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光未熄,馬鳴猶在——從劉白羽《馬鳴風蕭蕭》手稿談起
中國現代文學館珍藏著劉白羽的許多手稿,它們記錄了一位作家的文學跋涉。其中,《馬鳴風蕭蕭》構思精巧,足見其散文創作之純熟。展讀這份手稿,便踏上了一條通往劉白羽文學世界的幽徑。
圍坐篝火旁:以“馬”為核的共享敘事
《馬鳴風蕭蕭》是一篇以“馬”為核、以情動人的敘事散文。五頁稿紙,布滿了細微的修改痕跡,有的字被圈去,有的詞被替換,有些句子被勾畫后重新排列。這些痕跡非但沒有破壞行文的氣韻,反而讓人感受到作者書寫時那種開闔自如的狀態,思緒浮沉于意識的奔涌,暢然而不迫。
翻閱手稿,能觸摸到一位老作家對每一個字、每一處措辭的寸步不讓。整體而言,修改集中于三個維度。其一,字詞的斟酌與調整。如“隨著馬鞭聲,來找它的戰友來了”中,初寫“朋友”,后改為“戰友”,一字之易,馬便獲得了更鮮明的人格屬性。其二,細節的補充與情境的烘托。如把“一下把我從它脊背上高高擲下”補充為“一下把我從它脊背上高高拋起,重重擲下”,一“拋”一“擲”之間,語言的節奏感驟然增強。其三,成稿后的綜合審定。根據筆跡判斷,作者在創作完成后又用紅筆做過一輪修改,其中不乏點睛之筆,如寫到幾十年后仍難以忘卻那匹死去的紅馬,原寫為“我的心靈里還充滿對這匹馬的祭奠之情”,后用紅筆將“祭奠”改為“疚仄”,這二字取自古文,更含蓄真摯,與“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的意境相契合,賦予散文一種古樸的韻味。
開篇處的調整亦值得細察。原稿本為兩段:“在戰爭年代,我狂熱地酷愛驛馬。”“馬是通人性的。”劉白羽將兩段修改合并為“我非常愛馬,馬是最通人性的。”一句定調,簡單利落,統領全篇。由此接續“野營篝火旁”的空間線索,作者化身為“講故事的人”,將馬的多種性格與多樣遭遇散放開來:從篝火旁救活主人的馬,到菊花青馬的悄然離去,從戰馬臨陣的剛烈、夜涉遼河的勇敢與機敏,再到傷馬之悲……時空流轉,場景更迭,而以“馬”一脈貫穿,綱舉而目張。《馬鳴風蕭蕭》觸及了人類最古老的敘事場景:圍坐篝火,口耳相傳。過去的經驗被注入當下的靈魂,這種“共享”的敘事使物理上的圍坐升華為心理上的血緣凝結,把“那群人”“那匹馬”變為“共同體”。
從“火光”出發:散文創作的常與變
從手稿的局部修改移至成文整體,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馬鳴風蕭蕭》雖以“馬”為主線,但貫穿文本始終的,還有一組隱秘而灼熱的意象,即“火光”:篝火的光、火影的搖晃、馬兒迎著烈火奔跑、煙火彌漫處的模糊輪廓、棗紅馬“紅得像火炭一樣”……火光無處不在,卻不喧賓奪主,它像一層溫煦的底暈,襯在每一段記憶的背后。透過這一意象,可以窺見劉白羽散文創作的“常”與“變”。
先說不變。若以《馬鳴風蕭蕭》為切片綜觀劉白羽的散文世界,貫穿始終的是以宏闊的歷史與人生作為書寫對象,以飽滿的激情擁抱萬物,以強烈的意象構成骨架的創作思想。從《長江三日》《日出》到《昆侖山的太陽》《馬鳴風蕭蕭》等散文,火與光的意象是其創作中持久的美學基因,也意味著一種堅定的價值取向:熱愛生命,贊美生命,追求光明。強烈的政治激情與壯麗的火光融為一體,生成闊大壯美的意境,也帶來了熱烈而耀眼的色彩沖擊力。作為散文大家,劉白羽始終秉持熔鑄景、情、理于一體的審美追求與詩化的語言風格。他擅長在現實生活場景與戰爭年代記憶之間穿梭,在時空的張力中傳遞“感情的沖激”,這使他的散文始終保持著一種昂揚的調性和鮮明的辨識度。
然而,變化同樣是顯著的。晚年的劉白羽,散文創作中少了一些技巧上的經營,呈現出更復雜的質地、更自如的揮灑和更寬闊的心境。最根本的變化在于抒情姿態的位移:頌歌式抒情退去,代之以更沉郁的反思和更復雜的生命體驗。寫作《馬鳴風蕭蕭》時,劉白羽已是古稀之年,此時的文字與五六十年代的散文作品相比,多了幾分深沉的追懷。這種變化是生命閱歷沉淀之后的必然。經歷過戰爭,又走過和平年代的起伏跌宕,他在面對記憶時,更愿容納那些復雜甚至矛盾的情感。于是,馬的淚水、戰士的痛哭,連同戰爭的殘酷與生命的脆弱,交織在一起,形成更渾厚的面貌。崇高依然在,但它不再是一覽無余的壯闊,而有著一種經歷了生死淬煉之后帶著痛感的莊嚴。
高擎火炬:軍事文學的拓荒之路
《馬鳴風蕭蕭》寫于1986年12月28日,若將之置于20世紀80年代軍事文學發展的整體語境中審視,劉白羽在實踐與理論上的雙重貢獻便有了更為清晰的輪廓。在中國當代軍事文學的圖譜上,他堪稱軍隊文藝界的“主帥”,正如作家柳建偉所言,其“拓荒挖井的偉功”促成了軍事文學在20世紀80年代蓬勃發展的局面。
回望劉白羽的人生軌跡,從戰火中生長出來的生命經驗,構成了他思考與行動的底色。進入新時期,劉白羽肩負使命,重新出發。在解放軍總政文化部任職期間,他在1979年“全軍文化工作會議”、1982年“軍事題材文學創作座談會”等重要場合以報告、發言為軍事文學發展廓清方向、提振士氣。他責成解放軍文藝社創辦軍事文學專門期刊,并親自選定“昆侖”二字作為刊名,為軍旅作家開辟發表陣地。他提議設立“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獎”,為創作者確立榮譽坐標。他推動增編文藝理論研究處,力主在解放軍藝術學院增設文學系……凡此種種,有力推動了20世紀80年代軍事文學的勃興。
這一系列行動,根植于劉白羽清晰而系統的軍事文學理論。他強調軍事文學的題材、主題與表現力具有獨特地位,因此必須強化自身特質。劉白羽還從美學品格方面為軍事文學指明了方向。在他看來,軍事文學應當表現民族精神,因此,其“最主要、最根本的美學特征應當是崇高之美”,同時堅持“藝術的辯證法”,主張“壯美、粗獷、雄偉,并不排斥秀美、纏綿、綺靡”,為多元風格留有充分余地。沿著這一美學追求,他進一步提出軍事文學不回避悲劇的主張,強調崇高往往源于對悲劇的超越,直面犧牲與失敗,文學才能抵達民族精神深處。《馬鳴風蕭蕭》恰是這一理論主張的文本實踐。那匹棗紅馬的死,是一種不事渲染的悲劇,沒有慷慨赴死的壯烈口號,只有一匹馬的忠誠和一名戰士多年后仍無法釋懷的“疚仄”。它沉潛、內斂,卻因此具有了“凝重的感人力量”,于克制中照見戰爭之下個體的命運。作為軍事文學家,劉白羽實現了理論與實踐的深度統一。作家、理論家和領導者等多重身份的交融,使這種統一具備了文學史層面的建構意義。
在即將迎來建軍百年之際,循著手稿的痕跡回望劉白羽的傳統,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個人的背影,而且是一代人用筆墨與熱血共同鑄就的精神遺產。篝火不滅,嘶鳴猶烈,那宏大的力量,依然在文字中奔涌。
(作者系中國現代文學館辦公室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