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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視差之見與“中國”視界 ——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中國周末”中的新時期文學海外現場(1979—1981)
來源:《文藝爭鳴》 | 楊曉帆  2026年08月06日08:36

1979年9月,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中心舉辦第一屆“中國周末”文會,《人民日報》即時報道,稱其是“臺灣海峽兩岸同太平洋兩岸的中國作家首次相聚”(1)。中國作協委派畢朔望、蕭乾參會,蕭乾在會上作英文報告《中國文學的前途》,詳細介紹了三年來文藝界“撥亂反正”所取得的成績,并從賡續中華文脈的高度強調了文會的意義。盡管此后在作家赴美及會后報道等環節中都出現了不和諧的聲音(2),因經費所限“中國周末”活動也僅舉辦三屆,誠如丁玲感慨,聶華苓夫婦想以純粹的文學性交流為世界各地作家提供一個中間地帶,“事實上,自然并不那么簡單,在充滿了政治斗爭氣氛的世界上,一塵不染是很困難的”(3);但與會者每每在合唱民歌與抗日歌曲時情不自禁地熱淚盈眶,又彰顯求同存異的底色。借用畢朔望的詩句,正是因為“名江歷落千秋會,故壘參差一逕緣”,這一時期海內外交流視域中的中國文學經驗才獨具研究價值。

1979年9月“中國周末”,聶華苓致開場白,左一為蕭乾,右起:李培德,李怡,高準,陳若曦,周策縱

近年來關于IWP及“中國周末”文會的史料整理越發詳盡(4),但研究者或側重于從漢語寫作的海外傳播與接受角度總結其運作機制與文化策略,或聚焦于域外體驗對作家創作的影響研究,既缺乏對20世紀80年代文學“走向世界”這一“常識”的問題化與歷史化,也容易簡化不同作家在革命反思、世界視野、現代化追求等方面的差異性認識。結合兩岸文學互動研究以及文化冷戰視角下北美創意寫作系科的發展史,或可嘗試另一種研究思路。

愛荷華大學校園內的“國際寫作計劃”路牌

首先,愛荷華國際寫作中心,尤其是三屆“中國周末”活動構成了新時期初期如傷痕文學論爭、朦朧詩論爭的海外現場,20世紀70年代臺灣鄉土文學論戰等不僅直接成為其批評資源與參照視野,更凸顯了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的文學實踐何以是冷戰末期世界范圍內文化政治斗爭的重要一環。另外,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批訪美的大陸作家,先后參與了1980年、1981年“中國周末”的王蒙、艾青、丁玲,在域外交流及創作表達中埋下了構想“新時期文學”的不同線索。考察他們與海外臺港、旅美作家的文學互動,意味著在七八十年代之交關于文學的新時期想象中,進一步串聯起中國人錯綜復雜的情感經驗與文化記憶,而其中的“視差之見”,也提示了統合海內外語境、重返80年代文學的意義。作為“短20世紀”的尾聲,中國作家圍繞革命話語重構、文學公共性及人道主義等問題的討論,不僅關乎中國文學的未來,也由“中國視界”出發,回應著世紀之交文學如何認識世界并參與社會變革的普遍性難題。

一、“向前看”:傷痕文學論爭的內外交響

雖然聶華苓在首次“中國周末”開場白中就說道,“我們不是來交‘鋒’,而是來交‘流’”(5),但與會者基于不同的歷史經驗與政治意識,還是在討論中呈現出相互沖突的文學觀。尤其是第二次“中國周末”(1980年9月13—15日),由于在時長、議題安排上有充分準備、討論全用中文,再加之“1980年是一個在文藝方針和觀念上出現較大分歧的年份”(6),實際構成了大陸新時期初期文學論爭的海外現場。

13日下午舉辦詩歌朗誦會,14日上午按小說組和詩歌組分別討論,15日再全體召開“中國文學近況討論會”(7)。主辦方在會前約半月就向與會者提供了近期出版的《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后文簡稱《作品選》)(8),會前十分鐘又收到續編,小說組也就主要圍繞兩個選本所展示的大陸文藝狀況展開討論。

參加這一屆文會的艾青、王蒙回國后,在中國作協內部刊物《作家通訊》發表的匯報文章中寫道:“會上對李怡寫的所謂《新寫實主義文學作品選》序言展開了爭論,我們闡明了我們的觀點,并且對李的一些錯誤觀點進行了坦率和適度的批駁,一般反映較好。”(9)。選本之所以使用“新寫實主義”一詞,如編者序所述,是為了突出當前創作“以干部特權和官僚主義作為故事沖突的焦點”(10),因而格外重視如《飛天》《在社會的檔案里》《女賊》等在國內文藝批評中引起較大爭議的作品,并認為由于1980年政治形勢變化,這股創作潮流已由絢爛歸于平淡。編者主張作家應敢于“暴露”,這一觀點雖呼應了新時期初期現實主義復歸的文藝思潮,但又高度簡化了文藝反映現實的中間環節,因此直接從文藝作品中推導出一些極端認識。會上王蒙就暗諷李怡的觀點是“政治掛帥,立竿見影”“我們過去太窄了,但是,李怡選的集子比我們寫得還要窄”(11)。對政治的關心大于文藝,的確代表了海外關注大陸文學時的一種典型視角,如木令耆發言時所說,“海外人因為太關心國內,像買股票的人聽股票行情一樣,變成神經質了”(12)。王蒙在討論會上提及國外把大陸小說當政治情報來研究,并舉例英國Times出版公司把他的小說選入題為《鐵幕后知識分子的起義》作品集,更挑明了此類“關心”易與冷戰意識形態同構的問題。

1980年,王蒙在愛荷華聶華苓家中

國內就“新寫實主義”一說的“商榷”可謂迅速。《文藝報》1980年第10期(13)刊發楊井《評一個選本》,指出,選本序對社會主要矛盾的看法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同期《不必懷疑春天已經到來》,是香港大公報副總編輯、新晚報總編輯羅承旭于9月12日參加中國文聯招待會發言后所作,文中反駁某種“文藝學臺北”的論調,更是針對選本序中認為三十年來臺灣文學成就高于大陸的判斷。《文藝研究》1981年第1期先刊發《作品選》代序,再有的放矢地發表了兩篇批評文章(14)。《作品與爭鳴》1981年第4期再次以專題形式轉載上述評論(15)。而《七十年代》雜志在連續三期刊載“中國周末”討論實錄后,也轉發了商榷文及李怡的專文回應。從胡喬木1980年致胡耀邦的一封信中,可以感受到此番文學交鋒“可大可小”的背景,“現在黨內圍繞反對宣傳毛澤東思想問題逐漸形成一股思潮”“這股思潮可能傳到黨外或與某種黨外的思潮相結合,香港的《七十年代》等刊物和國內地下刊物都可能成為傳播的媒介。”(16)已有研究指出,香港文藝期刊在改革開放初期起到對內提供海外文情、對外即時報道大陸文迅的中介作用(17)。海外同步的文藝觀察自然也會成為國內意識形態工作需要考慮的問題。1981年9月6日張光年在日記中提到黃秋耘舊金山來信,“信上說海外華僑聽說又要批《苦戀》,怕發展為反右運動,十分憂慮”(18)。從此一例也可看出新時期初期文藝論爭往往同時關聯著海內外語境。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周末”的小說組討論以其獨特視角論及新時期初期創作主潮隱含著的問題與動向,并拓展了國內傷痕文學論爭中已觸及的關節點。

首先,會上也有數位海外華裔作家從文學標準而非政治立場上質疑《作品選》。如陳幼石敏銳地指出,《飛天》的女主角像是鴛蝴派言情小說中人物的“借尸還魂”;於梨華說“《飛天》寫得太嚇人、太戲劇化了,可信度不大”;李黎指出《飛天》《在社會的檔案里》都沒有對壓迫主人公的封建貞操觀念加以正面反擊,“尤其像《女賊》這樣在藝術價值上一無可取的作品,李怡是否因它sensational,因而controversial,而把它收進集子里”;陳鼓應指出,選本中人的關系被縮小到一點上,“人的生活園地應該更寬闊”(19)。國內圍繞這些作品的批評爭鳴主要聚焦于真實性和典型性,在某種程度上仍延續了以作者為中心的傾向與立場之爭。而海外作家“因為對背景不很了解”(20),著眼于寫法,則更多考慮到讀者接受方面的問題。如言情小說的文類傳統或感傷主義的抒情風格雖然容易調動起有別于工農兵文學的閱讀趣味,但也可能在對讀者趣味的不自覺迎合與程式化的藝術構思中,弱化其反思深度。王蒙在《文藝報》1979年末組織的兩次座談會上發表過類似觀點:“不要向刺激性方面發展。不要你寫強奸,我來寫輪奸。寫得越慘越好。這沒有意思。這不是設禁區”(21),作家的力量“不在炫耀大膽”,不能停留于靠政論性語言去獲得掌聲。這就是為什么王蒙在“中國周末”討論中主張用“療救文學”替代“傷痕文學”,強調要超越新聞式寫作階段,“更耐咀嚼一些”“更有長久的藝術生命力”(22)。當傷痕文學論爭在海外更易被簡化為文藝與政治、官方與民間、主流與異端間的持續沖突時,上述討論恰恰從形式即內容的層面,說明主流批評在范導敘述邊界時也內含著的藝術考量:傷痕文學論爭的關鍵不僅僅是“松綁”的問題,而是如何在傷痕文學準確接合了“文革”后時代情緒并獲得轟動效應之后,進一步重構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探索文學介入現實的恰切方式。

李怡、璧華編《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 續編》(香港七十年代雜志社1980年版)

而“中國周末”相關討論更為重要的意義,還在于引入了臺灣文學這一參照系。多位與會者都提到,臺灣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以陳映真、黃春明、楊青矗、王拓、宋澤萊等為代表的寫實主義新生代。李黎詳細介紹了這股創作潮流興起的背景,即70年代初期的民族主義思潮、鄉土文學論戰及對日據時代民族文學的再認識。李黎肯定大陸作家在“寫大時代”方面的價值,而大陸文學“沒有臺灣作品中反外力外資、鄉愁、民族主義情緒這一系列的強調。這正是兩個社會的不同處,大陸目前沒有這方面的問題因而也沒有這種主題,希望以后也不會有”。(23)許達然概括了陳映真創作中的四個主題(24)。陳映真的“左眼臺灣”無疑能為理解大陸新時期文學的意義和方向,提供與“新寫實主義”論截然不同的視域。

李黎

陳映真在1982年的一次訪談中指出,大陸傷痕文學、臺灣當前文學與第三世界近世文學共享著一種“現實主義的、干涉生活的精神”,他提及李歐梵的觀點,強調其中的“黑暗與絕望”與西方世紀末文學根本不同,“有強烈的‘人是中心(劉賓雁)這樣一個人本思想’”(25)。有趣的是,作為“新寫實主義”論的支持者,李歐梵在“中國周末”討論的發言中也談到劉賓雁。但是,李歐梵的著眼點是“人性和中國這個民族的民族性”,“王守信事實上反映出中國人性中相當丑惡的一面……更進一步再追問一下,是這樣的制度造成這樣的人,還是這樣的人造成這樣的制度?”(26)如果說李歐梵是在他熟稔的現代性理論與夏志清式人文主義思想傳統中,提倡大陸作家應當發揚魯迅的國民性批判,“勢必要做一個全盤性的內心上的深思(soul-searching)”;那么,陳映真對大陸新時期文學中人道主義思潮的關注,則是在更大范圍內思考——隨著資本主義發展到新階段即“大眾消費社會”跨國界地全面鋪開、人異化為“消費人(homo consumen)”之后,兩岸文學要如何致力于“人間解放”的事業。正是在這樣的問題關切里,陳映真雖然也批評大陸的創作,但他更強調的是,“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評價,是一個巨大的復雜的問題”(27),盡管這不是作家的責任和義務,但“要讀書,要研究”,當左翼政治文化傳統遭遇挫折之時,恰恰意味著“革新理論再建設的時代”的到來。這也就是為什么陳映真認為傷痕文學還缺乏冷靜、更有深度的省思,因為它不僅僅關涉著某一歷史時期的創傷書寫,還是社會主義道路探索中的文學實驗,事關文學作用于未來的能力;大陸新時期文學不可再走“只討論個人內心的葛藤”的老路。

陳映真

在“新寫實主義”論中,有研究者擔憂國內類似“向后看”與“向前看”的爭鳴會稀釋文學的力量,關于“向前看”的方向已有其明確的價值標準。而陳映真關聯臺灣文學經驗的“傷痕文學論”,則跳出了暴露與歌頌的思維慣性,將論爭關節點錨定在對“向前看”之“前”的認識與實踐中,希望大陸作家能開展出中國的現代性經驗。有研究者在回望與反思20世紀80年代思想空間時指出,“某種意義上講,‘向前看’的‘前’最終落實到‘錢’和作為現代官僚行政體系的國家自身的‘理性化’。這種雙重的‘非政治化’給我們認識和思考問題都帶來很多困難”(28)。由此看來,基于對兩岸社會發展階段及文學經驗存在“時差”的認識,陳映真以及“中國周末”中李黎等人的思考,在80年代初就已提示了觀察新時期初期文學變革時的另一重視角:無論是由“傷痕”到“反思”的創作深化,還是改革文學的興起,都內蘊了面向開放搞活中新舊經驗沖突時多樣的現代化想象,有必要跳出思潮演進的批評史視野被重讀與重評。

自覺比較兩岸文學差異的意識,在詩歌組討論中同樣表現突出。與會者圍繞“懂與不懂”的問題討論,儼然是對大陸朦朧詩論爭及如何評價新詩傳統等問題的海外參與,臺灣現代詩運動則成為大陸之外與會者共享的前提性知識。若比較艾青、袁可嘉等人的會后記錄,更凸顯與會者在引入海外視野后對新時期文學如何應對“時代之需”的不同理解。

二、“時差”與“時宜”:域外“歸來”的詩思重構

1980年8月24日,艾青、高瑛夫婦應IWP邀請開始為期四個月的訪美之旅(29)。一個月前,剛從法國回京的艾青,在當月創刊的《詩探索》編者問中,就多次以中外比較視野談到他對年輕人“學外國看不懂的詩”這一傾向的觀察,認為“外國可能是因為分工精密,有的是人可以專門去抽象地思考問題。中國不同……我們的時代,人民要求詩人為人民說話。”(30)7月23日,艾青在《詩刊》社舉辦的“青年詩作者創作學習會”上,批評了北島的詩《生活》——被認為是他“正式‘參與’或曰‘卷入’朦朧詩論爭的開端”(31)。

1980年,艾青(左二)與聶華苓(中)

一個月后,在愛荷華,艾青再次發表意見:

鄭愁予:“懂不懂的問題”可以展開討論。

周策縱:“為什么叫做詩?最好的詩是很難說明的。”

艾青:“可以意會,不可言傳。”

周策縱:“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艾青:“現在是動亂的年代,誰有那種閑情逸致?”(32)

袁可嘉趕緊打圓場,認為晦澀只是青年探索創新的實驗之一;周策縱說要“不拘一格寫新詩”;鄭愁予馬上呼應:“現代主義就是主張要用各種方式寫……一切都可以歸為現代主義。”(33)從艾青訪美歸來后再論朦朧詩的報告中,可以看到他部分吸收了愛荷華討論的觀點,比如也引用陶淵明《飲酒》來說明“深刻的含蓄”有助于突破“假大空”,并以舒婷詩為例,指出朦朧詩不全是難懂的壞詩;但他還是反對“思想不明確”“洋迷信”的詩風(34),并在談到抽象派繪畫雕塑等海外見聞時,繼續表達他有關“現代藝術已經走到絕路了,只好標新立異”的一貫認識(35)。

有意思的是,在艾青對“中國周末”由朗誦會篇目到專題研討都極盡詳細的記錄稿中,他只全文摘錄了一首詩——臺灣詩人吳晟的《阿爸偶爾寫的詩》。個中緣由可參見與會詩人張錯所作《艾青的獨白與共鳴》。張錯贊揚吳晟是“從現代主義語言的死巷走出來,用寫實的態度去反映出時代社會的現象”,“縱觀今日大陸詩壇的發展,則頗像臺灣早年現代詩興起的現象,在座眾詩人提出的討論的問題亦是現代詩發展所不可避免的問題。而臺灣三十多年的詩壇論戰與混亂,以及今天的塵埃落定,自有借鏡之處,所以如果袁可嘉提出多吸收外國作品的經驗,自應該包括中國臺灣現代詩史的經驗”(36)。

臺灣詩人吳晟

然而,袁可嘉在“加州通訊”與“訪美書簡”中都未提及臺灣現代詩這一參照作用。國內朦朧詩論爭逐漸激化的態勢顯然讓新時期初期致力于西方現代派譯介工作的袁可嘉擔憂,他才會在愛荷華詩會結束兩個月內,不滿于僅僅介紹詩會基調是“民族血緣的聯系”(37),而是另外撰文專談“新詩與晦澀及新詩的傳統問題”。如果說袁可嘉的第一篇文章還只是略微提及海外僑胞中接近英美意象派的嘗試;那么第二篇則借題發揮,明確表示晦澀問題不能歸因于學習外國現代詩,新詩也有“非現實主義的傳統”(38)。

袁可嘉夫婦在美國

在后來的文學史敘述中,朦朧詩上續“20年代的象征詩派,30年代的現代詩派,40年代的九葉詩派,50、60年代的臺灣現代詩”被納入20世紀中國現代主義詩潮(39),艾青當年的姿態更加顯得“不合時宜”。但若從“中國周末”這一朦朧詩論爭的海外現場去關照艾青的出訪活動及其域外詩創作,可以進一步探究他與朦朧詩同中有異的詩思重構。

1983年《域外集》出版,收入九十首艾青在國外寫的或寫外國的詩,從20世紀30年代留法至愛荷華之行幾乎涵蓋艾青詩歌生涯的每個階段。艾青自序中特別提到1950年蘇聯行后專門出版的詩集《寶石的紅星》,因“大都是膚淺的頌歌,收入這個集中的就只有五六首”;他欣喜于1954年智利行的詩歌收獲,所以“大都收入這個集子”(40)。從選與不選的考慮中可以感受到艾青對十七年詩歌創作的批評,但他又不是另起爐灶。在艾青復出后所作的域外詩中,仍有呼告、設問等典型的政治抒情詩句式。追求社會平等、世界和平、對凌駕于人之上的物欲與權力的批判,也是他一以貫之的立場。只是他更加注重如何以形象思維而非邏輯思維的方式把觀念具象化。《域外集》里也有用纖細筆觸描繪風景畫的小詩,但更多是如《古羅馬的大斗技場》《羅馬在沉思》等探究民族命運及人類的境遇作品。與同期出訪歐美的作家一樣,艾青也強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物質富裕中的精神危機,但相較于由素材到觀點都越來越公式化的域外游記(41),艾青又嘗試在域外詩的形式經營中,提供一種有別于說教的感性經驗。例如艾青在多首詩中巧妙并置場景以達到反諷效果,“再也看不見印第安人/——誰知道他們到哪兒去了/只有在自然歷史博物館里/還保留了他們的文化遺跡//而被釋放了的/從非洲來的黑色奴隸/卻繁殖得很快/他們的后裔/成群結隊地喧鬧著/參觀科學館”(《芝加哥》);“一個塑料和人造大理石的時代/正在崛起”“在報亭里/達芬·奇的畫集/正和美國的《花花公子》擺在一起;/《藝術家的生涯》/就不得不從可口可樂中/去尋找抒情的構思”(《歐羅巴圓舞曲》)。艾青還持續探索自由體詩歌的內在韻律,如“本能的/肉欲的/歪扭著身肢的/狂亂的/猥褻的/瘋狂的動作/伴隨著/熱烈的掌聲/連表演者自己都驚愕的/狂熱的掌聲……”(《百老匯舞蹈》),不是直接告知讀者詩人對這種表演的態度,而是先在同義反復的修辭中模仿感覺的擴張,再在由觀眾到演員的突轉中引入理性思考。這些嘗試尚顯稚嫩,但都試圖跳出審美與政治、個人抒情與主題寫作的二元對立,讓政治抒情詩傳統繼續葆有活力。與《在浪尖上》不同,詩歌的公共性不再直接體現在對時事的配合和對讀者的情感動員上,而是要使詩成為培育讀者形成政治認識與文化參與能力的一項思想操練。

艾青《域外集》(花山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

然而域外詩的題材特殊性也放大了這種嘗試的難度。新時期初期大陸作家出訪本身就兼具文化名片、外交使者、第一批出國考察者的復合型身份,既要顧及政治影響,注意紅線底線,又要思考以怎樣的域外書寫參與中國人世界感與自我感的重構。如在談到《香港》一詩在《人民日報》發表時根據報社意見“把罵香港的有些句子刪掉了”(42),但艾青堅稱,作為被殖民的香港的繁榮是惡性和畸形的。對比艾青與王蒙先后以柏林墻為題材完成的詩(43),艾青的情緒激動而單純——“又怎能阻擋/千百萬人的/比風更自由的思想?/比土地更深厚的意志?/比時間更漫長的愿望?”相較而言,王蒙詩中如“滾石樂咀嚼了/松動的牙齒”,則蘊含了更為復雜的歷史意識,“是孤獨與矜持的混合。是來自尚不算成功的社會主義世界面對燈紅酒綠的資本主義時候的辛酸與嘆息”(44)。域外詩的寫作說明,詩人已置身于改革開放以來主導意識形態變動調整的現實之中,不僅要避免政治立場與道德態度的直接表露,以形象思維調動讀者的認識能力;人也需要在詩歌經驗中不斷檢視自己有關現實與政治的觀念感覺。或許,一種可能的政治抒情詩方向是,不在既定的認識和框架中給出答案,但也拒絕從政治和公共生活中退場以及思想上的含混不清,這顯然對詩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由上述視角再看朦朧詩論爭,艾青與青年一代詩人的追求并無根本沖突,都是要重建一種有活力的詩與政治、與時代之間的能動關系。但人事糾葛與激烈的情緒表達不僅將論爭推向了政治規訓,更使雙方的詩學主張越來越被限定在二元對立的框架之中。當徐敬亞將“三十年來”詩歌藝術的“窄路”歸結為“沉溺在‘古典+民歌’的小生產歌吟者的汪洋大海”,新詩的未來主流應是“‘五四’新詩的傳統(主要指40年代以前的)加現代表現手法,并注重與外國現代詩歌的交流”(45)——艾青恢復革命詩學傳統的意圖自然會被認為是舍近求遠、墨守成規。而艾青也在“被冒犯”中更放大了他眼中新詩潮自我陶醉、背離人民、迷信外國的危險傾向,也就進一步限制了艾青對形式即政治的持續經營。

時隔一年后,艾青在《迷幻藥》中再次提及愛荷華詩會上與周策縱的爭論。起因是《北方文學》1981年11期發表《名家詩人談詩》,署名“亞丁”,看似是周策縱、馮至等人某次座談會的記錄,其實是摘編觀點捏成的“對話”。艾青認為此文有意挑選附和周策縱的觀點,傾向性明顯。在逐一反駁后,艾青特意引用了1979年“中國周末”上臺灣詩人高準的發言。高準談到臺灣現代主義詩歌潮流的三個特征:一是“橫的移植”,“就是一種主張全盤西化、排斥民族精神與民族風格而盲目反對傳統的心態”;二是“主智的傾向”,“排斥詩的抒情的本質,排斥健康的積極浪漫主義的精神”;三是強調“詩的純粹性”,“排斥現實主義的精神而進入一種所謂超現實的晦澀虛無狀態”(46)。艾青顯然從中讀到了朦朧詩的問題,但他又止步于表象相似,忽略了高準發言中指出臺灣20世紀五六十年代處在資本主義上升階段,即現代派之所以繁榮的社會現實基礎。也就是說,艾青仍是在朦朧詩論爭的既定邏輯中認識臺灣現代詩經驗,也就不可能更深入了解臺灣自70年代初展開現代詩批判以來為何以及如何在政治意識上回溯反帝、反殖、大眾化的左翼傳統。而辨析美學風格中的政治無意識,并始終扎根于變動的現實經驗去理解政治、重構政治,或許才是從臺灣現代詩論戰中最應當汲取的資源,也是朦朧詩論爭雙方都應當合力之處。

兩岸“時差”所內蘊的文學與思想資源,雖然只是被片段式征引,未能深入參與大陸新時期文學變革,但它的確構成了理解新時期之“時”的一個外部視角,幫助我們重識艾青式“不合時宜”之于反思20世紀80年代文學走向的啟示。而此期大陸作家出訪還涉及另一個“時差”問題,即在一種由“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理論”主導的世界想象中,中國必須加速趕上與這個“世界”的時間差。這可能是參加愛荷華“中國周末”的海內外作家共同的時代焦慮。而“中國周末”的意義也在于此——由于作家間的代際、地域差異,錯綜復雜的現代化經驗合起來就是一部20世紀中國史,作家間的文學互動也就播撒開了由“中國”視界出發的另一重現代想象。

三、“20世紀人”:文學互動中的“人”論與“人民”論

“向昨天飛行”,是丁玲《訪美散記》第一篇的標題。從字面上看是時差的意思;從隱喻層面看,有別于追趕時間差的現代化焦慮,這個題目又暗含了丁玲在回望中前行的姿態。丁玲非常清楚這種“不合時宜”可能招致的誤解,在《中國周末》中,丁玲提到舞蹈家許淑英專門打電話提醒她“講話被認為太官氣了”,但即使明知“結果不大受歡迎”,丁玲還是在之后的報告會專講“作為作家的我和人民的聯系”。丁玲說,“這不是應景,這是完成了預定的一項節目,我感到愉快”(47)。丁玲提到許淑英令人驚嘆不已的舞蹈表演,并引用許淑英自述20世紀50年代初到各民族地區采風的經歷,強調社會主義制度對于藝術家培養的重要性與優越性。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中國周末》并非寫于愛荷華,而是補記于1982年9月10日十二大會議期間。選擇于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標志性時刻,以美國視野回溯毛澤東時代,無疑更彰顯了丁玲新時期意識的錨點。

丁玲《訪美散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已有研究者指出丁玲新時期初從“人民文藝觀”出發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獨特思考(48)。但若以“中國周末”活動為參照,此類判斷則還需要在兩方面有所推進。

首先,從1981年“關于中國文學藝術的座談會”發言記錄稿(49)中可見,蕭軍、吳組緗都一再強調人民文藝觀。如蕭軍回顧其創作生涯時說,中國作家的使命就是“民族的解放、祖國的獨立、人民的翻身,以至于將來出現一個沒有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社會的制度”,“所以他們是政治是第一的,藝術是第二的,我個人就是這樣的”。吳組緗也說,“教書也好,寫評論文章也好,必須熟悉人民的生活,要同人民的感情打成一片”。會上一個臺灣學生質問蕭軍,作家如何知道個人的想法代表人民的利益?與丁玲一樣,幾位大陸作家在海外種種質疑聲中都未曾掉入“受政治壓迫的知識分子受難史”這一意識形態陷阱,也沒有以新啟蒙話語的反封建論述置換革命史觀中的人民主體性。但在群眾運動及知識分子改造問題被重新審視的“后文革”語境中,“為人民”又如何不停留于政治立場或道德層面的語義重復?

另外,觀察人、寫人,是丁玲訪美隨筆中的重要線索。丁玲既不像蕭乾那樣“步步設防”(50)——盡量避開美國行本身、多談海內外交流;又不似吳祖光那樣“一分為二”——認為美國處處干凈、精神世界上卻有許多骯臟的東西。丁玲將美國青年的精神危機歸結為競爭邏輯主導下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后果,但她也喜歡在五月花公寓與她擦肩而過的“天真的灑落的容貌”,并提醒讀者不能憑一知半解下結論,美國的物質生活“難道不是美國人民、美國的青年人的勞動創造而全是掠奪與剝削得來的嗎?”(51)她不懂橄欖球,卻細致記錄下賽場上的歡騰與狂熱,認為“表現了美國人民的精力充沛,勇猛如雄獅,執著如蒼鷹”,“他們樂觀和健康,他們很會生活”(52)。參觀約翰·迪爾農業機械公司的車間,丁玲寫道,“你在這里不容易立刻感受到勞動的偉力,你也很難為那種熱烈的驚人的勞動場面所激動。這里只顯示出磐石的堅實和深谷的幽靜,引起參觀者的思索”(53)。從這些片段中可以看到,丁玲并沒有簡單從資社之爭的視角觀察美國,就像她主張新時期文學應當“著重抒寫有朝氣的,健康的,充實的人”(54),她相當關心人的身心狀況與生命活力。但這是否完全等同于20世紀80年代漸成主導的人道主義話語呢?

1981年秋,丁玲(左排前起第十人)與各國作家合影于愛荷華約翰·迪爾農業機械公司大樓前

在1981年“中國周末”座談會中,蔣勛與丁玲有一段耐人尋味的對話。蔣勛認為每個作家都有烏托邦情結,“可是我有時候非常害怕,因為在歷史上我們看到了有些作家為了去把他的理想的社會推給別人而產生非常非常慘痛的經驗”。蔣勛說自己始終在矛盾中,“一邊是托爾斯泰,一邊是波德萊爾。波德萊爾,他努力去發掘人性,人性里面也許是骯臟的、黑暗的、罪惡的,他都讓你去了解。因為那是真的人性。在托爾斯泰里面,他努力地讓你去看人生最完全、最光明、最善良的一面”。丁玲對蔣勛的發言很有興趣,“我的講話是希望補充他的”:

這個世界總是充滿矛盾的。沒有矛盾就沒有斗爭,沒有黑暗就沒有光明(……)作家總是有理想的。為了他的理想的實現,他就不惜一切什么都可以去探討探索去研究,什么都可以拿來,不管是好的是壞的,都要拿來為達到我的目的。這個目的不是大家強加于我的,而是我自己在這個社會里面,在這個矛盾里面,我自己體驗我自己的體會,我自己從那里面得來的一些東西。那么這里面我們也不否認,我們也要從書本子上,從古代的歷史上,從整個的社會發展上,從很多的社會的比較上,很多的方面來得出一個結論來。大家總是在痛苦當中,又在幸福當中戰斗下去生活下去。(……)

丁玲首先是被蔣勛所描述的矛盾中的掙扎所觸動,認為很有必要談一談如何在社會中持續獲得支撐主體“戰斗下去生活下去”的目的和動力。而丁玲沒有直接用社會主義理想去給歷史發展進程許一個“結論”,又是因為她敏銳地覺察到構成蔣勛認識來源的歷史感具有普遍性。這種歷史感包含了兩個層次,第一層是莎菲式的苦悶,丁玲很熟悉這種內在自我分裂的現代性體驗(55);但還有一層,則事關對20世紀的不同理解。在聽完聶華苓自述她的半生漂泊之后,蔣勛說,“我想在座的所有的中國人,心里面大概都有一部非常非常痛苦的中國近代史。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我不相信任何政權,我只相信人。人對待人的一些最基本的尊嚴、條件、待遇,應當被維持住”。當革命中國的視野缺位甚至被隱沒于戰爭的20世紀整體印象中時,蔣勛的喟嘆自然流露出某種歷史終結論的氣息。而這種與政治剝離的抽象的人道主義,在丁玲看來既無法讓現代人走出存在的困境,也無助于克服20世紀時代動蕩給個體帶來的創痛,甚至因為“只相信人”,恰恰更易滑向對“人”的不信。

1981年冬,丁玲在聶華苓家陽臺上,身后是愛荷華河

聶華苓曾這樣總結20世紀:“是流放人的世紀。廣義的流放:隔離社會,或是家園,或是故土,或是政治主流,都是流放。還有被迫的流放,自我流放。”(56)IWP于1967年正式啟動以來邀請的作家多來自東亞、東歐、南美、南非等第三世界國家,即所謂有時代創痛體驗的作家。盡管IWP從來不是政治的真空地帶,其機構運作也始繞夾纏在美國的文化冷戰策略中,但聶華苓仍意在為20世紀人的創傷、人與人之間的撕裂求解。聶華苓自述正是因為在IWP和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作家交往,對人類處境的看法才比從前寬闊;因為發現“中國人的命運,就是20世紀的人的命運”“在20世紀里做中國人,經歷戰爭、革命、家庭悲劇,可是,中國人畢竟活下來了。活下來的理由當然有很多,不過,我想,最重要的是,中國人民原始的生命力”“1978年回中國大陸時,我就感受到這種原始的生命力,沈從文筆下的原始的生命力”(57)。和丁玲一樣,聶華苓沒有停留于蔣勛式的歷史傷懷,并且在如毛澤東詩詞翻譯、中國文學譯介、20世紀80年代三次大陸行及文學創作等具體實踐中不斷加深她對中國人歷史感的經驗與認識;但聶華苓眼中“丁玲對共產黨的使命感”(58),又意味著丁玲對中國“人”或說“人民”的生命力有著與聶華苓別樣的理解。

從這個角度再看丁玲此期反復講述北大荒經歷的“錘煉”及其對《杜晚香》的重視,正呼應了她與蔣勛對話中的思考——“大家總是在痛苦當中,又在幸福當中戰斗下去生活下去”——回答“她/杜晚香”為何可以這樣,也就是基于革命中國的歷史感,加入到蔣勛、聶華苓由“20世紀人”生發的疑問與思索中。

以往研究,無論是否定晚年丁玲還是肯定,往往更偏重于直接把握丁玲的政治姿態,反而容易忽略一般經驗描述中的意識活動。例如早在丁玲訪美前與於梨華談話時,就講到自己在北大荒養雞的經歷。與訪美散記中《養雞與養狗》篇從“趣味”角度冷峻分辨兩種制度下人的理想追求不同,面對於梨華的心疼與不解,丁玲極其細致地講她如何救活本來為了生產率要被埋掉的虛弱的小雞,并因此受到隊長和隊員們的肯定。養雞其實是“養人”,政治上被劃定為右派,與群眾隔絕,卻可以在勞動中重建一種與“自己人”的關系。聽到丁玲說起關牛棚,於梨華哭了,丁玲趕忙說“也有好人嘛!”(59)丁玲后來在很多場合講過幾則“好人的故事”。丁玲不是抽象地談論人性善惡,她之所以能在極端情境下洞察人情世故、發現人的善意,一方面是因為在集體生活中建立起了人與人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源于知識分子改造的主體意識,才不容易被直觀的個人情感經驗所困。這些“受難”經歷實際上使丁玲更進一步去思考革命政治所倡導的“群眾路線”與“深入生活”的意義:正是當政治出了問題,甚至自己成為階級斗爭的對象時,革命的知識分子不再能直接以政策為依據,才需要基于具體的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去創造既定政治觀念以外的另一種連帶關系。是這種能動的認識與實踐方式,而非抽象的信仰,支撐丁玲“活”下去,也讓她看到人如何可以突破自我經驗與意識的局限,如何可以在不理想的現實環境中持續主動地去創造理想的人人關系。即便如《杜晚香》,仿佛只是革命信念道成肉身,觀念化地塑造了一個社會主義道德楷模,小說中大量對話場景、對杜晚香遇到困難時心理活動的描寫等,也呼應著丁玲自述經歷時的心得體會。因為杜晚香總是先去了解社會各單元,如家庭、婚姻、工作中不同人的情感意識狀態及其緣由,所以才不著眼于一時沖突,“只是悄悄地為這個人、為那個人做些她認為應該做的小事”(60)。晚年丁玲多次講到要學《紅樓夢》,要懂中國人的人情世故。這些思考都已觸及新時期不再以政治運動為中心后,道德實踐如何展開的難題。以社會中“人”為媒介去認識革命話語對中國社會及人的影響,同時又因此調焦、校準革命話語,如此往復互動,才是晚年丁玲關于新時期立人方向及共同體重建的認識論與實踐論。

1981年7月,丁玲與陳明重返北大荒

訪美兩年后,丁玲在《光明日報》發表《讀〈蔣勛詩集〉》,遺憾在愛荷華未能與蔣勛深談。她欣賞蔣勛詩中的古典傳統,但也再次指出他“總不能免去些許哀愁痛苦,令人茫然”,并借陳映真評蔣勛的觀點,表達了自己對現代主義及極端個人主義的批評。丁玲呼喚兩岸有志之士為國家興亡共同奮斗,因為“生活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人民,目標明確,充滿了樂觀和信心”。丁玲的人民論終究還是更多表現為一種信仰,在理論性與現實性方面尚缺乏配合改革時代政治經濟學視野的重構。但正如她極喜歡的蔣勛的話:“我只是要走進去(指生活——丁注),熱烈而積極地泅泳其間,有時候是跟漩渦奮戰,有時候是隨波逐流,有時候風和而日麗,有時候是狂風暴雨……我都不在乎,只是不要在生活的高峰上冷眼旁觀,好像躲避過了一切危險與災難,其實什么也沒有得著,是最最失敗的人生。”(61)丁玲以自畫像的方式注釋了這句話中的“深入生活”,“主體不能以抽象的人性方式獲得,而必須在一個具體集體的實踐活動中才能與世界發生深切的關聯”(62),這是同樣身為“20世紀人”的丁玲給出的“人論”。

蔣勛(左)與丁玲(中)

余 論

正如蕭乾稱“四方座談”實為“兩方”,“中國周末”開啟了兩岸文學互動。到訪過“中國周末”的作家如艾青為《臺灣詩選》作序,蕭乾先后發表了對聶華苓、陳若曦、葉維廉等人作品的讀后感,等等,都在積極聯合海內外文學界力量推動中國統一。

參加第二次“中國周末”的王蒙,曾回憶在愛荷華期間大量閱讀港臺作家作品,并特意談到陳映真的《云》:“他總是充分探求人的復雜的內心世界,即使在悲哀和失望之中仍然讓你抓住一點善,一點安慰,一點暖意。雖然也許在‘帥’和巧之中他回避了更嚴肅、更深沉、更有分量的沖刺和解剖……”(63)《云》發表于1980年8月,是陳映真華盛頓大樓系列中的第三篇。誠如研究者指出,陳映真不僅是借工會抗爭故事批判依附于跨國資本主義的臺灣經濟與人的異化,而且是在警惕到分離主義思想抬頭的背景下革命遭遇危機作出審慎的回應。身處大陸,如何協調“民主與羊腿”以推進改革的認識脈絡中,王蒙隔膜于陳映真對第三世界左翼知識分子如何反抗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思考;但正如趙剛概之以“低調理想主義”,如何在動人的文學中開展“日常生活的、人間的實踐倫理學”(64),又是陳映真引發王蒙共鳴的地方。兩位作家實則都在回應社會主義文化在新的歷史情勢下如何重構人與社會的難題,這其實也是關乎“短20世紀”終結的世界性的難題。而王蒙20世紀80年代以降創作中“少共精神”的變體,最終還是與陳映真在《云》之后更新的左翼批判視野及民眾意識的努力分道揚鑣,卻也以其持久旺盛的創作生命力繼續為90年代以來的中國經驗賦形。正如有研究者提示:內在于兩岸不同歷史經驗的差異視點及關系性想象,應當成為思考中國當代的資產而非包袱——“兩岸所展開的世界性與當代性會是什么?”(65)

1983年,陳映真在愛荷華前排左起:安格爾、陳麗娜、聶華苓、王安憶后排左起:陳映真、茹志鵑、許世旭夫婦

大家在愛荷華合唱《松花江上》與民歌時深情激昂、熱淚盈眶的場景,令人難忘。這也是令保羅·安格爾感動與不解的地方:與西方字斟句酌、引經據典的文學研討會不同,這些中國作家太“文質彬彬”了,“或許這就是亞洲集團式的藝術家和西方個人無政府式藝術家之間深奧的文化差別”,“他們來自的土地,幾度經歷著內戰、外戰;經歷革命以及戒嚴令。這些都是美國作家從來不會在本土上受過的痛苦。然而在殘酷的往事過后,這些作家正充滿希望地談著未來。這是何等的勇氣、何等的性格而又是何等的力量。在最具美國典型的一州,他們再度證明了中國人的民族性”(66)。究竟如何理解這種民族性,還需甄別各種話語表述背后歷史的深層驅動。但由“中國周末”小題大做,仍可以初步統合新時期文學的內外語境,去進一步勾勒于認識歷史及當下都尤為重要的“中國”視界。

注釋:

(1)《一次歡樂的聚會——記中國作家參加美國衣阿華大學“中國周末”聚會》,《人民日報》1979年10月16日。

(2)臺灣當局稱王拓、楊青矗因“私人理由”不能訪美,高準雖以旅游名義到會,卻在當年在臺出版詩文集時遭禁。會后如《中央日報》更傳出“中共統戰圈套”等不實報道。

(3)丁玲:《保羅·安格爾與聶華苓》,《訪美散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頁。

(4)大陸學界關于“中國周末”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鄧如冰《愛荷華“中國周末”始末》,《新文學史料》2020年第4期;汪亞琴《作家運營文學組織的成功范例——論作為“文學活動家”的聶華苓》,《南方文壇》2022年第3期;陳玲《漫長的“中國周末”——從蕭乾的三封信談起》,《新文學史料》2022年第3期。關于大陸作家參加IWP的重要研究有:鄧如冰《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IWP——中國作家“走向世界”的歷史語境》,《文藝爭鳴》2019年第10期;鄧如冰《世界格局下的漢語寫作——以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中的“中國聲音”為例》,《當代作家評論》2011年第3期;鄧如冰、董媛章《王安憶的“美國體驗”及對其創作的影響》,《文藝爭鳴》2021年第4期。筆者曾就王安憶訪美及其影響提出不同觀點,見楊曉帆《經驗的有限性與重塑“自我”的文學性——1980年代王安憶文學觀的變奏》(《當代文壇》2023年第4期)。另外,黃文倩《茹志鵑、陳映真與王安憶的淵源與文學影響考察》(《文藝爭鳴》2015年第12期)一文引入兩岸文學互動視角,對該領域常見研究范式有較大突破。

(5)聶華苓:《開場白》,《中國周末——愛荷華一次海內外華人作家的盛會》,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40頁。

(6)劉錫誠:《在文壇邊緣上》,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88頁。從“中國周末”活動記錄中也可以觀察到,海外作家針對1980年1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干部會議上的講話《目前的形勢和任務》及“全國劇本創作座談會”后續報道,有擔心大陸強調“安定團結”意味著政策“收緊”的憂慮。

(7)來自大陸的參會作家有本年度IWP邀請的艾青(訪美時間為1980年8月24日—12月30日)與王蒙(訪美時間為1980年8月27日—12月),以及正在舊金山州立大學客座的袁可嘉,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翻譯中心邀請訪美的馮亦代、卞之琳。其他參會作家有張系國、許芥昱、陳若曦、許達然、陳幼石、李黎、鄭愁予、李歐梵、李怡、周策縱、吳晟、於梨華、陳鼓應、木令耆等。三屆“中國周末”的完整參會名單可參見:汪亞琴《作家運營文學組織的成功范例——論作為“文學活動家”的聶華苓》,《南方文壇》2022年第3期。

(8)《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七十年代雜志社1980年6月初版)收錄篇目有:《草原上的小路》《管飯》《清水衙門》《李順大造屋》《喬廠長上任記》《未來在召喚》《將軍,不能這樣做》《悠悠寸草心》《“向前看”的故事》《飛天》《在社會的檔案里》《調動》《兒女情》《人到中年》《喬廠長后傳》。

(9)艾青、王蒙:《訪美四個月》,《作家通訊》1981年第1期。

(10)李怡:《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的興起》,作于1980年4月,發表于《七十年代》1980年5月號。以《文藝新作中所反映的中國現實(代序)》為題收入《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七十年代雜志社1980年6月初版),8月修改后收為《續編》(1980年9月初版)附錄。李怡70年代往返港深探親的創痛記憶及其在港辦刊經歷“六七暴動”后對左派文化的認識變化等,都影響了他的文學主張和辦刊理念。參見李怡:《失敗者回憶錄》,印刻文學生活雜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版。

(11)(12)《文學與政治,小說與人生——海內外作家關于中國大陸文藝狀況的一次意見交鋒》,《七十年代》1980年11月號。

(13)值得注意的是,《文藝報》同期還發表了沙葉新的隨筆《扯“淡”》。劉錫誠回憶:“因涉及《假如我是真的》《在社會的檔案里》《女賊》三個干預生活的現實題材的劇本,被某些人指為矛頭對著胡耀邦主持的‘劇本創作座談會’,從而也成了《文藝報》‘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一大罪證。”參見劉錫誠《在文壇邊緣上》,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14)《文藝研究》1981年第1期的兩篇批評文章是:戚方《中國文學和中國現實——評李怡〈文藝新作中所反映的中國現實〉》;狄思瀏《評李怡先生的大陸文藝觀》。

(15)《作品與爭鳴》1981年第4期轉載了楊井、戚方、狄思瀏的三篇批評。

(16)胡喬木:《致胡耀邦》(1980年7月30日),《胡喬木書信集》,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38頁。《七十年代》1970年創刊,1981年起獨立經營,1984年改名《九十年代》,1998年停刊。1979年,在大陸開放兩年訂閱后被禁止引進。

(17)陳慶妃:《新時期(1978—1984)香港文藝期刊中的內地與港臺文學互動——以〈開卷〉〈海洋文藝〉〈八方〉為考察對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3年第4期。

(18)張光年:《文壇回春紀事(上)》,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273頁。

(19)《文學與政治,小說與人生——海內外作家關于中國大陸文藝狀況的一次意見交鋒》,《七十年代》1980年11月號。

(20)陳鼓應的發言。出處同上。

(21)參見劉錫誠:《在文壇邊緣上》,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52—359頁。

(22)王蒙:《讓生活變得更加美好》,《七十年代》1980年10月號。

(23)李黎:《海峽兩岸文學的新生代》,《七十年代》1980年10月號。

(24)許達然:《從辦公室到工廠——談陳映真的〈夜行貨車〉與〈云〉》,《七十年代》1980年10月號。四個主題是:打破省籍矛盾的“社會結合social integration”、有民族歷史意識的鄉愁、對“死”的抗爭,以及對資本工商業社會“人的物化”即“疏離(alienation)”狀態的批判。

(25)(27)陳映真:《訪陳映真談傷痕文學》,《陳映真全集》(卷五),人間出版社,2017年版,第273頁,第275頁。

(26)李歐梵:《劉賓雁和〈人妖之間〉》,《七十年代》1980年10月號。

(28)張旭東、徐勇:《“重返八十年代”的限度及其可能——張旭東教授訪談錄》,《文藝爭鳴》2012年第1期。

(29)艾青訪美前,已于1979年訪問德國、意大利、南斯拉夫歐洲三國,1980年訪法。艾青的國際聲譽使其成為復出后最早出訪海外的作家之一。1978年6月16日,聶華苓、安格爾夫婦隨蔡其矯拜訪艾青王府倉胡同住所,同游北海公園。17日下午又在華僑大廈聚會,艾青帶去了五六十年代在黑龍江、新疆寫的《燒荒》《帳篷》,深談至11點。艾青1979年12月8日致信聶華苓,“我家的門是被你給推開的,現在再也關不住了”。(《艾青全集》第4卷,花山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674頁。)

(30)艾青:《答〈詩探索〉編者問》,《詩探索》1980年第1期。

(31)李潤霞:《以艾青與青年詩人的關系為例重評“朦朧詩論爭”》,《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5年第3期。

(32)(33)艾青:《在愛荷華的“中國周末”》,《詩刊》1980年11期。

(34)艾青1981年1月8日回京;3月14日在北京圖書館的報告內容分兩部分發表:《談詩》(《星火》文學月刊1981年第6期)和《從朦朧詩談起》(《文匯報》1981年5月12日)。

(35)艾青早在與聶華玲和安格爾的初次會面中就表達過這一觀點。參見聶華苓《漪瀾堂畔晤艾青》,《編譯參考》1978年第10期。

(36)張錯:《艾青的獨白與共鳴》,《七十年代》1980年11月號。

(37)袁可嘉:《愛荷華的詩會(加州通訊)》,《詩探索》1981年第1期。

(38)袁可嘉:《關于新詩與晦澀、新詩的傳統……——訪美書簡》,《詩刊》1981年第3期。

(39)羅振亞:《20世紀中國現代主義詩潮概觀》,《福建師范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40)艾青:《域外集》,花山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后文所論詩歌均出自該書。

(41)此期訪美游記大多會寫到汽車的速度、光電鋼筋的城市景觀、貧民窟、黑人、印第安原住民問題、色情業、電視等娛樂文化,作者基本持一分為二的態度肯定其物質財富,批評其精神文明。

(42)艾青:《美國歸來答客問》,《艾青談詩》,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頁。

(43)艾青《墻》寫于1979年5月22日,波恩;王蒙《柏林墻》寫于1985年。王蒙在《浮光掠影記西德》(《當代》1981年第1期)中曾敘述初次參觀柏林墻時,看到了60年代寫在柏林墻上的西柏林“紅衛兵”的標語。

(44)王蒙:《大塊文章(自傳第二部修訂版)》,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09頁。

(45)徐敬亞:《崛起的詩群——評我國詩歌的現代傾向》,《當代文藝思潮》1983年第1期。

(46)艾青:《迷幻藥》,《艾青談詩》,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96頁。高準發言另參見《中國周末——愛荷華一次海內外華人作家的盛會》,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58頁。

(47)丁玲:《中國周末》,《訪美散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頁。

(48)參見倪文婷:《反觀中國主體的美國視野——重讀丁玲〈訪美散記〉》,《新文學評論》2019年第4期;王碧燕:《〈杜晚香〉與晚年丁玲的時代意識》,《文學評論》2023年第4期。

(49)特別要感謝武漢輕工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汪亞琴老師提供了IWP檔案藏《關于中國文學藝術的座談會》(1981年)原始記錄稿掃描件。后文涉及丁玲、蔣勛等在1981年“中國周末”活動上的發言均出自該文件。

(50)蕭乾在回憶錄《未帶地圖的旅人》(江蘇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中以“步步設防”一節記述了自己訪美回來的心境。

(51)丁玲:《五月花公寓》,《訪美散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頁。

(52)丁玲:《橄欖球賽》,《訪美散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頁。

(53)丁玲:《約翰·迪爾》,《訪美散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頁。

(54)丁玲:《生活·創作·時代靈魂》,《丁玲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頁。

(55)據蔣勛回憶,在芝加哥見到咖啡館里衣著光鮮的婦人,丁玲說了一句讓他震動不已的話,“你知道嗎,我以前在上海,也是這個樣子”。

(56)聶華苓:《三生影像》,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437頁。

(57)《聶華苓和非洲作家的對話》,李愷玲、諶宗恕編《聶華苓研究專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03頁。

(58)聶華苓:《林中,爐邊,黃昏后——丁玲,1981》,《三生影像》,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397頁。

(59)參見丁玲:《與美籍華裔女作家於梨華的談話》,《丁玲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0)丁玲:《杜晚香》,《丁玲全集》第4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7頁。

(61)丁玲:《讀〈蔣勛詩集〉》,《光明日報》1983年12月22日。

(62)何浩:《1979—1984:李澤厚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重構及其與中國革命遺產的關系》,《文藝理論與批評》2016年第6期。

(63)王蒙:《別衣阿華》,《德美兩國紀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62頁。另參見筆者關于王蒙的專論,楊曉帆:《“時間差”與重構理想主義的難題——論王蒙20世紀80年代海外出訪及其文學表達》,《文藝研究》2023年第10期。

(64)趙剛:《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216頁。

(65)王智明:《方法論的省見:兩岸與中國當代》,“兩岸現當代文學與世界文學互文工作坊”(2023年6月21日)會議發言。

(66)[美]保羅·安格爾:《中國周末——中國的永恒》,《中國周末——愛荷華一次海內外華人作家的盛會》,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40頁。

(轉載自“保馬”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