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另类又黄又爽的A片,秋霞影院午夜伦A片欧美,国产精品永久免费视频观看,一区二区成人午夜电影,巨乳的女同学高清观看,久久寂寞少妇成人内射,日韩性爱第一页,啊用力快点好深小柔

用戶登錄投稿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何其亮、端木異:夾在新舊話語間的黃慧如與之能動性
來源:澎湃新聞 | 何其亮、端木異  2026年08月04日09:23

1928年上海發生了一起富家千金與家中男仆的私奔事件。甫一經媒體報道,就引發輿論熱議。全民持續的關注推動著事件的走向,甚至影響了當事女性黃慧如的幾番決定,他們的命運也因此被改寫:千金產子后死去,男仆入監兩年。

這樁男女私情的舊聞個案,盡管過去百年,個體被輿論裹挾的困境,在當下始終未曾消散。由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教授何其亮所著的《情奔何處:一起未完成的民國私奔案》近期出版。他以扎實的史實梳理,剖析了一百年前媒體如何造勢、法律如何審判、輿論如何發酵,并展示了一位女性在時代夾縫中的“能動性”。

近日,何其亮教授與社會文化評論者端木異一同做客上海古籍書店,就這場私奔案做了一場精彩對談。以下是這場對談的精簡回顧,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

活動現場

我所有的研究都可用“能動性”串起來

端木異:何老師,據說這本書是您從論文改出來的,寫作過程有二十年,您在書的后記中說,這是您“唯一一本在寫作時情緒受到干擾的作品”,做完這個題目后,“猶如追完一部長篇電視連續劇,一時悵然若失”。為什么想到要抽出博士論文中這么一章來寫成一本書呢?

何其亮:二十年是夸張的說法。這研究是從2003年準備博士論文開始的。成書的是博士論文的第二部分。我所有的研究都可以用一個主題“能動性”串起來。我寫評彈就是看評彈演員在國家干預的情況下的能動性,寫新聞報業是講讀者的能動性。后來我研究西湖,是進一步研究非人類的能動性。還會出一本書,講一九四九年以后上海電影人在新的時代、新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下他們的主體性和能動性。

《情奔何處》是講女性的能動性。在研究過程中,我對黃慧如有了更多的思考。以前寫的時候很困惑,因為她的思想實時在改變,一開始很強硬決絕,和家庭決裂,要和陸根榮在一起。后來呢?她動搖、反復、后悔、怨恨,決定和陸根榮永世不再相見。中間她又想獨立,后來又反悔,跟母親徹夜長談后,把小孩生下來留在醫院回了上海。

如何去理解她的能動性?她不停在改變,永遠在自食其言。當時我想不通,直到后來研究人的主體性的時候,才發現它和周圍是有一個妥協和抗爭的過程,在這過程中,主體性是動態的。能動性的問題是指,是不是有這意圖才會有能動性?比如我是一個獨立的人,所以我表現出來各方面都很獨立?還是說你雖然沒有這意圖,但是做了這件事情,能動性就出來了?這是我在寫《人民的西湖》的時候才想通的,效果比意圖要重要。石頭、泥土、水、細菌,怎么會有意圖呢?但它們只要做出了事情,改變了周遭環境,它們就有能動性。

同樣,也許黃慧如一開始沒想好,也許她想好又反悔了。但她只要做出來,對這世界、社會、周圍的人都產生了影響。這效果不一定是她預想到的,但是她的存在感出來了,這就叫能動性,這就是我二十年來,通過不停寫東西加深思考,終于把一些我以前想不通的東西給想通了。某種意義上來說,你也可以說我做了二十年。

端木異:好精彩!能動性這點也讓我想到現在互聯網上的討論,“文學是巧言令色嗎”,如果有這樣一個人,他的寫作和做的行為不一致,大家就會很糾結這人是不是真誠。在這點上,能說黃慧如是一個真誠的人嗎?其實很多人可能到現在都是有質疑的。我又想說,文學研究家萊昂內爾·特里林在《誠與真》討論過這個問題,他認為追求這種寫作和人格的“一致性”是晚近的思想產物,可以說文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表演。但如果一個人表演得像一個英雄,那他就是一個英雄。追究這個人的實質,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何其亮:這就像一個英文諺語所說,如果它看上去像一只老鼠,它聽上去像一只老鼠,它聞上去像一只老鼠,那它就是一只老鼠,但你不能說它本質是不是老鼠。

端木異:對。對黃慧如的很多批評和今天社交網絡上有時候也是一樣的,就是大家對輿論中的女性經常保持著一種“雙標”,“既要又要”。黃慧如夾在新舊兩種話語中間,一方面很在乎自己的外界形象,又想表演新女性形象隨時靈活地調整社會對傳統女性的期待,另一方面也要面對自己的內心拉鋸和現實落差,不斷被這些外界話語改造,心意慢慢發生改變。到最后人還在不在世,大家都有爭議。所以黃慧如到底怎么樣?據說她還活著,但是書里沒有寫。

何其亮:對,因為是傳聞,我沒有寫到書里。蘇毓蔭老先生八十年代在劇場演《黃慧如與陸根榮》的時候,陸根榮的后代來后臺,跟他說黃慧如應該是家里給安排到北平。黃慧如父親當年在北洋軍閥時代是北京市電話局局長,在北京市有一些社會關系,這不意外。我覺得非常合理。陸根榮后來回上海,有些劇場讓他上臺鞠躬,給他點錢,直到后來熱度退了。陸一直到1970年代還在上海的馬立斯市場工作,一直做到退休,70歲左右去世的。

端木異:現實中的黃慧如要是真的金蟬脫殼,從輿論漩渦中全身而退,這令我蠻驚喜的。您的論文,最早是怎么想到要做這個案件?從蘇州評彈跳到黃慧如陸根榮故事,還是有點距離的。

何其亮:當年申請去美國讀歷史,去之前找材料和書看,因為我喜歡京劇,從小生活在福州路這一帶,看戲的機會非常多,所以我想做上海地區的京劇史。海派京劇和京派京劇不一樣,它是以商業市場為主的。上海京劇的資料有什么我抄什么,后來發現里面老是提到黃慧如與陸根榮的事情,我覺得有點意思,漸漸多看了一些報紙。如果回到1928、1929年,確實好多地方都在演這部現代戲。后來給老師做研究助手,發現就連杭州的報紙也在談黃陸私奔案,不過談得都離題萬里,已經在辯論的性和愛情的關系。所以那時候(2003年)我就下定決心,要把這故事說全了,當然也說不全,因為有些材料缺失,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了。對我來說,最大的一個謎團就是為什么她和蘇州貝家的婚約取消了。

端木異:沒有人能夠講清楚,我讀的時候也很困惑。黃慧如一開始和蘇州當地赫赫有名的貝氏家族有婚約,訂婚失敗后家人讓男仆陸根榮去多加安撫,黃陸兩個人才得以走在一起。我在蘇州還好奇去查了貝家的資料,這樁大好婚事竟然被黃慧如家的長輩拒絕了。

何其亮:對,蘇州最早的報道就是先把貝家拿出來,但又不敢多說。貝家勢力太大,得罪不起,天天罵陸根榮沒事。但最早報道的時候,大家既不認識黃慧如,也不認識陸根榮。你只能說這個女性差一點成為蘇州貝家的兒媳婦,這就蹭了名人的熱度。后面這故事越來越精彩,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知識分子在嘲笑人時一點都不嘴軟”

端木異:蘇州的那些記者給我印象很深刻,他們用半文言寫,文筆就跟章回小說體一樣,文采非常好。蘇州貝家到底什么背景,和上海這邊地域一結合,大家吃瓜真的是熱情高漲。當時中國文化百花齊放,比如一開始歌頌陸根榮和黃慧如的愛情,用的是黎錦暉的號稱中國第一首流行曲《毛毛雨》,“小親親不要你的金,不要你的銀,只要你的心”。大家紛紛把當時年度爆款金曲里面歌詞往黃陸兩個人的愛情上套。

何其亮:當時別人都沒想到,有個讀者看了這故事后蠻感動,就寫信到監獄里去支持陸根榮,說你們的愛情就像《毛毛雨》描寫的那樣。

端木異:《毛毛雨》那首歌當時爭議也非常大,魯迅很討厭這曲子,說這聲音唱起來像是貓死了一樣。張愛玲雖然毒舌,但她很喜歡這個曲子,評價很高。

何其亮:當時我寫的時候沒有意識到這是什么樣的歌,后來一聽,真的打破了我所有對于上海小資情調的幻想。但說它可怕、露骨、不舒服,是以一百年以后的審美標準來看的,可能那些普通上海市民,是真的覺得這首歌寫到他們心里的。

端木異:書里專門引了歌詞,“毛毛雨不要盡為難,年輕的郎,太陽剛出山,年輕的姐,荷花剛展瓣”。

何其亮:這兩句是用來鼓勵陸根榮的。

端木異:陸根榮當時在監獄里,他可能都沒想到。反而大家想不到的是,黃慧如其實是一個讀過書的五四新女性,比陸根榮受教育的程度要高多了。但大家要去追究她的“新女性”身份,會發現她又有很多很含糊的地方。

五四時代的“新女性”也會有很多極其矛盾的地方。比如許廣平做婦女活動站在前線,最后卻退到支持她的魯迅身后成了他的秘書,成為傳統“賢內助”一般的角色,這也成了很多人詬病當時熱衷“婦女解放”的那些男性知識分子的地方。在陸根榮案件中,這些知識精英分子的“雙標”非常明顯。比如鄒韜奮呼吁,說黃慧如需要一個英雄來拯救她,哪位男士能站出來,讓她擁有一個幸福的家,讓出走的娜拉最后能回歸家庭。結果真有男士站出來表白,卻一下子成為所有報紙的笑柄,說這個男的還想來撿漏。你看,這些知識分子在嘲笑人時一點都不嘴軟。

何其亮:鄒韜奮之所以說找一個英雄來拯救黃慧如,是看了美國電影Way Down East想起來的,中國翻譯成《賴婚》,這是1920年代全中國或者整個東亞地區最流行的一部電影。這故事講的是一個農村來的女性被一個波士頓城市里的花花公子欺騙后懷孕被拋棄,然后在農場又找到一個男青年的大團圓故事。鄒韜奮覺得這故事有點像黃陸案情節。其實在黃陸案上評價“雙標”的人有很多,像周作人嘲諷的,說古羅馬如果女主人愛上男仆,這就叫歐洲的高尚文化;如果在上海發生這種事,大家就認為是齷齪不堪。我一直說,這些男性精英知識分子,他們對具體的人沒有感情,他們只熱愛他們的理論,和幻想中抽象的東西。

《情奔何處:一起未完成的民國私奔案》書封

女性的問題從來不是關乎女性的

端木異:當時feminism這些詞從國外翻譯介紹過來,最早都是男性知識分子熱衷談論。您在寫作中對他們有沒有一些有趣的發現?

何其亮:這本書強調五四的一些理念如何在地化、通俗化。討論女性主義,從晚清到五四時代一直是由男性知識分子把持話語,他們不管是翻譯還是自己發展一些理論,來源復雜且多元。很多所謂的女性主義新詞匯,其實沒有好好去探究討論它的源頭。比如“自由戀愛”這個詞,是一個無政府主義的概念,作為一個社會組織形式否定婚姻這種形式: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愛情就行。當時有一些人干脆說那中國取消婚姻制度改成情人制就好了。男性把持理論的探討有自己的目的,這跟中國當時的積貧積弱、民族焦慮有關系。所以對他們來說,女性的問題從來不是關乎女性的,而是關乎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問題。

盡管當時的女性主義以男性為中心主導,但最后被女性所利用。1928年為什么重要?除了黃陸私奔案這件八卦新聞,最重要的是一些女性,尤其是大城市的女性,真的去伸張自己的權利。1928年盛家小姐到法庭打官司,說為什么女性沒有財產繼承權呢?法庭是官方支持她們的。1928年新刑法就是五四女性主義的體現,女人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在法律上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自然人。而在大清律例里,女性是附屬品,附屬于父親、丈夫。雖然女性在法律實踐上遇到種種困難,但是慢慢地社會觀念和女性的自我認知都在改變了。

端木異:確實有趣。最近兩年新出的《女體與國族》這書也講女性主義和民族主義這兩套話語是怎么在中國發生合流的。男性知識分子喜歡女人的三寸金蓮,但是國家落敗簽訂不平等合約后,就開始提倡女性放小腳,開始呼吁要打造一個更加強盛健康的女體,這里的邏輯其實簡單點說,是因為他們認為只有女人強了才能生出更好的孩子,國家才能有未來。這套話語一直非常流行,從梁啟超那些啟蒙知識分子開始,把女性主義和民族主義聯系在一起,但究其核心和重點,其實并不在女性上。

何其亮:某種意義上,國家的現代化對于女性的干預更多了。可以說,國家的權利已深入到私人生活,包括小孩是不是要讀書,要不要受基礎教育。

端木異:所謂的新女性夾在這些話語當中,也會不斷利用這些話語。就像黃慧如面對很保守的一派,要做新女性的話術就變成了說自己要和陸根榮從一而終,她還上演了一出孟姜女送寒衣的苦情戲,帶著冬衣去探監,感動了很多保守派人士,因為這一幕太符合傳統社會審美了。

何其亮:我寫的時候就覺得很怪,送寒衣那時候,離冬天還遠著呢。但后面衍生的黃陸私奔案戲劇都保留了這么一出戲碼。電影里的胡蝶扮演黃慧如來監獄送寒衣,還作為大幅劇照登在雜志上,可以說每個文化工作者都認真對待這一段來自報紙報道的情節。

端木異:當時那些新知識女性,像許廣平,雖然很小就定了娃娃親,但她要去讀書,家里是用一套地方習俗——叫“不落夫家”,即女子成婚后可以回娘家居住,甚至不圓房和不見自己的丈夫,成為了一些女性逃避婚姻安排的常見手段。許廣平家人以此為借口才成功把那娃娃親退掉,出錢讓對方娶一個妾代替結婚,給她爭取到了自由。我感覺地方上實踐會有很多這樣的博弈和思考,哪邊順手我就拿來用。

何其亮:女性受教育本身就是中國現代化的成果。黃慧如讀到中學,當時有多少女性能有機會讀到中學?黃慧如一開始沒有意識到可以利用“自由戀愛”“家庭革命”這些話語為自己爭取,她后來用這些話語寫長篇大論,還給《民國日報》寫信。但陸根榮不一樣,連字都不會寫,無法對話。所以后面《民國日報》有一個很有趣的爭論,說不懂這些“自由戀愛”、“不懂kiss”,是不是意味著不配談戀愛?有個國民黨員說,就算人家不懂這些單詞,我們還是有自由戀愛的權利,所以某種意義上,這套話語就變成了一個階級問題:是不是底層階級就沒有權利追求個人的幸福,不懂這些理論連自由戀愛都不可以了?

端木異:這就牽涉到這本書的第二章,蘇州地方法院怎么認定黃慧如的“性同意”的。當時法律有“和誘”和“略誘”的區分,就在于判斷女性是不是自愿被引誘離家的。黃慧如在案件中是一個什么樣的角色?

何其亮:“和”是一個清朝法律的問題,“和”是指女性表示性同意。在清朝律法里,如果男性性侵犯了女性,女性做出反抗,那這個女性是無罪的。如果女性表示了性同意,就叫“和誘”,這就嚴重了,不光男的有罪,女的也有罪。做出“誘”、發生了非婚性行為這種事情的男性,反正總是有罪的。

1928年正好黃陸案判決的時候,《中華民國新刑法》頒布,法律上不存在對成年婦女“和誘”這說法,這個罪名完全被刪了。新法律認為,成年女性和男性發生關系是女性的自由和意愿,這使得當時社會輿論嘩然。但如果這名男性在“誘”的過程中還有對女性的欺騙或者暴力行為(“略”),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觀念保守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們不得不搞些說辭,說黃慧如意志薄弱、智識不足啊,往“略誘”上靠攏、好給陸根榮定罪。我書里用了一個詞“幼女化”,因為只有未成年的幼女才能被“略誘”。在輿論和法庭中,人們把黃慧如描述成一個未成年、無知少女的形象,黃慧如母親在法庭不停作證女兒是被騙的,用這消解20歲的年齡界限,無視黃慧如是個受過相當教育的、二十幾歲有自己意志和判斷的成年女性這一事實。

端木異:后面黃慧如即使拿出證據,說自己確實知道陸根榮已經結婚了,但這又和記者的認知發生了很大的沖突。幼女化策略在今天凡是牽涉到性相關的爭議和丑聞上,你會發現是一個很常見的策略。

何其亮:本質上是否定女性的自我選擇和能動性的策略。后來法庭判陸根榮“略誘”,說的就是欺騙,“你鄉下有老婆,還來騙未婚少女”。但在民國又不能大聲說,因為多少知識分子、政客在鄉下有老婆,然后在大城市又找了一個。

端木異:其實在五四時期太常見了。康有為一邊喊女性解放,一邊妻妾成群。他們當時也有很多人很羨慕魯迅,和許廣平的“自由戀愛”被理解成一種“齊人之福”的手段,這也是一件非常諷刺的事情。

何其亮:對,李海燕有本非常好的書《心靈革命》,我受到很多啟發,講五四時代的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就是愛的絕對性。不用管名分、地位、財產,愛才是超越一切的。如果看瓊瑤寫的東西就知道了,因為她把愛情的絕對性提到最前面。就像《一簾幽夢》里那個名句說,“你只是失去了一條腿,她卻失去了愛情”。我們現在還覺得好笑,但只要去看五四時代的愛情絕對性和愛情超越一切的話,就會覺得這才是合理的。

端木異:瓊瑤這兩年又有點復興,大家發現她里面有些跨階級的東西很符合“亞逼”文化,一個阿哥說走就走,今天皇宮我不待了,跟小燕子出去玩了。這個時代循環,舊作品可能又會有新的解釋。

何其亮:短劇時代,這個叫霸道總裁愛上保潔的我,所以階級不重要,身份不重要,地位也不重要,愛情才是最重要的。

好的法律理念,基層社會為何特別抗拒?

端木異:陸根榮開始被判兩年,沒那么重,但判了一個特別好笑的罪名,就是黃慧如把家里的珠寶拿走了,黃家告的是陸根榮協助盜竊。但陸根榮協助的是誰呢,不就是黃家的人?似乎所有的報社討論時都沒有意識到這點。黃陸上訴之后,保守的地方法院反而給陸根榮判得更重了。你當時讀這些資料,有沒有一些很有趣的拉鋸?

何其亮:這就是法律條文和法律實踐的沖突。1928年相對來說是比較保守,但法律條文很激進,自然而然出現巨大的沖突。而且制定法律的是像王寵惠這些受過西方教育的人,但是他們理解的一些東西,對中國基層社會到底合適不合適呢?比如說女性作為獨立的人這樣的理念,基層社會的第一反應是,“我的女兒不歸我管了”,“我的女兒好不好,我都管不到了”,因此下面的抗拒特別大。

端木異:他們認為法律不保護女性了,女孩是成年人,她想干嘛就干嘛,那咋辦?《紙上的權利》這書里有作者專門從四川那邊檔案里挖出當年五個女性訴訟的案例,那時能走上法庭的女性非常少見。大部分女性可能一口農藥下去情愿去死,也不想上法庭。

何其亮:這在黃陸案件里也挺突出的,后面案子繼續審,傳票傳到黃家,要黃慧如出來作證,連法官都不相信她死了。除了她媽媽出來,其他人情愿跑掉也不愿意出來作證。這也是那個時代的普遍認知特點:只有壞人才打官司。國民政府時代的法律很先進,但沒有社會條件來保障。比如女性有自由離婚的權利,但有多少女性能夠勇敢地提離婚或請律師打官司?律師費都付不起,有專門研究的法律又有什么用?沒有辦法落地的。

(本文經端木異整理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