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小說關鍵詞:對話性、思想力與總體性
2025年,李洱的長篇小說《花腔》瑞典語版正式出版,由瑞典著名漢學家、翻譯家陳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翻譯,并獲得瑞典文化部藝術委員會組織評審的“2025年度好書”。《花腔》因其復雜的敘事結構以及大量的歷史文獻、政治修辭一直被認為存在較大的翻譯難度,作者李洱對于《花腔》在北歐的意外收獲也感到驚喜。借此契機,我們于2026年3月策劃了此次訪談,希望進一步探討中國小說的海外譯介與接受、文學作品中的思想力與知識性等問題。巧合的是,2026年6月,陳安娜來京參加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我們也借機邀請她赴北京大學參加了與李敬澤、李洱、張輝幾位學者的學術對談“對話巴別塔:中國小說在瑞典的譯介與接受”,進一步回應了我們在此次訪談中涉及的話題。我們認為,翻譯總是充滿誤讀,而誤讀正為作家與作品的相互闡釋、彼此激發提供了可能,此次訪談與對話也可看作理解誤讀以及促進新的意義生成的重要過程。

一
“我甚至有些武斷地把對話性看作小說藝術的質的規定性”
樊迎春:李老師您好,感謝您接受我的訪談。我想我們可以先從《花腔》瑞典語版的出版談起。《花腔》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經典之作,其復雜的敘事結構和巧妙的歷史互文一直為國內學界矚目。《花腔》瑞典語版已于2025年出版,由著名翻譯家陳安娜翻譯。您以前認識陳安娜老師嗎?作為作者,您最初聽到這個消息時有何感想?瑞典語文學界或讀者的反饋,您是否有所聽聞?
李洱:2011年夏天,在一個會議場合,莫言介紹我認識了陳安娜老師。她的頭發朝一邊梳著,就像鳥的翅膀。當時她已翻譯了莫言的多部作品。她的翻譯任務很重,很多作品在排隊,所以我并沒有把自己的作品送給她。2018年11月,安娜老師來北師大開會,莫言和張清華讓我過去陪安娜老師和萬之先生吃飯,我把《花腔》送給了她。她與萬之看完之后大概比較感興趣,不久我就收到了萬之先生發來的翻譯出版合同。萬之先生也提到,此書翻譯難度比較大,時間會比較長。我記得是2020年春天才最終簽了合同,2025年終于出版了。所以說到感想,其實是抱歉,因為占用了安娜老師很長時間。唯一值得欣慰的是,聽萬之先生說,瑞典的學術界對《花腔》評價很好,有不少書評。2026年初,《花腔》的瑞典語版獲得了瑞典文化部評選出來的年度好書獎,然后由政府采購,進入瑞典的各大圖書館。至于別的反饋,我就不知道了。
這本書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寫得比較慢,1997年開始寫,香港回歸了嘛,也要進入新世紀了,想用小說的形式寫出我對二十世紀的印象,2000年底就寫完了,但直到 2001年冬天才出版。一部書二十年之后還能不斷再版,還能不斷被譯成各種文字出版,應該說比較幸運。我比較遺憾的是,它的日文版與臺灣繁體字版至今未能出版。當初,日本譯者和中國臺灣出版人都預言它會在他們那邊引起反響,還說一定會在他們那里拿到什么什么大獎。有一年我去法國參加一個文學節,遇到了臺灣的出版人。他們很不好意思,解釋了一通,再后來有人來聯系,說可以印一千五百冊,我想還是算了吧。當然,我現在知道,一千五百冊在臺灣已經算是不錯的銷量了。不過,臺灣不少作家都讀過這本書。這事給了我與他們開玩笑的資本,我后來就對他們開玩笑說,最大的反響就是不允許它的出版。上周,我與臺灣幾位出版人聊天時還提到此事,我說,你們的出版環境也不怎么樣嘛。當然了,這件事或許有必要放在東亞的恥感文化里去理解,就是它涉及我們如何克服某種羞恥心,去真正地反思歷史。
樊迎春:這確實是一種有趣的反諷了。《花腔》中包含了大量的歷史文獻、不同歷史時期的口語與政治修辭,這對外國人來說其實有比較大的理解難度。在瑞典語的翻譯過程中,譯者是否與您有過交流?記得您也和我提到安娜老師在瑞典語中對“花腔”的解釋,您如何看待她的翻譯?
李洱:安娜老師對中國文化是很了解的。她在斯德哥爾摩大學師從馬悅然教授,學的就是中文,后來又是瑞典隆德大學的首批中文博士。她身邊還生活著中國文化的一個代言人萬之先生。萬之本人是很棒的小說家,也是很杰出的編輯。有些做文學史的可能不知道,中國先鋒小說的興起,萬之起過推動作用,他本人也寫過先鋒小說,是新時期最早的“元小說”寫作的探索者。馬原第一本小說集《岡底斯的誘惑》就是萬之寫的序。萬之對我們習以為常的一些詞語、概念,都有著深刻的、新的理解,比如他認為,“尋根文學”這個說法不對,應是“尋源文學”,因為“根”只有一個,“源”卻可能有多個。雖然已經約定俗成的概念不能再改,但這個提法有益于我們換一種目光審視“尋根文學”。
在作品的選擇和翻譯方面,安娜老師與萬之可能有很多討論。根據萬之的說法,現在瑞典版的書名指的是聲樂中唱錯或走調的聲調、音調、歌聲等。安娜老師的理解是,“書中不少人說的都是不符合本義的話”“瑞典人一看書名就明白是‘走了調’的意思”。我覺得,這個理解是可以成立的,能夠給讀者這種印象,我認為已經很準確了。至于安娜老師如何處理書中那些帶有時代烙印的詞語、句式、匯報、審判,我不太清楚,但我想她作為杰出的翻譯家,一定會有自己的處理方式。我與很多翻譯家有過合作,感到不同的譯者都會調動自己的文化資源來處理這種問題。比如,這本書最早的英語譯者是美國詩人梅丹理,他說他有足夠的能力處理小說的第二部分,因為他多年前的某位女性朋友曾是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他跟著她學了不少相關歌曲。他還敲著桌子拿腔拿調給我唱了幾句《大海航行靠舵手》,把我給樂的。但他后來因為身體原因,沒有再繼續翻譯下去。后來的英語譯者是程異先生,很棒的譯者,也寫小說,是國際布克獎的評委。韓語譯者樸明愛說,她對朝鮮太熟了,對朝鮮人說話的方式了如指掌,小說的第二部分對她來說,一點障礙都沒有。德國譯者夏黛麗女士說,德國讀者對小說第二部分的理解,不會比中國讀者差。現在,西班牙出版社正在尋找西班牙語譯者。
我倒很感興趣,譯者會如何處理這些問題。小說第一部和第三部的語言問題,譯者也各有處理辦法,能夠讓人感到是不同時代的人在講故事,因為不管哪種語言,雖然在最近百年來都有一個急速變化的問題,但以前的語言還會保留在人們的記憶里,就像我們讀新文化運動早期的作品并沒有太多障礙,會迅速進入那個語境一樣。
樊迎春:不同譯者想必都有自己的再創作。在我的認知中,“花腔”(Coloratura)本身是一個西方音樂概念,您在小說中既用它來隱喻中國知識分子在歷史合唱中的復雜聲部,也有耍花腔 / 油腔滑調、不老實的意思。當這個概念通過瑞典語再度回到西方文化腹地時,您是否期待西方讀者能準確讀出其中對“歷史敘事”的解構與反思?
李洱:當然期待,而且我相信,他們能夠讀出來,因為他們也會關心這些問題。瑞典的埃斯普馬克先生讀過《花腔》的法語本,他非常喜歡。他把書忘在法國的酒店了,所以他到了中國就聯系我,讓我給他再送一本法語本。我后來看到他的系列小說《失憶的年代》,才知道他為什么對《花腔》很感興趣,因為兩本書對“歷史敘事”的解構與反思,有相當大的一致性,當然小說的敘事方式有所不同。他采用的是內心獨白的方式,我采用的是對話的方式,這個對話又分為傾訴、審訊、辯解等不同方式以及學術考證,但主題是相近的。這本書在法國、德國、韓國都賣得不錯。前幾年我去馬賽,在書店里又看到了新的版本。很不幸的是,譯者林雅翎女士前幾年去世了,她是非常棒的翻譯家,對中國文學很熟悉,在中法兩國都獲得過翻譯獎,不然,《應物兄》一定會交給她翻譯。當然,有些書在翻譯過程中,也會因為作者與譯者對“歷史敘事”態度的巨大差異,而中止合作。比如另一個法國翻譯家在翻譯《石榴樹上結櫻桃》的過程中,突然開始反對自己的工作,并且拒絕把譯稿交給出版社。他對書中寫到的中國鄉村變革,完全不能接受。他是快把書翻完的時候,才真正讀懂這本書要說什么,所以他不能允許經由他的手,讓它在法國出版,后來法國的那家出版社賠了一點錢。我去法國的時候,跟出版社講,我想見一下那位譯者。出版社說,不是已經賠你錢了嗎?我說,我對那位譯者很尊重,因為他可以為了自己的觀念放棄經濟利益,我說的是真的,他們卻以為我在開玩笑。我真的不是開玩笑。這個事件是否說明,太明白了也不見得是好事,會把所有主題往自己太明白的那個地方靠?
樊迎春:這確實是我沒有想到的故事,作者和譯者之間其實也一直存在有趣的博弈。北歐地區其實有著深厚的漢學傳統,如高本漢、馬悅然先生等對中國文學的譯介。在您看來,北歐漢學界或更大范圍的國外出版界對中國當代小說的選擇偏好,經歷了怎樣的變化?《花腔》的介入,是否能打破某種長期存在的、對中國文學的“地緣政治式”或“社會學式”的刻板閱讀?面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特有的“話語場”,您認為譯者能否實現其在歐洲語境中的文化轉譯?
李洱:莫言、李銳、韓少功的作品,在那邊都有不少翻譯,這些人的風格很不相同。相同的一點是,他們的作品確實首先有利于瑞典或北歐對中國現實與歷史的理解。說到“地緣政治式”或“社會學式”的閱讀,我認為沒什么錯。我在課堂上講授加繆的《來客》或拉什迪的《求婚者》的時候,也需要從這個角度去理解作品,冷戰及冷戰之后,這個問題也確實是作家本人需要面對、需要用文學方式呈現的問題。我覺得,中國作家對這個問題,不是想得多了,而是想得太少了,寫下來的就更少了,真正對相關問題有深刻思考的更是遠遠不夠。我們翻開20世紀后半期以后的歐美和非洲重要作家的作品,然后做一個對比,這種感覺可能就會更強烈。所以,即便翻譯家、漢學界或出版界從這個角度出發去選擇作品,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同時也確實存在一個問題,就是中國作家在藝術形式上的探索,有可能會受到忽視。如果翻譯家能夠準確地認識到,某種藝術形式的探索與作家所思考的社會問題、人性問題是不可分的,作家只能用目前這種形式、這種結構、這種語言來完成這樣一部作品,當然是再好不過了。
樊迎春:確實如此,藝術形式的探索和社會歷史的變遷從來不是相互孤立存在的,不過各國作家對此問題的處理方式差異很大。因此,誤讀是必然的,很多中國當代小說在海外傳播時,常面臨“文化折扣”問題,您如何看待中國小說在面對西方主流文學市場時的“可譯性”與“不可譯性”?在《花腔》《應物兄》等作品之后,您如何評估當下的中國當代小說在“世界文學”(World Literature)版圖中的位置?西方對中國文學的關注,是否還停留在對“獵奇”或“歷史傷痕”的消費上?
李洱:這個問題,說清楚不容易,牽扯的東西太多。扯根線頭,就能拉出個線球。通常說來,專業讀者和非專業讀者,對作品的要求是不一樣的。心靈雞湯式的東西、通俗的東西、既雞湯又通俗的東西,兩邊的非專業讀者都喜歡,談不上什么隔膜,頂多是那邊的作品多一點宗教背景。還有就是打著反腐招牌的作品,越“腐”越賣,兩邊都賣,互相賣。京東和當當的圖書銷售排行榜,就很能說明問題。西方的作家,除非那個作家獲過什么大獎,否則他的探索性作品,所謂的純文學作品,也很難有機會翻譯過來。圖書市場也是市場,首先追求的就是利潤,哪都一樣。豁嘴子吃肥肉,誰也別說誰。
所以,就海外出版而言,真正的問題可能是如何在不過多考慮市場的情況下,把我們這邊的好作品推薦出去,把那邊的好作品翻譯過來。我說的好作品,是指放在中國文學史的譜系上看是有創新的,在主題呈現和文學形式上做出了探索的作品。這就要求有專業的評委或者評選機構來做此事,然后以翻譯出版資助的形式將它們推薦出去。這些年我們這邊其實已經在這樣做了,取得了很大成績。但美中不足的是,專家選出來的作品經常被否定掉。如果我們能認識到,文學的創新、文學的批判性,以及文學與我們置身其中的文明的緊張關系,其實代表著民族精神的活力,那我們就應該鼓勵。
在這方面,或許有必要借鑒日本、韓國的一些做法。大江健三郎的小說、韓江的小說,在進入西方市場的時候,都得到了財團的全力資助,這筆錢怎么花,花到哪個作家、哪個語種身上,財團并沒有發言權,由專家說了算。沒有財團的資助,大江和韓江不可能走向世界。獲獎?門都沒有。他們引進作品的時候,也要聽專家的意見,也要聽別的語種的作家的意見。我去韓國的時候,韓國人就很正式地問我,你覺得哪些中國作家的作品應該翻譯成韓文?理由是什么?能不能把他們的名字和作品題目寫下來?我覺得,這種方式值得我們借鑒一下。
還有一個問題不妨也簡單說一下,就是中國很多作家對歐美文學的熟悉程度,或許已接近他們本國的作家和批評家,雖然看問題的角度有可能不同。中國很多作家的小說,就技術水準而言,其實完全可以與西方重要作家相比。我們真的沒有必要看輕自己。我們所關心的問題,與他們關心的問題,也會有一致性。但是,比較吊詭的是,這樣的作家和作品,在歐美卻不一定受到普通讀者的歡迎。這就牽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人是追求差異性的動物,差異性是自我存在的見證。如果你與他們的寫作,在主題表達、寫作方式上非常接近,他們反而覺得沒意思,有點左手摸右手的感覺。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出版商確實更喜歡那些對中國現實進行奇觀化書寫的作品,而對作家的藝術探索以及作品所表現的另外的多重主題,可能會有所忽略。
樊迎春:您說的這點特別重要,我們渴望走向世界,渴望被納入“世界文學”的版圖,卻又自卑又自傲,怕別人不理解我們的特殊性,又怕別人太關注我們的特殊性,忽視我們的普世關懷。那在您的閱讀范圍內,有沒有主題相近、手法相近的作品,在東西方會引起不同的反應?
李洱:有個現成的例子,很有趣。有一天,一個批評家說,李洱的《花腔》是受到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瑪(Ivan Klima)《我的瘋狂世紀》的影響。不久,我又從另外幾個人那里聽到這個說法,還拐彎抹角地問我對伊凡·克里瑪的看法,問我是否看到過那本書。我查到是花城出版的,就讓《花城》雜志的朱燕玲給我寄了一本。兩本書的主題與形式,確實有點類似,嚇了我一跳。再看伊凡·克里瑪的寫作日期和出版日期,我就放心了。他的捷克文版是2009年出版的,中文版是2014年出版的,而《花腔》出版于2001年。伊凡·克里瑪的這本書,在西方影響很大,因為他本來就與昆德拉和哈維爾一起被認為是1968年之后捷克最重要的作家,是捷克“作家三劍客”之一。如果《花腔》出版于 2009年之后,或者出版于2014年之后,他們更有理由認為我是在模仿。《花腔》有多種譯本出版于2009年之前,德語本出得最早,而伊凡·克里瑪的德語相當好,他母親就是德國人,那為什么沒有人認為是克里瑪受到了《花腔》影響呢?可見中國作家的作品,中國作家的原創性,要在海外得到認可,比西方作家困難得多。《花腔》的捷克譯者愛理先生,翻譯過莫言、高行健、蘇童的作品,他認為《花腔》完全可以與美國作家大衛·福斯特·華萊士(David Foster Wallace)的《無盡的玩笑》相比,兩者的風格、形式很接近,他甚至開玩笑稱我為“中國的華萊士”。我后來才知道這個作家在美國影響很大,他的書是1996年出版的,全球銷量早已超過一百萬冊,《時代》周刊評選它為一百年以來世界百部最佳英語小說。不妨問一句,《無盡的玩笑》如果是中國人寫的,還會有這么大影響嗎?壓根就不可能。為什么?只要想一想,魯迅的書除了在日本、韓國,在別的地方根本就賣不了多少本,很難說有什么影響,你就知道中國作家的書要在歐美產生與它本身的價值相配的影響,簡直太難了。有人認為,中國作家在世界上的影響力不夠,是因為中國作家的敘事方式落后、思想深度不夠。我不能排除這一點,但最重要的原因不在這里。最重要的問題是,現代漢語文學與世界文學對話的歷史還很短,在世界文學版圖上,漢語還是個小語種,中國作家,包括魯迅,都是小語種作家,雖然漢語已被認定為聯合國官方語言。所以,一切只能慢慢來,慢慢積累,著急不得。
樊迎春:我能理解您的這種擔憂,那您覺得在國際語境日益復雜的當下,中國當代小說可以承載對外交流的重任,重構中國文學與西方讀者的精神對話嗎?
李洱:文學是文化交流的最重要載體,肯定承載了文化交流的職責。因為語言的出現,文學的發生,本來就是為了反抗遺忘,為了交流經驗,也為了展示愿景。人類的進化史和文明史已經告訴我們,正是因為文學,一個群體、一個部落、一個民族才可能發展成一個命運共同體。我覺得,尤瓦爾·赫拉利(Yuval Harari)的《人類簡史》對此說得很明白,而且很有說服力。當代重要的批評家巴赫金也強調,語言的首要功能就是交際,文學語言的本質就是對話性。你可能已經注意到,我經常提到巴赫金的這個觀點,也提到伽達默爾所說的視域融合,我甚至有些武斷地把對話性看作小說藝術的質的規定性。為什么?因為我覺得這對當代漢語作家來說尤為重要。按照伽達默爾的說法,文學還是跨越時空的交際。所以我理解,杜甫直到今天才被英國人重視,他們還拍了杜甫的傳記片,這是因為杜甫詩歌的意義直到今天才真正被英國人所接受,才在英國進入經典化進程。當文學之間的交流,在不同語種、不同空間之間發生的時候,它將不斷生成新的意義。《茶花女》對中國讀者的意義要遠遠大于它在法國的意義,唐代詩人寒山在美國的意義更是遠遠大于他在中國的意義。雖然作家寫作,首先是表達自己的經驗,文學經驗、政治經驗、社會經驗,等等,或者按照中國古代文論反復強調的,文學是用來抒發性靈的,但這個“性靈”必須被讀者接收到,它才會生發出意義,否則它只對作家本人有意義。在今天,隨著東西交流的加深——其實不僅是東西了,還包括南北,因為非洲文學在世界文學版圖上的位置越來越醒目,類似于20世紀后半期的拉美文學——這種交流就顯得越來越重要了。這個時候我們會發現,所有人面臨的當代問題都有共通性,而且這些問題尚未被文學化,尚未被歷史化。那么這個時代真正的寫作者,就需要共同面對這些問題。這么說吧,文學學科之外的學者或許不能充分意識到文學在這個時代的意義,但作家和批評家應該保持必要的清醒。
接下來的問題才是在這種情況下,文學應該做出怎樣的調整,也就是你所說的“重構”。我覺得,其無非是三種情況:一種堅持并強化自己的文學傳統,將差異擴大化,賈平凹、阿城走的就是這一路,余華的《活著》走的也是這個路子;二是吸收西方的文學技法,開個玩笑就是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三是直面普世化的主題,聚焦人性啊、萬古愁啊、身份焦慮啊,同時在敘事語法上與西方接軌,玩得比他們還溜。當然,在具體創作中,誰也不可能分得這么清楚。
二
“出現在中國新文學、當代文學每一個重要轉折點上的小說作品,基本上都是‘學人小說’”
樊迎春:您還是看得非常透徹了!那我們從《花腔》回到您的創作脈絡。從早期的短到《花腔》,再到《石榴樹上結櫻桃》和歷時十三年完成的《應物兄》,學界普遍將您的寫作歸入“知識分子寫作”的脈絡,我個人覺得“學人小說”的說法可能更合適一些,它指向作者主體、人物主體、讀者主體都有一定審美偏好和學院價值取向的寫作脈絡,但在氣質上更為瀟灑、恣肆,更傾向于對不確定性的把握和追求,這一脈絡也容納對歷史的深層反思、對反諷敘事風格的堅持。您個人如何看待這個標簽?您是否有意在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的學人小說傳統(如錢鐘書、宗璞等)進行對話?
李洱:知識分子寫作,也是一個需要辨析的概念。運用語言文字來創作的人,都是知識分子,對吧?甚至以前的說書藝人,也有很多是識文斷字的人,也可稱作知識分子。從這個意義上說,真正的素人寫作是不存在的,因為進入“素人寫作”的人也是知識分子。一個農民,扛著鋤頭迎著朝陽走向田野的時候他是農民,回到家里開始寫小說的時候,往桌前一坐提起筆來,他的文化身份就變了,變成了知識分子。你知道,莫言曾提到要作為農民寫作。這個說法,當然顯示了莫言的平易近人、接地氣和對筆下人物的尊重,但實際上,莫言寫作的時候,他不可能是農民。趙樹理寫作《小二黑結婚》的時候,他不可能是“小二黑”。小二黑怎么可能寫出“小二黑”?寫作《小二黑結婚》的趙樹理必須是個知識分子。只有說話的人,才能說出人的沉默,才能為沉默的大多數發聲。說清楚了這個問題,才能接下來談所謂的知識分子寫作。
我們現在所說的知識分子寫作,大致分兩種,一種是魯迅這樣的,作者本人是真正的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對我們置身其中的文化傳統有清醒的認識,這種認識來自他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獲得了新的視角,他從內部走向外部,又從外部看向內部,他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他從世界看中國,他不是趙樹理式的鄉村秀才,他有著更廣闊的視野、更多的知識儲備,他對文化差異有著特殊的敏感,所以他懷著啟蒙理想去寫沉默的祥林嫂,他本人穿著長衫,寫的卻是穿短衫的阿Q;另一種還是魯迅式的,他筆下的人物是知識分子,是涓生,是狂人,是呂緯甫。我們讀這些小說,總覺得這些人物身上住著魯迅,甚至覺得涓生或呂緯甫就是另一個魯迅,是魯迅在與另一個沒長胡子的魯迅對話。我們現在所說的知識分子寫作,通常指的是后一種情況,是吧?這樣一種寫作,確實對作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比如要求作者是個學人,倒不是要求他一定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者,而是說他的視野、他的知識儲備、他的工作方法、他對寫作對象所抱有的研究性的態度,就是學人式的。
我覺得,“學人小說”的傳統,確實沒有引起充分注意。雖然我們談魯迅談得很多,但也很少把他的小說放在這個傳統中去理解。如果考慮到,出現在中國新文學、當代文學每一個重要轉折點上的小說,基本上都是“學人小說”,我們更會覺得有必要對此進行研究和梳理。比如,為什么新文學小說史上最重要的開端之作是《狂人日記》?印象中鄭朝宗先生比較早地提到《圍城》是“學人之小說”,這部小說為什么會在新文學史上脫穎而出?為什么它在當時會受到批評,但在今天卻被抬到很高的位置?有人可能說,是夏志清的論著起了作用,但夏志清對張天翼的評價也很高,張天翼后來卻并未引起很多討論。比如,新時期王蒙的《蝴蝶》、張賢亮的“唯物論者的啟示錄”系列,在文學的轉折時期都有很大影響,宗璞的《野葫蘆引》的影響也日益顯示出來,這些作家和作品確實構成了一條隱蔽的線索。其實格非的小說也可放在這個脈絡中去考察。這些作品所引起的歷史反思,包括作者所顯示出來的主體性反思,確實更復雜一點。他們的風格有一致的地方,但也有很大的差異。正如你對宗璞的系列研究所展示的,雖然“學人小說”更多地具有反諷性,但宗璞的小說卻是抒情性的。這涉及作者的個人身世、情感經歷、知識構成等多種因素。我知道一些研究者將我個人的寫作放在這個譜系中去考量,我對此不便說更多。我在具體寫作過程中,確實沒有考慮過要與他們的作品進行對話,但是這種對話是潛在的。
樊迎春:我非常認同您對“知識分子寫作”概念的辨析,我使用“學人小說”的概念,也是希望能更清晰、準確地定義作品本身體現出的審美與價值取向,“學人”可能更為自由、瀟灑,也如您所說,有個人身世和經歷的鮮明風格,并不一定都是高校、院所里的“知識分子”通常呈現的單一的嚴謹和嚴肅。比如在《應物兄》中,您對當代高校、院所內儒學大師、中生代學者、海歸的生存狀態和精神譫妄進行了極為精彩的刻畫,在您看來,從《花腔》里的葛任,到《應物兄》里的應物兄、程濟世,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癥候和生存危機發生了怎樣的質變?
李洱:自魯迅以來,作品中的知識分子總是啟蒙者的角色,大眾是被啟蒙者的角色。總的說來,知識分子與大眾是二元的關系。《花腔》里的葛任,其實也屬于啟蒙者,只是他后來反復地被“啟蒙者”啟蒙,也被“被啟蒙者”啟蒙。《應物兄》里的知識分子,面對的現實與葛任有了很大差別。應物兄們所面對的現實是,五四精神作為一種知識,人們早就背得滾瓜爛熟了,考一百分沒問題,反正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都融會貫通了。啟蒙沒有了對象,自我啟蒙沒有了必要。什么都懂,游戲人間吧,良知過不去,不甘心,也看不慣。當然,我也在書中塑造了蕓娘、文德能這樣的知識分子,有擔當,有懷疑,有合作,有背離,在反諷中抒情,在質疑中頑強地表達愿景,既完成了自我,又實現了新的自我,我在書中不得不創造了一個新詞:Thirdself,第三自我。我確實想表達一種能夠穿透這種現實的新的知識分子精神,或者呈示某種穿越性的維度。
樊迎春:魯迅筆下的知識分子往往帶著強烈的自省精神與懺悔色彩,新時期以來,以巴金的《隨想錄》為開端,部分知識分子的創作中也有了反省、懺悔、救贖的意識。在您的創作中,寫作者與筆下的知識分子人物之間保持著怎樣的距離?在解構他們的虛偽、軟弱和犬儒時,是否也包含著一種深切的同情和自我拷問?劉再復、林崗曾合作過《罪與文學》,包括李澤厚、劉小楓等人,都認為中國文化中普遍缺乏“罪感”,您如何看待中國知識分子精神譜系中的罪感與懺悔、救贖的面向?
李洱:我自認為,在寫作過程中,那種深切的同情與自我拷問時刻伴隨著我。這樣說,如果有人覺得矯情,那也沒辦法。寫一部批判現實的作品,一部具有游戲性的作品,一部僅僅充斥著消極反諷的作品,不是我的目的。你可能已經注意到了,在談到中國作品的時候,我很少用到“原罪”“罪”這樣的概念,主要原因當然是“罪與文學”這樣的傳統,屬于《圣經》敘事傳統,涉及超越性信仰問題,是絕對法則面前的自我審判。中國的敘事傳統,在精神層面與此相關的問題,更多涉及的一個概念是“慎獨”,所謂君子慎其獨也,依靠的不是外力監督。兩者之間的差異還是很大的:罪感是事后反省,要懺悔,懺悔之后是否還會再犯,個人再犯還是群體再犯,是很多小說的主題;慎獨是事先戒懼,要守正,是防患于未然,防患之后是否還是犯了,也是很多小說想表達的問題。這兩個概念有相同之處,比如都強調自我審視。我非常理解巴老、劉再復先生為何用到了這樣的概念。當我們將西方的文學傳統引入中國之后,我們很自然就對自己的傳統看得更清楚了,會有所懷疑,會對傳統的更新、融合與超越有所期待,敏感的讀者也會有期待。
多說一句,其實我都不愿說超越,而愿意選擇另一個詞:穿越。其實,我們或許應該意識到,將這種“罪感”納入中國小說敘事,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作者當然可以有這種意識,批評家當然也可以有這種要求,讀者當然也可以表達自己的這種愿望,但是作者在具體寫作的時候,他要處理的是中國人的生活經驗,而普通中國人的日常經驗是否有這種罪感經驗?有米之炊做起來容易,無米之炊怎么做還真是個問題。所以,這不是作者想到想不到、愿意不愿意、能不能的問題,而是真實不真實、隔不隔的問題。
樊迎春:確實有文化傳統、思維方式、知識體系的東西差異,可能進入世界的“現代時間”之后,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我以及更為年輕的代際,所接受的中西文化影響幾乎是同等比例的,我們也在學習、閱讀、研究的過程中感受到兩種觀念的碰撞和融合,也在試圖厘清一種創作主題和觀念意識的脈絡發展。
三
“我反倒認為我們應該重構總體性概念”
樊迎春:您曾多次談到小說的思想力問題。在很多時候,人們認為哲學和理論才負責提供思想,而小說負責提供情感和故事。您的作品中也充滿了高級的反諷與互文,這是一種思想力表現出的敘事策略嗎?您認為小說的思想力與理論家的思想力有什么根本不同?小說如何避免成為概念的傳聲筒,而是讓思想從文本的肌理中生長出來?
李洱:在文化史上,文學和哲學經常處于對抗狀態。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都瞧不起荷馬,而且是已經流行了五百年的荷馬,可以說他們對詩人都是百般凌辱。蘇格拉底說,荷馬對于國家毫無用處,沒有人追隨荷馬。柏拉圖提出要驅逐詩人,因為詩歌擾亂理性。柏拉圖還認為,詩人與哲學家的論爭,在他那個時代已經是古老的論爭了。我提到這個源頭性的問題,是因為文學與哲學看待世界、理解世界、解釋世界的方式,從來都是不同的。我們現在當然也把柏拉圖看成一個作家、一個詩人。所以,我們可以說,柏拉圖在反對荷馬的同時,是哲學家的柏拉圖在反對作為詩人的柏拉圖。由此可見,文學與哲學的分野從一開始就存在,文學所表達的觀念以及表達這種觀念的方式,與某種哲學思想以及表達這種思想的方式,有著明顯的不同。只是不同而已,而不能夠說小說家不提供思想,沒有思想力。想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對哲學家的影響吧。小說家的思想力表現在對人性,人的情感世界、精神世界的洞察,對事物的細微差別的強烈興趣,對哲學家所推崇的理性以及相關概念的質疑和突破,對感性、偶然與具體存在的理解和尊重,當然也表現在講故事的視角、結構、節奏、技巧等方面。說到反諷與我的關系,相關論文很多,我承認反諷是我選擇的言說方式,互文是我選擇的修辭策略,它出于我對知識分子處境的認知。所以,不管哪個作家,所有這些問題最終都必須以感性的、形象化的方式表達出來。你當然可以用不同時代的儒道釋思想去解釋《紅樓夢》,但《紅樓夢》一定會超出你的解釋。布魯姆說,契訶夫大于所有宗教,說的也是這個意思。
但同時,我們所讀到的哲學著作,尤其是西方現代哲學著作,確實又會向你提供看待和分析情感世界、精神世界的角度和深度,而且現代哲學所關心或者想解釋的問題,與詩人、小說家、藝術家所關心的問題不僅相當重疊,而且他們也會關注詩人、小說家、藝術家對這些問題的處理方式,所以我們會看到海德格爾關心梵高畫的鞋子,福柯關心出現在不同詩人筆下的愚人船,然后寫下了他的《瘋癲與文明》。說來有趣,“愚人船”作為一個詞語,最早出現于柏拉圖的《理想國》,到了15世紀末期變成了柏拉圖自己曾反對過的詩歌的一個詞語,因為德國詩人勃蘭特以此為題,寫了一部敘事詩,所以它變成了一個文學詞語。到了20世紀,福柯通過這個詞語,圍繞這個意象,來寫作他最重要的哲學著作,而這本著作的主題卻是集體理性如何病態地排斥異類。有趣吧?福柯是通過文學走向了柏拉圖的反面:所謂的理性是一種話語建構,反對《理想國》所設計的理性烏托邦,反對所謂的哲學王,尊重差異,承認理性與非理性的共存共生。作為哲學家的福柯所要表達的主題,其實正是文學的主題。說實在的,我們真的可以把《瘋癲與文明》當作一部文學作品來讀。
所以,我現在傾向于認為,文學與哲學無論是思想方式還是表達方式,都可以有相當大的重疊。就小說而言,現在小說家不只是講故事,也可以像哲學家那樣在講故事的同時分析故事,這是一種分析式的講述和呈現。這或許是晚近小說家的一種方法,正如你所知道的,《午后的詩學》《應物兄》部分采用了這種方法。
樊迎春:您的很多小說確實是分析式的講述和呈現,提供了相當豐富的思想和知識,涵蓋了經學、史學、考古、植物學、美食、西方理論等多個領域。在您看來,“知識”在小說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它是僅僅作為背景烘托、修辭手段,還是能夠直接參與到小說敘事思想的建構之中?您是如何平衡小說的“知識性”與文學作品所需的“感性、細節、生命體驗”的?
李洱:我在閱讀小說的時候,對那種單純講故事的小說,確實提不起興致,覺得信息量過于稀薄,情感過于簡單,敘述過于單一。我相信,有這種感受的人肯定還有很多。對我個人言,知識作為敘事元素大量進入小說,不是從《應物兄》開始的,是從《導師死了》《午后的詩學》開始的,也就是說我在此前就進行了不少敘事練習。知識進入小說,是因為它與小說中的人物身份、人物的專業取向、人物的知識背景有關系,也就是說,這樣做首先還是出于塑造人物的需要。多說一句的是,其實所有的小說都涉及知識,比如趙樹理、柳青的小說就涉及大量的鄉土知識、前現代知識,只是我們通常不會把它們當作知識,只會當作人物的活動背景來看。我與他們的不同在于,我涉及的大都是與知識分子有關的知識,有更多學術方面的趣味。這種情況,我們在托馬斯·曼(Thomas Mann)、索爾·貝婁(Saul Bellow)的小說中也曾遇到過。這些現代的、古典的知識,中國的、外國的知識,有勾連有斷裂,有同一有差異,它們構成了知識分子思考問題、進入行動的背景和動機。為了讓這些知識更好地融入敘事,需要在貼著人物寫的同時,盡量講得有趣。這里說的有趣是指,盡量讓它們充當細節的功能,把它們安置在形象化的句子、句群、敘事鏈條中,讓它們與人物真實的心理或行動,不停地產生或錯位或重疊或斷裂的關系。如果讀者在這里停頓一下,或可對人物產生同情,甚至共情。我記得王鴻生先生在談到《應物兄》的時候有一句話,就是知識元素化、元素意象化。也有人覺得,《應物兄》的知識有些陌生了,其實里面涉及的很多知識,初中、高中課本都涉及的,是大多數人都知道的。當然,小說中還有一些知識是“偽知識”,出自想象,是虛構出來的。多說一句,小說家的最高理想就是寫出一部“偽經”,里面充滿各種“偽知識”。其實,小說本身也可以看作一種知識構成,其中那些“偽知識”的存在理由,就是可以冒犯所謂的“正確知識”。這種冒犯有可能使小說產生額外的勢能,一種以冒犯形式出現的糾正的勢能。
樊迎春:您這樣處理“知識”,以及不斷進行形式上的探索,是否源于您認為傳統的、線性的現實主義敘事,已經無法有效處理和傳達當代人龐雜而分裂的精神現實?
李洱:傳統的講故事方式,有時候依然有效,比如馬爾克斯、拉什迪的很多故事,總體而言依然是用比較傳統的方式講出來的,只是他們的故事是放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講述的,所講述的故事具有足夠的傳奇性和陌生化效果。考慮到我們所能遇到的傳奇性故事越來越少,或者你所要講述的傳奇性故事本身所具備的文化意義已經被人熟知,或者其能量已被耗盡,那么你就很難再去老老實實地、線性地講述了。有人可能覺得,當代生活中發生的那些光怪陸離的故事,具有足夠的傳奇性,超出了人們的想象,其實不是的,大多數情況下它們只是換湯不換藥的重復。順便說一句,人們可能有一個誤解,認為只有線性敘事才適合表達人對世界的總體性感受,或者說人對世界的總體性感受只能建立在線性敘事之上。不是的,非線性敘事同樣可以表達人對總體性的理解與感受。所有的經書都是非線性敘事,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也是典型的非線性敘事。是否屬于現實主義作品,或具有現實主義品格的作品,不取決于它是線性敘事還是非線性敘事。
樊迎春:您提到“總體性感受”,我覺得這是我們當下面對的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現在處在一個信息爆炸、搜索引擎和AI可以輕易獲得任何冷僻知識的時代。在這樣的技術背景下,作家的“博學”和小說對知識的征用,其價值發生了什么變化?不管是不是線性敘事,小說是否還能通過對知識的生成,來重建對復雜世界的“總體性感受”?或者說,您認為小說是否還需要提供把握“總體性”的方式方法?“總體性”是否已經是一個需要徹底解構的概念?
李洱:我還是不要談AI,因為我不懂。“知識”這個詞很有意思,先知道,才可能有識見。怎么知道?通過學習,通過閱讀,通過交流。這是一個很緩慢的過程,它伴隨著人的成長。現在,成年人用AI,我們或許可以理解,因為他已經有了自己的世界觀,他可能只是通過AI補充一些材料,證明一些東西。但是未成年人大量使用AI意味著什么,那種瞬間來到眼前的知識與他的成長構成了什么關系,想想就覺得可怕。我覺得,這會進一步割裂“知”與“行”的關系。如果考慮到他所獲得的那個“知”,對他本來就構不成“知”,也就說不上“識”,那么“知與行”其實已經不是割不割裂的問題,而是根本沒有關系,他的那個“行”就成了無“知”無“識”者的“行”,這太可怕了。這意味著成長的被取消。
作家不一定要博學,但一定要對你寫到的問題、征用的材料有些研究,熟悉它的上下文,它的語境。我說的研究,說大一點就是要對它有感覺,類似于對人物的感覺,這樣寫起來才有底氣。我講課的時候,常常提到一句話,小說中提到的知識,彼此之間要有關系,作者要在不同知識之間做出相互勾連。如果你認為這個世界已經分崩離析,全球化曾經給予我們的總體性幻覺已經消失,我們只能站在浮冰式的碎片之上漫無目的地漂流,只有在更為嚴寒的情況下浮冰才能重新結成一個整體,我們才能意識到總體性的存在,以及獲得這種總體性意識的重要性,那么,我覺得現在就到了這樣的時刻,一個需要重構總體性的時刻。而對小說家來說,他需要讓不同的知識在小說中相互勾連,發生關系,使人物生活在世界中,一個由知識構成的相互關系的世界中。如果你真的認為總體性已經消失,那么我很想讓讀者知道,這篇小說至少能夠給予你一種總體性幻覺,這種幻覺至少可以保留到你讀完這篇小說。
所以,我不認為總體性是個需要解構的概念,反倒認為我們應該重構總體性概念,這有可能使我們加深對過去、現在、未來的連續關系和共生關系的認知,并對小說敘事進行調整。小說中的碎片是整體中的碎片,就像自我是世界中的自我。碎片與整體的關系,不是一種簡單的隸屬關系,也不是平行關系,而是遍布著矛盾、悖反與中和,是一種共生關系。去年,格非推薦我看了德勒茲的《千高原》,看后感受頗深,有助于我理解當代寫作。說句并非玩笑的玩笑,也有助于我理解自己已有的寫作,當然也有助于我理解當代敘事的哲學背景。正如我們看到的,當代小說敘事可以有多個入口,可以從多個角度、多重維度去摸那頭大象。
當小說所包含的多種異質性元素,包括異質性的知識,呈現為非線性的連接方式,即便它們有可能是一種斷裂的關系,各元素也會相互生發,有一種再生能力。在這樣的作品中,結構是非線性的、非樹狀的,其結構方式就像姜的莖塊、馬鈴薯的莖塊、雞頭參的莖塊,我們所熟知的中心化的、線性的敘事,變成了去中心化的、流動的、非線性的關系網絡。但是,說句實話,閱讀德勒茲的《千高原》,我首先想到的卻是兩千多年前的《論語》的敘述方式,甚至有一種幻覺,德勒茲曾與子路、曾點、冉有、公西華一起侍坐,德勒茲的理論似乎就是對《論語》敘述方式的解釋。我也想到了《理想國》復雜的敘事方式,旁白、各種戲劇對白、各種摹仿、各種戲謔與反諷。我們知道,盧卡奇的總體性觀念與柏拉圖有關,盧卡奇也承認他受到了柏拉圖辯證法與整體觀的影響。而德勒茲呢,我們知道他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他確實反對盧卡奇的總體性觀念,認為總體性就意味著對差異的壓制,導向權力的過度集中,導向思想上的一元化。只是,在一個寫小說的人看來,這兩種觀念之間的對立與沖突,也是人的總體性的一種表現方式。對于寫小說的人來說,重要的不是過分強調他們的分歧,而是看看能否在兩者之間達到平衡。德勒茲的寫作受到了小說家博爾赫斯的影響,我覺得博爾赫斯的很多小說,依然可以在總體性的范疇內去理解。在博爾赫斯那里,時間的分叉、循環、隨機性,敘述的碎片化,都建立在他對總體性的理解之上。沒錯,德勒茲與博爾赫斯確實都反對盧卡奇的總體性,但是,你越是反對總體性,就越是置身于總體性的邏輯和框架當中,你是以否定的方式向它致敬,你的反對可以理解為更深的認同。這就像博爾赫斯的《巴別圖書館》,它反對總體性,但是整個故事依然被“總體性的巴別”所籠罩。我想,這或許也對當代小說敘事有啟示意義。
樊迎春:說得太好了!您說的這些也有助于我更好地理解您的小說,理解當代中國文學。感謝您接受訪談,更感謝您為“重構總體性”所做出的創作實踐。期待您的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