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城市與青銅器:三要素視野下的中華文明
摘要:近來,馮時對以文字、城市、青銅器等物質要素界定文明的標準進行了辯證性批判,認為傳統的文明“三要素”說將文明簡化為技術進步與社會復雜化的物質過程,忽略了其精神內核與價值追求。他提出以道德為成人之本、知識為立身之本、禮儀為治世之本的文明理論體系,并將中華文明的上限追溯至距今8000年前。該理論對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設是一次探索和創新,但也存在可商榷之處。新的考古發現不斷涌現,為重新審視文明標準提供了關鍵材料,如臨潼姜寨出土距今6000多年的黃銅制品、舞陽賈湖發現8000年前與殷墟甲骨文有關聯的刻劃符號、滎陽清靜溝發現的5800年前城墻等。由此可見,即便以“文字、城市、青銅器”為文明認定標準,中華文明的起源也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時期。
關鍵詞:文字 城市 青銅器 中華文明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 近幾十年來,中國考古學迎來了前所未有的黃金時代,一系列重大考古新發現,為我們重新審視中華文明的起源與形成提供了新材料。同時,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多學科交叉融合,也為這一課題研究注入了全新活力。
自20世紀20年代“古史辨”派打破三皇五帝的舊古史體系以來,重建信史便成為中國學術界的重要使命。回溯學術史,對“文明”的界定歷來都是學術界討論的重點。1958年,美國人類學家克拉克洪提出以城市、文字和禮儀建筑作為判斷文明的標準。1985年夏鼐提出,都市、文字和青銅器鑄造技術這三個文明的普遍性特點,可以作為中國古代文明的標志。進入21世紀后,隨著國家重大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實施,學者又提出中華文明形成的“四要素”:城市、階級、王權和國家,對中華文明的認知更加系統化與精細化。
馮時在其專著《文明論》中對以文字、城市、青銅器等物質要素界定文明的標準進行了辯證性批判,指出這種源自西方考古學傳統的文明“三要素”說,本質上是將文明簡化為技術進步與社會復雜化的物質過程,忽略了文明的精神內核與價值追求。他提出以道德為成人之本、知識為立身之本、禮儀為治世之本的文明理論體系,認為中國傳統中的“文明”觀念本質并非指向物質成就或制度形式,而是一種以人文精神為核心的價值秩序,文明的根本在于以人所創造的意義去教化、涵養、提升人的存在狀態。他將天文學作為中國文化和中華文明之源,把中華文明的上限追溯至距今8000年前。《文明論》是對經典文獻的深刻認識的成果,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堪稱近年來不可多得的理論著作。但馮時從文明的精神內核與價值追求等領域提出的新的“道德、知識、禮儀”文明三要素及中華文明距今8000年的論斷值得商榷,如道德和知識標準過于抽象,難以在考古遺存中得到明確的實證,禮儀在距今8000年時剛剛起步,還有一段發展完善的過程。而“文字、城市、青銅器”三要素,長期以來是國際學術界判斷文明形成的經典標準,側重于物質與技術的客觀遺存,具有比較鮮明的標識性,便于不同文明的比較與研究。因此,我們有必要用新的考古材料重新審視夏鼐提出的文明“三要素”產生的時間及其理論價值。
以文字、城市與青銅器作為檢驗文明的“三要素”,是通過考古材料的文化特征凝練出來的標準。夏鼐指出:“現今史學界一般把‘文明’一詞用來以指一個社會已由氏族制度解體而進入有了國家組織的階級社會的階段。這種社會中,除了政治組織上的國家以外,已有城市作為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活動的中心。它們一般都已經發明文字和能夠利用文字作記載,并且都已知道冶煉金屬。文明的這些標志中以文字最為重要。”他還指出,探索中華文明的起源,應當深入到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中尋找根基。新的考古發現,為重新審視文字、城市、青銅器文明“三要素”提供了豐富且關鍵的實物證據。例如,舞陽賈湖出土的刻劃符號,將先民對文字的探索上溯至8000多年前;臨潼姜寨仰韶文化早期的黃銅制品,則表明冶金技術在6500年前已有萌芽;而滎陽清靜溝等早期城墻的發現,更將黃河流域城市的起源推至5800年前。可見中華文明“三要素”的產生時間十分久遠,各要素經歷了長達千年的探索與發展。就目前的考古材料而言,文明時代的出現,不僅已有較為系統的證據支撐,更有大量新發現可補充與深化。這不僅實證了中華文明起源較早,也促使我們反思文明“三要素”的普遍適用性。本文將著重分析文明“三要素”的起源與發展脈絡。
一、文字濫觴:圖畫文字的萌生與演進
文字的出現被視為文明誕生的關鍵標志之一。關于中國文字的起源與早期形態,文字學家與考古學家從各自的學科體系提供的關鍵線索,均指向漢字發展體系中的關鍵一環——“圖畫文字”。在河南舞陽賈湖、汝州洪山廟、安徽蚌埠雙墩,山東莒縣陵陽、鄒平丁公,湖北石家河,浙江良渚、山西陶寺等遺址發現了數以千計的文字符號,勾勒出圖畫文字發展的三個階段。
(一)探索期(距今8000—7000年)的“圖畫文字”
舞陽賈湖遺址的發現表明,中國早在距今8000年前祭祀儀式已經出現,巫師群體逐步形成一個特定的階層,當時還出現完備的祭祀道具。賈湖墓葬出土的骨笛常與內裝石子的龜甲及骨叉形器共出,這些龜甲大多經過精心處理,如背甲與腹甲被穿孔系連,內部裝有顏色各異的小石子,應為巫師群體舉行巫術儀式的重要道具。靈龜崇拜的習俗從裴李崗文化通過仰韶、龍山時代一直傳承到夏商周時期。更引人注目的是,部分龜甲上刻劃的符號非常清晰,這些刻符中既有的形似太陽的圖形符號以及“一”“二”“目”“日”的象形符號,從仰韶、龍山、二里頭文化一直到殷墟甲骨文都還保留其原始形態,反映了先民對文字的探索已經開始。因此,饒宗頤指出,一個分明是“目”字,一個是“日”字,另一個有點像舉手人形……這三個字,都與殷代甲骨文形構非常接近。
安徽蚌埠雙墩發現了600余件刻劃符號。發掘者將其劃分為“象形類”和“幾何類”,其中的象形符號共計110例,包括太陽、魚、豬、鹿等形態的符號。類似的刻劃符號在周邊地區還有發現,淮河流域的安徽定遠侯家寨遺址發現80余個,長江下游的江蘇句容丁沙地遺址發現14個符號。湖北秭歸柳林溪遺址陶支座上發現7000年前的刻劃符號。
這些符號具有一定的地域性,體現出風格類同的符號體系,其中部分符號與更早的賈湖遺址符號存在關聯,提供了早期圖畫文字廣地域、長時段發展脈絡的重要線索。探索期的圖畫文字是漢字溯源鏈條上不可或缺的一環,為中國早期文字形成與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發展期(距今6000—5000年)的“圖畫文字”
仰韶、大汶口、屈家嶺、良渚文化均發現了陶器刻劃或彩繪圖案(符號),分布廣闊,且地域特征明顯,中原、海岱及太湖流域等不同區域的刻劃符號各具特點。
一是部分圖畫文字與區域性圖騰崇拜密切相關。關中仰韶文化的符號遺存多為稚拙的魚紋以及共同崇拜的“人面魚紋”;齊魯地區的大汶口文化符號多為地緣崇拜的“日月山”;長江下游良渚文化則多見“獸面紋”圖騰。這些特定區域內大量使用、重復出現的圖案,代表了地域性的文化共性與信仰認同。
二是部分圖畫文字具有鮮明的故事性。汝州洪山廟遺址的彩陶圖案反映的故事有“金烏負日圖”“手耜圖”“鯢魚圖”“狩獵圖”等;汝州閻村遺址出土的繪有“鸛魚石斧”的彩陶缸,嚴文明認為,立鸛叼魚圖案是為了紀念鸛部落戰勝魚部落的,整個圖案具有記事功能與紀念意義。長江下游良渚文化的陶器上也發現不少刻劃的“故事圖案”。如余杭南湖黑陶罐上的符號,李學勤釋為“朱戔石,網虎石封”。上海廣富林遺址的陶尊腹部刻劃了一幅“梅花鹿石鉞圖”,此外一些石器上刻有“祭天圖”“行船圖”“箭戈戚揚圖”等。這一時期的圖畫文字,主要描繪人、動物、日月天體等,紀念性與紀實性強,多記錄了早期人類的狩獵、戰爭與祭祀活動,已能表現相對復雜的情景與故事,展示出較為突出的會意功能。這些圖畫文字與商周文字體系也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有些商代金文與甲骨文的構形淵源就可追溯至這一時期的圖畫文字。商代金文、甲骨文里保留著鮮明的圖畫文字:(1)象形的動物、器物等,動物如魚、豬、馬等,器物如鼎、豆、爵等;(2)以形體變異表達抽象概念,如斷首象征死亡;(3)通過動態場景構圖傳遞事件,如人牽牛表示牽、車輪錯位表示車輛損毀狀態等。這些都是圖畫文字向成熟文字過渡的活化石。王暉指出:“殷墟甲骨文中有一些字所表達的不是嚴格的一字一詞的用法,而是用來表示詞組或句子成分的原始文字。……殷墟甲骨金文中的這些原始文字,如果把它們放在漢字起源的過程中來觀察,它們應該是一種‘文字畫’的孑遺。”黃天樹指出:“商代晚期的甲骨文是成熟的漢字體系。但是,由于去古未遠,仍保留一些原生態的文字現象。例如用‘文字畫’記錄語段。”
(三)轉折期(距今5000—4000年)的文字
龍山文化時期,圖畫文字中單個符合和記事圖畫仍然較多,但已出現更為復雜的成形的句篇排列,表義更為復雜,其中最早的是良渚陶文,其次是龍山文化丁公陶文、龍虬莊陶文以及陶寺朱書陶文。
其中包括良渚陶文。1973年,江蘇吳縣澄湖出土了一件良渚文化黑陶魚簍形罐,罐上刻劃4個陶文符號,作,李學勤釋為“巫戌五俞”,即“巫鉞五偶”,意思是神巫所用的五對鉞。
另如龍山陶文。以鄒平丁公和高郵龍虬莊為代表。鄒平丁公遺址出土的陶片上刻有5列排列的11個符號。一些學者認為這已經是一段較為成形的句篇文字,并對其進行了考釋。江蘇高郵龍虬莊出土的黑陶殘片,上有排列成行8個符號,符號排列規整,圖畫形似動物的側視形象,具有早期文字從圖畫向抽象符號過渡的中間形態。王暉指出:“龍虬莊陶文中有文字有‘文字畫’圖形,特別是用假借字來說明圖形的含義,這正是‘文字畫’向原始文字轉變過程中的中間環節。”
再如陶寺陶文。山西臨汾陶寺H3404出土的龍山文化陶壺上發現有朱書陶文,有學者將其釋作“文堯”或“文邑”。
龍山文化時期是中國文字發展史上的關鍵轉折點,見證了圖畫符號向真正文字系統發展的質的飛躍。在表現形式上,文字符號完成了從具象圖畫到抽象線條的轉變,而抽象化正是文字成熟的標志之一,意味著符號已經擺脫了對具體事物的直接描摹,具備了更強的表意功能。在組合方式上,文字符號實現了從孤立符號或“連環畫”到完整句篇的跨越。在書寫工具和方式上,陶寺出現了專業的書寫工具——毛筆,顯示出書寫者已經掌握了專業的書寫技巧。丁公、龍虬莊、陶寺等遺址陶文出現了多字分列有序排列,句篇完整,表義復雜,較之單獨符號更能傳遞完整信息。這些符號已超越簡單刻劃,屬于早期文字系統,是圖畫文字發展的重要節點。這些證據共同表明,龍山文化時期,中國已正式邁入文字時代。文字學家黃德寬指出:“從早期刻劃符號的出現、原始文字的萌芽到最終形成漢字體系,中國文字的創制與中華文明的演進歷程密切相關,且大體上同步發展,原始文字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已經出現是可能的。賈湖、雙墩、仰韶文化等處于前文字階段的刻劃和圖形符號,已具備一定的記事、表意功能;而良渚、丁公村、龍虬莊等遺址發現的成行成組的陶文,則有可能是原始文字初步形成階段的產物。”
要之,從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從陶文到金文,從具象描摹到抽象構形,作為早期漢字發展肇端的圖畫文字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階段,逐步完成了從單體符號到句篇表達的演進,標志著原始文字從孤立符號向系統語言的革命性跨越。
二、城址肇興:仰韶文化聚落變革與古國出現
長期以來,中國城市的起源被認定在距今4000多年的龍山時代。然而,近年來黃河流域的滎陽清靜溝等遺址的考古新發現,將這一歷史節點向前推至距今5800年前。仰韶文化中期黃河中游地區發生的聚落形態變革,標志著社會組織從平等的氏族社會邁入了復雜的古國時代。
(一)聚落布局的根本性轉折
裴李崗文化至仰韶文化早期,中原地區流行布局緊湊的“向心式”小型聚落。以臨潼姜寨為代表,多組房屋環繞中心廣場,所有門道朝向廣場,外圍以淺壕為界。這種布局是血緣氏族社會以“大房子”為公共中心,以氏族作為最基本經濟單元的體現。
至仰韶文化中期,即公元前3800年左右,這一傳統格局開始瓦解,中原腹地以滎陽清靜溝為代表的城址出現徹底突破了凝聚向心式布局。清靜溝遺址擁有四重環壕及國內發現時代最早的版筑夯土城墻,壕內總面積達35萬平方米(復原面積約55萬平方米)。內壕以內是聚落核心區域,出現大型建筑。從單一壕溝到深壕高墻多重防御體系,不僅意味著版筑技術的出現,更意味著權力與資源控制能力的加強。防御體系從“公共安全設施”轉變為彰顯及保護權力中心。這種由內向外、深壕加城墻的規劃,打破了早期聚落相對平等的格局。
(二)從半地穴房屋到夯土臺基式禮儀建筑出現
仰韶文化中晚期,聚落規模等級化日益顯著。這一社會變革最直觀的體現,是建筑形態從半地穴式向夯土臺基式的轉變,清凈溝和雙槐樹遺址代表了這一變革的最高成就。雙槐樹遺址平面呈不規則橢圓形,有三重環壕——內壕、中壕、外壕,將遺址分為三部分。這些壕溝寬且深,如中壕上口寬23—32米,深達9.5—10米。內壕以內是聚落核心區域,專門設有圍墻,把居住區與大型建筑和墓葬隔離開,使之成為獨立區域。其中一、二號院落布局清晰,一號院落為高臺式建筑,平面呈長方形,面積1300余平方米。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大型夯土建筑并非孤立現象。鄭州西山聚落發現一處面積超過100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滎陽汪溝遺址發現至少兩處面積超過200平方米的大型房屋。這些大型夯土臺基式建筑正是夏商時期宮殿建筑的雛形,是高級貴族重要的活動場所,也是至高無上權力的重要象征。
(三)從平等的氏族社會到古國文明的等級秩序
雙槐樹聚落規格極高的大型房屋、夯土建筑群、版筑高臺建筑,以及與祭祀相關的用于奠基的甕棺葬、祭壇、祭祀坑等的發現,無不表明這里已經形成了鮮明的階層分化和禮制建筑。與此同時,墓葬制度也提供了關鍵證據。雙槐樹遺址發現等級分明的墓葬區,大型墓葬中石鉞與龜甲同出的現象,被學術界解讀為軍權與神權的統一。
以雙槐樹遺址為中心,其周邊有雙環壕次級聚落拱衛在雙槐樹聚落附近,形成多個次中心和中小型聚落構成的“金字塔”式等級結構,從而加快了該地區的社會復雜化進程。
鄭州地區仰韶文化時期清凈溝、雙槐樹等遺址出現多重深壕、城墻,內部又有大型高臺基址出現, 這種空間布局,標志著這些遺址不是一處普通的聚落,而是一個政治權力、宗教儀式的核心。除鄭州地區外,隴東地區也是如此,甘肅的大地灣出現了大型“宮殿”建筑,南佐出現了600萬平方米的特大型中心性遺址。這說明仰韶文化中晚期,黃河中游地區發生了一場深刻的“城市革命”。鄭州清凈溝、西山、大河村、雙槐樹等多重環壕及城址的相繼出現,并非孤立的筑城事件,而是社會發生質變的體現。這些多重深壕及早期城址的出現是社會內部矛盾對抗加劇的結果,它們不是單純的防御工事,而已成為政治、經濟與宗教活動的中心。大型高臺基址的出現是公共禮儀空間的制度化體現;少數大墓與多數小型墓葬的分區埋葬,預示著等級社會的來臨。雙槐樹中心區大墓出土的龜甲與石鉞,代表著王權與神權開始走向結合。
總之,這一系列變革以不可辯駁的事實表明,中國城市的起源可追溯至仰韶文化中晚期,在5000多年前已孕育出“萬邦林立”的古國時代。古國時代奠定了早期文明社會的政治基礎。類似的情況在長江流域也是如此,在距今約6300年的大溪文化階段的澧縣城頭山也出現了城址,開啟了向國家演進的進程。
三、青銅冶煉:五千年前的技術飛躍
中國早期冶金技術的發展,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循序漸進的階段。
首先為技術萌芽與初始階段(約前5000—前3000)。這一時期先民開始認識和冶煉黃銅。姜寨遺址發現銅片和銅管各1件,均為黃銅,其中銅片嵌入姜寨一期房屋F29的基面。姜寨一期屬于仰韶文化早期,絕對年代大約在公元前4500—公元前4200年之間。渭南北劉遺址發現1件黃銅笄,絕對年代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
其次為技術探索與發展階段(約前3000—前1800)。這一階段,中華大地上發現的銅器冶煉遺存數量眾多。東北地區的紅山文化發現有紅銅器。例如,遼寧凌源牛河梁遺址第2地點編號85M3的墓葬中出土1件紅銅環,年代略早于公元前3000年。銅絲彎成長圓形,有范制、鍛打痕跡。內蒙古敖漢旗西臺遺址出土有陶范,發掘者觀察到陶范內的空隙呈魚鉤狀,有明顯的火燒痕跡,當用于鑄造鉤狀銅器。西北地區甘肅馬家窯文化的林家遺址出土1件青銅刀。這些發現表明,公元前3000年前后青銅與紅銅的冶煉已經開始。紅山文化陶范的出現,說明其中晚期便出現了較為成熟的銅器鑄造技術。青銅與紅銅冶煉技術在龍山時代得到了繼承和發展。
中原、海岱地區的龍山文化時期也出土有較多的紅銅器,發現銅器殘片的遺址有河南登封王城崗、杞縣鹿臺崗;臨汝煤山遺址、鄭州牛砦遺址都發現有煉銅用的坩堝。淮陽平糧臺遺址出土有銅渣,山東膠縣三里河遺址龍山文化層中發掘出兩件黃銅鉆形器,山西陶寺遺址發現有銅鈴、齒輪形手鐲、銅盆殘片等。研究表明,王城崗的銅容器殘片為錫鉛青銅,煤山遺址的坩堝檢測為冶煉紅銅,陶寺遺址出土的銅鈴為含銅量高達97.8%的紅銅,齒輪形手鐲為砷青銅,容器殘片為含砷的紅銅,目前已經發掘出土的7件銅器都運用了復合范鑄技術,因此有學者認為復合范鑄技術主要是從陶寺開始。由此可見,龍山文化時期中原地區已經出現了冶煉和鑄銅技術,考古發現龍山時代先民已開始在中條山腹地采銅、冶煉,如考古工作者在聞喜遺址千斤耙采礦遺址出土了極少量與龍山文化近似的方格紋、籃紋陶片,在余家嶺遺址龍山時期的灰坑中發現了銅煉渣,暗示專業冶銅遺址可能在龍山時期即已出現。
長江流域的考古學文化中也有較多銅器遺存。例如,鄧家灣遺址出土的小銅片表明5000年前長江中游已開始金屬利用的探索。最近,河南南陽淅川溝灣遺址出土了距今約4500年的屈家嶺文化晚期的青銅鏃和青銅棒形器。石家河文化遺存中也有發現,如湖北天門羅家柏嶺、陽新大路鋪等遺址發現有銅器殘片。
再次為技術成熟與穩定階段(約前1800—前1500)。經過3000余年的積累、探索與發展,在約公元前1800年的二里頭文化階段,中國銅器冶金史進入了第一個高峰期,這一時期最顯著的特征是青銅冶鑄技術趨于成熟,二里頭遺址發現了大型鑄銅作坊,能夠使用復合范技術鑄造工藝復雜的禮器群,如鼎、爵等。青銅器不再僅限于小型工具和裝飾品,而是形成了中國青銅文明“重禮制、重秩序”的獨特傳統,為商周青銅禮樂文明的高峰奠定了堅實的技術與制度基礎。
總之,中國早期冶金技術走過了一條從探索、積累到量變的清晰路徑。距今約六七千年前,先民開啟了第一階段的探索。以仰韶文化姜寨遺址出土的黃銅片為代表,那時人們已能從礦石中冶煉出黃銅,邁出了人工冶煉金屬的第一步。距今5000年左右,冶金技術繼續積累。紅山文化發現的銅環及陶范表明,先民不僅認識了紅銅,更掌握了范鑄技術。至龍山文化時期,紅銅與砷銅、錫鉛青銅在中原地區并存,復合范技術的出現為后續范鑄技術的突破奠定了工藝基礎。
四、共性與個性:中華早期文明的內在特質
長期以來,學術界以文字、城市、青銅器“三要素”作為判斷早期社會是否進入文明時代的標準。以中國考古學的百年成果檢驗這一標準時,我們發現,中華文明不僅完全具備構成文明的諸項要素,更有其獨特的發生路徑。從普遍性分析,文明“三要素”確實捕捉到了社會復雜化進程中的核心變量。城市指向人口聚集與社會管理中心的形成,文字代表信息傳遞與治理效率的進步,青銅器則標志著生產力的突破。三者共同指向社會分工、階層分化的加劇以及公共權力的集中。從這一意義上說,中國的早期文明并未超出人類社會發展的大道,社會也經歷了從平等到分層,聚落從簡單村落到早期國家的發展歷程。
首先,就城市這一要素而言,中國早期城址的出現時間并不晚于世界其他地區。黃河流域5800年前出現城址,從仰韶文化中期的清凈溝古城,到仰韶晚期的大河村、西山古城,龍山時代的石峁、陶寺,再到夏代的二里頭、商代鄭州商城、安陽殷墟,城市的起源與發展脈絡清晰可辨。然而,如果深入考察中國早期城市的功能,就會發現其與西方城市存在顯著差異。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蘇美爾地區在公元前3000年出現了獨立的城邦,其城邦往往兼具商業貿易、手工業生產與公民政治生活等多重功能,城市是商品經濟的匯聚點,商業色彩濃厚。而中國的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時代早期的城址,其首要屬性并非經濟中心,而是政治中心與軍事堡壘。滎陽清凈溝古城作為黃河流域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城址,其夯土城墻與多重環壕設施清晰地表明了防御功能。長江流域良渚古城,其龐大的水利系統、祭壇與高等級墓地的布局,彰顯的是神權與王權。城的核心是“都”,是權力中心,而非市場中心。這種“政治性”優先于“經濟性”的城邑,構成了中國早期文明區別于其他文明的重要特征。
其次,從考古發現看中國冶金的歷史悠久,與世界其他地區一樣都經歷了紅銅到青銅冶煉階段。李學勤指出:“中國青銅器的出現年代,和兩河流域、埃及相差不多。在兩河流域,公元前第4千紀晚期建立的蘇美爾仍然使用紅銅。到公元前3000年以后,才有青銅器出現。”中國早期文明中的金屬器與兩河流域呈現出不同的價值取向。在西亞北非地區,金屬器較早應用于農業生產與戰爭。然而在中國,青銅器雖同樣有工具和兵器,但其最核心的價值卻在于“禮”。陶寺遺址的銅齒輪形璧與玉璧共存,二里頭文化的青銅器主要形態是鼎、爵、斝等禮器,其功能在于“明貴賤,辨等列”。青銅器的鑄造被國家權力所壟斷,其技術突破的動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禮制建設的需求,而非單純的生產力發展。因此,金正耀指出:“歐洲在青銅生產技術上主要使用失蠟法制作神像或人像,后來則走上了制作純粹美術品的道路;中國則普遍采用復雜的泥范組合方法大量鑄造青銅禮器,以滿足建立和鞏固國家權力及社會秩序的需求。”
最后,從文字方面看,世界上早期文明的文字都在陶器上刻劃出象形符號或圖畫有關。西亞地區原始楔形文字的起源,有學者認為起源于圖畫。古埃及文字與中國早期文字的起源,都屬于獨立發展的系統,但其萌芽與形成路徑卻有著一定的相似性。李學勤曾做過總結,其一,雙方均將文字起源上溯至史前時代,推溯年代大體相當,都認為陶器及器物上的刻劃符號是文字的直接前驅;其二,兩類符號在器物上的位置具有高度一致性,它們通常局限于特定局部(如陶罐口沿、腹壁)而非隨意散布,區別于普通裝飾性紋樣。古埃及與中國早期文字在符號來源、載體位置及功能屬性上的高度相似,反映出人類文明發展的普遍性。拱玉書等學者認為“埃及歷史上最早的王名與陶器刻劃符號有密切關系,可以說,前者是由后者發展演變而來的”。
中國文字的起源是經歷刻劃符號的長期積淀發展而成。文字起源與祭祀和神靈溝通的關系密切。我們從二里頭文化象形器物字和商代甲骨文的主要用途是溝通神靈、記錄占卜、昭告天下,其內容關乎祭祀、戰爭與王室活動等可以證明。這使得中國的文字從一開始就與國家權力、宗教信仰緊密關聯。
綜上可知,考古材料為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證據支撐,既可追溯文字與冶金從萌芽到發展的技術脈絡,也能通過聚落向古國的演變,揭示社會結構由簡單走向復雜的演進規律。中華文明不僅完全具備文字、城市、青銅器文明“三要素”,在其形成過程中也展現出獨特的品格。中華文明作為連續未斷裂的文明,因有文獻記載,形成了歷史記載與考古材料互證的優勢,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可以游離于世界文明史的框架之外。以文字、城市、青銅器為核心的“三要素”理論,作為跨文明比較的標準,在揭示早期文明的技術與社會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中國考古學是世界考古學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中國考古學家應主動融入國際學術體系,積極參與全球考古對話。在探討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與演進過程時,研究者應有意識地將中華文明置于世界文明的總體格局之中,與其他早期文明開展多維度的比較分析。唯有通過系統比較,才能更精準地識別中華文明的共性與個性,在世界文明譜系中彰顯其獨特價值,從而建立并完善自己的學科體系。
此外,我們要重視新的考古發現,考古學通過新發現不斷挑戰和重塑人們對早期文明社會的既有認知。每一次重大考古突破,都有可能推動對文明形成機制、社會復雜化進程的研究。以甘肅南佐遺址的新發現為例,其展示出的超大規模聚落、高規格的白陶禮器和大型宮殿建筑,表明隴東地區的早期文明程度遠超以往學術界的認知。基于當前的考古材料,中華文明5000年的觀點已獲得有力支撐,但隨著未來新的考古發現,中華文明的形成年代也存在提前的可能。
結語
中華文明起源中的文明“三要素”,每一個要素都經歷了從萌芽、發展到完善的長時段演進。更重要的是,每一階段的發展,都建立在前一階段所奠定的基礎之上,承繼與累積關系十分清晰,最后匯聚在距今5000年前后精彩綻放。這個時間節點也與國家重大科研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關于中國自5000多年前進入文明社會的結論一致。
文字、城市、青銅器等要素本身是人類社會跨越文明門檻的共同標志,其起源與演進雖在發生機制的時間各不相同,但都經歷了長時段的積累、發展的過程。中國早期文明走的是一條獨立發展之道路,是在自身史前文化深厚土壤中自然生長出的文明,而非對任何外來模式的簡單模仿。由于自然地理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中國史前文化具有極其鮮明的統一性與多樣性,因此中華文明在形成的過程中,有著自己獨有的模式與路徑。蘇秉琦在建立區系類型的基礎上,很早就提出中華文明起源的“滿天星斗”說和文明演進的“古國、方國、帝國”三部曲。中華文明既遵循了人類文明演進的普遍規律,經由社會分工與階級分化、出現城市并最后邁向早期國家,又走出了獨特的路徑,以政治權力整合社會資源,以禮制維系社會發展。在這一過程中,村落漸為邦國,圖畫終成文字,最后奠定了中國古代文明多元一體、連綿不斷、兼收并蓄的模式。
〔本文注釋內容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