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曉蓉:盧作孚與北大三友
在盧作孚的事業生涯中,他與北大人的相識、相交、共事、同道可謂貫徹于始終。今天要介紹的三位北大人都有其共性卻也各具特色。
借力發力的翁文灝
翁文灝,著名地質學家,曾于1920年代兼任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這是其學術生涯的重要階段。他還是中國近代科學史上少有的“學者從政”典型,兼具深厚學術造詣與行政領導能力。他不僅在地質、地理、地震、礦產等領域開創多項“中國第一”,還在抗戰時期為保障國家能源與工業命脈做出過關鍵貢獻。
1930年11月28日,應盧作孚事前的協商聯絡、四川劉湘當局的正式邀請,“四川文化考察團”翁文灝、任鴻雋、孫學悟等人由南京經武漢到達重慶。
12月6-7日,翁文灝與其他人士考察嘉陵江小三峽及合川之后,在《四川游記》中記下了他對北碚考察的印象:
北碚在江之西岸,東與人口頗繁之黃葛場隔江相對,北距溫泉峽之溫泉公園約十里。設有峽防局,局為巴縣、璧山、合川、江北四縣間防匪而設。蓋嘉陵江為川北乃至陜西南部、甘肅南部各貨物南下向重慶輸出之孔道。從前地方不靖,交通維艱,茲乃設局于此,練團防衛,即以往來貨物稅為經費,于地方交通頗有利益。聞昔有團兵數百名,自盧作孚君為局長,裁兵節餉,以興辦生產及文化事業,進行頗力。現已設有中小學校及織布廠等,雖尚開辦未久,規模未宏,然頗有一種新氣象焉。盧君等近更有創立中國西部科學院之計劃,先以高小及初中畢業生組織少年義勇隊,于在校讀書之外兼作遠征調查,已曾有人西至康定,北抵青海,采集標本,編著游記,精神頗佳。
由此,翁文灝發自內心地感嘆:“于此水鄉山國之中,竟有人焉,能藉練兵防匪之余,修鐵路,開煤礦,興學校,倡科學。良出意計之外。更觀之川中軍界政界,頗多頹敗不振之氣,而能布衣粗食,節餉捐薪于建設之事,無論其將來成績如何,要其不囿于環境,卓然獨立之精神,良足尚焉。”從此,翁文灝做了不少推薦盧作孚及其事業的好事并與盧作孚結成了親密同道。
在盧作孚的積極倡議推動下,中國科學社第十八次年會于1933年8月中旬在重慶(主要在盧作孚所創建的北碚溫泉公園)舉行,出席會員有118人。這是該學會第一次在外省市舉行年會,也是近代學術團體第一次在四川舉行年會,因此受到重慶軍政商學各界的高度重視。盧作孚擔任會長,并推舉四川省政府主席軍閥劉湘擔任名譽會長(本年8月底,四川長期且大規模的軍閥混戰基本結束)。
翁文灝出席了該會并被與會代表選為新一屆理事。會議期間代表們參觀了北碚的地方醫院、民眾教育館、嘉陵江日報社、農民銀行、中國西部科學院、動物園、博物館、圖書館、各研究所、公共運動場、三峽工廠等。通過參觀,代表們發現:“北碚本為一小村落,自盧氏經營后,文化發展,市政畢舉,實國內一模范村也。”(《中國科學社第十八次年會紀事》)并希望“像盧作孚這樣的人多產幾個。”(葛綏成《四川之行》[續],《新中華》第1卷第24期,1933年12月25日)這正是翁文灝的心里話。此后但凡有機會,哪怕是在外地出差到同一城市,他倆都會爭取見上一面。
1930年代中期,由于以美國捷江輪船公司為代表的外輪公司競相用降低運費、奉送禮物等手段實行惡性競爭,給民生公司等民營輪船在長江中上游段的正常運輸造成很大困難。民生公司為了解決這種亂象,采取了多種辦法,最后取得成功。
盧作孚統一川江之所以能夠成功,根本的原因有兩個;第一是客觀原因,即民族主義思潮的持續高漲,這使以為民服務為宗旨的民生公司,在川江上與外商競爭具有極為有利的外在條件,能夠獲得民眾的支持,并獲得中資銀行的金融保障。第二是盧作孚統一川江的方法得當:合作和并購。具體而言,凡是華籍輪船多采用合作的方法,即經議定合理價格后,由民生公司支付部分現款給原公司,使其清償債務。其余大部分相關價款,入股民生公司,換取股票。對急需現款的原公司股東一次性退還股本。凡外國公司,則采用收購方式,即一概付予現金或分期付予現金收購,不能按價入股民生公司。(吳晉航:《民生公司概述》,《文史資料選輯》第12輯[合訂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
其結果是1935年在上海四家商業銀行的大力支持下,民生公司用發行公司債的辦法,一舉買下了總價大于民生公司總資產的美國捷江輪船公司七艘客輪及其附屬產業,“在收回航權上,在減少營業競爭上,均有極重大之意義”(《上海分公司十年來發展概況》,《新世界》第101期,1936年9月16日)。這是民生公司第一次借用公司債,也是上海幾家商業銀行第一次為外省市公司發行公司債,從而大漲了民營航運業的威風,也為兩年后爆發的抗戰運輸掃除了一大障礙。
恰在這時,中央政府主管的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和上海鹽業銀行總經理吳鼎昌來到重慶。6月18日民生公司總公司、重慶各銀行及重慶長江航務局聯合在民生公司總公司會議廳為翁文灝一行舉行了隆重的歡迎會,感謝他一路走來對盧作孚和民生公司的無私幫助與支持。會議由民生公司董事、川江航務管理處處長何北衡主持。巧的是何北衡也是北大人,對盧作孚和民生公司幫助甚多。
一拍即合的孫越崎
抗戰爆發后,翁文灝出任經濟部長,遷居湖北漢口。盧作孚在1938年1月被任命為交通部常務次長(即常務副部長),負責組織指揮戰時水陸運輸。這年春天也來到長江中段的轉運重鎮漢口。翁文灝深知處于風口浪尖的盧作孚一定非常繁忙,為了照顧他的身體,特邀請他住在自己家里以便休息得好一些,為此還和他“約法三章”:平時各做各的事,互不干擾,見面打個招呼即可;星期日可以抽時間聊聊兩人關心的話題。
有一天,家里來了一位“不速之客”,名叫孫越崎。孫越崎于1917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學礦冶系,1919年因參與五四運動被開除學籍后,經蔡元培推薦轉入北京大學礦冶系學習,1921年畢業。翁文灝早在1927年10月就認識了在吉林省穆棱縣(現屬黑龍江省)穆棱煤礦工作的孫越崎,在他的陪同下到穆棱煤礦參觀了數天。孫越崎一手創建的這座產量高、效益好的新式煤礦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十分欣賞這位工作踏實、不畏艱險、干勁十足、埋頭苦干的年輕礦業工程師。此后,翁文灝多次提攜孫越崎,委以重任,授以大權。(薛毅著:《工礦泰斗:孫越崎》,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
抗戰以前,孫越崎在河南焦作擔任中福煤礦總經理。1937年“七·七事變”后,鑒于抗日戰爭的長期性和艱巨性,他決定將中福煤礦的機器設備,拆遷到大后方四川,再設法尋找礦源,以支援抗戰大業。于是,冒著敵機轟炸的危險,他組織全礦員工拆卸機器設備,先將四五千噸的設備物資,存放在漢口一處煤場,再安排陸續運輸。哪知這時的漢口,西進運輸已經相當困難,正在無計可施之時,找到翁文灝,翁文灝便用心安排了這次會晤。
盧作孚熱情歡迎孫越崎的到來,表示非常理解他的困難,一定想方設法幫助他盡快解決。孫越崎聽說對方就是大名鼎鼎的民生公司總經理,頓時松弛了焦急萬分的神經,開口就和盧作孚談起了中福公司的運輸問題。盧作孚聞之大喜,立刻同意雙方合作,改建、擴建現有的天府煤礦(由民生公司開辦),提高產量以滿足戰時后方的急需。兩人握手成交,新公司由盧作孚任董事長,孫越崎任總經理。總資產為150萬元,老天府煤礦公司以礦權及鐵路為股本,中福公司以設備器材及現款為股本,雙方各占一半。原川方股東一律轉為新公司的股東。“由于我們二人性格相近,都以事業為重,一言為定,不定協議,亦未同雙方董事商談,就這樣竭誠合作,共赴國難。”(《孫越崎回憶錄》)翁文灝很欣賞他們倆在萬難之中還堅持按照經濟規律辦事的做法。
三人分手后,孫越崎便立刻吩咐專人安排將存于漢口的設備物資運往重慶與漢口之間的轉運地宜昌,自己則馬上趕赴重慶,由原天府煤礦公司協理黃云龍陪同到北碚對岸的后峰巖天府煤礦實地考察。他發現雖然礦井內設施落后,采煤運煤均靠手工,但也有其優勢,總起來看,優點多于弱點,因此決定合辦盡快上馬。
孫越崎回到漢口后即委任原中福公司李河礦礦長張莘夫為重慶天府煤礦礦長,即日率隊西上。沒想到的是,中福公司的設備材料到了宜昌后遲遲沒有啟運。孫越崎焦急萬分便連續兩次親自前往宜昌查詢。一直在那里主持指揮的盧作孚告訴他宜昌中轉的緊張情況,不得已采取了分段運輸的辦法,即特大物件直接運送重慶,其余部分物件則分段用不同等量級的輪船,借上游各有關港口次第運往重慶,并向他解釋雖然自己手中握有支配運輸的大權,但也要按照先后順序安排運輸計劃,運輸秩序才不至于混亂。同時向他保證,所有物品都會盡快運往重慶,且不會丟失一件。這便是史上有名的“宜昌大撤退”。盧作孚沒有食言,中福煤礦的設備器材都安全無損地陸續運到了重慶。
然而合辦的新天府公司開工一年左右,煤炭產量沒有增加,開出的多是石頭。礦區附近的股東議論紛紛:“天府在開石頭礦,不是開煤礦。”另一方面民生公司用煤需求增加,而天府不能增加供應,也造成緊張空氣。盧作孚聽到這些反映后,親自到礦上考察調查,盡管不是礦業內行,但他一看即知這不是一時權宜之計,而是要建成一個大礦。因此便出面積極與川方股東解釋,告訴他們這不是開石頭礦,而是準備開大煤礦,為我們開創百年大計,不久就可大出煤了,并請大家不要聽信流言蜚語,妨礙工作。股東們聽了他的解釋才放了心。孫越崎十分欽佩盧作孚的高瞻遠矚和工作作風,感謝他的大力支持。他們倆合作十分融洽。
最終天府煤礦生產獲得很大成就,年產量達到50萬噸,相當于重慶附近幾百個小煤窯的總產量,占重慶全年用煤量的一半,對解決陪都重慶的能源供應發揮了重要作用。盧作孚和孫越崎的緊密合作、成就事業至今在當地還傳為佳話。
先友后親的陳學池
在盧作孚的北大友人中,還有一位不能不提及,他叫陳學池。陳學池本名陳肇虞,字學池,1895年出生于四川樂山。在1914年盧作孚懷揣遠大理想去上海商務印書館免費蹭書看求真知的時候,陳學池1915年考入上海震旦法文書院,1916年二年級時轉入北京大學預科,1919年考入北大經濟系,1923年畢業,完整地讀完了大學本科。像當年其他年輕人一樣,為了表示自己獨立于家庭,陳學池在北大另取了一個名字“儒康”。陳學池在北大時,正是五四運動爆發、新文化運動經歷了高潮又分裂為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運動和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早期共產主義運動時期。出于對經濟學專業的興趣,陳學池開始研究各類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說。
1920年12月,陳學池與李大釗、何北衡、徐其湘、郭夢良、陳晴皋、費覺天、鄢公復創立了社會主義研究會。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僅發現了一篇陳學池研究社會主義的文章,即《基爾特社會主義之批評》,發表于《評論之評論》1卷2號。在這篇文章中,陳學池介紹了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歷史淵源、派別和后來的發展狀況,并且從經濟、政治、國民性三個方面分析了英國和中國的異同。他寫道:“主義傳播的能力,就不單是憑他的理想可以決定的:還得要考察他所在國的政治,經濟和國民性,才能夠得一個或然的推定。”他認為,英國由于工業發達、政治寬容、國民愛國等原因,使得這種溫和的社會主義形式能夠存在,而中國“在高壓的武人專制之下,急劇的政治變化,恐怕難免,緩和性的基爾特社會主義,也只有俟諸異日”。有學者指出:在基爾特社會主義的研究中,“有兩篇文章的意義卻相當明顯”,一篇就是陳學池寫的《基爾特社會主義之批評》,“這是最早對基爾特社會主義的中國化提出批評的文章”(《戰略與管理》2011年1—2期)。
而盧作孚自學成才形成的思想體系與陳學池的理論研究恰有相似之處。1930年1月,他在《四川人的大夢其醒》中寫了一段發人深省的文字:“人都以為革命問題是先破壞后建設;亦就把它截成兩個時期:一個是破壞期,一個是建設期。在破壞期中只努力破壞,只訓練人怎樣去破壞。因為破壞有了若干回訓練之后,這一段工程亦或許終于成功了,但絕不是革命成功了。革命還有一段重要的工作是建設,到這時才開始,而且每每沒有法開始——因為向來只在破壞,沒有經過建設的訓練,于是失敗緊跟于成功之后。革命人物循此錯路,每不覺悟。”他總結歷史教訓和自己的感悟說:“如果認為革命是一樁完整的事業,便不能把破壞與建設截成兩段,必需且建設且破壞;而且必需以建設的力量作破壞的前鋒,建設到何處,才破壞到何處。再進一步說:先要有好的建設,然后有快的破壞。”盧作孚強調:“破壞的實力是建設,絕不是槍炮,亦不是軍隊。不要搪塞著說:預備槍炮,擴充軍隊,目的是為了破壞。就令目的為了破壞,手段亦當采自建設方面。建設應從心理起,從建設公共理想起。”
陳學池從北大畢業后回到四川,加入劉湘政府。當時劉湘是二十一軍軍長、四川省善后督辦,為了鞏固權力和地盤,也為了造福桑梓,他提出了建設新四川的主張。于是招賢納才,一舉聘用了四位北大畢業生,即何北衡、陳學池、劉航琛、范崇實,時稱“北大幫”。陳學池擔任政治部主任,后來擔任二十一軍政務處長,主管政治和團務(地方治安)。1927年初,又與何北衡等一起出任川康團務委員會委員。正是這一年盧作孚被劉湘任命為四川江(北)巴(縣)壁(山)合(川)特組峽防團務局簡稱峽防局局長,負責剿匪和維持治安。盧作孚卻利用這個機會,在那里施展他為“整個中國現代化”做示范的抱負,將一個民不聊生、臭氣熏天、匪患出沒的1000來戶百姓的居住地北碚,建成了經濟、政治、文化、民風、環境都獨樹一幟的現代化鄉鎮,至今北碚仍然是游客絡繹不絕的歷史文化名城。盧作孚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為與陳學池在理論上的建樹不謀而合。陳學池便以職務之便,對盧作孚的上述事業和具體工作都多有支持,并與在北碚主持日常管理工作的盧作孚四弟盧子英結為至交。節假日常帶著心愛的獨生女兒訓方去北碚泡溫泉、游公園。有時也帶她去盧子英家玩,盧子英的家人都昵稱她是他們家的常客。盧子英原系黃埔軍校四期學員,1926年盧作孚在上海造的第一艘船“民生”輪完工出廠,即將開回重慶。盧作孚希望盧子英隨船而上以防備水匪搶劫。從此盧子英便追隨盧作孚干事業,并主掌北碚的管理事務。
盧子英曾回憶,陳學池給他講過,在一次二十軍與二十一軍的內戰中,他建議在重慶唐家沱江面設防,假布一個大水雷的區域,迫使二十軍不得不放棄了原想從長江水上進占重慶的計劃,使重慶得以幸免一場戰禍的故事。此辦法與盧作孚的“就令目的為了破壞,手段亦當采自建設方面”的思路很合拍。1929年底,陳學池曾有一次主動將盧子英原任峽防局軍事股主任改為督練長。事后對盧子英說:“你這樣就不需要同常備隊長再商量辦事,反而可以訓練他,提調他了。”原來他看出這位常備隊長常尋釁滋事,不善于合作,就想出了這個辦法,與盧作孚的思想方法也有相似之處。
不幸的是,陳學池于1933年5月因病去世。盧子英悲痛之余,對陳學池的女兒多有關心。由于父親早逝,家庭經濟狀況急轉直下,陳訓方高中畢業后只得先參加工作,自己掙錢讀大學。她考取了四川省政府舉辦的統計人員訓練班。學習半年后,被分配到四川省建設廳工作了半年。當時盧作孚正擔任四川省建設廳廳長。每周星期一早上開周會時,陳訓方都能聽到盧作孚講話,見過他不看稿子就能說出一連串的數字,也見過他同時聽七八個人匯報工作而不會混淆,對他深感佩服。陳訓方后來考上了華西大學藥學系,畢業后留校當了助教。盧子英征得盧作孚的贊同,便親自出馬做媒,將陳訓方許配給盧作孚的長子盧國維。
1945年5月27日,在中美抗日遠征軍當翻譯的中央大學機械系應屆畢業生盧國維請假回重慶與陳訓方完婚。結婚儀式就在重慶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舉行,盧作孚邀請黃炎培為證婚人,黃炎培贈言兩位新人:“相愛而能相諒,才是真愛;相愛而能永久,才是真愛。因相愛而成夫婦,想到誰無夫婦,誰不愿有夫婦,我須成全他們,如此存心,才是真愛。暴敵尚未殲滅,多少同胞,還在繼續飽受人間慘酷的遭遇,我們那忍獨享歡樂,必須扶救他們,如此存心,才是真愛。”(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黃炎培日記》第9卷,華文出版社2008年9月)婚禮隆重熱烈卻相當簡樸,來賓都是清茶、糖果、水果招待,沒有設宴。想必這也是陳學池的心愿。婚后夫妻雙雙返回云南原部隊,直到抗戰勝利隨部隊凱旋而歸,相親相愛相伴終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