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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倫理與儀式行為——論許玲小說的敘事維度
來源:《文藝風》 | 田 晨  2026年08月04日09:39

許玲的小說創作視野開闊,她以其成長和長期居住的洞庭湖區作為寫作原點,將筆下的生活場景鋪向多樣化的社會空間——山村、都市、湖島、醫院、養老院……都成為她觀察世相和書寫人間的窗口。她以敏銳的體察力捕捉社會生活的萬千面貌,并將敘述線索延伸至不同的歷史階段,呈現在動蕩的歷史風浪中個人命運的沉浮,以此追溯個體生命幽微的價值、難以言說的隱痛與命運變遷的軌跡。然而,許玲的寫作并不僅僅停留在對生活的簡單描摹和對筆下人物的同情,她探問生命本質,在必然的衰朽和無常中,發掘生命內在的韌性、豐饒;她揭示現代社會中復雜的倫理困境,審視個體在傳統與現代價值觀碰撞下所面臨的兩難抉擇與人性考驗;她通過書寫各種儀式行為,賦予人物精神力量,在破碎的現實與創傷中,重新構建意義、安頓內心。這三重敘事維度共同構成了許玲文學世界的精神內核,使其作品不僅是對特定人群生存狀態的記錄,更包含對人類存在的普遍境況的哲學思考。

一、“抱缺而行”的生命本質

許玲尤其關注大時代背景下平凡人物的生存尊嚴與生命意義,她的筆觸逼近那些被主流敘事遮蔽的平凡生命,作品中充滿對各類人群的細膩描摹。許玲寫衰老、遺憾、病痛、失意,并不沉湎于悲苦,而是試圖在斷裂的時間中尋找延續性的力量,在卑微處見證個體生命的高貴。而中老年群體的形象與精神世界,更是在多重視角與復雜情節中得到深沉而豐富的呈現。

生命的衰老病弱,是每個人必須面對的事實。許玲在小說中書寫生命暮年景象,并不停留在對老年人孤獨衰弱、固執保守、孤寡可憐的刻板印象之中,而是抽絲剝繭般還原他們的身份、記憶、故事和傳奇人生,見證并審視歲月風浪里人性善惡和命運波折。《臥虎藏龍》是她在走訪了數家鄉鎮敬老院后寫下的一篇小說。全篇通過一名年輕醫生的視角平視養老院里的一群老人,在與他們詢問交談,為他們測量血壓,處理褥瘡養老院的尋常工作中,逐漸展開這些老人的生命敘事。在這家養老院中,有癡迷寫詩卻終生潦倒的莫才子,有被騙光積蓄的夏爹,還有每天在找尋自己丈夫的喜娭毑……每個人物都處在人生時光的盡頭,卻暗涌著未被歲月磨平的精神亮色。他們的存在本身即是對生命倫理的叩問——人如何面對衰老?而當肉體衰朽、記憶混沌、神志模糊之時,人之為人的價值何在?

莫才子將詩歌作為畢生信仰,在貧病中堅守精神世界的完整,他的人生給人以震撼、令人唏噓。他蜷縮在書籍與詩稿筑成的堡壘里,肉體日漸枯萎,靈魂卻始終拒絕向世俗妥協。他那句“我這一生被詩歌所誤”,表面是自嘲,內里卻透出一種驕傲。當萬娭毑念出他年輕時的詩句,那個沉睡的詩人瞬間被喚醒——精神的豐饒足以刺破垂死軀體的荒蕪。而張爹的遭遇則構成另一種映照,他的人生給人以警醒:晚年的他帶著遭遇巨額詐騙的經歷蜷縮在陋室,財富散盡后只剩一具病痛纏身的肉體,可當隱秘的過往被偶然揭露,生命又突然擁有了故事的重量。許玲自言“《臥龍藏虎》這個充滿江湖味的標題,代表了我對他們的敬意”。我認為,這份敬意是對生命本身的敬意,也是對生命豐富啟示的敬意。這些被社會遺忘的老人,各自懷揣著不為人知的往事與執念:喜娭毑在混沌的記憶里執著追尋心中所愛,萬娭毑用樸素的善良溫暖他人,夏爹帶著滿腔被騙的憤懣尋找新的歸宿……敬老院的鐵門鎖住了他們的行動,卻始終鎖不住他們情感的涌動。莫才子最后留下的對聯更像一則寓言——衰老、死亡可以剝奪一切,卻奪不走一個人曾經熱烈活過的證據,那些荒蕪深處的豐饒,恰是生命最后的體面和尊嚴。

當我們直面并接受衰老、病痛乃至死亡,并非在否定生命的永恒性,反而是豐富自身對生命意義的理解。許玲在小說中常常捕捉到老年人衰老的真實細節,呈現歲月在他們身上留下的生命刻痕,以此引發對生命價值的“重估”。《在他們走之前》中,“我”先后親歷父親患腿疾與母親腦出血,觀察到父親從“健步如飛”到“步履蹣跚”的轉變,以及母親從“做事麻利”到“碗上沾著蒜葉”的細微變化。這些描寫不僅是對老年人身體狀況的客觀呈現,同時也是對生命有限性的追問——當父親說出“活到哪天,就算哪天了”時,生命本身的蒼涼與坦然便躍然紙上。

《七日談》更是直面衰老與死亡的真相。它仿佛摘下了我們習慣佩戴的濾鏡,讓讀者跟隨齊婭、齊鈞一起,注視母親曾秋艷身體機能的退敗,意識的遠去,乃至被醫學一點點“客體化”的全過程。在死亡陰影的籠罩下,那些平日被生活瑣碎遮蔽的生命本質,反而清晰起來。母親手機里瑣碎的記賬、腳上變形的骨骼、指甲縫里洗不掉的黑泥——每一點衰老的印記,都像是她堅韌而勤勞的一生的無聲見證。當親戚圍坐,談起她年輕時的倔強、少年時的求學夢想,一個遠比子女記憶里更完整、更有血有肉的生命形象,被重新喚醒。

在許玲的小說世界中,“如何活著”這個問題,始終以生命的短暫與無常作為背景。她筆下的人物,往往歷經命運的顛簸與苦難的洗禮,而敘事也因此潛入更深的地方:當外部世界崩塌,人該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為存在找到意義。《去遠方唱歌》就以細膩的筆觸,勾勒出生命在創傷中的堅韌面貌。在災難后重建家園的宏大背景之下,個體如何繼續生活?創傷如何愈合?心靈又如何重生?地震摧毀的不只是房屋,更是無數人原有的生命軌跡。夏至失去了父親和老師,身體也留下殘缺,卻選擇成為一名教師,延續宋老師未竟的使命;黃琴失去了丈夫,卻把每一天都過成節日,用早餐的煙火氣輕輕抵御存在的虛無;巴桑頓珠從草原來到城市,帶著滿身傷痕卻依然放聲歌唱。通過這些人物,小說向我們揭示:生命的意義,不在于在破碎和毀滅中沉淪,而在于在創傷中尋得意義,在斷裂之處重新連接。夏至最終選擇去西藏支教,或許正是對生命價值最有力的回答——活著,不僅是為了存在,更是為了給存在賦予意義。

透過這部小說,我們得以看見,即便面對突發的自然災害,個體生命依然在頑強地抵抗日常的消磨,努力追尋屬于自身的軌跡,試圖在無常中握住人生的方向,繼續前行。就像夏至的父親,他真實的自我在他失蹤或者死亡后被一層層揭開,母親和夏至也逐漸釋懷,他們慢慢相信和接受,即便沒有那場地震,夏國剛的離開,或許早已注定。因為他的才華與理想,本就不屬于這座小城。他精神上的追求,指向一種更高、更超越的生命境界。而這種理想,并未隨地震摧折而消散,反而為活著的人帶來某種啟示,讓母親和夏至更加坦然、也更加堅定地走向自己的路。正如許玲在小說中感嘆“無論世間失去了什么,他們都會悄悄長大”,人生無常、歲月易逝,生命固然脆弱,卻總能在殘敗中萌發重生的希望。小說并未給出所有問題的答案。父親夏國剛究竟為何離職?他最終去了哪里?是死于地震還是出走遠方?這些都被有意地懸置了。這樣的留白正體現了作者許玲對于人生和生命的理解:生活本身就沒有明確的答案,生命的本質就是拋出問題之后帶著不解和困惑繼續生活。

小說《齊物論》則是通過講述一個普通家族代際間的故事,探討了人在傳統和現代的沖突中如何認識生命,如何選擇生活的問題。首先,題目來源于莊子“齊同萬物”的中國古典哲學的思想,作者也巧妙地將小說設定為一個“齊”姓家族的故事,這一形式本身就具有象征意義。莊子的“齊同”思想主張的是消除自然萬物之間的界限,認識到天地萬物在本源上是相通的。這一哲學理念也是小說中爺爺老齊的世界觀基礎。老齊相信植物能夠“說話”,他將蛇視為自己的“老朋友”,并認為麋鹿的命運與人的命運緊密相連。在他看來,麋鹿、蛇這些動物,莊稼、蘆葦這些植物以及自然中一切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共同構成一個相互關聯的生命整體。同時,他也教導小遲親近自然,認識自然萬物的規律,也相信小齊的病應當在自然的環境中得到治愈。此外,小齊奶奶去世后,老齊將她直接埋在菜園里,化為肥料滋養蔬菜。生命的消逝被描述為一種形態的轉換而非終結,正如小遲所言,“死亡只是換了一種形式活著,變成了小花,變成了雨”:小說中處處透出的“齊物”思想對生死界限的超越與消解,折射出作者許玲對于生命本質的深刻思考。

許玲筆下這種與天地共呼吸的“齊物”哲思,并不限于對自然生命的觀照,更延伸至對時代洪流中個體命運的體察。小說《抱缺》便揭示出時代與個人命運密不可分的關系。主人公燕志的命運軌跡,從拜師學藝到創業經商,再到破產后四處流浪打零工,最終重拾手藝成為一名鋦瓷匠人。這一人生歷程也是社會數十年變革的縮影。正因為個人處在時代變遷中,個人價值的標準也會隨著時代嬗變:從農耕時代追求手藝的“實用性”,到市場經濟時代追求經濟效益的最大化,最終回歸到后工業時代對文化記憶與心靈安頓的“精神性”追求。最終,燕志領悟到,生命價值的實現,并非體現于對外在成功的追逐,而在于對內在“殘缺”的接受和超越,生命的本質就是“抱缺而行”。無論是無法挽回的親情遺憾、傳統手藝的必然衰落,還是個體在時代中的渺小與無力,這些“缺憾”不再是生命的傷口,而是慢慢在“修復”的過程中被轉化為獨特的生命印記。

《黑箱子》也是一種展現時代沖擊如何塑造個人命運的敘事。祖母潘學珍接受新式教育,追求真愛和理想,卻因為戰亂和舊時代對女性的“囚禁”困死在鄉土。“理想”與“堅守”這一幕屬于祖母的生命敘事,被迫在時代的碾壓之下向后撤。祖父伍茂田為情出走他鄉,化名歸隱,他也在這一時代使命中付出了沉默的犧牲。他們的經歷展現出人們的命運在時代巨變之下像浮萍一樣隨波而動,難以自我掌控。然而,《黑箱子》并沒有就此沉入悲哀之中,它以“我”和潘知遠的視角呈現著生命價值的賡續與轉化。“我”的尋根是對歷史傷口的直面與撫平,潘知遠的遠渡日本則是在祖母的期望中對自我人生展開的書寫。他們的追尋也展示著,時代雖限定了個體命運的起點與邊界,但生命價值的最終完成,取決于后人對前人之夢的咀嚼與反芻,乃至超越與前行。黑箱子沒有完全打開,但追尋,本身是對生命意義最有力的表達。

二、“齊與不齊”的倫理困境

在許玲的小說中,對生命價值和意義的探求,始終伴隨著在破碎現實中重建精神家園的努力。然而這條重建之路,并非一次精神的孤行,其中充滿了困惑與掙扎。個體必須走進具體的人際關系,直面社會規則的約束和內心道德的拉扯,因此很難不陷入各種倫理困境之中。許玲擅長將她筆下的人物置于傳統與現代、理想與現實沖突的境地—代際的隔膜、文化的變遷、習俗的淡化……都迫使他們在不同的價值取向間作出選擇:是追求個人發展,還是承擔家庭責任?是堅守正義原則,還是顧全人間溫情?是揭露事實真相,還是守護生活安寧?他們面對的選擇,往往沒有明確的答案,而是處在難以定義的模糊地帶。

許玲熱衷于倫理敘事,但不做道德評判,只是真實展現人物選擇時的兩難,因而她的寫作往往超越了故事層面,觸及人性的深層矛盾。《在他們走之前》中的倫理困境在于保護愛人的偏私之心和道德正義的較量。多年前,母親曾隱瞞了小兒子三兒的死亡真相,她的初衷是維護丈夫脆弱心靈的安寧,卻讓三兒的爺爺背負了導致孫子意外死亡的自責和愧疚,從此一蹶不振,并最終結束了自己生命。《去遠方唱歌》中的倫理困境則是追求個人自由與家庭責任之間的矛盾。父親夏國剛博學多識,有著自己的理想并向往遠方,而母親黃琴是一個普通的家庭女性,整日忙于家務和一日三餐,與丈夫之間難以找到共同話題。當地震發生之后,父親也隨之失蹤,黃琴卻揭開了他早已瞞著家里辭去工作的秘密。《誰能聽懂528赫茲》中的倫理困境則是婚姻忠誠與情感真實之間的沖突。靜珠的丈夫志明在生前一直保持著“完美丈夫”的形象,卻在去世后被靜珠發現其精神出軌的證據。志明與秋的精神戀愛,在世俗眼中雖屬越軌,但二人卻以肉體的忠誠維系著它的純粹。這些人物在價值抉擇時的兩難,正是根植于倫理關系的復雜和人性的矛盾。

《七日談》則通過寫一位母親從病重到去世的過程,對親情倫理關系進行了一次重新審視。小說采用日記體的形式,按照七天的時間順序,記述了母親從突發腦梗入院到返鄉病逝的全過程。在文中,“七日”不僅是一個時間框架,也呼應著某種古老的時間觀念,為文本拓展了闡釋的空間。在這七天里,母親的病情幾經反復,兄妹二人在情感和現實的雙重壓力下,陷入內心的矛盾,并最終做出了選擇,而齊婭也在這個過程中,重新認識了親情、責任與母愛的復雜含義。七天內,齊婭不斷想起自己成長過程中母女之間相處的時刻,從而重新認識到自己對于母親的復雜情感。母親作為一名農村婦女,她的思想難免受到“養兒防老”“重男輕女”等傳統倫理觀的影響,但在齊婭的回憶里,仍然能從很多母女相處的細節中感受到出自母親本能的愛和保護。與之相應的是齊婭和齊鈞兩兄妹之間,在面對母親病危時,也都在親情孝道和現實境況之間進行著利益衡量,因而在共同照顧母親時產生了很多沖突和分歧。齊婭與齊鈞每日都面臨著救治母親時醫療決策上的選擇題,也要面對經濟利益上的算計與親情關系之間的矛盾,這些都是擺在主人公面前的一道道殘酷的人生難題。兄妹之間的矛盾,揭示出一種人類現代性的困境:當生命維持技術和有限資源之間產生沖突時,傳統意義上的孝道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異化為經濟成本上的效益分析。此外,小說對于人物命運走向的書寫,比如齊婭當年堅持讀高中卻未能考入好大學,也未能獲得理想人生,哥哥雖然學業有成卻仍然在家庭和事業上陷入中年困境,這些個人命運與美好期待之間的錯位,讓本已復雜的親情關系,更添了幾分現實的重量。

“七”在小說主題和形式上的象征性也頗值得玩味。“七”在中西方的不同文化語境中有著不同的內涵和特殊的象征意義。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無論是自然節律還是文化習俗,“七”常常象征完整、和諧,比如“北斗七星”“七夕節”“七言詩”等,但小說中的七日卻是斷裂而世俗的。而從更深層的意義來看,母親從ICU轉至老家土屋這種空間上的移動,也是一個生命個體從現代醫療系統被放逐回傳統倫理秩序的“過渡”。在現代醫療體系中,對生命進行無差別救治是基本原則;而在鄉土倫理秩序中,注重“落葉歸根”、身體的完整與喪儀的隆重。當母親滯留于生死之間,子女在七日中不斷做出抉擇,實則是重新安排母親生命秩序的過程。“頭七”習俗在小說中有一種隱含設定,母親便是在第七日去世,實現了魂歸故里。這樣的設定讓結局籠罩在懸置的悲愴中:母親肉體尚存,社會生命卻被親屬提前終結。在這個過程中,齊婭深刻體會到與現代醫療倫理看上去像沖突的傳統倫理秩序,在某種意義上消解了親人死亡帶來的悲傷,但依然會對自己沒有在醫學倫理上全力救治母親而感到自責和愧疚,這種看似無法調和的矛盾,正是現代人所面臨的各種倫理困境中的一個側面。因此,小說不僅展現了生命的告別儀式,更是對當代倫理關系進行了深刻審視。

《藏龍臥虎》則對當代鄉土社會的養老問題所面臨的復雜的道德困境進行了揭示。在許玲的筆下,小說中的敬老院可視作一個微型的社會。她通過對這些老年人生命故事的書寫,層層深入地叩問了家庭、社會以及個體生命的倫理責任與人性選擇。比如張爹雖有兒女,卻只能在敬老院孤獨離世,家人最后姍姍來遲,并且態度冷漠;而夏爹在人生最后的階段還是被共同生活十八年的伴侶拋棄。這些情節無不指向傳統“養兒防老”倫理觀在現代化沖擊下的瓦解。當家庭責任缺位,照護老人的重擔便被推向社會機構,但是資源匱乏的公立敬老院更像是一個被遺忘的倫理孤島,只能對這些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無法滿足他們更深層次的心理和情感需求。小說中的洪院長與紅姐既要維持機構運轉,又要在人手、經費極度緊張的情況下應對20多位老人的護理需求。其管理簡單粗暴,但細想來,也是不得已而為之。比如安裝限制老人自由的防盜網、簡單的伙食等,背后都存在著深刻的倫理難題:在資源不足時,如何平衡集體安全與個體尊嚴?小說未給出明確的答案,卻將這種結構性困境真實呈現。這些被邊緣化的老人,各自都有著屬于自己的豐富的,甚至是驚心動魄的生命故事,生命的價值從不因進入暮年而衰減,生命尊嚴也需由社會各方進行共同守護。而小說的結尾,莫才子手書“天下太平”的對聯,也是一種深沉的倫理叩問:真正的“太平”,不應僅是表面的秩序井然,更應是每一個生命在謝幕之時,都能得到應有的關懷、尊重與安寧。這部作品超越了簡單的道德批判,成為一曲對生命尊嚴的深沉挽歌,呼喚著社會在制度與人心層面,共同構建更為溫暖的老年人晚年圖景。

《一面墻》中的張康也為贍養母親陷入了親情倫理的困境。她的母親謝雪梅已逐漸失智,行為退行至孩童狀態,成為家庭中一項沉重的負擔,將母親送進養老院是經過了多方考慮的理性選擇,但因違背了自己曾對母親的情感承諾,讓他始終背負著“背信棄義”的道德枷鎖。基于此,張康的中年人生在職場壓力、育兒焦慮、夫妻矛盾和孝母重負的夾縫中被擠壓、耗損。他和母親兩代人的生命軌跡相對而行,卻共同承受著時間的重力。而對張康更深的倫理考驗在于血緣與養育的沖突:他對自身身份的懷疑,動搖了傳統孝道的倫理根基。如果張康并非謝雪梅親生,而是領養,甚至是被拐賣收養,這份贍養的責任是否依然絕對?之后,DNA鑒定結果確證了他的懷疑,他一度陷入了愛與恨、善與惡的沉痛掙扎之中,甚至將母親帶出了家門。但隨著母親的走失,張康成長中的記憶一幕幕浮現,他最終走進警局報案,在一面面墻上貼滿尋人啟事,以此打開自己的心結,準備重新接納母親。小說中的一面墻極具象征意味,這面墻可以遮蔽真相、阻斷親情,也可以昭示人性中微小卻不滅的良善。

在現代化進程中,傳統與現代倫理觀念的沖突和融合也是常見的現象和不可回避的問題。《齊物論》用一種巧妙的方式,對莊子的“齊同”思想進行了現代化的思考和理解。許玲將其置于一個現代家庭的倫理困境中,進行了一場關于“齊與不齊”的深刻討論,給讀者留下廣闊的思考空間。老齊固守著一種古老的信仰,他堅信血脈必須純粹傳承,如同他堅持古老的種子不能斷代。這種執念導致了他對兒媳的苛責和對非血緣孫子的難以接受。他追求一種生物學上的、純正統一的“齊”,這反而造成了家庭關系的“不齊”,從而出現情感裂痕。而兒子齊君選擇了試管嬰兒技術這種現代的、超越宗法血緣傳統的方式擁有了孩子,實際上是用“愛與責任”替代了純粹的血緣,構建了家庭。齊君的選擇何嘗不是一種更具包容性的倫理實踐?真正的生命傳承又何嘗不是純粹的愛的延續與責任的承擔?孫子血型真相的揭露,擊碎了老齊的血緣神話。這不僅是個人信念的崩塌,更是現代科技對傳統倫理發起的直接挑戰。小說最終在長江的永恒流動中找到了一種解答:生命形式會變,倫理觀念會變,但生命本身如同江水,總會找到新的流淌方式。

三、“重建意義”的儀式行為

面對復雜的倫理困境,人物需要某種方式來應對創傷、安頓內心,在許玲的小說中,這種應對方式多體現為人物的儀式行為。關于“儀式行為”,學者薛藝兵指出:“當一組特定的情態因素集中表現于一個具有儀式意味的行為過程,并使這種行為情態固化為一種模式時,這種行為也就成了‘超常情態’的儀式行為。”這一“具有儀式意味的”的行為過程,在許玲的寫作中轉化為一種重要的敘述策略,無論是民俗禮節、家庭傳統,還是滲透在日常生活中的心靈意義上的重復行為——在她的筆下,儀式行為和儀式情境的呈現成為人物重獲意義、對抗遺忘,在困境中自我救贖的重要方式。

在《抱缺》中,許玲對“打鐵”與“鋦瓷”的描寫,并不是簡單復刻傳統手藝的技術流程,而是將其呈現為一套嚴謹、肅穆的儀式,具有所謂“超常情態”的象征意味。這一套流程承載著師徒傳承、家族記憶與文化延續等豐富的內涵。喬山教導燕志的場景,雖然是師徒二人每天重復的日常,但已經在作者的儀式化書寫中成為一種典型的“儀式情境”。凌晨四點準時起床,是時間儀式;一次次煅燒新爐,是創造儀式;指揮錘和大錘的“叮叮當當”,是節奏儀式;還有飛濺的鐵花灼燙在肌膚上,則是一種近乎苦修的獻祭儀式。喬山所說的“當你有一天不再怕它們了,它們就燒不掉你了”,正是在宣告,通過這種重復的、充滿痛感的儀式,個體才能完成精神的淬煉與身份的轉變。同樣,“鋦瓷”也是一種充滿象征意義的儀式化過程:找碴、對縫、打孔、鑲嵌……每一步都需心懷敬畏,如同對待一個生命。燕志對這一傳統技藝的學習、實踐和放棄后的重拾與守護,成為他連接過去與未來的精神紐帶,見證了他的成長與蛻變,從叛逆少年到成熟匠人,經歷了母親早逝、師父離去、破產后漂泊、妻子病故等多次離別與創傷,也見證了他如何在破碎與修復中重尋生命意義。

在經歷了人生的風浪之后,燕志重新拾起“鋦瓷”技藝,但此刻“鋦瓷”已經升華為一種超越時間的生命儀式,鋦釘不再僅僅是修補器物的工具,更成為縫合時間、記憶與情感的象征。燕志的蛻變印證了這一升華,他所言“它們不是修補,不是復活,而是誕生”,意味著他對“鋦瓷”和生命的認識上升到另一個高度,他自己也從技藝精湛的工匠轉變為探尋生命價值的藝術家。到后來,燕志憑借“鋦瓷”參加非遺展覽,并吸引了年輕人前來拜師學藝,這樣的結局也預示著“鋦瓷”技藝與精神的延續。由此,小說構建出一套完整的生命哲學:人生難免經歷殘缺不堪,而“鋦瓷”作為一種生命實踐,喻示我們必將坦然接納自身破碎的歷史,以修補的藝術,將缺憾轉化為自身獨特而深刻的生命印記。從此意義上講,“缺憾”不再是終點,而是生命美學的嶄新起點——“鋦瓷”也由此從一門手藝,徹底轉化為一門關于修復與重生的創造性藝術,它揭示了我們共有的存在本質:承認破碎,并在修補中追尋永恒。

在《誰能聽懂528赫茲》中,音樂像一種儀式化的符號貫穿始終,成為人物展開自我救贖的重要方式。人類學家彭兆榮認為:“儀式經常并不僅僅表現出單一的形式特征,它本身就構成了一個象征性的結構。”528赫茲被認為具有神秘的療愈功能,它超越了語言,能夠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和潛意識。小說中,聽528赫茲音樂作為一種儀式行為象征著人物直面自身的創傷和痛苦。淑芬在聆聽528赫茲時產生幻覺,仿佛看到了曠野、河流、女孩,而這些元素都與她內心深處最大的創傷相關,而聽音樂就此成為一場引導她直面內心最深傷痛的精神儀式,為她對女兒無法用語言表達的悔恨與思念,提供了一個釋放與轉化的途徑。同時,淑芬學習小提琴,也可視作一種極具儀式感的“重走”行為。她踏上女兒小登曾經走過的學琴之路,試圖通過身體的重復,比如按弦、拉弓,來貼近女兒的靈魂,理解她未能言說的痛苦。而最后,當淑芬登上舞臺演奏小提琴,這場演出已無關藝術水準,而是一場公開的宣告儀式——她通過演出的儀式行為完成了從“為女兒而活”到為“自己存在”的身份轉換,臺下觀眾的笑聲意外地成了見證其重生的社會性儀式現場。

在《去遠方唱歌》中,夏至每年都會重返地震遺址的現場,以一種個人祭奠的儀式行為來追思逝者。地震遺址的現場對于夏至而言,也是她重獲新生的標志,因為她也能借此與逝者和自我進行對話。而黃琴也在日復一日準備三餐的重復行為中試圖克服創傷,重建正常的生活。這些儀式書寫構成了小說中最為動人的部分,因為儀式把個人的記憶化為集體的記憶,把私人的哀痛變為公共的紀念。小說尾聲處,夏至向遠方走去,并非僅僅是為了任教,她還要去完成一場橫跨時空的儀式。在那里,宋老師的歌唱、父親夏國剛的追尋、巴桑頓珠的期望匯聚成一首有關生命、愛與責任的動人歌曲。小說的形式也與主題相呼應,碎片化的敘事結構模仿記憶與創傷的斷裂,而重復出現的意象,如門、手、歌聲等,像儀式中反復進行的固定程序,將碎片化敘事凝聚為一體。夏至內心的獨白與外界的對話相互交織,形成了一種多聲部的復調敘事,文本就像是一場莊嚴的儀式現場,每個人都在講述自己的故事,卻又共同參與著意義的創造。

儀式行為既是人物自我救贖的手段和途徑,也是串聯起生命經驗與情感體驗的形式載體。小說《在他們走之前》中,父親給祖父寫“悔過信”、燒紙錢、擇選墳地等行為,看似是民間習俗的延續,實則更像是父親情感宣泄的窗口。這些儀式給予他們精神的慰藉,同時也成為小說的推進力。在這些活動中,人物之間展開交談,進行回憶,不斷發掘出那些被歲月蒙塵的家族秘密。另外小說形式本身也具備儀式感:通過反復出現的鼾聲,黃鼠狼,洪水記憶以及時間上的輪回,讓閱讀過程本身成為一種儀式。小說用雙重結構來敘述,現實的求醫行為和過去記憶交織在一起,就像儀式的兩面,既有現實的行為,也有象征的意義。但洞庭湖的自然景觀,以及由此帶來的自然災害與人的命運起伏交織在一起,則讓整個故事產生了一種脫離個體經驗的宏大時空感。生命總會消亡,但是通過儀式化的紀念和傳遞,人們還是可以在有限的生命里獲取生命的尊嚴。

儀式行為在《黑箱子》里既是家族傳統的要求,也是個體情感的寄托,祖母用嚴苛的儀式,如衣著、舉止等,來維護尊嚴。旗袍、書信、黑箱子的照片,可以理解為她對過去自己的和愛人的一個儀式性的封存,而“我”所做的尋根、遷墳、撒土這些事,可以看作是給家族歷史的一種新的儀式,希望借此賦予沒有根基的個人史、家族史以形式和意義。小說用河中的“黑洞”作為結尾,暗指所有的生命、記憶以及傷痛都會回歸到塵埃中消失不見,但追尋的過程成為對命運最強有力的反抗。黑箱也許永遠無法真正打開,但它存在的時候,就足以讓后來的人凝視歷史的深淵,在反思之中建立起屬于自己的生命儀式。

《救贖》對個人生命價值和公共儀式行為進行了追問和反思。小說里的唐易,為了逃避前一段人生,先后改名唐不易、唐何易。這種行為讓人不禁發問,當同一個人不斷變換姓名、身份,開啟不同的人生,“我”究竟是誰?誰又能拯救“我”?保持不變的核心是什么?而小說的開篇便是一場精心策劃和導演的公益儀式——唐易站在受助學生中間,胸佩絲綢紅花,位置的選擇、笑容的掌控、媒體的記錄,無不暴露其為博取關注的表演性質,這也是唐易作為一個破產商人身份維系體面的最后一層鎧甲,從此以后,他將剝下這重身份開始新的偽裝人生。這一場景中公共儀式的“表演化”傾向暴露出其中存在的潛在人性挑戰。與之呼應的是救援隊的一次次出征——打撈溺水者、跨國救援、防溺水講座,這些行動本應視為拯救生命的神圣儀式,卻在老伍的運作下,沾染了宣傳作秀的功利色彩,成為另一種形式的身份鍍金。

然而,作者巧妙地讓儀式行為在故事的發展中產生變化與升華:當魯奇在泳池邊強忍喪子之痛,依然嚴厲教導“在水里,沒有玩笑”時,教學儀式已超越技能傳授,成為對生命的敬畏與對悲劇的抵抗;當唐易在生日夜縱身躍入寒江救起魯奇,這一突發行為徹底剝離了過往所有儀式的表演性,轉化為不計代價的生命干預,完成了從主人公“唐不易”到“唐何易”最終回歸至“唐易”的身份確認。同樣,高珂堅持寄書、通話卻不露面的幫扶儀式,既是對童年創傷的自我療愈,也是對唐易當年慈善行為的超越——他摒棄了鏡頭的記錄,讓善意在匿名中回歸純粹。此外,小說中唐易的幾度改名本身即是一種社會性儀式,是主人公試圖通過符號更迭切割過去,而最終唐易用本名撥出的電話,則宣告了他逃避人生的終結與責任承擔的開啟。這些儀式行為從虛假到真實、從外在到內在、從利己到利他的蛻變軌跡,最終指向小說的主題。救贖的展開和完成,需要直面和接受人生的失意與傷痛,依靠來源于生命本能的愛和責任,方能讓人與人之間微小的善行凝結為抵抗生命虛無、照亮彼此人生的火焰。

四、結語

通過呈現具體的生命經驗,勾勒個人在時代變遷中的命運軌跡,將關于存在、倫理、救贖的思考,自然而然地織進人物的日常生活與命運軌跡,是許玲小說顯著的敘事特征。她不僅摹寫生命的荒蕪與豐饒,更將人物置于復雜的倫理困境中以探問人性,同時通過書寫儀式行為,為個體在破碎的生命中尋找意義并獲得救贖提供了一種可能。這種敘事肌理具有豐富的層次和細膩的紋路,從而使得她的作品形成了生命觀照、倫理思辨與意義重構三者交融的深刻內蘊,也體現了許玲將深刻哲思融入生活本真的文學追求。

作者單位:宜昌文學藝術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