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慶祥:生命意志、流動性與“文化游擊戰”——觀察21世紀以來中國當代寫作的幾個視角
生命意志、流動性與“文化游擊戰”[1]
——觀察21世紀以來中國當代寫作的幾個視角
一、生命意志的變遷
讓我們從一個藝術展覽進入要討論的問題。2019年,位于北京西五環的筑中美術館展出了徐冰、蘇新平、方力均、楊宏偉、李帆五位藝術家的版畫作品,這些作品創作的時間橫跨1980年代至2010年代近三十年的時間,對于策展人和展覽方來說,一個棘手的問題是,將這些風格各異、氣質相差甚遠的作品放在一起展覽的理由是什么?也就是說,必須找到一個內在的邏輯理路,才能將這些作品講述為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既關系到這些作品生成的歷史語境,也關涉到它們各自獨特的“光暈”。這個故事也許在不同的批評家和鑒賞者那里各不相同,在我看來,這些作品是一個關于中國人生命意志被激活、澎湃高漲然后又落入低潮的故事,這是一個生命意志由極盛大而漸虛空的拋物線敘事。從這個角度出發,受策展人季亞婭的邀請,我為這個展覽撰寫了簡短的策展導言,全文如下:
徐冰在1980年代創作木刻“復數”系列時,也許并沒有意識到他擊中了一個時代的癥候,這一癥候并不僅僅是來自本雅明所斷言的“技術復制”,而更是來自一種深刻的同時代性。在同時期莫言的小說中,我們讀到了滔滔不絕的語言和汪洋恣肆的欲望。莫言的語言狂歡和徐冰的復數重疊見證了1980年代因為社會轉型而激活的生命意志。在所有權被重新分配后——這在標志有趙錢孫李的《莊稼地》里有直接的體現——國家意志和個人意志都以傾瀉的姿態噴薄而出,而用木刻這一相對冷峻的形式來展示這一短暫的心靈浪漫史,是徐冰奇特的辯證法。
在蘇新平的作品中,我們看到了“羊”和“網”的相遇,這一“困獸”的圖像將徐冰的“復數意志”導向一個兩難之境,意志導向了自由還是被用來獻祭?這羊歸誰所有?是塵世的“無形之手”還是上帝的全能之光?蘇新平只能用混沌的色彩來作出曖昧的回答。相對于這種混沌,方力均的“年代系列”和李帆的“可能我是”系列更為符號化,前者重夸張,后者重拼接,意志在“集體”和“個人”、“外在”與“內里”、“主格”和“賓格”之間角力。
也許是敏銳地感覺到“意志的散落”已經在千禧年(2000年)之后的中國語境中成為既定的事實,楊宏偉干脆啟用“天一”這一來自中國道教的主神來召喚元氣?!疤煲簧睂⑿毂摹皬蛿怠边M一步“巨量化”,大尺寸的材料,長跨度的時間,以及3600多萬刀的勞作構成了一個巨大的布滿孔洞的天幕,他以此來收集光源并重建心靈的天空圖景。與此同構,因為意志顯然需要一個內在化的過程,這正是“寓言”和“夢”的社會心理學基礎,在梨木的橫截面上,用壓縮的紋路構建復雜的圖像,形變甚至不可辨認,這些與“天一生水”互文式地將意志進一步抽象化,藝術再次用它的自主性創造了作者的反面:意志的形變不可逆亦不可測。
這五個人的版畫展,已然構成了一長段歷史的隱喻和象征。
如果從生命美學的角度看,1980 年代文學藝術作品總體的美學特征是激動、亢奮、強力的,是生命意志在掙脫了生命政治的束縛——尤其是那種以閹割和煽動為主要目的的生命政治——后所呈現出來的一種生命狀態。在身體感覺的層面,長期被壓抑和閹割的身體實感被超大規模地釋放并放大,1980年代敘事作品所熱衷的主題“食”和“色”是典型的體現。但是在另外一個層面,前此的(片面)生命政治的訓練并沒有真正的消失和結束,而是成為了一種內在的精神結構,常常是以一種無意識的方式呈現在作品中。“改革”“傷痕”“反思”等文學寫作潮流直接從“十七年文學”中繼承遺產,這一遺產其實就是以“斗爭”和“改造”為旨歸的強力生命意志,無論是《喬廠長上任記》[2]中的“大抓生產線改革”“以廠為家”;還是《新星》[3]中古城縣的“縣域經濟建設”和“縣域政治”,都是這一斗爭和改造哲學的體現,當然還有典型的路遙,他直接宣稱從柳青那里得到了最大的啟示和教誨?!?5新潮”擯棄了這種表面的強力,試圖通過“向內轉”來完成生命意志的再造,從表面上看似乎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至少那種“強現實主義”的宏大敘事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消解,但即使這種表層的形式主義也掩蓋不了某種不可抑制的對生命意志的自信,比如莫言的語言狂歡其實就是一種強力生命的體現,在余華的《現實一種》[4]等作品中,所謂的“零度敘事”恰恰是“非零度”的,在對身體的殘酷實驗中反證了對感官生命的極大信任??偠灾?,一種積極入世的態度主導著1980年代以來的文學寫作和藝術創造——無論是在集體的層面,還是在個人的層面,相信生命意志可以改造世界成為了另一種政治無意識。即使是《你別無選擇》《無主題變奏》[5]等對標“現代主義”的作品,其呈現出來的頹廢、消極和玩世不恭也指向非?,F實和功利主義的目的,1985年的“真偽現代派”之爭在這個意義上有其價值:這些“現代派”在內在價值指向上與他們要反對的“現實主義”不過是一體兩面。
我在這里無意梳理一部中國當代文學的“生命意志史”,我想要指出的是,這種強力的生命意志是當代歷史政治中的“肯定性”力量,它與構建一個積極社會和積極人生的愿景密切相關,同時也與自五四以來的“肯定性”敘事一脈相承。在這一肯定性的敘事中,有幾個重要的歷史節點:1920年代的五四時期、1950年代的建國初期、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時期以及1990年代中國進一步加入全球秩序時期。這樣一個“強力生命意志”的敘事一直持續到21世紀初,并且以一種加速的方式來完成其敘事勢能,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世紀初的一些代表性作品,如莫言的《蛙》[6]、閻連科的《炸裂志》[7]中,加速的生命意志勢不可當,但加速同時也意味著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的節點上,事情會走向它的另外一面,徐冰的蝌蚪經過二十年的繁殖,在莫言的《蛙》中遭到了集體性死亡;閻連科筆下炸裂式發展的大都市,也許不過是通向余華的《第七天》[8]式的結局,“意志的散落”已經隱約浮現,它現在需要的不過是一個輕輕的按鍵。
更年輕世代的寫作直接呈現了這種“意志散落”的過程。出生于1990年代的青年作家陳春成在2020年發表了他的代表作《竹峰寺》,這部作品甫一問世就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無論是行業內的專業批評家還是普通讀者都對這部作品表現了極大的興趣。一位青年作家一篇短短的17000多字的小說為什么會成為一個話題?小說語言的講究、結構的精巧固然是個中原因之一,但并非關鍵,關鍵在于,這篇小說通篇都傳達出一種(積極)生命意志潰散的實感,疲乏、厭倦、避世構成了這部作品主要的價值情緒,這種疲乏和厭倦不是暫時性的,也不是一種短暫的休整然后以更積極的姿態進入世界,它是全然的“消極”,既指向自我,也指向世界,既指向現實,也指向歷史:
我想,那些消逝之物,都曾經確切地存在過,如今都成了縹緲的回憶;一些細節已開始彌散,難以辨識。而我此刻的情緒、此刻所睹所聞的一切,眼下都確鑿無疑,總有一天,也都會漫漶不清。我們所有人的當下,都只是行走在未來的飄忽不定的記憶中罷了。什么會留下,什么是注定飄逝的,無人能預料,唯有接受而已。[9]
改造世界和自我實現是強力生命意志的兩個指向,也是現代以來中國漢語寫作最重要的兩大主題,但是在陳春成等更年輕作家的寫作里,這兩個主題被放逐了,世界已經無須改造或者根本沒有辦法改造,而自我實現,也不過是一場白日夢而已。陳春成的這種寫作并非個案,我們在畢贛的電影《路邊野餐》、東來的小說集《奇跡之年》、沈大成的小說集《迷路員》、徐皓峰的電影劇本《詩眼倦天涯》中都能讀到這種世事難料、人生如夢、無可奈何的人生態度和思想情緒。
據了解,陳春成的《竹峰寺》寫作時間為2018年夏天,其個人短篇小說集《夜晚的潛水艇》出版于2020年,這正是新冠疫情發生之時。如果說文學書寫是一個想象中的休止符,那么,疫情則是一個現實的暫停鍵,它們構成一種精神與現實的互動,如果說此前的強力生命意志就像一條奔騰的大河——中國現代最重要的地理意象就是奔騰不息的黃河長江,它們被轉喻為歷史的意志——那么,在2020年前后,這一條大河卡頓了,并慢慢松弛安靜下來。陳春成在2022年發表了另一部短篇小說《雪山大士》,其中一個有意味的細節是,作為頗具發展潛力的足球運動員有一天突然腦子里“嗡”了一聲,然后,他徹底厭倦了競技,變成了一個“無所事事”的人。我覺得這個細節和故事饒有意味地書寫出“強力生命意志”潰散的過程,也應和了韓炳哲所謂的從“功績社會”向“倦怠社會”的轉變:
純粹的積極性只會擴展已存在之物,而要真正地轉向他者,則需要否定性的停頓。只有借助中斷的否定性,行動主體才能衡量全部可能性,純粹的積極性則無法辦到。[10]
這種停頓、中斷是一種頗具癥候性的轉變,與文章開篇提到的徐冰等人的版畫相呼應,我們發現生命意志的故事有了新的流向,它的價值和勢能還有待觀察,但毫無疑問,它已經構成了重要的寫作主題并將書寫新的故事。
二、“流動性”:從宏觀到微觀
與生命意志強力擴張相伴隨的,是流動性的事實。流動性(liquidity)本來是一個金融學術語,用于描述銀行運作的一種功能,即滿足存款人提取現金、到期支付債務和借款人正常貸款的能力。隨著資本主義金融的發展,流動性的含義不僅指現金流動,同時也指宏觀經濟中的貨幣投放、股票供給和買賣等。流動性概念暗示了一種類似于奧地利經濟學派所強調的不受束縛的自由貿易的愿景?;蛟S是受到了奧派的啟發,鮑曼在1960年代描述現代性概念時引入了流動性,并將這一經濟金融學術語轉喻為一種社會學術語,在鮑曼看來:“這一時代的模式和框架,不再是‘已知的,假定的’,更不用說是‘不證自明’的……這些戒律不是先于生活政治(life-politics)而存在并塑造生活政治的話語框架,相反,這些戒律是生活政治的結構,是生活政治的轉變塑造和重新塑造了這些戒律。‘液化’的力量已經從‘制度’轉移到了‘社會’,從政治轉移到了‘生活政治’——或者說,已經從社會共處(social cohabitation)的宏觀層次轉移到了微觀層次?!保?1]借助“微觀層次”,鮑曼將流動性落實到個人的生活結構和思想狀態的層面。如果綜合流動性的本義和轉義,也就是流動性作為資本要素和精神狀態的結合,那么,流動性就是觀察中國當代社會形變以及與此互文的中國當代書寫的一個重要切入口。
在中國當代史中,因為制度的設計和安排,流動性是被嚴格限制的,對于普通人來說,戶籍制度、單位管理、農業戶口和非農戶口、城鄉區隔等就是鮑曼所謂的“戒律”。僅僅憑借個人的努力并不能打破這些戒律從而實現流動性,中國當代流動性的變化,往往首先來自于宏觀層次。1960年代的“上山下鄉”和19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都是這一宏觀調控的結果,兩者基本都符合上述的流動性特點,第一是資本要素尤其是人力資本的分配和流動,第二是都以一種“液態”的方式對此前的思想固化和精神禁錮產生了沖擊。“上山下鄉”以及由此產生的“知青文學”甚至為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做了思想上的一些準備。根據目前的大量研究資料顯示,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以及文學寫作,其前史都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但即使宏觀層次的政策鼓勵某種流動性的擴散,微觀層面個人的流動性的實現依然困難重重,1980年代引起巨大社會反響的事件和文學作品都體現了這一點。1980年潘曉討論中“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作為一個社會話題,被視作打開了一代青年“思想的閘門”,如果拋開價值觀的爭論,其另外一層指向,實際上也暗含了流動性的艱難和無序。路遙的《人生》可以視作是對這一問題的文學回應,流動性在《人生》中再次包含了我的上述判斷:既是資本要素的,又是思想文化的?!度松分械母呒恿肿詈笾貧w鄉土,暗示了一種有限的流動性的失敗。另外一個特別值得提到的作品是高曉生的“陳奐生系列”(《陳奐生上城》《陳奐生出國》等),過去對這一系列作品的解讀往往著眼于農民的“劣根性”,服從的是1980年代知識者的啟蒙視角,如果從流動性的角度看,我們也許會發現“陳奐生系列”是1980年代對流動性最大膽當然也是最樂觀的想象,這種大膽和樂觀使得這一系列作品帶有滑稽劇的色彩。
無論是現實的層面還是想象的層面,1960年代和1980年代的流動性都是小范圍的,影響波及面相對狹窄。真正大規模的流動性始于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后全面啟動的市場經濟改革。鄧小平的名言“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將“效率論”提高到了意識形態的層面,在這一宏觀“效率論”的激勵下,流動性開始迅猛加速。無論是從個人的感受還是從數據的分析都可以得到的結論是:1990年代的流動性成為中國現代以來規模最大、涉及人群最廣的一次現代性“遠征”。[12]大眾文化最直接地反映了這一點,以《外來妹》《北京人在紐約》為代表的影視劇,以《你在他鄉還好嗎?》《情哥哥去南方》《我不想說》為代表的流行歌曲,雖然這些作品的內容大多以一種鄉愁式的軟抒情來化解對高速發展的現代生活的不適應癥,但是其內在理路,實際上延續了1960年代以來的強力生命意志,不過這一次將強力生命意志轉化為“效率論”。1990年代的“流動性”就是這樣繼承了中國當代史的宏觀政治和“生命政治”的遺產,在“更高、更快、更強”的現代賽道上加速其“液化”和“氣化”的過程。正如鮑曼所預判的,這一對“固體”不斷“再融化”的過程,必然會導致“微觀層次”的進一步變化。如果要將這個變化用嚴肅文學作品來描述,我可以概括為從路遙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到路內的《霧行者》的變化?!度松泛汀镀椒驳氖澜纭芬讶皇钱敶膶W的經典作品,內容無須贅述,《霧行者》則相對陌生,有必要進行簡要概述:這部長篇小說出版于2020年,是70后代表作家路內的長篇小說力作,小說以倉庫管理員周劭為主要人物,所述時段為1998年至2008年。“當21世紀走入第三個十年,我們或許已能夠以更完整的歷史語境審視中國社會在世紀之交發生的劇變:人口的大規模流動,以及隨之而來的身份流轉、懸浮狀態和不確定性。這正是路內最新長篇小說《霧行者》的時代背景。”[13]路內或許并沒有意識到學理意義上的流動性問題[14],但是作為一種“同時代書寫”,流動性已然構成其作品的核心內容。變化也正是在這里凸顯,第一,雖然《人生》《平凡的世界》《霧行者》的流動性都與宏觀政策相關,前者是1980年代的城市改革,后者是1992年的市場經濟和全球化,但是,《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的流動性更強調“進城”敘事,在這個意義上,它的流動是單向的?!鹅F行者》在城市化已經大有發展的基礎上展開,其流動性是多向度的,不僅涉及縱向的城鄉體系,更涉及廣泛的地理文化區域。第二,《人生》《平凡的世界》中的流動是高度理性且充滿了樂觀主義情緒的,它與宏觀政策之間保持著一種透明的依附關系?!鹅F行者》中的流動性則是高度感性并充滿了感傷主義,在作品里,我們幾乎看不到具體的宏觀政策,流動性是由“看不見的手”而并非國家力量所左右。第三,也正是對流動性的理解不同,上述作品的敘事方式也差異甚大,《人生》《平凡的世界》是“中心主義”式的現實主義敘事,帶有強烈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痕跡;而《霧行者》則是一種“分散式”去中心化的復調敘事。最后,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人生》《平凡的世界》的悲劇是以正劇的方式呈現的,其效率化的流動性和強力生命意志合一,形成了一種相對亢奮、男性主義的美學風格?!鹅F行者》則從宏大敘事里逃逸出來,其流動性帶有漂泊感、無助感,缺乏改造世界和自我的雄心壯志。與陳春成等人的書寫形成呼應,在2020年前后,強力生命意志減退,流動性真正接近鮑曼所謂的微觀形式——也就是流動性落實于一個個具體而鮮活的生命,他們從盲目的集體強力意志里蘇醒過來,一點點長成“脆弱但堅固”的現代自我。
三、“根”的想象和書寫
“流動的現代性”[15]帶來的后果之一是“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16],作為一種平衡和補償,“回歸”構成了現代性的另一面。巴迪歐在討論20世紀的典型“癥候”時特別提到了詩人圣瓊·佩斯和保羅·策蘭在其同名詩作中體現出的這種“返還”:“實際上,在30年代和40年代之間,相差40歲的兩位詩人在寫作中使用了同一個能指:‘遠征’……通過兩個遠征的對立,我們將會從中萃取出這個世紀關于其自身運動的意識,以及表達出返還他們那愜意的人類家園的脆弱的信仰,這是遠征的一個重要涵義。”[17]類似的文化實踐不僅僅局限在歐洲,可以說是世界范圍內的。對于中國當代寫作來說,詩人海子1986年左右的一首詩作《浪子旅程》[18]對此表現得非常典型:
我是浪子
我戴著水浪的帽子
我戴著漂泊的屋頂
燈火吹滅我
家鄉趕走我
來到酒館和城市
我本是農家子弟
我本應該成為
迷霧退去的河岸上
年輕的鄉村教師
從都會師院畢業后
在一個黎明
和一位純樸的農家少女
一起陷入情網
但為什么
我來到了酒館
和城市
如果說海子的這種感嘆和疑問還只是對流動性的(不適的)初體驗,帶著一點青春的質樸和天真。那么在詩人楊煉的《諾日朗》(1983)和歐陽江河的《懸棺》(1984)這里,“返回”和“回歸”被具體落實為對文化之“根”的想象、建構和書寫。長期以來,在討論中國當代寫作中的“尋根運動”時,至少有兩個疏忽之處,一是將“尋根”僅僅理解為以王安憶、韓少功、阿城等人為代表的小說寫作潮流,而忽視了同時期以楊煉、歐陽江河等詩人為代表的“新傳統寫作”和海子以《太陽·七部書》為代表的“文化史詩”的寫作。也就是說,“尋根”不僅是1980年代中期發生的一次文學創新運動,也是一次文化復歸運動。二是,對于尋根作為一個綜合文化思潮的發生學考察過于局限于“中西”文化二元對立的框架里,這是一種“西方文化”“沖擊—反應”論的延續,而忽視了“尋根”同時也是一種對于流動性的應激性反應。也就是說,1980年代的尋根文學實際上是1960年代“上山下鄉”和1980年代“思想解放”這兩次流動性疊加的必然后果。尋根的作家詩人們,普遍具有“上山下鄉”的經歷,其中一些作品則直接取材于知青經驗,比如,如果沒有從上海到皖北插隊的經歷,我們很難想象會有《小鮑莊》這樣作品的出現;同樣,阿城的《棋王》實際上是一個在流動性中發生的故事,而《樹王》《孩子王》則能見出明顯的知青經歷。與此同時,1980年代的“文化熱”可視作一次思想文化上的大流動,在這一流動中,文化意識覺醒并找到了其文本表達。
如果說1960年代的身體流動和1980年代的思想流動綜合生成了1980年代的“根”想象和“根書寫”;那么,1990年代以來更廣闊空間內的資本要素和思想文化的流動也必然會催生一種新的“根”想象和“根書寫”,與1960年代—1980年代的延宕時長類似,這一次關于根的想象和書寫大致出現在2010—2020年。這一判斷不僅來自于對歷史中“反復結構”[19]的體認,同時也基于對21世紀以來文學現場的觀察和總結。雖然這一時期的中國當代文學寫作的現場并沒出現1980年代那么明確的“尋根”口號,但是,被熱議的“新南方寫作”“新東北寫作”“新北京作家群寫作”已經暗含了對“根”的再次檢視和重返,呼應、延續并進一步推進了1980年代的尋根書寫。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種呼應、延續和推進并不是進化論意義上的,而更像是一種無意識的文化“回聲”,或者可以理解為另一種如丸山真男所謂的東亞民族“執拗的低音”。[20]以“新南方寫作”為例,在其代表性的幾篇理論文章中幾乎都沒有提到在縱向的時間軸與1980年代尋根之間的事實關聯[21],更多強調的是在空間范疇內流動性和地方性之間的關系,但舉凡對“新南方寫作”中的南方地域、方言和文化的強調,依稀又能嗅到當年尋根文學的一些氣息。當然,因為時代環境和寫作主體的更迭,這兩者之間的區別極大,我想強調的是,一方面兩個時代的流動性在普遍的意義上會生成一種“尋根”意識和尋根沖動;另一方面,因為流動性本身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其不同的形態和影響,對“根”的想象和書寫必然也會出現新的形態。在這新一輪的“地方性”建構中,我們大概能夠看到這些特點,第一、與1980年代尋根文學的“地方”往往局限在某一個點,如一個村莊(《小鮑莊》)、一處老寨(《爸爸爸》)、一片水域(《最后一個漁佬兒》)不同,2020年代的“地方”往往沒有那么具體的邊界,而是帶有一種泛化的傾向,地方更指向一種“地方性”,而這一“地方性”又是流動不居的?!靶聳|北寫作”更吸引人之處在于其“東北性”,“新南方寫作”的魅力也在其沒有邊界的“南方之南”。第二,1980年代中國的城鎮化剛剛開始,彼時作家們想象世界的方式基本上還是以鄉土為主,尋根文學契合了這種鄉土想象并生成了新的鄉土美學;及至2020年代,經過40多年大規模的快速發展,中國的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提高到了2020年的63.89%,最關鍵的是,城市不僅成為資本要素的匯聚地,也成了故事要素的匯聚點,所以我們發現無論是在“新東北”還是在“新南方”的書寫中,故事發生的“地方”往往是在城市而非鄉村,比如沈陽、廣州、香港等等。即使是在處理歷史題材,也往往以城市為活動舞臺,比如林棹的《潮汐圖》[22]實際上寫的是廣州的開埠史,葛亮的《燕食記》[23]寫的是粵港兩地的“雙城記”,這兩部作品對“根”的回溯,既立足于地方,又流動于世界,可謂是2020年代“根”書寫的典型文本。第三,在1980年代的尋根書寫中,傳統文化往往帶有“原始”“神秘”的色彩,是一種被賦魅的存在,而在2020年代的新地方書寫里,對傳統文化和非現代文明的觀察、理解幾乎都是祛魅化的,它們要么存在于平常日用,要么被現代文明吸納,完全沒有違和感地成為當下的一部分,比如王威廉的《你的目光》[24]寫南方少數民族疍家人的生活,幾乎沒有獵奇的眼光,雖然也有文化上的區隔,但出身疍家的女性在“你的目光”(世界性文化的隱喻)中沒有自我“少數化”和“奇觀化”,而是在融匯中獲得了重生。第四,相對于1980年代對文化之“劣根”的“堅固性”的想象并由此產生了一種激烈的批判意識,2020年代的文化之“根”沒有那么有價值立場,它相對中性并作用于個人,因此也就沒有了1980年代的那種啟蒙視角和拯救情結,相反,文化之“根”被一種游戲性化解,從而釋放了更多的審美空間。
無論是對文化之“優根”的樂觀想象還是對文化之“劣根”的悲觀想象,流動性與“尋根”構成了一種文化上的回環,與流動性的液化、氣化狀態相比,“根”似乎代表著某種固定的容器,這一容器里雜糅著基于地理而生成的生活經驗和文化想象,表面上看起來它和流動性相對,因此成為想象回歸和重返的“原點”,而實際上,生活經驗、風俗人情和文化想象也是歷史中的流淌之物,并沒有一個固定不變的“根”的存在,因此,以這種“固定不變的根”為懷舊或者批判的對象都容易落入文化本質主義的圈套。阿歷克斯哈利在其名作《根》中描述了這種尷尬,主人公作為一個生活在美國的非裔黑人,為了追尋自己的種族之根,最后回到了非洲的一個村落,這里是他祖先生活棲居之處,但迎接他的不是鮮花和擁抱,而是好奇和懷疑的圍觀和審視,主人公由此意識到:“我發現自己原來仍是個混血兒……在血統純粹的人群中間,我覺察到自己并不純粹,這種察覺令我感到無地自容”。[25]顯然,正是因為對所謂“純粹”“不變”的“根”的執念,才使得主人公無法清晰地認識自我并獲得自我確認。在中國當代文學的寫作中,如果說1980年代的尋根寫作依然在宏大的敘事(同時也是強力生命意志)中想象著一種“共同體”的根,那么,2020年代最有價值的變化就是從這種宏大想象中解放了出來,正如上文分析的,“地方”“根”都被視作是流動性的產物同時也變成了流動性的一部分,在不同的地域、文化中穿梭和遷徙變成了生活的常態,作家李修文在《山河袈裟》[26]中書寫了一個孤獨個體在不同地方漫游,尋找安身立命之所在的生命體驗;作家沈念的《大湖消息》[27]則以洞庭湖為原點,不同地域的人在此聚散零落,生老病死。另一位作家張玲玲在2023年出版的《夜櫻與四季》中則將這種“隨波逐流”,在流動之“根”中輾轉掙扎的歷史景觀做了最個人化的表達,在張玲玲的筆下,鄉村醫生、青年導演、職業搜救員等各色人等無一不在尋求生命的價值和情感的寄托,但又無一不起于希望和執念,終于失望和幻象。從1980年代楊煉、韓少功們聲勢浩大的尋根宣言,到2020年代林棹、張玲玲們體認到的“我一次次被告知,你無法前來,別處是幻象,目的地是幻象”[28],中國當代寫作中的“根”敘述擁有了饒有意味的故事情節。
四、結語:內在性與文化游擊戰
如果我們借用布迪厄的場域理論,可以將中國當代寫作視作一個充滿意味的“變量場”,如果說在某一個時期這個場域是固定的、有清晰邊界的——這當然是某種力量的想象,他們以這種想象來建構和規劃文學,這一力量直到今日依然固執,并不斷擴張其實際權力和象征權力。但是正如“一體化”不過是一種“正統性的意欲”[29],對場域“不變”的渴盼也不過是一種“意欲”甚至是“譫妄”。事實是,正如我在上文論述的,生命意志、資本要素、流動性,任何一個點小小的變化,都可能導致場域的改變和傾斜。在當代文學寫作沸騰喧囂的現場,觀察者的目光往往容易被那些可以“目擊”的現實迷惑,比如來自資本的高額懸賞計劃和評獎,來自技術手段開發的市場流量,甚至是來自同行抱團取暖其實言不由衷的肯定和贊許。這些事實當然構成了當代寫作重要的一部分,但卻并非全部,寫作作為一個高心智的精神活動,它的一大魅力之處就在于其從沒有輕易地服從于現實的邏輯,當然更不會輕易服務于現實政治和商業的需要,它有一種神秘的“內在性”,這一“內在性”甚至都不能完全用理性的語言來進行描述和論證,但它作為一種“神圣信息”一直擁有召喚功能。我想說的是,被流放的生命意志,倦怠,幻象,醉生夢死,感傷,因果,衰老……此類的情緒或者感覺構成了這種“內在性”的元素表。它周期性地被“正統”壓抑,但又一直潛伏,周期性地成為“負典”沖動,在2020年代,這一負典元素表又浮出了歷史地表。
就中國當代寫作來說,近年來的社會現實以一種“泰坦”式的力量改變著1980年代和1990年代形成的脆弱傳統,世界政經格局經過全球化的“自由敘事”后似乎又回到了“互相保證的摧毀”(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的臨界點。這一次外部壓力的傳導沒有帶來邊界的松動和拓寬,反而是對加固邊界有了更充分的理由和動力。敘事由多元變得單一,勝利主義的狂想、精神奴役的創傷和受迫害妄想癥結合為當下的文化土壤和文化現實之一種。在這樣的情境中,內在性不僅構成了文學寫作的異質性力量,也成為個人賴以“保全自我”“抵抗異化”最有效的武器。進一步說,如果在今天“斗爭主義”的話語中也有一個詩人和個人的戰場(我當然認為這樣的戰場其實是不存在的),我們今天的戰略也許不應該是陣地戰,而是游擊戰。有兩種游擊戰理論(宣言)值得我們注意,一個是卡爾·施密特——我完全不能同意他關于“政治即區分敵我”的判斷——在1963年左右發表的《游擊隊理論》中,他指出了游擊戰的四個重要特征:(1)非正規性;(2)高度的政治責任感;(3)作戰時高度的靈活性;(4)依托于大地。在最后一點上,施密特非常動情地寫道:
游擊隊員始終意味著一塊真實的土地,他是在尚未被完全破壞的世界史原質的大地上堅守崗位的人。[30]
另一份游擊戰宣言來自年輕的“黑客”艾倫·施瓦茨(Aaron Swartz),2008年他在意大利發表了一份《游擊隊開放訪問宣言》:
信息就是力量……我們應該自由地分享所有的信息,像游擊隊員一般奮戰。
施密特的游擊戰理論基于1960年代冷戰的時代情境,施瓦茨的游擊宣言基于21世紀初資本壟斷化的語境。我在這里提出的“文化游擊戰”則基于2020年代特殊的歷史情勢,很顯然,在這一歷史情勢中,施密特的“原質大地”已經變成了一種桎梏,施瓦茨的“自由分享”也在技術監控下困難重重。所以我的策略是進行一種置換,世界史的原質大地置換為“原質的語言”,如果不能自由地獲取并分享信息,我們就借助原質的語言創造出一種信息——在很多時候它必然是一種富有內在性的文學藝術——這一信息變化多端,不可捕捉,也難以被(唯一)解碼。我想象的場景是,與古老游擊隊的“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的殘酷性相比,我們不追求直接的肉體消滅——我們追求“協商”和“游戲”的當代性。以“原質語言”創造的煙花彈,營造出一種迷離的歷史幻象,以此保存生命意志內在性的力量,興高采烈地等待下一次的“自由創世”。
2024年3月14日初稿
2025年7月7日修改
2026年5月19日改定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注釋:
[1]我在2019年著手撰寫一篇長篇隨筆《與同時代人相逢的時刻》,試圖通過“關鍵性時刻”來勾勒一代人(1970年代和1980年代生人)的生活、寫作和精神狀態。我當時的寫作沖動源于對2019年前后當代歷史劇變的思考,我認為對同時代人的描述將會加深對這一劇變的理解,并能夠為歷史留存一份精神檔案,私心里比肩的先行文本是《伊甸園之門》,或者至少是安德森的《六十年代》。但這篇文章僅僅寫了一萬多字就因為我的懶惰、懈怠和失望而擱置,在這篇殘稿里,我第一次提出了“文化游擊戰”的說法,以此來說明在一個高度固化的歷史語境里主體可能的行動實踐的方法論。本文的“文化游擊戰”延續了《與同時代人相逢的時刻》一文的思路。
[2]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人民文學》1979年第7期。
[3]柯云路:《新星》,《當代》1984年增刊第3期。
[4]余華:《現實一種》,《北京文學》1988年第1期。
[5]分別發表于《人民文學》1985年第3期、《人民文學》1985年第7期。
[6]莫言:《蛙》,《收獲》2009年第6期。
[7]閻連科:《炸裂志》,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2013年。
[8]余華:《第七天》,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
[9]陳春成:《竹峰寺》,《夜晚的潛水艇》,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20年,第29—30頁。
[10][德]韓炳哲:《倦怠社會》,王一力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38—39頁。
[11][英]齊格蒙特·鮑曼:《流動的現代性》,歐陽景根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33頁。
[12]就我個人的感受而言,1990年代是一個全民流動的時代。我出生于1980年代,小時候其實生活在一個大家族里。那個大家族的遷徙和流動是比較小的,其中可能有一兩個人在外面經商或者從政。但是到了1995年左右,大規模的流動開始了,所有人都在這一過程中。比如我的父親先是從鄉下遷到縣城,再從縣城遷到省城,他作為1950年代生人也不得不投身于這一潮流之中,就更不要說新生代了。另外,據香港科技大學李中清教授的研究,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流動性是最劇烈的。
[13]《走入大霧籠罩的時代與異鄉:路內如何以〈霧行者〉回望世紀之交?》,《界面新聞》2020年1月9日,https://news.qq.com/rain/a/20200109A04RBW00,2024年3月12日。
[14]在路內與筆者的交流中,路內坦陳自己一開始并沒有自覺意識到流動性問題。
[15]見[英]齊格蒙特·鮑曼:《流動的現代性》,歐陽景根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
[16]見[美]馬歇爾·伯曼:《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現代性體驗》,徐大建、張輯譯,北京:商務印書
館,2003年。此標題化用自《共產黨宣言》,通行的中譯表述
為:“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
[17][法]阿蘭·巴迪歐:《世紀》,藍江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91—92頁。
[18]海子:《詩人葉賽寧·浪子旅程》,西川編《海子詩全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383—384頁。
[19]柄谷行人認為“歷史的反復是存在的……反復的不是事件而是結構……反復性結構不僅存在于經濟層面,也存在于國家即政治的層面上”。見[日]柄谷行人《歷史與反
復》,王成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8年,第2頁。
[20][日]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第7頁。
[21]比如楊慶祥和王德威的相關文章。
[22]林棹:《潮汐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2年。
[23]葛亮:《燕食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
[24]王威廉:《你的目光》,廣州:花城出版社,2022年。
[25][美]阿歷克斯·哈利《根》,陳堯光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第737頁。
[26]李修文:《山河袈裟》,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7年。
[27]沈念:《大湖消息》,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
2021年。
[28]張玲玲:《面具》,《夜櫻與四季》,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年。第206頁。
[29]參見[美]伯蘭特·佛爾:《正統性的意欲:北宗禪之批判系譜》,蔣海怒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在書中,佛爾將南北宗之間的分歧爭執視為他們“正統性意欲”的結果。
[30][德]卡爾·施密特:《政治的概念》,劉宗坤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0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