
魯迅指出:“第一步要努力爭取言論的自由。”作為“觀念人”、知識者,他深知言論出版自由的重要性。因此,自國民黨政府成立專門的機構,實行嚴厲的書報審查制度以后,他不遺余力地予以揭露,稱為“文學暗殺政策”,同時施以猛烈的抨擊。斗爭的方式多種多樣,或者變換筆名,或者借談風月而談風云,或者加寫“附記”,或者剪報粘貼文集后記,或者在文集中恢復被“檢查官們”刪去的文字,下面加粗線或黑點,著意留下“黨老爺?shù)奶愫邸薄4送猓€“挖祖墳”,找出明清時代禁毀圖書的故實成文,暴露傳統(tǒng)文化中專制主義的基因;又橫向把極權主義國家迫害知識分子和焚毀圖書的史實或新聞拉過來,同眼前的禁錮政策相映照。他把所有這些反抗性寫作,稱作“帶了鎖鏈的跳舞”“上了鐐銬的跳舞”,又稱是“帶了鐐銬的進軍”。
然而,令魯迅想不到的是,在這艱難的戰(zhàn)斗時刻,“同一營壘”中竟然有所謂“同人”“戰(zhàn)友”從背后射來“暗箭”,甚至“化了裝”給他一刀。他感慨道:“為了防后方,我就得橫站,不能正對敵人,而且瞻前顧后,格外費力。”
給魯迅的傷害最早來自田漢和林默(廖沫沙),他們著文攻擊他有種族歧視,又或洋奴買辦的嫌疑。在《譯文》的編輯事務上,茅盾、鄭振鐸為生活書店總經(jīng)理鄒韜奮說話,贊成臨時撤換編輯并以停刊相要挾,也使他極為憤慨,以致談判時中途離席。在致蕭軍的信中,說到《譯文》事,甚至使用了“資本家及其走狗”的措辭,可見所受刺激之深。當然,最大的傷害還是在一九三三年周揚接任左聯(lián)黨團書記之后。從這時開始,他的日記和書信,不斷留有“獨戰(zhàn)”和“受傷”的記錄。他稱周揚為“元帥”“工頭”“奴隸總管”,說總是使“小兵”“嘍啰”出面活動,散布他“懶”“不做事”,直至“破壞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謠言,在集會上宣布他的“罪狀”等等,總之“不絕的來打擊”。他有信給曹聚仁(1933.6.18),說:
……歷來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難盡,但我是總如野獸一樣,受了傷,就回頭鉆入草莽,舐掉血跡,至多也不過呻吟幾聲的。只是現(xiàn)在卻因為年紀漸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漸在回避了。
然而,魯迅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一九三六年八月初,在接到徐懋庸的來信之后,他終于以公開信的形式,答以萬字長文,直斥徐懋庸及包括周揚在內的“四條漢子”,批評左聯(lián)領導層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的“惡劣的傾向”。這是公開的徹底的決裂。令人想起他緊接著寫成的關于鬼魂報仇的《女吊》,以及近于遺囑的《死》中的“一個都不寬恕”的決絕之辭,真可謂“天鵝絕唱”!
魯迅早就告訴過許廣平,加入“團體”是要付出犧牲個人自由的代價的,信中說:“這種團體,一定有范圍……如要思想自由,特立獨行,便不相宜。”作為一名自由戰(zhàn)士,他必須首先忠實于內心的指示,即如《過客》中那個“前面的聲音”;即使身處某種“團體”之內,也將按照個人的意志獨立行動。況且,他認為德國腓立大帝式的“密集突擊”是過時的戰(zhàn)術,不適宜于現(xiàn)時代。所以,他堅持采取“散兵戰(zhàn)”,也即單兵戰(zhàn)。他確信這一戰(zhàn)術的先鋒性和有效性。他說中國“少有敢單身鏖戰(zhàn)的武人”,而他,正是這樣一位武人,“不克厥敵,戰(zhàn)則不止”。如林語堂所稱譽的:“一個受了滿身的瘡痍的靈魂,但是一個光榮的勝利的‘武夫’的作家(Soldier-Writer)”。
可是,有不少研究者總是極力把魯迅往集體、往“組織”拉拽,使之靠攏“主流”和“中心”,仿佛非此不足以言“高大上”。其實并無確證。
瞿秋白最早提出魯迅思想“轉變”說,即從進化論走到階級論,從個人主義進到集體主義。事實是,魯迅后來接受階級論,卻并不曾因此放棄或取代早期信仰的進化論,不過糾正其中的“偏頗”而已!至于集體主義,對魯迅來說,其實也是有“集體”而無“主義”。所謂“集體”,多是耦合的產(chǎn)物,即便維持時間最長的左聯(lián)也如此。個人主義不同,它是魯迅早在青年時代踐行的人生信條,是他建造理想國——“人國”的基石,是作為自由戰(zhàn)士的一生的壓艙物,那是無可替代的。
魯迅坦言,個人思想“本含有許多矛盾”。如果讓他自己說,就是“人道主義與個人主義這兩種思想的消長起伏”。稍后還進一步補充說,已“漸漸傾向個人主義”。他從來未曾說到“集體主義”。其實,人道主義本身就是以人類社會作為思想背景的,正如他在《“這也是生活”……》中所說:“無窮的遠方,無數(shù)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此間的個人天地,無疑地要比許多團體(集體)加起來還要廣大得多。瞿秋白在文中把個人主義稱為“一般的知識分子的資產(chǎn)階級性的幻想”,顯然把此詞意識形態(tài)化了。個人主義,作為一個哲學概念,凸顯人類個體生命的本體論意義;用在政治學上,強調的是個人固有的權利,以及自由行使這一權利的正常性和合理性。魯迅在《兩地書》中,同時提到“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認同前者而否定后者;可見在他那里,兩個詞的思想內涵有著本質的不同。
魯迅是一個戰(zhàn)斗的個人主義者。魯迅的成就是獨戰(zhàn)的成就。他的獨戰(zhàn),有如單人舞,即他曾經(jīng)稱頌過的神話中刑天的“執(zhí)干戚而舞”,斷頭之舞,復仇之舞。舞與敵人同在,不屈不撓,周旋到底。像這樣的舞者,在中國,固然前無古人,后來者又誰人可以追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