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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北京文學》2026年第8期|李琭璐:你好,青年醫生(節選)
來源:《北京文學》2026年第8期 | 李琭璐  2026年08月11日08:52

李琭璐,1987年12月生于北京,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理事、第九次全國作家代表大會代表。現為農民日報社主任記者。發表報告文學、詩歌、人物專訪、評論等各類作品100余萬字,多篇報告文學作品收入中國作協等編寫的年度報告文學選集。2023年12月出版紀實文學《蒼生大醫》,榮獲2023年12月月度“中國好書”稱號;入選2024年2月“光明書榜”;入選“2024百道杰出原創影響力圖書榜”;入選《人民日報》新書架推薦欄目、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年榜(2023)、北京出版集團2024“全民悅讀精選書單”、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3年度好書;榮獲第十屆“徐遲報告文學獎”優秀作品獎。

導 讀

無影燈下冷靜沉著的青年醫生,如何在醫學理性與人倫關懷之間平衡關系?走出手術室后又有著怎樣的真實日常?作家李琭璐深入北京多家醫院臨床一線,捕捉那些鮮活生動的職業細節:病理診斷的邊界確定、瓣膜修復的準確判斷、胎兒畸形的診斷分析等。與他們并肩的無數個晨昏,作者帶我們看見醫者人生關乎抉擇、無奈、遺憾、堅守的不同側面,體會并懂得了醫者的溫度與仁心。

你好,青年醫生

李琭璐

引言

“嗶嗶嗶——緊急呼叫,緊急呼叫!”

刺耳的警報驟然撕裂寂靜,勾起我記憶里電視劇中急救的場景。

醫生隨身攜帶的調度呼叫機持續尖嘯,北京120急救中心的指令清晰傳來。當班車組的兩名醫護人員,一把抓過厚實的棉大衣,大步沖進供應室取齊急救裝備,再跑出中心門廊,縱身躍上急救車。

行云流水,一氣呵成。出發!分秒必爭!

這是2026年除夕,清晨8點,千家萬戶正在為除夕夜的團圓飯做著最后的準備。我和北京急救中心的幾位醫生一起,守在急救前線,以高昂的斗志,迎接嶄新的時序。

文中的幾位醫者,幾年間我們風雨同路,關系早已褪去初識的生疏,成了幾乎無話不談的朋友。一同守過門診、一起上過手術,共赴搶救現場,喜樂同享,憂難共擔。無數并肩作戰的日夜,藏著無數溫熱鮮活、驚心動魄的瞬間,也沉淀下無須多言、厚重綿長的情誼。

在采訪中,我看到了他們人生的不同側面。手術臺上,他們是全然篤定的掌舵人。無影燈的冷白光鋪滿術區,指尖握著器械穩如磐石,面對突發險情不慌不亂,每一句指令清晰干脆,一身白衣仿佛鎧甲。

可一旦走出手術室,緊繃的神經驟然松弛,疲憊涌上來。長時間站立讓腿腳酸脹,眼中泛著血絲,被汗浸透的手術服貼著皮膚,連說話都帶著沙啞的倦意。連臺手術透支了氣力,沒有半分無影燈下的從容。

難得清閑片刻,幾人圍坐閑聊,他們也有面對疑難病例束手無策的迷茫,有醫患溝通無解的委屈,有平衡工作與家庭的兩難,也有日復一日高壓下暫未消解的苦惱。那些糾結、無奈、彷徨與悵然,直白又真切。

創作期間,我恰巧有機會在湖南中醫藥大學為青年醫學生分享《蒼生大醫》中“時代楷模”、麻風病克星李桓英教授的故事。互動環節,有兩位同學拋出了高度相似的困惑:“中醫專業就業面窄,今后究竟應該走臨床路線還是專心科研?”也有同學道出實習期間遇到的難題:“不少患者存在嚴重的病恥感,即便醫生反復開導勸慰,也很難疏解他們的心結。我們該如何找到身為醫者的價值與職業認同?”

學醫本就是一場漫長且艱苦的修行。熬過漫長學制、頂住壓力堅守下來的人都很優秀,最終能在醫學領域深耕深、有所建樹的人,更是難能可貴。

動人的地方恰恰在于,這群年輕的學子早已看清這條路的荊棘與坎坷,深知行醫之路的辛勞與不易,卻依舊選擇向前,將行醫濟世當作終身志向。這份清醒的義無反顧,足以證明:這條滿是荊棘的從醫路,熬過風雨,最終通往光明。

由此,我想到三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關于奔跑。首都兒科研究所(首都醫科大學附屬首都兒童醫學中心)所長張建畢業實習時,在呼吸內科病房輪轉,曾分管一位肺癌晚期的老年病人,醫生和家屬早已做好最壞的打算。一晚,病人心率、呼吸及血壓突然下降,監護儀報警,家屬沖進醫生辦公室呼救,張建拿起病歷夾向病房走去,忽然發現忘了帶聽診器,又邁著四方步折返,把聽診器掛到脖子上。這時,帶教的老大夫喊住他,走到他身邊輕聲說:“小張,家屬挺著急的,我們也跑兩步。”

若干年后,張建復述這件事時仍會感覺不好意思。他告訴學生,真正的醫者仁心和醫學溫度,往往不體現在高精尖的技術,也不在起死回生的奇跡里,而是在病人和家屬最恐懼的時刻,你快跑的幾步之間。

第二個故事關于抉擇。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病理科副主任王雷明工作的第十年,遇到一個棘手的病例。病理診斷常被視為金標準,但真正的臨床中,疾病的判斷并不是答案涇渭分明的對錯題。邊界不清的病變有時就像“59分與60分的區別”。在這樣一個僅差1分的灰色區域,無論診斷為“子宮內膜癌”或“子宮內膜重度非典型增生”,在技術上都站得住腳,但患者的感受卻天差地別。斟酌再三,這位年輕病理醫生選擇了后者——診斷為“重度非典型增生”。他的判斷,不止依托于病理影像,更源于對患者人生的考量:這位患者年紀尚輕,還未曾生育。這個看似溫和的診斷,實則是一場醫生獨自背負壓力的冒險。他清楚其中的風險:如果未來病變復發或證實為癌,他可能被追責;但他更想守住患者人生的希望,為她保留生理功能的機會。這不是一次常規的技術判斷,而是一種醫學倫理的抉擇。在醫學實踐中,這種“主動承擔不確定性風險以換取患者長遠生活質量”的決策,恰恰是最難能可貴,也最容易被世人誤解的堅守。但患者拿著病理切片跑到別的醫院會診時,一位病理專家報了癌癥。患者反復奔波求證,本質上是在尋找一個“能讓她徹底放心”的權威聲音。直到一家頂尖醫院婦產科專家說,“手術做得很好,沒必要擴大切除”,報“重度非典型增生”并無不妥。她才真正釋然。

臨床上,在介于59分與60分的灰色地帶,不同醫生可能基于個人經驗、風險偏好做出不同判斷。臨床上,多數醫生傾向于“寧可過度診斷,不可漏診”,因為對醫生而言,漏診的后果(醫療糾紛)往往比稍作激進治療更難以承受。王雷明的選擇可能是一種更具溫度的現代腫瘤治療理念:保留生理功能、避免過度治療。只是這種理念需要足夠高的專業自信和道德勇氣去支撐。患者最終相信的是“最頂尖的婦產科醫院專家”,而不是年輕醫生。這暴露了醫患關系中一個殘酷的現實:如果沒有足夠的資歷或頭銜加持,醫生善意而專業的判斷,往往被患者質疑甚至否定。

醫學中最難的,不是分辨黑白,而是在灰色地帶中替患者做出“最利于長遠生活”的選擇,并承受不被理解的孤獨。那位年輕病理醫生沒有報癌,不是因為專業能力不足,而是因為他看到了患者對未來具有正常女性生理功能的渴望。他用職業聲譽下了一個賭注。而患者的焦慮與質疑,提醒我們:醫生的善意,有時需要大量溝通和時間才能最終被看見。

第三個故事關于底線。主角是北京一家三甲醫院口腔科主任劉海英。有一位患者的主治醫生是同科室的年輕醫生,因為患者投訴,年輕醫生請劉海英幫忙處理。患者幾年前在這里做了種植牙手術,近期發現牙齦腫痛不適,懷疑是種植牙出了問題,堅持要退錢,三番五次找醫院投訴。醫生發現,患者的核心訴求不是“治好病”,而是“退錢”。這種思維是將醫療行為等同于商品買賣——我付了幾萬塊,買一個“好牙”,如果牙不好,那就是產品有問題,商家應當退貨賠款。

但醫療從來不是商品。即便是最成功的種植牙,也會因為多種因素出現問題。患者不想正確看待問題,而是希望劉海英給她下一個可以退錢的“種植牙失敗”的結論。但劉海英的專業判斷恰恰否定了這個結論。因此她感到被冒犯,轉而用投訴來施壓。

如果醫生因為害怕投訴就滿足患者的無理要求,就會導致“會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結果。劉海英沒有被患者的話語激怒,也沒有妥協,而是繼續給出正確的診斷建議。他用行動表明:你的投訴威脅無法改變醫學事實。

不回避、不退讓、不情緒化——劉海英用專業和制度做保護盾。他明確告訴患者,如果她堅持認為種植牙有問題,醫院有第三方調解機制和專家組可以重新評估。這句話表明醫者的底線:患者的訴求可以走正規渠道,但醫生不會因為威脅而退縮。這種做法的前提是,劉海英對自己和年輕醫生的技術有絕對信心,也對醫院的糾紛處理機制的公正性絕對信任。

三個故事連起來,我們看到的是一個醫生成長的完整弧線:從學會“跑兩步”的情感共鳴,到敢于在醫學判斷的灰色地帶為患者長遠利益承擔風險,再到面對惡意威脅時的冷靜與堅守。當醫者的善意被無視,甚至被威脅時,醫生仍然可以選擇做正確的事,這才是真正的專業,也只有這樣才真正擔得起“醫者”二字。

一、腳步

若以劉海英所在醫院的口腔科為起點,繪出各地患者前來就診的軌跡便能發現,一條條由奔波腳步串聯起的路線,不只覆蓋北京本地,更向全國各處延伸鋪開。他時常感慨:“患者不辭路途遙遠,用腳步投下信任的一票,我們不能辜負每一份信任。”

還沒到一點,口腔科所在樓層的走廊里就熱鬧起來。醫生們陸續從辦公室走出來。在自助報到機旁,三三兩兩的患者和家屬已在等候。

劉海英看了一眼人群,走到護士站輕聲說:“可以開始了。”接著三步并作兩步,走進診室。

劉海英既是口腔科醫生,還是同事和患者眼中的“寶藏醫生”——內科、外科、婦科、兒科,似乎沒有他不懂的,從推薦用藥到看核磁影像,患者提出的各式問題,如果是他了解的,都會給出恰當的建議。

一位即將做種植牙手術的病人,拿出剛出來的體檢結果,問他:“這個行不行?”劉海英翻閱報告,血常規正常,但一項營養相關的指標引起他的注意:“你要注意補鉀。”患者驚喜地高聲回應:“營養科醫生也是這樣說的!”

劉海英似乎與病人之間有種天然的親近感,病人問診結束后往往愛多和他說幾句——

“大夫,我再多問一句。”

“大夫,我這顆牙種完能和之前一樣嗎?”

劉海英不急不惱。年長患者從外院帶來的片子他放在燈箱上,看了又看,比了又比。患者說得似乎很專業,要能吃飯,要降低手術并發癥,還要讓種下的牙齒用得久、長得牢。這樣的患者大多是“老學究”,跑過很多醫院,對自己的毛病了如指掌。老學究喜歡從襯衫前襟掏出老花鏡,弓起腰,把手撐在診臺上,往前湊著,和劉海英一起讀片。

劉海英認為,多為病人考慮一些,就能規避很多沖突。而這種日常與患者面對面打交道的能力,恰恰成了劉海英和口腔科醫生們最普遍的日常——

當然,每次的問診猶如“拆盲盒”,誰也不知道今天會碰上什么病人——

老王88歲,坐輪椅來到口腔科門診。他剛到診室,一度讓劉海英產生了錯覺,這么大年齡,還要種牙?

老人為追求好的生活質量,堅持要做全口種植牙,是女兒陪他來的。

口內情況良好,老人身體狀況良好,全口種植在年齡上并不是嚴格禁忌。在老王和女兒的一再請求下,劉海英答應了。

種植牙手術一切順利,但因為老人年齡大,劉海英分幾次完成手術。種植牙后期的幾次治療中,老人甚至需要女兒和劉海英一起把他抬到牙椅上完成治療。

老人圓滿完成了全口種植牙的所有治療過程,能正常吃飯,能啃蘋果,生活質量提高很多,大家都很滿意。作為老人的主治醫生,劉海英有時會用老人的故事鼓勵其他患者,

口腔種植牙技術早已沒有了傳統手術的焦灼與驚險。先進的影像篩查、微創的手術術式、成熟的診療體系,將術中的風險、術后的不適幾乎降到最低。種植牙,與其說是令人惶恐的手術,不如說是一場溫柔的修復、一次治愈的新生。

為年近90歲的老人做全口種植牙手術,劉海英承擔了術中麻醉、出血、竇腔損傷等高風險,手術成功,患者預后良好,這本是他作為醫者的高光時刻。

但故事的結局并非皆大歡喜。

有一天,劉海英接到了老人女兒的電話。留電話,這是劉海英為老人開的一個“口子”。他極少給病人或家屬留下自己的聯系方式,為避嫌,也是為保護自己。在醫院,每個科室護士站都有固定電話,預約復查都由護士站轉達,但老人年事已高,聯絡不便,劉海英心軟了。

“劉主任,我父親去世了。但,有個事情想請您幫忙。”劉海英一激靈,忙完上午的門診,他剛想躺下休息一會兒。

老人女兒的話里有些遲疑。聽筒那邊,是沉默良久的呼吸聲——

“您說。”

“劉主任,能不能請您給我作個證。我父親在做種植牙手術和治療的前后,都是我陪他來的。您沒見過我的哥哥、弟弟吧?”

“沒有。”

對方長舒一口氣。“我們現在在打財產分割官司,律師說,要拿到照顧父親更多的證據。我陪父親來那么多次,您記得吧?”

“我記得,可以作證。”

劉海英見過很多不同類型的病人,有因為害怕拔牙極度緊張,打完麻藥就暈倒的;也有擔心拔完智齒傷到神經,導致臉麻的;還有高齡或身懷六甲,因為智齒嚴重發炎來到醫院請求“拆彈”的;還有厲聲威脅劉海英,再不處理好牙齒問題,馬上打電話投訴的。但這次的“盲盒”前所未有,需要劉海英接法院電話幫忙作證,解決家庭糾紛。他決定站出來,不僅作為醫者,更是作為一個有正義感的人。

大學時,劉海英的專業是頜面外科,聽上去精深晦澀,但這是最貼近百姓疾苦的一樁事:微創拔牙、精準除患,以最安全、輕柔的方式,為每一顆病變患牙畫上圓滿的句點。

一代代口腔科醫者躬身求索,在方寸之間反復打磨技藝,只為讓嘴里的治療,少幾分痛楚與風險,多幾分穩妥與安心。

求學歲月里,恩師曾與劉海英閑談,說自己行醫一生,拔除的病患牙齒堆積如山,兩個壯年小伙都難以搬動。彼時的劉海英年輕氣盛,心中帶著幾分懵懂與疑慮,覺得這般景象太過震撼。可他博士畢業后踏入臨床一線,十余載春秋倏忽而過,他親手拔除的牙齒,已累計萬余。經年累月的執刀,讓昔日恩師的所言景象,有了最真切的印證。

精湛的醫術,一顆熱忱的心,讓劉海英成了患者心中溫暖的存在。結束“戰斗”的患者走出診室,嘴里還咬著棉卷,便迫不及待地向診室外心緒不寧的“戰友們”夸贊——

“別看劉醫生年紀輕,醫術真是了得!”

“別處一小時都拔不掉的牙,他10分鐘就辦妥了!”

口腔臨床,似乎很少經歷什么爭分奪秒的大事,所有療愈都在齒間,藏于細微。一次次精準施術,一次次緩解痛楚,一次次撫慰患者,無數個釋然的微笑、舒展的眉眼,拼湊成劉海英十幾年行醫路上最溫暖的風景。

如果說,患者為一顆牙而奔赴千里是信任;那么,患者為生出一個健康的寶寶而長途跋涉,更是醫者無可推卸的重托。張建對這種帶著重托的腳步聲十分熟悉。那是診室外青年夫妻踱來踱去的焦急,是診室內中年夫婦互相打氣的緊張,甚至還有走投無路的患者雙膝跪地的祝禱。

在首都兒科研究所(簡稱“兒研所”)胎兒醫學中心,張建是那根“定海神針”。

大概10年前,如果在產檢B超中發現胎兒存在結構異常,孕婦、產科醫生都很困惑,往往會走向兩個極端:一個是“完全不行”,讓孕婦直接別要了,醫生也不擔責任;一個是“完全行”,先生下來,如果出了問題再做手術。

那時我國的胎兒醫學尚未成體系,基層醫生看不懂胎兒的結構畸形,三甲醫院的產科醫生說不明白病情,孕婦像無頭蒼蠅一樣到處碰壁。這些是張建當時每天面對的現實。

來到張建的診室,很多人都會收起眼淚。大家早已知道答案,來此之前,他們大多經歷過一些驚心動魄的瞬間——

“孩子有問題,不能要了。”這是毫無置疑的否定。

“八成有問題,你們要有思想準備。盡快做決定。”這是不容樂觀的模棱兩可。

所有人來這里,幾乎都是為尋求一個權威的一錘定音。

對產科醫生來說,張建的意見也至關重要。他們需要一個能依據影像檢查給出準確診斷和對預后做出綜合分析并提供解決方案的醫生。再往后,很多產科醫生知道了張建的故事,他們甚至會在病歷本或報告單上寫下幾個字:找兒研所張建。有從北京協和醫院來的病人,電子病歷上直接寫著:“建議兒研所張建所長會診。”

很多人在見到張建之前,并不知道他是兒研所所長。到了后才發現,面前這個黝黑的漢子是醫院的最高管理者,但講的話卻都是老百姓聽得懂的。很多患者認為沒白來。

在這里,不少對檢查結果感到困惑的孕婦找到了答案。有的孕婦人在外地來不了北京,托朋友把片子帶給張建,到了診室打開免提,可以直接交流。在線上互聯網軟件上,張建還會每天定點回復患者的提問。

盡管熱度很高,但張建的號價格一直很親民。同級別專家特需門診掛號費大多在800至1000元,張建的門診是500元,很多年都沒變過。有人建議他把價格適當調高一些,但張建想的是如何讓更多孕婦得到幫助。

胎兒醫學中心背后是一個完整的團隊,一個運轉了十多年的成熟體系。

團隊核心成員是張建和馬麗霜。新生兒外科、轉運團隊都是體系里的一部分。團隊每天分兩組值班,每組一名醫生、兩名護士,全天候待命。無論哪家助產機構只要有需要立即救治的危重癥新生兒,兒研所團隊的救護車在8 分鐘內就會發車。

這樣的轉運工作幾乎每天都有。平均一天兩三例,一年下來大概有七八百例。患兒里有一部分是先天性結構畸形等外科疾病,大約三分之二都是內科疾病,常見的有新生兒肺炎、窒息、缺血缺氧性腦病等。張建說,這套救治模式行之有效,得到了上級衛生行政主管部門的關注和支持。隨著工作推進,北京市新生兒死亡率持續降低,大家的付出有了實實在在的回報。

有外地患兒家屬說,“孩子交到張大夫手上,后續所有事都無須我們操心。”遇到疑難病例時,團隊會直接對接核磁室、超聲科共同研判,打消家屬的顧慮。

雖然兒研所的胎兒醫學中心做得有聲有色,但當下全國胎兒醫學領域現狀不容樂觀。首當其沖的,便是行業秩序混亂、操作缺乏統一規范,各地開展相關工作各行其是,國家層面至今尚未出臺對應的行業準則。

目前該領域尚無統一的執業標準。從事相關工作需具備產前診斷資質,張建所持執業醫師證書標注為“產前診斷(兒科)”,執業范圍僅針對胎兒結構畸形,并不涉及孕婦遺傳代謝、基因染色體等相關診療。

行業的矛盾也正源于此:手握產前診斷資質的多為專攻遺傳代謝的醫師,并不擅長研判胎兒結構異常問題;而擅長矯治結構畸形的小兒外科醫生,又大多不具備產前診斷資質。究其原因,獲取該資質的硬性要求是醫院同時具備助產與產前診斷機構資質,而兒研所是一所兒科醫療機構顯然不能滿足這一條件。

面對現實困境,團隊找準了清晰的定位,巧妙規避了合規風險,即不開展產前診斷,只提供胎兒醫學咨詢。“兒科醫生為胎兒相關問題提供專業咨詢,本就是我們的專業,這一模式在國外已運行多年,也不觸碰法律紅線。咨詢僅供參考,選擇權始終在患者手中。”張建說。

身為一名外科醫生,張建對醫者的職責與價值,有著獨到且深刻的思考。

“我多年在外科工作,一直摒棄一種誤區:有些醫者一味追求手術技法的極致,就像工匠打造一把椅子,做工精巧、外形完美,卻忽略了使用者的真實體驗。椅子終究是為人所用的器具,而非僅供觀賞的工藝品,倘若坐得并不舒適,再精湛的工藝也失去了意義。”

張建以“漏斗胸手術”為例進一步闡釋:這類手術術后胸廓外觀即刻恢復平整,視覺效果立竿見影,往往最容易獲得家屬認可。可不少醫者只追求表面效果,忽略了內部診療的實際情況。反觀部分手術,即便操作規范、流程嚴謹,卻沒能切實改善患兒狀況,這樣的治療便失去了原本的價值。

“不少醫生會陷入誤區,執著于把手術做成可供觀摩的范本,技藝堪稱典范,可患者卻感受不到實際改善。”張建告訴學生,“患者從來不是展示醫術的載體,更不是練習技術的對象。行醫從醫,必須把患者的切身感受與實際獲益放在首位。”

北京多家醫院都開辦小兒心臟外科治療各類小兒先心病,同行們也時常善意提醒張建:“老張,與小兒先心病相關的胎兒咨詢你盡量不要涉足。一旦接手并進行咨詢,從事小兒心臟外科的同行便難以開展工作了。”

這番勸誡背后,是行業現實:小兒先天性心臟病手術費用不菲,部分復雜心臟結構畸形病例雖術后可以達到生存目標,但患兒遠期生活質量卻未必理想。或許家長聽聞病癥后會選擇終止妊娠,倘若如此,專攻此類手術的科室與醫師便會失去業務支撐。考量再三,張建便與同行達成默契,恪守彼此的診療邊界。

可新的矛盾也隨之而來。將這些患有復雜心臟結構畸形的胎兒轉診至對口專科醫院后,部分胎兒出生后的外科手術未能達到預期效果,不僅推高了新生兒死亡風險,若患兒后續生活質量不佳,也會造成醫療資源的無端消耗。

在團隊建設上,張建有著獨到的想法。他格外看重資深醫者的價值,特意將院內到齡退休的專家悉數返聘,讓前輩們繼續深耕崗位、發揮余熱。

新生兒外科主任馬麗霜便是如此。張建邀請她回院擔任新生兒外科首席專家,一聘便是三年。在他看來,醫者年過花甲,正是經驗、精力兼備的黃金時期,家庭瑣事也已安定。若是公立醫院就此放手,這些骨干人才往往會被民營機構招攬,很難繼續發揮學術引領作用。“60歲正是干事的好年紀,理應讓他們退而不休,繼續在擅長的領域為兒童健康事業發光發熱。”

張建常說,胎兒醫學的社會影響范圍很窄,很小眾。“只有干產科的人知道它的重大意義。胎兒醫學需求極其特定,其服務對象必須是懷孕的孕婦,而且是胎兒有毛病的。沒毛病的,人家也不關心這事兒。”但這個特定的人群,需要一盞燈。張建和他的團隊,正努力讓這盞燈更持久地亮著。

如今,這支團隊在相關領域已然收獲北京乃至全國業界的廣泛認可。天南海北的患者慕名而來,那些在別處被判“希望渺茫”的小生命,在這里得到專業嚴謹的醫學研判、溫柔妥帖的人文照拂,更尋到了一條行之有效的救治之路。

張建的從醫之路,曾經歷專業方向的重大轉型,其間不乏質疑與不解。從北京婦產醫院到首都兒科研究所,從孤身探索到聚力成隊,當他帶領團隊走到更高的位置,那些不同的聲音仿佛聽不到了。

經年累月直面病患,張建淬煉出獨有的臨床直覺,這是書本理論無法賦予的核心能力,亦是一名優秀醫者日積月累的行醫底蘊。經驗老到的臨床醫生,往往只需望一眼患兒神態、簡單問詢病史、完成基礎檢查,心中便能對病情做到基本判斷。

早年在兒科神經外科,張建見過無數被病痛折磨的孩子。頭痛、嘔吐、肢體行動異常,這些看似尋常的表象之下,時常潛藏著致命危機。有的家長帶著孩子前來,訴說孩子口角歪斜、口角流涎、精神萎靡,單憑這些細節,張建便會立刻提高警惕,高度懷疑顱內占位性病變;還有孩童突發視物重影、視覺異常,他也能迅速判斷,這多半是顱內腫瘤壓迫神經所致。這些精準的判斷,皆源于日復一日、成千上萬例接診沉淀出的敏銳洞察力。

教科書上,將頭痛、惡心、嘔吐列為顱內占位病變三大典型癥狀,可真實的臨床診療中,三類癥狀同時出現的患兒少之又少。不少孩子只是普通神經性頭痛、感冒不適,并非兇險的顱內腫瘤。倘若一味照本宣科,不僅極易造成誤診,還會無端加劇家屬的焦慮。而經驗豐富的醫生,總能從蛛絲馬跡中分辨病癥差異,從孩童的神情、動作、眼神里捕捉危險信號,再借助影像檢查佐證判斷,屢屢精準揪出病因。

行醫途中,張建也常會遇到一類患者家屬:身體稍有不適,便先在網絡上查閱資料、自行對號入座,越查越是惶恐,就診時更是直言早已“確診”病癥。此情此景,總讓他感慨萬千。既然依托網絡便能自我判斷,又何須專程前來問診?

張建始終認為,AI永遠無法替代面對面的診療,機器永遠無法代替真正的醫者溫度。冰冷的算法不會像他那樣俯身傾聽患者的忐忑不安,輕聲給予患者寬慰與鼓勵,診斷上也更加刻板機械,只能依托數據模板給出標準化結論,體察不到病人言語之下藏著的焦慮、隱忍與脆弱。

醫生的可貴從不止于看懂檢查報告,更是握住顫抖手掌時傳遞的安心,是讀懂患者欲言又止背后的難處,是根據每個人的家庭處境、心理狀態靈活調整診療方案;而AI只能局限于冰冷的數值對比,缺少共情的柔軟,不懂權衡人情輕重,更做不到在病痛之外,為患者撐起一份精神上的支撐。器械能精準測算病灶,卻丈量不出人心疾苦,這份獨屬于醫者的溫情與共情,是人工智能永遠復刻不了的內核。

圖為北京豐臺醫院中醫科呂尤何父親共同出診。

二、謎題

坐在這個窗口前等待的人,大多心里已經有數——要么病情不容樂觀,需要后續進一步治療;要么已是輾轉全國多家醫院,最終來到這里,只為求一個更確切的答案。

他們都在等待一張病理報告單,等待一行字,一個可能改寫命運的答案。

有人在原地一圈圈踱步,腳步急促,像是在和看不見的時間較勁。

有人僵直地坐在椅子上,雙手攥在一起,指節泛白,目光放空,卻又時刻留意著窗口里的一絲聲響。

沒有喧嘩,沒有哭喊,只有空氣里沉沉的靜——窗口里的時間都像放慢了腳步。所有人的眼神,都緊緊貼在那扇小小的窗口上,誰也不多說,仿佛一開口,就會打碎懸在半空中僅存的希望。

幾位男士在窗口前踱步。

“出結果了嗎?”

“噓,沒呢。”兩人拿手半擋著臉,聲音極低,生怕站在一旁的老人聽到。

他們之中,以神經系統疾病的患者居多。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病理科幾乎是全國這類疾病病理診斷最權威的醫院,患者間多是互相推薦。

在這片清冷又緊繃的空氣里,王雷明見過太多讓人心里發沉的瞬間。

一位來自河南的老人,千里迢迢替兒媳來會診。兒媳患上腦部腫瘤,家中清貧,連住處都沒有。老人獨自一人帶著鋪蓋卷,坐夜車趕來,隨身揣著饅頭干糧,晚上睡在醫院走廊里等結果。王雷明和科里的同事想幫襯一把,給他錢執意不肯收,后來大家盡力為他減免費用,可即便如此,后續漫長的治療,依舊是這個家庭難以承受的重擔。惡性腫瘤的宣判,常常只剩下無奈,無力又心酸。

疾病從不會挑選年齡,一歲的幼童、五六歲的孩子、十幾歲的少年,甚至剛結婚的年輕人,都可能被腦部腫瘤纏上。

如果說老年人確診膠質母細胞瘤這類惡性腫瘤時,家庭與自身尚能多一分心理準備;可一旦是年幼的孩子患病,幾乎所有家長都會陷入崩潰邊緣。即使結果已定,但做父母的總不愿意放棄。即便醫學能給精確的診斷,卻給不了父母甘心的理由,每當這時,王雷明總感到一種深入骨髓的無力。

等候區的清冷與壓抑,常常壓得人喘不過氣。可也正是在這片近乎凝固的緊張里,偶爾透出的光,才格外動人。有人在外院被宣判為高度惡性腫瘤,幾乎陷入絕境,來到北京宣武醫院病理科會診后,卻被修正為相對溫和的類型,近乎重獲新生。

王雷明在跟著老主任時,遇到過一個26歲的患者。小伙子因癲癇發作,在外院被診斷為膠質母細胞瘤,已經接受了一次化療,原本要繼續激進的放化療。可臨床醫生總覺不妥,送來會診。反復比對形態、結合分子病理,他們發現,這并非兇險的膠質母細胞瘤,而是一種當時尚不被廣泛認識的新型腫瘤,屬于一級,病情相對較輕。

手術切除干凈后,無須放化療。從2017年至今,醫生一直對他保持隨訪,小伙子平安無恙。倘若不是這一紙精準的病理診斷,他不知還要承受多少無謂的放化療,人生或許早是另一番模樣。

病理科的等候區依舊清冷,緊張依舊常在。

小小的窗口內外,一邊是煎熬的等待,一邊是分毫必較的堅守。有人在這里咽下生活的苦與無奈,也有人在這里重新拾起活下去的光。

一張切片,一次會診,一句診斷,輕如紙張,卻重過生命。

窗口里,推開門,再往深處走,王雷明和十幾位同事奮戰在這二層小樓里。

做醫生12年,王雷明一直記著老主任的那句話:“我們看的是切片,但心里要揣著病人。”

病理醫生的工作,是透過顯微鏡觀察手術切下的組織器官,分辨炎癥與腫瘤的細微差別。這份判斷,不僅要結合影像與癥狀,更要依靠最真實的細胞形態,而其中最核心的依據,便是準確識別病變的組織結構與細胞形態,這也是一名優秀病理醫生最扎實的基本功。

人們口中腫瘤“長得兇惡、惡性程度高”,在病理視角下,指的是細胞的異型性:細胞形態千奇百怪,與正常細胞差異巨大,看上去“兇神惡煞”。但經驗豐富的病理醫生,最先關注的并非惡性高低,而是腫瘤的“來源”:腫瘤是否由原本的組織演變而來。

例如腦部的膠質瘤,即便發生惡變,依舊能看出它呈現膠質細胞形態;若形態與膠質細胞相去甚遠,則可能是其他器官的腫瘤轉移至腦部。顱內腫瘤能夠先區分腦實質內還是腦實質外,再結合患者年齡和影像資料診斷的準確度便已達到 50% 以上,此后再判斷級別與惡性程度以及分子改變,才是后續的工作。臨床上肺癌、結直腸癌、乳腺癌等轉移至顱內的情況并不少見,即便形態極易混淆,病理醫生也能從細微的形態線索及免疫組織化學標記中準確分辨。

不同類型的癌癥,在顯微鏡下有著截然不同的模樣。

腺癌會模仿正常腺體結構,細胞圍成一圈形成腔隙,如同一個個花環,這是它標志性的腺腔樣形態。

鱗狀細胞癌則不形成腺腔,會呈現出一層一層、如同魚鱗般的排列方式,與皮膚、食管表面的鱗狀上皮結構相似,與腺癌形態區別鮮明。

發生在胃部的印戒細胞癌更為特殊:細胞內充滿黏液,將細胞核擠向一側,形態酷似一枚戒指,這類腫瘤惡性程度高,預后也相對較差。

王雷明對病變的描述,既嚴謹又形象。

肉眼觀察手術標本時:腸道、宮頸等處的腫瘤表面凹凸不平,形似我們日常食用的菜花,便稱為菜花樣;

突起較輕微、偏良性的病變,如同小乳頭或息肉,稱作乳頭樣或息肉樣;

肺結核切除后的病灶,質地與干奶酪十分相近,因此被稱為干酪樣改變。

在顯微鏡下,腦部腫瘤細胞常排列成菊形團、假菊形團等結構,這些名稱由國外學者命名,經中文翻譯后,多了一層人文溫度。

從識別腫瘤位置、判斷手術切緣是否干凈、檢查淋巴結有無轉移,到顯微鏡下區分細胞類型、辨別原發與轉移、使用新的技術尋找診斷標記物及治療靶點,病理醫生始終在形態對比中尋找真相。“我們面對的不是冰冷的組織,而是背后活生生的人,是一個個家庭的希望。良性還是惡性,早期還是晚期,分型是什么,預后怎么樣,每一個字,都重如千鈞。”一張薄薄的玻片,一句簡短的診斷,決定著患者的治療方案、生存幾率,甚至一生的走向。

三、選擇

“安如,我送你一份禮物,就在你的桌子上。”

這是韓安如在北歐的第四年。博士學業即將落幕,數年異鄉漂泊眼看就要畫上句號。這條來自導師的消息,讓她十分好奇。

她走到桌前,翻開那份文件,心底驟然掀起巨浪。那是一紙5年固定工作合同。在極少給出長期穩定合約的北歐,5年聘約堪稱行業頂級認可,是很多人一生都求之不得的避風港,更何況是給一個外國人。

彼時,她的兒子早已適應此地生活,入讀當地名校,家庭、前途和孩子的學業,所有在海外居住的條件似乎已經齊備。可指尖落在手機輸入框,韓安如最終發送了這樣一句堅定的答復:“老師,對不起,我要回國了。”

無影燈下,韓安如的丈夫張洪武在進行他在北歐的最后一臺手術。器械碰撞的輕響回蕩在密閉空間,并肩手術的外籍醫生看著即將遠行的同伴,以看似輕松的玩笑,藏著惋惜與隱晦的試探,打破了沉寂:“張,你真的要回國嗎?你要回了,就再也喝不到我們醇厚的紅酒,吃不到海里鮮活肥美的三文魚了。”

一句隨口的閑談里,掩不住居高臨下的優越感。

張洪武手術動作分毫未亂,神色平靜,云淡風輕地回應道:“是的,我要回去。以后,你們也只能用美國的大麥釀啤酒了。”

玩笑落下,手術室陷入沉默。

一邊是看似安穩的前程,一邊是義無反顧的歸途。遠在中國的導師的勸導言猶在耳:“洪武,你應該回來,這里有你施展拳腳的天地。”

在這座北歐心臟移植中心,數年間,張洪武與這里的醫療團隊已磨合出無須多言的默契。在無數臺爭分奪秒的心臟手術里,他們并肩從死神手中搶回生命。在漫漫長夜里,他們結下了醫者之間最珍貴的友誼。

也正因這份深厚的情誼,得知他決意歸國,整個團隊始終不肯放棄,一致挽留。平日里一同站上手術臺作戰的同事,一次次懇切相勸,語氣里滿是不舍與惋惜。

“張,留下來吧。我們需要你。希望你能一直留在團隊,和我們一起深耕心臟外科,救治更多病人。”

面對眾人懇切的挽留,張洪武只是輕輕搖頭,語氣堅定地說:“謝謝大家,但我必須回到我的祖國,那里有我的親人和同胞。”

離別前夜,團隊特意為他舉辦了送別聚餐,喧囂散盡,只剩科室負責人與他兩人相對而坐。昏暗的燈光下褪去職場所有客套,這位一直庇護著他的領導,終于說出了埋藏心底許久的隱秘。一段無人知曉的暗流在此刻被徹底攤開。

“張,有一件事,瞞了你3年。”負責人端著酒杯,神色沉重,帶著無奈緩緩開口,“從你加入我們團隊開始,就有人一直在給醫院和我本人發匿名舉報信,惡意造謠抹黑,污蔑我們科室非法倒賣人體器官。”

他頓了頓,長嘆一聲,道出了這份沉默的守護:“我個人從不在意這些無端的詆毀與污蔑,可這些惡意指控,一次次沖擊醫院的聲譽,給科室帶來了不小的輿論壓力與核查麻煩。

“但從頭到尾,我們都選擇相信你,沒有向你透露過半分風聲,怕你受到一絲干擾,耽誤你的臨床手術與科研工作。”

張洪武這時才明白,自己在此安穩行醫、潛心手術的每一日,背后藏著怎樣兇險的暗流。

一邊是同行的誠意挽留,一邊是心底無法割舍的家國。張洪武歸國的決心愈加堅定。

兒子不知何時已經長高,眉眼間愈發像父親。偶爾從手術日程里抽出身來時,張洪武望著兒子安靜的側臉,總會恍惚想起那些年,一家三口剛來北歐的日子。

妻子韓安如學的是臨床醫學,畢業時想考事業單位,苦于沒有細分專業方向,不知該填報何種崗位。于是,她把報志愿的任務交給了當時的男朋友張洪武。

避開熱門崗位,報考無人問津的冷門專業,上岸概率最大。張洪武為她填報了老家的一所皮膚病醫院。

韓安如果然被順利錄取。

科室需要醫護人員周末值班,皮膚病人需要定時打針換藥,韓安如主動包攬了大部分的周末值班工作。從此,只要張洪武有時間,周末一定是在往返北京和老家的高速路上。只為接送韓安如上下班,陪她度過值班的時間。

入職不到一年,因長期身處傳染病病房,韓安如身體出現不適,需要排查病毒感染風險。萬幸,檢查結果一切正常,虛驚一場。可那近一年的見聞,還是讓她刻骨銘心。

她見過太多被命運碾碎的人生:有的病人因為耽誤了最佳治療時機,肢體永久畸形。有的病人最后被家庭徹底拋棄,孤苦無依。當然,也有不少溫情時刻。在這間小小的病房里,她看到了人間冷暖,體味了世態炎涼。

這段直面生死、考驗人性的工作經歷,讓韓安如開始對移植免疫方向產生興趣。

那段時間,醫院從北歐請來一位深耕腎臟移植的國際專家作學術報告。他十分欣賞韓安如的基本功與科研態度,主動向她拋出前往北歐醫學院讀博的橄欖枝。

讀博期間,韓安如懷孕了。2016年,她回國生下兒子。在給兒子攢下一個月的母乳后,她便將兒子留在老家,給姥姥、姥爺照顧,自己飛回北歐繼續攻讀學位。張洪武在北京工作,自此,一家三人分隔三地。

“你考慮一下,可以申請來北歐工作。兒子大了,我們三人在三個地方,也不利于孩子成長。”

每次回國,韓安如望著躲在老人身后,對自己怯生生的兒子,便心生愧疚。她想盡快把兒子接到自己身邊照顧,思考再三,給張洪武發了一條信息。

兒子隨時可以過來,但張洪武在此地工作談何容易。為了團聚,張洪武開始申請北歐行醫執照。2019年,他順利申請了國家公派留學,原本計劃帶兒子一同赴北歐,徹底結束三地分居的生活。可當地私立幼兒園費用實在高昂。

轉機出現在公派留學行前培訓。張洪武在參加培訓時,無意間看到會場張貼的北歐政府獎學金宣講通知。他遞交了全部申請材料,意外獲批6個月全額獎學金,這筆經費額度,相當于國家公派一年的資助標準。北歐駐華使館又主動建議他申請另一獎學金。他申請后再度成功獲批。兩筆獎學金疊加,基本可以解決一家人在海外生活與育兒的經濟壓力。

雖然跨過了異國行醫的第一道難關,前面依舊困難重重。長久以來,北歐醫學界對亞裔外科醫生有著根深蒂固的偏見。業內一直流傳著這樣的嘲諷:亞洲外科醫生站上手術臺,隔著口罩只會重復機械生硬的手術指令:cut、cut,sew、sew(剪斷、剪斷,縫、縫)。想要拿到北歐執業醫師認證,外語成績是硬門檻,僅0.5分的差距,便足以擊碎他海外行醫的期許。

那段被語言考試折磨的時光里,唯有人間煙火,能稍稍撫平他內心的焦灼。彼時,韓安如已完成博士畢業論文撰寫,卸下繁重的科研壓力,在異國出租屋里,她經常烙制充滿家鄉味道的韭菜合子。面香混著韭菜獨有的鮮香,香氣溢滿小屋,平淡的家常滋味,成了張洪武困頓日子里最好的慰藉。時隔多年,他依舊清晰記得那一口熱氣騰騰的韭菜合子的滋味。

通過了語言大關,臨床行醫的前路依舊崎嶇。北歐醫療體系劃分明晰,分為臨床醫院與醫學基礎研究中心,張洪武最初入職樓上的科研中心,追隨一位發表過Nature頂刊論文的導師深耕心臟基礎研究。可日復一日脫離手術室、遠離真實病患的實驗工作,終究讓身為外科醫生的他倍感空虛。純理論科研,無法安放他想要站上手術臺救人的初心,他迫切想要回歸一線臨床。

他先給當地知名心臟專科醫院投遞簡歷,卻迎面撞上赤裸裸的種族偏見。對方對國內臨床倫理充滿無端的猜忌,全程態度冷淡。張洪武的求職之路初次碰壁。陷入瓶頸之際,韓安如的師兄給出破局良方:繞過層層人事壁壘,直接發郵件給一線臨床科室負責人。循著這條路徑,張洪武順利拿下當地三甲醫院臨床崗位,最終走進了這家心臟外科臨床平臺的大門。

北歐的職場規則,契合了韓安如對家庭規劃的期許。如果家中有事,同事往往會讓她去照顧家里,暫時放下工作。張洪武的一位當地同事是一名生育三胎的母親,依舊堅守主刀崗位,科室默許她每天早上例會遲到一會兒,無人苛責她。

這樣的自由讓韓安如想起了小時候。父母同為醫務工作者,永遠把臨床和管理工作放在第一位。從小到大,父母缺席過不少她重要的成長時刻:軍訓時氣溫驟降,很多家長紛紛送來厚衣物,她反復撥打父母BP機,始終無人接聽,晚上她只好蓋著薄被蜷縮一團;初中時,她拖著小小的行李箱倒數趟公交回家,屋內漆黑一片,冷灶無溫,只有她孤身一人;就連萬家團圓的春節,她也常常自己在姥姥家度過,因為父母會加班,把團圓的機會讓給別人。

童年時父母的缺席與孤獨,讓韓安如立下誓言:絕不讓兒子重復自己的人生。

在北歐,張洪武接診的心臟病人大多是老年退行性心臟病變,瓣膜修復手術難度低、預后效果好,手術壓力較小;而國內有大批青壯年風濕性心臟病患者,病情復雜、手術風險極高,大量病患缺少外科醫生救治,醫療缺口巨大。

雖然身在國外,張洪武始終以國內的眾多患者為念。有一位華裔心外科泰斗被他視為精神標桿。這位享譽全球的心臟外科先驅,成功主持當地首例心臟移植手術。他做過200多次這類手術,其中包括20多次難度極高的心肺同時移植手術,成功率穩居世界前列。除了心臟移植,他還擅長冠狀動脈搭橋手術,成功率達99%。獲得無數國家級榮譽,始終心系國內心外科發展,早年手把手帶教大批國內赴北歐進修醫生,助力中國心臟外科起步。前輩的家國情懷,一直影響著張洪武。

鄉愁、家庭與醫者的使命,層層疊加在一起,最終促成了張洪武和韓安如義無反顧地選擇回國。

2022年,一家人告別北歐,踏上歸國航班。

曾經在北歐學校穿著精致禮服的兒子,進入國內管理頗為嚴格的小學,統一短發、藍白校服、紅領巾與標準隊禮,兩張照片并排擺在手機里,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童年。韓安如將照片發給張洪武:“就是你選擇回國,兒子變成了現在的樣子。”語氣里頗有埋怨。

寥寥數語,讓張洪武久久無言。他不后悔歸國的選擇,卻也無法回避,似乎是自己奪走了兒子松弛的童年。但他相信,時間會證明一切。

兒子生日當天,張洪武接到醫院通知會診,他不顧韓安如阻攔,執意趕回醫院。

“能不能為孩子請一次假?”

“情況緊急,我盡量早回。”張洪武甩下一句話就轉身走了。

這一幕戳中韓安如的童年傷疤,長久積壓的情緒徹底崩潰大哭。她想要的不是讓丈夫放棄事業,只是不想孩子和自己一樣,在愛的缺失中長大。

歸國之后,北歐海邊的潮汐泳池、閑看游魚的時光逐漸離他遠去。張洪武很快適應了國內的節奏,他覺得,這是一種更為充實、更有意義的人生。

他想把所學本領盡快用于國內臨床,盡量幫助更多亟須救治的患者。很多個周末,張洪武堅守在手術臺。某個周六,他接連完成兩臺心臟搭橋手術,下午4點,助手著手收尾關胸縫合工作,他終于得以抽身,躺在休息室的床榻上小憩片刻。連日緊繃的神經驟然放空,恍惚之間,思緒不由自主飄回北歐,那也是一個周六午后——

沒有手術日程,他帶著孩子在北歐海邊撿拾石塊,圍砌一方小小的天然泳池,借潮起潮落的自然之力,讓池水自行流轉。縱身入海,海水包裹周身,魚群穿梭身側,自在游弋,那樣的生活,自在且松弛。

兩處截然不同的人生,在同一個黃昏無聲相撞。回國的第一年,張洪武單人完成150臺心臟手術,而他北歐的老師,全年手術量也僅有80余臺。圣誕節,張洪武給國外的老師發信息祝賀。老師得知他的手術數據后,發來一句直白的喟嘆:No life(沒有生活)。

剛入學時,張洪武是這所知名醫科大學外科系統統考第一名。師兄告訴他:“歷來外科榜首多選擇了神經外科。”唯有張洪武逆勢而行,選擇了以苦累著稱、體力要求極高的心外科,師兄笑著感嘆:“你可能選錯賽道了。”

而如今,新生代醫學生的選擇,更讓張洪武滿心落差。一位學生在本科階段跟隨他完成心臟瓣膜科研、參與實驗與臨床隨訪,最終順利產出并發表SCI論文,是難得踏實肯干、又熟悉心外科科研與臨床邏輯的醫生苗子。

起初,這名學生意志篤定,一心想要報考心外科專碩,要追隨張洪武學習心外科。可考試當日,他突發高燒,沒有參加面試。得知消息的張洪武滿心惋惜,格外愛惜他的這份難得的向學之心,特意主動留意招生補錄名額,暗自盤算著為這名優秀學子爭取補錄資格,不想錯失一塊學醫的人才。

可后續教育處工作人員傳來的消息,卻讓張洪武良久失語。原來,這名學生自始至終,都未曾在心外科志愿欄上寫下名字,他第一志愿填報的是清閑安穩、無須急診夜班、后期可轉型醫美的皮膚科。

后來,他主動回頭問詢心外科名額,只是因為皮膚科招生名額已滿、不予錄取,無路可退之下,才將心外科當作備選的退路。

張洪武的目光從窗外收回,最終落定在桌角那沓厚厚的手術排單上。紙面上密密麻麻排滿了未來一周的手術日程,可這不是全部。心外科的急診永遠不打招呼,危重病患隨時可能被推到手術室門口。心外科大夫的步履永遠匆忙。日落時分,能不能脫下手術衣,深夜能不能安睡一夜,從來都由不得自己。

他能理解年輕人的選擇,有的科室基本無病房值守,遠離生死急救,作息規律體面,而且可能收入可觀。而心外科常年與生死博弈,一臺手術動輒數小時,夜班急診家常便飯,耗盡體力與心力,是醫學界公認的苦累學科。

選擇回國,張洪武和韓安如并未后悔。他們看到,越來越多的病人通過他們親手治療,獲得了新生,家屬的千恩萬謝里是多少錢都換不來的成就感。他們看到,兒子在老師同學的幫助下越來越受歡迎,笑臉也多了起來。

海外有紅酒、三文魚,有看似輕松的職場,有看上去光鮮亮麗的人生,但在那里,張洪武感到空虛。他想明白了,因為那不過是為了一己的享樂和體面。故土有需要救治的病患,有日漸年邁的雙親,有熟悉的土地與山川,也有醫者不可推卸的使命。

圖為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病理科王雷明正指導學生進行病理標本取材

四、繼承

故事要從呂尤的童年說起。她生于中醫世家,父親一生坐診行醫,一間祖傳的中藥診室,鋪滿了她從小到大所有的時光。別的孩子盼著假期結伴嬉鬧,她卻沒有半日清閑,整日守在藥庫與診室里打下手:分揀飲片、為患者量血壓、測量體溫。呂尤總笑著打趣,年少日積月累練出的基本功,足夠勝任半個護士的活兒。平日里寫作業,她便伏在藥房一隅的桌案上,十里八鄉前來尋醫的鄉親,幾乎人人都認得這個守在藥鋪里的小姑娘。

這間古樸診室,根基源自呂尤的祖父,最早是一棟矗立百年的青磚老屋。后來為拓寬診療規模,全家將診所遷至同一條街臨街的樓房,也就是如今世代行醫的地方。隨著父親的醫術聲名遠揚,求診之人早已不止周邊村鎮,外省病患絡繹不絕,更有跨越山海而來的海外患者,韓國、美國、法國等地皆有。年少的呂尤見過形形色色的異國面孔:一對移民法國的吉林夫妻,多年備孕無果,專程歸國尋方;白皮膚、淺棕膚色的訪客往來不斷,甚至還有千里奔赴而來的非洲求醫者。

呂尤的父親生于1962年,雖已年過花甲,卻不見絲毫頹態,身形硬朗,精神矍鑠,開口聲如洪鐘。他畢生潛心鉆研方藥,呂尤幼時,常伴他左右采藥、切藥、晾曬藥材。在她模糊的童年記憶里,父親的心思全然系在病患與藥方之上,幾乎抽不出閑暇陪她出門游玩。

在當地,這家診所承擔著社區衛生室的職能,人手素來緊缺,僅有呂尤父母與一名配藥護士三人支撐,終日忙得腳不沾地。每位患者的問診都細致綿長,單人次診療便要四十分鐘。問診結束,父親常會親手熬制湯藥,待患者取藥時,逐條細致交代服藥細則。即便搭配調理的雌孕激素類西藥,他也會清晰劃分服用節點,明確告知雌激素、孕激素各自的服用時段,避免服藥紊亂。

除此之外,他還會依據每個人的體質定制調養方案:寒濕體質者叮囑忌口生冷、油膩之物,每周堅持三到四次運動,每次半小時至四十分鐘,以周身微微出汗為宜;配套調理的泡腳方,都會備好印制提示卡,清晰標注所有養護禁忌。

針對每一位前來調理的女性患者,父親都會單獨建立手寫病歷檔案,一筆一畫翔實記錄月經來潮時間、周期長短、經量與經色,同步留存既往用藥、各類外治方案記錄,還會在病案上手繪標記區分病情輕重,統一編號規整收納。經年累月,厚厚的病歷摞起數大堆,既是復診調方的依據,也是他數十年行醫最珍貴的病案積累。

自小浸在藥鋪耳濡目染,呂尤雖日日跟著父親識藥問診,終究只是零散的見聞,未曾接受系統規范的醫學訓練。父親心里清楚,若女兒日后要走行醫之路、扎根臨床,唯有走入專業院校深造。

可填報志愿那年,呂尤滿心抵觸學醫。從小到大,她親眼見過父母行醫的萬般辛勞:全年無休,三餐從來不得安穩,常有患者推門問診,顧不得剛端上桌的飯菜。東北冬日天寒,飯菜稍放片刻便涼透,父母常常扒幾口冷飯,又轉身投入診療。少年時的她早已暗下決心,向父母直言,此生“一不學醫,二不當老師”。兜兜轉轉,填報志愿之際,她終究順從家人期許,選擇踏上學醫之路。

那時的呂尤總認定,一旦披上白衣,便要復刻父母日夜奔忙、無暇喘息的生活。父親看穿她心底的顧慮,緩緩開導:認真學習專業知識,才能進入正規公立醫院,擁有規律的作息與完整假期;相較于個體診所,醫院平臺更廣,更受大眾敬重。更重要的是,經過系統化的醫學培育,她能救治更多求診之人,成全無數家庭求子的心愿,這便是從祖父那一輩起,家族世代堅守行醫的初心。

踏入大學校園后,呂尤漸漸褪去心中抗拒,愈發沉醉于醫學之道,尤其偏愛中醫婦科學。她算不上傳統意義上埋頭苦讀的學霸,平日文化課成績平平,唯獨中醫婦科專業課一舉拿下年級第一,仿佛一朝打通脈絡,找到了屬于自己的天命所向。她慢慢明白,行醫,原是刻在自己骨血里的歸宿。

2014年,呂尤自長春中醫藥大學畢業,本可留在省內省中醫院安穩從業,在小姨的一番勸說下,她決意離開故土,只身前往北京闖蕩。

初到京城求職,一段難熬的歲月就此開啟。北方的春光素來短促,那一年的春天,卻在呂尤的感知里格外漫長。她寄居在親戚家中,一只行李箱輾轉奔走北京各區縣,一心投遞各家醫院的崗位,一次次面試,換來的皆是落空的消息。

應聘懷柔中醫院時,考場之中高下立見:除她與另一名天津中醫藥大學畢業生,其余11名應聘者均是北京中醫藥大學本土學子,是院方眼中根正苗紅的“科班出身”,人人手握導師親筆推薦信,唯有她孤身一人,無師門引薦,無本地人脈傍身。

十余年前,京城中醫院校畢業生求職本就競爭激烈,從京外來的呂尤更是舉步維艱。無數個深夜,她難免心生茫然,覺得自己終究難以扎根這座城市。所幸多年藥鋪浸潤沉淀的功底藏不住,面試之中,扎實的臨床素養、成熟的辨證思路讓她脫穎而出。初夏時節,懷柔中醫院與豐臺中西醫結合醫院兩份錄用通知幾乎同時送達,呂尤就此開啟在北京的行醫之路。

白大褂的衣角還帶著新裁的褶皺,呂尤就這樣走進了北京豐臺中西醫結合醫院的大門。那是2014年的夏天,陽光把走廊照得雪亮,她的聽診器在胸前晃蕩,像一枚剛剛掛上的勛章。

盛夏,午后,蟬在枝頭曬得收起了翅膀,趴在樹杈上一動不動。

聒噪不安的大黃狗伸長舌頭,靠在老人躺椅旁,瞇眼打瞌睡。

宮護士就是這時候走出北京著名治療生殖系統疾病的醫院大門的。

一絲風都沒有,宮護士瞇起眼仰臉看看碧洗的藍天,沒有鳥,沒有蟬鳴,靜得要吞沒一切。宮護士走到便利店,走到冰柜前,剛要拿冷飲,猛然想起生冷食品對備孕不好,喉嚨一動,又收回了那只手。

沒想到,上午去那家醫院,只是因為護士站量血壓的機器沒紙了,剛從醫院下夜班的宮護士好心提醒,竟被護士噎了回去——“你管呢?要你管?!”

更讓她心寒的是,那里的診療如同流水線,正兒八經的大夫和她說話不超過三句,便催著她做檢查,花錢費力卻沒能得到絲毫安心。

宮護士2009年底結婚,因為愛人的母親在他上大學時早逝,導致愛人很想早點要自己的孩子。可多囊卵巢綜合征讓宮護士的備孕之路異常艱難,這一備便是近6年。到了備孕第二年,宮護士發現,這懷孕沒懷上是真的有問題了。這6年里,她輾轉北醫三院、西苑醫院、廣安門醫院、301醫院等多家醫院,嘗盡了奔波之苦。備孕的這幾年里,宮護士的母親在老家時常被親戚們直白詢問,“閨女懷孕了嗎?”甚至有人想把村里不想要的孩子送給她撫養,她也曾一度動了領養的念頭。

這位婦產科護士,已經在備孕的路上跋涉了整整5年。5年,足夠一個孩子學會寫字、畫畫、背唐詩,而她只是在日歷上畫下一個又一個等待的圓圈。白班夜班交替間,她幫無數產婦接生,聽新生兒發出第一聲啼哭,雙手托起過別人的圓滿,自己的那盞燈,卻遲遲沒有亮起來。

直到,2014年呂尤畢業,留在北京豐臺中西醫結合醫院婦產科工作。那一年,這家醫院一共留下了兩位婦產科醫生,宮護士一開始不知道找哪位,起初,宮護士因為不熟悉,第一次就診還誤找了其他醫生,直到第二次才順利找到呂尤。

當這位同行推開呂尤診室的門時,大約沒有抱太大希望。5年來,她比誰都清楚那些檢查單上的箭頭意味著什么,比誰都明白那些指標背后的溝溝坎坎。

呂尤沒有說話。她只是安靜地坐下來,把脈,看舌苔,問飲食起居,一筆一筆記在病歷上:舌質發暗,舌體胖大,舌苔白厚,脈象弦滑。

呂尤分析,小宮護士脾胃虛弱,水濕排不出去,堆積在體內變成痰濕,氣血運行不暢,形成的瘀血阻滯在子宮沖任,加之長期夜班輪值,晝夜顛倒,作息紊亂,下班后只顧休息,不懂及時調養氣血,痰濕日漸淤積,卵泡難以正常發育排出,月經紊亂,形成多囊體質,長時間無法自然受孕。

針對小宮的體質,呂尤決定采用張仲景《金匱要略》中活血化瘀、消癥散結的經方桂枝茯苓丸和葉天士《女科診治秘方》中的經典名方蒼附導痰丸加減治療,合同家傳補腎化瘀的助孕方,加入紅花9ɡ、菟絲子9ɡ、雞血藤3ɡ……改善小宮的子宮環境和排卵障礙。

兩個月的時間,說長不長,不過是暑氣漸消、秋風初起的工夫。六十多個日夜,六十幾服湯藥,若干次望聞問切——她像一位耐心的園丁,松土、澆水、等待,直到那粒沉睡多年的種子終于破土而出,好消息如期而至,小宮成功受孕。如今兒子已經11歲,體格康健,聰明懂事。

診室里光線柔和,清晨的陽光透過窗欞落在脈枕上,那一方小小的青色墊子,不知承接過多少人的手腕。

呂尤坐在診桌一側,指尖輕搭在患者的手腕上,屏息凝神。這一刻,外界的喧囂都退遠了,只剩下指下那一縷搏動,在訴說著什么。

呂尤說,脈象這東西騙不了人。人的身體比嘴誠實得多,你心里積了多少郁結,身上受了多少寒濕,氣血是充盈還是虧虛,全在脈搏之中。

有一種脈,摸上去像琴弦一樣,繃得緊緊的,硬邦邦的,叫弦脈。來人的手腕一搭上去,指腹之下便觸到一股倔強的張力,如同按在一張拉滿的弓弦上,毫無松緩之意。這樣的脈,多半是氣出來的。人在世間行走,免不了受些委屈,積些怨憤,可又礙于情面或規矩,不能發作,只能將那股氣生生咽回去,壓在胸臆之間。日積月累,那氣便不得舒展,郁結在體內,脈道自然也就跟著繃緊了起來。呂尤碰見這樣的脈,心里便有了數,這人怕是心里裝著不少事,氣機不暢,郁在那里了。

還有一種脈,指下感覺黏膩膩的,像摸到了一層薄薄的油,又像是水流過淤泥,拖泥帶水的,不夠清爽,這是滑脈。有這種脈象的人,體內多半濕氣重。濕這東西,最是纏綿,不像寒熱那樣干脆利落,它黏滯、重濁,一旦纏上了人,便不肯輕易離去。脾胃運化不力,水濕停聚,反映到脈上,便是這股子甩不脫的黏膩之感。

與弦脈的緊張、滑脈的黏滯不同,虛脈是另一種感覺。手指按下去,軟綿綿的,像按在一團新絮上,全無抵抗之力。你得稍稍用些力氣,往深處探一探,才能隱約摸到那微弱的搏動。可只要你一抬手,那脈便像是怕見人似的,倏忽間就消失了,了無痕跡。這是氣虛的人常見的脈象。氣是人的根本,氣足了,脈道才充盈有力;氣虛了,便像是泄了氣的皮囊,軟塌塌地癱在那里,怎么都提不起勁來。

細脈則是另一番模樣。纖細如絲,若非指下功夫到家,極容易漏過去。那脈象細細的,弱弱的,像一根極細的絲線在水中漂著,你得凝神靜氣,細細地品味,才能捕捉到它的存在。血虛的人多見此脈。血不足了,脈道里自然就空曠起來,沒有了充盈飽滿之勢,只剩下細細的一縷,勉強維持著周身的運行。

還有一種澀脈,那感覺最為特別。指下不順暢,像是有什么東西在里面阻礙著,脈來之時,帶著一股遲滯之感,又像是水流中有泥沙、有雜質,滾動得不那么干凈利落。古人形容澀脈,說是“如刀刮竹”,又像是“輕刀刮竹”,那股子艱澀、不滑利的感覺,十分傳神。這種脈象,往往意味著氣血運行不暢,或是有瘀滯在內,阻礙了脈道的通暢。

呂尤從小就跟著父親學醫,摸過的脈,沒有一萬,也有八千了。她知道,中醫的脈象,細細數來,共有二十八種。這二十八種脈象,每一種都有自己獨特的性格,或強或弱,或浮或沉,或快或慢,或滑或澀,指下的感受千差萬別,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葉子,也沒有兩個完全相同的脈象。

脈象的奧妙,遠不止于此。呂尤從父親那里學來的一樁要緊本事,便是通過脈象來判斷臟腑的虛實。人的左右手,寸關尺三部,各自對應著不同的臟腑。左手寸脈,對應的是心;關脈,對應的是肝;尺脈,對應的是腎。右手寸脈,對應的是肺;關脈,對應的是脾;尺脈,對應的是命門——那其實就是腎的另一種說法,主管著人體的先天之本。

哪一部的脈象弱了,便是哪一臟腑有了虧虛。比方說,左寸脈短而弱,那便是心脈不足,心氣不夠,心臟供血的功能自然就差了些。病人往往會覺得心慌、氣短,稍一活動便覺得胸口悶得慌。再比如,右關脈弱了,那便是脾虛。脾主運化,脾虛的人,吃下去的東西不容易消化吸收,人也容易覺得疲倦,四肢沉重,面色萎黃。

這些對應關系,是千百年來無數醫家在實踐中摸索出來的規律,如同一張精密的地圖,指引著醫者循脈探病,由表及里。

中醫很多東西,是靠感覺傳遞的。這種感覺,看不見,摸不著,只能靠自己去體會,去揣摩。同樣的一個脈象,不同的人摸上去,感受可能完全不同。什么叫滑,什么叫澀,什么叫弦緊,什么叫濡軟,這些都不是用尺子能量出來、用數字能說清楚的東西。

中醫的功夫,全在日復一日的積累。

要親手去觸摸、去感受,在一位又一位病人的脈象里慢慢沉淀。久而久之,指尖自會生出獨有的感知,練就一份只可意會、難以言說的通透與領悟。

所以修習中醫,除了苦功,更需一份與生俱來的悟性與慧心。這悟性,不是天生的聰慧,而是在經年累月的實踐中,突然有一天,指下豁然開朗,原來這就是弦脈,原來這就是滑脈,那一刻的頓悟,是多少書本都教不會的。

呂尤的案頭,常年放著一本翻得起了毛邊的書,封面的字跡已經有些模糊了,但她視若珍寶。那是《瀕湖脈學》,中醫脈學的經典著作。她常說,這本書是開方大夫的案頭必備,里面詳詳細細地講了二十八種脈象的體狀、主病、鑒別之法,字字珠璣,句句精當。她從小就被父親要求背誦其中的段落,那時候年紀小,不懂什么意思,只是囫圇吞棗地記下來。等到年歲漸長,臨證漸多,那些小時候背過的句子,便一句一句地在指下活了過來,變成了實實在在的觸感。

在呂尤看來,一個真正的中醫開方大夫,需要掌握三大套知識,缺一不可。第一是藥訣,也就是藥方的組方成分。哪幾味藥配在一起,君臣佐使如何搭配,劑量如何把握,這些都是有講究的,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第二便是脈訣,就是脈象的診察。沒有脈診,就如同盲人摸象,只能看到表面的癥狀,卻摸不透內在的虛實寒熱。第三是藥性,每一味藥的性味歸經,升降浮沉,功效主治,必須爛熟于心。這三套知識,如同鼎之三足,支撐起一個中醫大夫的臨證能力。

但光有這些還不夠。掌握了藥訣、脈訣、藥性,只是有了工具和材料,真正要把它們用好,還得有辨證的思路。辨證,就是透過現象看本質的過程,是把病人表現出來的各種癥狀,以及脈象、舌象等收集到的信息,綜合起來進行分析、歸納,最終判斷出疾病的性質、病位、病勢。呂尤和父親常用的,是八綱辨證和衛氣營血辨證。

八綱辨證,就是陰陽、表里、寒熱、虛實這八個綱領。陰陽是總綱,統攝其余。表里辨病位,寒熱辨病性,虛實辨邪正盛衰。這八個字,說起來簡單,但真正要在臨證中靈活運用,卻需要多年的功夫。衛氣營血辨證,則是從氣和血、營和衛的角度來分析病情。氣是動力,血是物質,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它們之間的協調與失調,往往就是疾病發生的根本。

至于六經辨證,呂尤和父親用得很少。不是不會,而是各有各的擅長,各有各的習慣。他們家傳的這條路子,就是從八綱和衛氣營血入手,幾代人都是這么過來的,得心應手,也就沿襲了下來。

呂尤心里清楚,來診病的人,大多數不懂中醫。和病人講六經傳變、太陽少陽、衛氣營血,他聽得一頭霧水,非但幫不上忙,反而增加了他的困惑和不安。所以,她和父親在跟患者溝通的時候,從來不用那些專業的辨證術語,而是用最淺顯、最直白的話,把病情說清楚。

肝郁,她就說你是肝氣不順,心里憋著氣,沒發泄出來。腎虛,她就說你是腎氣不足,腰膝容易酸軟,精力跟不上。血虛,她就說你是血不夠,臉色蒼白,指甲也沒什么血色,容易頭暈眼花。這些詞,通俗易懂,病人一聽就明白,心里也就踏實了。

有時候,呂尤會想起父親教她摸脈時的情景。父親坐在她對面,一個病人的手擱在脈枕上,父親先摸一遍,然后讓她摸。摸完了,父親問,什么脈?她戰戰兢兢說出一個答案,父親不置可否,只是讓她再摸。一遍又一遍,直到她的指下,終于模模糊糊地感受到了父親所說的那種感覺。那種感覺,像是黑暗中突然亮起的一盞燈,雖然微弱,卻足以照亮前路。

她記得父親說過,脈理如人理,脈象如人心。一個人的脈,藏著他所有的過往,所有的悲歡,所有的勞碌與安閑。那些緊繃的弦脈,是他在人前的隱忍與克制;那些黏膩的滑脈,是他在生活中的放縱與不羈;那些軟綿的虛脈,是他長久以來的疲憊與透支;那些纖細的細脈,是他虧耗的氣血與心神;那些艱澀的澀脈,是他體內堆積的瘀滯與不暢。

脈理如海。每一根手指搭上去,感受到的,都不只是脈管的搏動,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帶著他全部的生命故事,安安靜靜地坐在這里,把自己交給你,信任你,期望你能從他手腕上那三根指頭的位置,讀懂他身體里的秘密。

呂尤常常覺得,這是中醫最動人的地方。不需要復雜的儀器,不需要冰冷的檢查報告,只需要一方脈枕,三根手指,一顆沉靜下來的心,便能與另一個生命,在無聲中完成一場深入的對話。這場對話里,有來龍去脈,有因果關聯,有身體的訴求,也有醫者的回應。

那本翻爛了的《瀕湖脈學》,還靜靜地躺在書桌案頭。里面的每一個字,呂尤爛熟于心,但每一次重讀,都還能有新的體會。脈學這門學問,太深了,窮盡一生的力氣,也未必能探到它的底。但正是這種深不可測,讓每一個投身其中的人,都懷著敬畏,懷著謙卑,日復一日地磨礪著自己的指下功夫。

正午的陽光從診室的窗欞上移走了,室內的光線暗了些。中午1點40,呂尤送走最后一位病人,將一摞掛號條一一歸攏,心里默默地回味著今天摸過的那些脈。弦緊的,滑膩的,虛軟的,纖細的,艱澀的……每一種脈象背后,都是一個需要被理解和被幫助的人。她所能做的就是用這三根手指,去傾聽感知,用那些從《瀕湖脈學》里學來的、從父親那里傳承下來的、在自己日復一日的實踐中磨礪出來的本事,為他們找到一條通往安頓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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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選,原載《北京文學》(精彩閱讀)202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