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能退出生活,那可以暫停 ——評蘇更生長篇小說《離婚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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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更生的寫作中,女性之間臨時形成的關系一直是重點。長篇新作《離婚的嫌疑》中,由律師、委托人和保潔阿姨構成的三人關系,與此前《女人的秘密生活》中三個同父異母姐妹組成的臨時家庭形成呼應。她似乎一直在反復處理某種相似的人物關系:幾個女性被現實處境推到一起,并在共同生活中重新形成連接。當然,這種相似并不只停留在人物數量上。周子密與嚴慎明都在各自小說中承擔著串聯主要故事線索的作用,也都帶著高度理性和職業化的氣質。她們習慣于用工作中的方法處理生活里的突發事件,甚至職場目標也都是成為合伙人,只是一個在廣告公司,另一個在律所。
這種相似很容易讓讀者覺得,《離婚的嫌疑》只是《女人的秘密生活》的一次重復。但我更愿意將其視為蘇更生自身寫作偏好的延續。她反復書寫女性之間的關系與連接,并不是為了將寫作停留在性別議題之上,而是希望以此作為描述都市生活的入口。仔細閱讀后不難發現,《離婚的嫌疑》與《女人的秘密生活》表面上的相似,反而提醒我們:蘇更生正是借由這種女性組成的臨時家庭,處理更為復雜的都市生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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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人的秘密生活》中,主角們的關系仍然帶有較強的修復意味。父親的遺囑和上海房產,把三個原本陌生的同父異母姐妹重新召回到同個空間。小說最終讓這段臨時性關系在共同生活中慢慢變軟:子密的困境得到子珍的幫助,子熙的失序生活也迫使子珍和子密重新承擔姐妹的責任。正因如此,小說雖然寫出了親情重新生成的動人之處,但創傷和利益沖突最終都被共同生活慢慢消化,這也使小說的處理多少顯得有一點理想化。
但在《離婚的嫌疑》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從想象中走出,走向了更為扎實的現實生活。與子密三姐妹相比,慎明、紅瑞和宋阿姨并沒有血緣關系。紅瑞也并不是住進慎明的家,而是在宋阿姨的介紹下租了慎明樓下的空房。值得注意的是,維系二人關系,并幫助二人建立起連接的,恰恰是與“離婚”案件無關的宋阿姨。
宋阿姨是個容易被忽視卻極其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說,她才是這段女性關系的“承托者”。一方面,慎明與紅瑞的相識由宋阿姨而起;另一方面,真正使慎明的房間獲得家的秩序的,是宋阿姨一次次的打掃和照看。也正是通過宋阿姨這一角色的展開,這段臨時關系并沒有停留在簡單的彼此陪伴上,而是更扎實地落到了現實生活之中。蘇更生有意識地書寫了多個和宋阿姨相關的空間:她工作的保潔間、北京的合租單間,以及河北縣城里那套為大女兒準備的舊房子。這些空間彼此映照,使宋阿姨不只是勞動者和照護者,也是一位母親,一個在勞動關系中處于弱勢,卻仍努力經營自身生活的人。這讓“家”的溫情不再只是情感上的互相陪伴,而顯出其背后所依賴的勞動、空間和現實代價。
這正是蘇更生在《離婚的嫌疑》中的寫作重點:她嘗試梳理出那些生活中紛繁復雜的關系,并呈現出這種關系之下更為復雜的歧義。我之所以采用“歧義”這個詞,是想表明很多時刻,問題沒有可以被徹底說明的答案。宋阿姨與慎明之間既有雇傭關系,也有真實的照護和依賴;紅瑞與周浩然之間既有傷害和失望,也并非從未存在過感情;齊律與徐東、曾月娥與鐘濤這兩條離婚線也同樣說明,看似可以歸入法律上的財產或監護等問題,回到生活內部,卻都牽連著多年相處后的感情余波。離婚當然關乎財產分割,但當人們真的生活在一起,彼此牽連之后,情感本身也會變得難以清算。
帶著這樣的理解重新審視《離婚的嫌疑》,我們能夠理解,“離婚”不只是一個法律事件,也是利益、責任與情感彼此糾纏過程中短暫出現的一道縫隙。它不能夠解決所有問題,卻能讓人物暫時從原有關系中退開一步,獲得一點喘息。
是的,在如此連續而緊張的生活節奏中,這樣的縫隙本來就是難得的。更難得的是,人能否借某次喘息重新辨認自己的意愿。紅瑞的變化正發生在這樣的縫隙之中。她過去以為自己是一個合格的妻子:照顧家庭,配合丈夫的決定,等待丈夫的歸來,并把這種等待理解為婚姻的一部分。但當她通過離婚暫時從原來的位置退開,再次面對周浩然時,她終于意識到,自己與周浩然雖有感情,但并不真正愿意成為那個被婚姻角色定義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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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這一立場上,蘇更生的寫法更接近現實主義小說的傳統。她相信人物關系和情節推進能夠揭開社會生活的結構,也相信家庭、婚姻、金錢、照護與職業關系本身是理解現實的入口。只是,不同于狄更斯式現實主義中較為強烈的戲劇化和道德對立,《離婚的嫌疑》并不急于把人物分成善惡兩端,而是讓感情、虧欠、依賴與傷害同時存在。
同時,蘇更生也并不試圖將文本導向某個確定的答案。現當代文學史中,不少重要的日常生活寫作最終仍然關乎某種更大的母題:歷史、階級、現代性等等。蘇更生則更關注那些在縫隙中的具體而微小的行動。誠如勞倫·貝蘭特所言,日常生活中的“僵局”并不只是無法繼續向前的停滯狀態,它也包含一種冷漠和麻木;但人在其中仍然需要“穩住陣腳”,因為在日常生活本身成為危機的時候,“任何調整似乎都是一種成就”([美]勞倫·貝蘭特:《殘酷的樂觀主義》,吳昊譯,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23年,第5頁)。而這正是《離婚的嫌疑》中角色們的處境:她們并沒有獲得一種反抗式的、徹底改變處境的答案,卻在仍然冗雜的生活中,獲得了一點重新安排自己的可能。
在文本的最后,紅瑞不再只是等待丈夫、維持婚姻的妻子,而開始嘗試組織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慎明也不再只把自己理解為“嚴律”,她重新感受生活本身,并嘗試適應這段經歷給自己帶來的內在改變。她們并未走出自己的過去,甚至仍然要在其中繼續生活;但她們已經能夠在原有生活出現的縫隙中,重新安放自己,并判斷自己愿意承擔什么。這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看到,《離婚的嫌疑》標志著蘇更生的創作正走向更堅硬、更復雜,也更難被輕易安慰的現實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