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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是怎樣變成發燒友的
來源:長江日報 | 鮑爾吉·原野  2026年08月11日08:23

我第一次去廣州是在20世紀90年代,參加一家媒體的筆會。筆會結束前,負責活動的吳綠星問我:“要不要到海印市場轉一下?”

吳綠星身材高大,大嘴,厚嘴唇,聲音洪亮,穿一件帶黑條的黃T恤,像一只胖蜜蜂。

我問:“那里有什么?”

老吳說:“海印廣場是全國最大的CD和VCD批發市場,發燒友都喜歡去那里逛。”

我是小地方人,沒聽過發燒友這個詞,硬著頭皮問老吳:“發燒友是干啥的?”

老吳咧開大嘴笑,沒有小瞧我的意思,說:“發燒友用最嚴苛的標準聽音樂,對器材有挑剔的要求。你喜歡音樂嗎?”

我說:“喜歡。”

老吳說:“要不要換一套器材?”

小地方的人不知道聽音樂還要用器材,那時候我用磚頭大的錄音機聽盒式磁帶。我再次硬著頭皮問老吳:“什么器材?”

老吳來了興致,說:“第一要有好喇叭,第二要有好功放,第三沒那么要緊,搞一個中檔CD機就可以了。”

喇叭不是嗩吶嗎?聽音樂用嗩吶干嘛?我問老吳:“喇叭……”

老吳說:“最好的喇叭,一對100多萬。”

我說:“喇叭不是吹的嗎?”

老吳哈哈笑。

他的同事孫啟軍告訴我,老吳說的喇叭是音箱。原來是這樣。我搞不懂這些器材擺在一起是什么樣子,但被啟蒙了,覺得老吳說得沒有錯。我問他這一套器材下來多少錢。我當時月工資1200多元,身上帶了800元。

老吳說:“你自己定,可以買貴的,也可以買便宜的。”

我羞于說出只帶800元錢,廣州人有錢,怕他們笑話我。我對老吳說:“你幫我定吧。”

老吳說:“你掏錢,我怎么好幫你定?你準備拿多少錢買一套器材?”

我模模糊糊覺得這是三樣東西,音箱、功放、播放器。800元除以3,每樣266元,800元夠嗎?我幾乎要說出這句話,但忍住沒說。

老吳看出了我的窘迫,不想讓我難堪,他說:“現在不討論錢,先去海印市場看一看再說。”

過了一會兒,老吳和孫啟軍來到我住的酒店,說:“去海印廣場。”

我問:“現在去嗎?”

老吳疑惑地反問:“你不想去嗎?”

霎時間我頭上冒出汗來。每當要花錢,小地方的人腦袋都會冒汗。我預感要花一大筆錢,但我沒錢,我含含糊糊說:“我考慮考慮。”

老吳問我:“你考慮買不買音響器材,還是考慮去不去海印廣場?”

出汗造成我大腦空白。我說:“這兩件事都要考慮考慮。”

老吳哈哈大笑,坐在床邊上,說:“你考慮吧,我們等你。”

我想說我沒有錢,我幾乎就要說出來,出于羞恥沒讓這句話說出口——這句話像鯉魚躍龍門那樣往上沖:“我沒錢,我沒錢”——我用最大的力量把這句話壓下去。

老吳抽完一根煙,拍我肩膀。他把斜挎身上的黃色拉鏈帆布包從身后挪到前邊,拉開拉鏈,里面塞滿成捆的錢。廣州人真有錢。老吳說:“你如果沒帶太多的錢,我這里有。”

我的大腦轉入第二場焦慮:我把老吳的錢花完了,怎么還?這句話像鯉魚一樣往上跳:“怎么還?怎么還?”

老吳點燃第二支煙,說:“你到海印廣場買到喜歡的器材,錢不急還我,慢慢來。”

我釋然,愉快地說:“走!”我們出賓館,坐出租車來到海印廣場。

海印廣場位于越秀區大沙頭。第一次來到這里的人,不管是大地方的人,還是小地方的人,都會震撼。我不能說全世界的音響器材都集中在這里,但可以聽到全世界的音樂。

望不到邊的音響店里陳列著光怪陸離的音箱功放,播放著人們一輩子沒聽過的五花八門的音樂。這些器材看上去極其高級,我不敢上前去摸,如此清晰、深厚、澎湃的音樂,用耳朵聽一下已是享福。我心里說,在這里買上一套好器材,這輩子不白活。

老吳在前面走,我們在后面跟著。我內心的想法是在每個店鋪待一會兒,看看器材,聽一聽音樂,至少把一首曲子聽完。但老吳昂著頭徑直往前走。我怕走丟了,不敢左顧右盼。這里估計能有一萬人。

走著,我們進入一個店鋪,老吳用粵語跟老板交談,老板拿幾張CD放進功放里。先是海菲茲的小提琴曲——布魯赫《蘇格蘭幻想曲》,換了人聲——瑪麗亞·凱莉《愛的幻影》。我幾乎被這首歌感動得要哭,咬緊牙關忍住了。后面是馬友友的大提琴曲:《阿帕拉契圓舞曲》。三首曲子放完,老吳問我:“怎么樣?”

一個小地方人,有什么資格評論這么高級的音樂?我點頭說:“好。”

老吳問:“你用耳朵聽,這對喇叭怎么樣?”

我沒想過音箱的事,只被音樂打動,點頭說:“好,好。”

老吳又問:“后面那個大提琴曲,你聽到松香味沒有?”

我沒回答。我覺得在現代漢語里松香味屬于嗅覺范疇,聽不到。

老吳帶著焦急的樣子追問:“聽到沒有,松香味?”

我說:“聽到了。”

老吳咧嘴笑,他跟老板用粵語講價。老板聲音漸高,臉色漸紅,脖頸上的血管突了出來。老吳把他搞得氣急敗壞,最終成交。

老吳從兜里掏出成捆的現金讓老板數,讓我在一張紙上寫上地址交給店家。老吳說:“我給你買了英國天朗音箱同軸636,剛剛聽過這對。”我點頭說:“好,好。”

繼續逛,我突然發現老吳裝錢的帆布包拉鏈沒拉好,露出里面的錢,這是買音箱沒花完的余款。我急忙告訴老吳。

老吳把帆布包從背后挪到身前,拉上拉鏈,告訴我:“錢沒人偷的,小偷不聽音樂。”這是老吳的幽默。

之后,老吳替我選了一臺雅佳功放機和一臺NEC播放機。至此,我完成了發燒友的入門儀式。

老吳說:“去吃飯。”

我攔住他,說:“咱們不去提貨嗎?”

老吳問:“提什么貨?”

我說:“音箱、功放和播放機呀。”

老吳說:“他們會寄到你家里。”

這時,我作為小地方人的膚淺又暴露了一次。我問:“他們能寄到嗎?如果他們不發貨,咱們怎么辦?”

老吳說:“他們肯定會發貨。”

我說:“我提了貨隨身帶著穩妥。”

老吳說:“這么多東西,你怎么能帶得了呢?”

我沒說話,心里琢磨:萬一這三家老板不發貨,我也不能上廣州找他們啊?

老吳拍我肩膀:“如果你收不到貨,找我就好。”說完咧嘴大笑。他每次大笑讓我心情安穩,這次也是。

老吳說:“你的三樣器材一共花了一萬三千多,講價講掉兩千多,很劃算的。”

我被一萬三千多這個數字震驚得眼冒金星,忘記謝謝老吳,腦子里回蕩:“一萬三千,一萬三千,一萬三千。”我從來沒花過這么多錢。

我從廣州回到沈陽,很快收到三樣器材。急忙打開包裝試聽。先聽馬克西姆·文格羅夫的小提琴曲——拉威爾的《茨崗》,再聽惠特尼·休斯頓的歌曲——電影《保鏢》主題曲,接著是米沙·麥斯基的巴赫《六首無伴奏大提琴組曲》。這些CD也是在海印廣場買的。我在50年代建的、到處是老鼠和蟑螂的、兩家合住的公安廳宿舍聽完這些樂曲,覺得自己變成了另外的人——純潔而空靈,像一個身上黏滿白羽毛的天使,騎著藍冰馬在遙遠的星辰之間巡游,手里握著水晶長矛。

在海印廣場,老吳還領我到一家店鋪聽了頂級的連接線,兩根線價值二十萬元。老吳說:“電里有雜質,這兩根線能過濾掉電的雜質。”

我驚訝:“電都出雜質了嗎?是發電機質量不好嗎?”

老吳搖搖頭:“這個不好說。也許煤不過關。”

第二年春節前,我攢夠了錢,從郵局匯給老吳,用長途電話告訴他:“錢匯走了。”老吳淡淡地說:“這么急干嘛,有空來廣州玩。”隨即掛了電話。

我常常想,老吳第一次跟我見面就借我錢,幫我買音響器材,如果我不還錢,他怎么辦呢?我想不出他會怎么辦。我想起這件事有些后怕——不是我后怕,是替老吳后怕。好在我算是一個好人,把錢還他了。相比之下,老吳比我更好,是一個大地方的人。

【鮑爾吉·原野:蒙古族。現任中國作家協會散文委員會副主任。曾獲魯迅文學獎、全國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中國出版政府獎,作品兩度入選年度“中國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