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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府之王的新娘——評成昊勍《等待野豬的晚上》
來源:收獲雜志(微信公眾號) | 朱嘉雯  2026年08月05日11:17

從表面上來看,《等待野豬的晚上》是一篇不折不扣的公路小說:三名臨近而立之年的男女驅車橫穿新安江,只為尋訪傳說中將要被爆破卻最終安然無恙的水庫,一路奔馳的他們最終選擇在暮色將近時停在山中,集體等待一只不會出現的野豬。很顯然,這是一場由幻滅與失望所連綴而成的苦澀旅途——水庫沒有被毀滅,野豬也沒有出現,手電筒突然熄滅了,那個曾經給敘述者留下詩句的青年早已不在身邊。

而小說告訴我們那些接連落空的愿望,不過是舞臺上一次次經過反復校準的排練和預演,在燈光熄滅、人群散去的那一瞬間,導演真正期待登場的主人公只有死亡。然而死亡并不在這些落空的終點等待觀眾,它從小說開頭便已同所有在場人物如影隨形,只是沒有以尸體或災難的猙獰面貌出現。它藏身于詩句里,像一位過分安靜的同行者;它默許車輪滾滾向前,卻讓儀表盤上的每一公里都透露出歸返的滋味。在這里,詩歌不再是追憶亡者或者曾經無法實現之物的挽歌,它首先是死亡形成自身、并展開自身的一種莊嚴姿態,詩行本身形成了死亡主動選擇的一種形式外觀——詩歌因而不再是事后負責收場的挽歌,而是悲劇故事中最早顯露的某種預告:它使尚未抵達的悲哀以征兆的形式預先在場,直至結局降臨之后才被觀眾辨認為一種不可逃避的必然。

小說里最重要的一句話,或許可能是:“A喜歡的詩歌里有一個人愛上了骷髏,可惜原句我已經忘了。”在這里,詩歌反直覺地首先以遺忘的形態在主人公的敘事中出現。相較于散漫而隨機的日常語言,詩歌往往依靠可重復的節奏、可重復的意象和可重復的句式,將轉瞬即逝的人與經驗通過語言技術手段被保存下來。小說中無往不在的幻滅力量持續發揮著作用,通常被理解為對抗遺忘的文學形式也失去了它的功能與效力。敘述者記不起詩句,只記得一個近乎荒謬的情節:一個活人愛上了一具被發掘的骸骨。骷髏的意象與詩歌內容中與死者交談的情節很難不讓人想到魯迅的《起死》。然而,不同于魯迅筆下那個試圖辨明死生的大型哲學現場,在這部小說里,跨越生死的愛戀被剝離了所有的語言外衣。骷髏不再是被喚醒的對話者,它只是遺忘本身的物質載體。當詩句消散,那個“愛上骷髏”的舉動便成了一場單向度的沉默祭祀,對于骷髏的愛情宣言成為了劉禾在《跨語際實踐》中形容魯迅《傷逝》中涓生對子君的那種欲望“在尸骸上的銘寫”。將自身化作呈獻給虛無的供物無疑是無比危險的,無論活人如何試圖向虛空努力獻祭自己的情感,他們都無法阻止虛空的持續漲大。

這種主人公“不記得詩,只記得骷髏”的情感狀態,為全文奠定了尖銳的不和諧音。在單純的悲傷底色與恐怖元素所折射出的零星光彩之外,我們所能感受到的是一種寫作者十分冷靜甚至帶有滿滿滑稽感的哀悼心情。當死亡注定已經無法以莊嚴的面貌出現,它的蒼白暈影只能在“考考你文藝復興三杰”、回憶羅馬廣場乞丐詩人和“寫詩有意思嗎”的無聊閑扯中若隱若現,最終前排對詩歌興趣缺缺的夫妻溫和地安慰主人公:“別想了,沒關系的。”詩在這里所遭遇的不是劍拔弩張的敵意,而是漫不經心的寬容。也正是這種寬容背后所隱含的蔑視,使詩歌在現實生活里顯得更加無處容身。

如果說曉君和皮克在小說中被塑造成某種現實的化身,他們所代表的是一種完整、富裕而堅固的生活。他們擁有汽車、房產、旅行經驗、職業身份以及長達八年半的共同生活前史。他們知道米開朗基羅,去過龐貝,計劃養育一個孩子,他們不需要通過詩歌來解釋自己的生活。他們可以把一切經驗轉化為路線、車輛、食物、價格和笑話:文藝復興只是一個知識問答的話題,龐貝是野豬肉派的出處,野豬是三千元獎勵,山豬肉是二十五元一斤。在他們的世界里,事物擁有明確的用途和交換價值。在他們的世界里,確定性和愛取代了信仰和意義,寫作者對他們的眼光十分蒼涼,外部世界的象征意義對于他們來說早已不再可信,有點反常的親密關系成為了他們唯一確認自身的庇護所,而在此其中他們兩個人甚至做不到彼此忠實。

敘述者則恰恰相反。她始終無法確認自己的愛好、職業、身體狀態和情感歸屬。無數段無疾而終的戀情意味著她不斷進入別人的生活,又不斷從其中退出;她曾想成為畫家、雕塑家、詩人、小說家、天氣預報員、演員和歌手,卻沒有一種身份能夠使她成為她自己。她和詩歌的關系被她稱作“偷竊”:她并不確信自己熱愛詩歌,只是在愛A的時候暫時借用了A的語言,而那話語碰巧是詩歌的形狀。

因此,正如文藝復興和龐貝古城被剝離了原初的宏大意義,詩歌在小說中不是文化資本,而是一種情感和精神上的寄生關系。敘述者依附于A而獲得詩歌或者說貌似詩歌的東西,A則依附于死亡或者或者說死亡的形狀而獲得寫作——他們的精神活動何嘗不是一種龐貝古城:覆蓋亡者身體表面的石膏以保存之名行封存之實,將生活中動作的一瞬間在灰燼中凝固為永恒的姿態。只是這姿態看似潔白而優美,內部卻早已被抽空。位于火山口的兩個人正是這樣偶然形成了無比親密的依附關系,敘述者竊取A的詩意,A竊取死亡那銀灰色的威嚴,他們在石膏的軀殼里互為寄主,卻共享同一種精神的壞死。A最初的詩像廣告詞,因為他誤以為文學來自傳播和模仿;后來,過去的醫學經驗重新侵入他的意識,身體內部的結構才成為他的語言來源。身體不再只是被觸碰和愛撫的對象,而變成可以被拆解、比喻、觀察的物質。筋膜像豬網油,血管具有顏色,肌肉像被剝離出來的食物。A所說的“身體的極限是文字的開始”預告了這段關系的結局:當他必須通過解剖學才能寫作,愛便不可避免地轉化為死物。

那首關于考古學家的詩,使A的詩學觀念獲得了最完整的圖像。考古學家愛上的并不是活著的女人,而是一個被剝奪了衣物和陪葬品的古代身體。她已經不能回應,也不會離開,她無法離開。她被固定在歷史之中,成為可以永久凝視的對象。這是一種徹底安全的愛情:被愛的主體在失去聲音、皮膚和現實身份之后,被抽象化為某種可以終身愛戀的對象。小說中的詩歌因而并不提供救贖。它既沒有使A成為更好的人,也沒有讓敘述者理解愛情。他所謂的詩歌使生活變得更加危險,它賦予身體以過量的意義。A把身體理解為語言的邊界,敘述者則神經質地將所身體感受都理解為某種生命的征兆:口干、腹痛、月經推遲,仿佛他們都直接連通著出生與死亡。

在古希臘悲劇《安提戈涅》中,待嫁少女安提戈涅因強行違抗城邦的律法被活著封入石窟,她宣稱墳墓從此成為她的婚床:“使眾生安息的冥王把我活生生帶到冥河邊上,我還沒有享受過迎親歌,也沒有人為我唱過洞房歌,就這樣成為阿刻戎的新娘。”(810-816)知名英國古典學者 H. J. 羅斯就曾在文章《哈迪斯的新娘》提出:少女之死被稱為婚姻,是因為她未能在人間完成的生育,被想象為轉移到了地下的土壤之中。

“野豬”因此并不只是山中的動物。它是沒有顯形的死亡,是被日常語言不斷召喚、卻遲遲不肯出現的地下之物。它存在于運豬車上伸出的豬頭里,存在于山豬肉攤上,存在于龐貝的野豬肉派里,存在于道路邊的糞便、尿騷味和樹葉聲中。最終他們沒有看到野豬,只發現曉君褲腳上不明來源的濕痕。這個近乎低俗的結尾,暴露了作者所小心翼翼隱藏的死亡的本來面貌:一個可以召喚過去、又足以使人同過去告別的契機。然而這樣的契機根本不存在。過去不會主動來到山中同我們見面,死者也不會僅僅為了完成生者的哀悼需求而重返人間。我們所能得到的,不過是氣味和污跡還有一句忽然想起來的爛詩。

遠去的A所留下的詩實際上也并非自己的作品,而是抄錄在襯衫口袋里的他人詩句。敘述者在白天說“原句我已經忘了”,夜里卻在廁所和磨牙聲之間重新想起它——節奏最終激活了回憶,詩歌的形狀在生活里再次浮現出來。記憶被身體的節拍無意中擊中,于是逝去之人借用別人的句子,再次取得了說話的權利。在小說結尾,敘述者的腹痛消失了。這似乎意味著某種危機已經解除,但它并不是解脫。她只是終于明白,最大的隱患并不在身體內部,而在記憶之中。這又是一次生與死之間的對峙:身體可以通過一次檢查、一次月經或一次疼痛的終止得到澄清;記憶卻不會。它沒有明確的病灶,也沒有可以切除的部分。它只會把已經過去的事情重新組織成現在,使遠去的人繼續占據生者的時間,使我們永遠永遠無法和他們告別。

如果說敘述者像安提戈涅,并不是因為她具有古典悲劇女主人公那種堅韌不拔的道德品質。恰恰相反,她猶疑、軟弱、對現實缺乏熱情、在情感關系上反復背叛,但她同每一個許愿成為冥王新娘的少女一樣,有著一顆為了自己腦海中理想而奉獻一切的心。虛構作品所賦予我們的特殊感性讓我們在激情中辨識出自己的本來面貌:哪怕在道德上并不完全高尚的人,也能夠獲得勇氣和自我確認的決心,從而在承認自己的卑劣和弱小的同時承擔起某種近乎神圣的義務。安提戈涅并不比別人更加純潔或勇敢,她只是堅持做她應盡的事情,一件生者不能推卸、大人卻試圖禁止的事情——為已逝之人掘開土地,把那些始終不肯消失退散的記憶,重新交還給黑暗。這愿望一經許下之后再也無法更改,因為安提戈涅出生降臨來到這世界上,這世界唯一叫她做的那一件事就是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