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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百花洲》2026年第4期|巽之先生:老兵朱向前側記三題
來源:《百花洲》2026年第4期 | 巽之先生  2026年08月04日08:49

明月聽松,文心相遇

——莫言突訪朱向前

2024年12月2日,一個尋常的冬日,江西宜春迎來了一位不尋常的客人。中國首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莫言,悄然抵達這座贛西小城。他沒有驚動媒體,沒有通知地方,只攜兩位年輕朋友,輕車簡從,直奔一個目的地——著名軍旅文學評論家朱向前的府邸“聽松樓”。

這是一次私人性質的造訪,卻在中國當代文壇激起了一圈圈耐人尋味的漣漪。兩位年屆七旬的老同學、老戰友,在軍藝文學系創辦四十周年之際重逢于袁水之畔,半日歡聚,把酒憶舊,賦詩贈聯,留下了一段文人相交的佳話。

學院文學系1984級同班同學,一位是創作領域的高峰,一位是評論領域的重鎮;一位是作品被反復解讀的對象,一位是最早也是最持久解讀莫言的評論家。

故人忽至,不驚風塵

消息最初是從朱向前的微信朋友圈傳出的。

2024年12月3日清晨7時,朱向前發布了一則簡短的消息:“文學系創辦四十周年之際,莫言兄突訪小院,行狀低調,匆匆來去,半日歡喜,幾多感慨。”附詩一首:“四十年同窗忽相見,小院乍現艷陽。賦詩贈聯無限意,把酒憶舊話當年。”九宮格照片里,莫言戴著那頂標志性的深色帽子,在朱宅小院中與老友并肩而行,笑容溫和。

這條朋友圈在文學圈內迅速傳開。對于熟悉中國當代文學的人來說,莫言與朱向前的名字常常被聯系在一起——他們是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1984級的同班同學,一位是創作領域的高峰,一位是評論領域的重鎮;一位的作品是被反復解讀的對象,一位是最早也是最持久解讀莫言的評論家。

此前一天,莫言還在南寧出席“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頒獎活動。人們注意到他出現在江西,起初以為只是路過。但了解二人關系的人都知道,到了江西,莫言沒有不去看望朱向前的道理。

果然,次日清晨7時,朱向前再次發布消息,這次的內容更加豐富:莫言在小院巡視一番,入茶室啜茶一盅,隨即來到書案前,提筆蘸墨,不假思索,賦詩贈聯。詩曰:

朱宅依山筑,奇花四季開。

無聊文不作,有趣客常來。

身寄袁州府,心追天下才。

縱情詩與酒,寂寞盼春雷。

聯曰:

借臨川夢筆,書袁水華章。

另有一行題跋:“好山好水好地方,真情真意真文章。謝向前兄嫂盛情款待。”落款處是“甲辰冬月二日于向前兄府邸莫言。”

九宮格照片中,莫言執筆揮毫的畫面被定格下來——他站在書案前,神情專注,筆走龍蛇,朱向前在一旁靜靜觀看。兩位年屆古稀的文壇大家,此刻如同當年在軍藝宿舍里切磋文章的青年學子。

四十年筆墨,一雙摯友

莫言與朱向前的友誼,始于1984年的秋天。

那一年,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創辦,面向全軍招收首屆學員。莫言從保定入伍,朱向前從福建前線趕來,二十多歲的他們匯聚在北京魏公村。系主任徐懷中以包容開放的教育理念,為這批來自基層的文學青年提供了自由生長的土壤。

莫言是最后一個報到的學員,因遲到險些被拒,幸得徐懷中破格錄取。入學后不久,他報考的短篇小說《民間音樂》,獲徐懷中當眾稱贊。1985年,莫言發表成名作《透明的紅蘿卜》,聲名鵲起。1986年畢業之際,他又推出了震動文壇的《紅高粱》。此后數十年,莫言筆耕不輟,直至2012年成為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

朱向前則是同班中最后留校任教的一位。他在第一次班會上的即興演講給徐懷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畢業后,他以評論莫言小說為起點,逐漸成長為國內一代文學評論大家,先后擔任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評委。他不僅是莫言最早的鼓吹者,也是莫言作品最激烈的批評者之一。他曾預言莫言將獲諾貝爾文學獎,后來這一預言成為現實。

在文學界,作家與評論家的關系常常有些微妙,莫言與朱向前卻保持了一種難得的平衡:公開的批評無論多么尖銳,始終限定在文學討論的范疇之內;私下的情誼則歷久彌堅,不受外界風雨干擾。朱向前曾在一篇文章中稱二人為“歡喜冤家”——這個說法既形象又貼切。

2017年3月,應時任解放軍藝術學院院長彭麗媛之邀,徐懷中率莫言、朱向前重回文學系榮譽教室,開講“新春第一課”。這是師徒三人難得的一次同臺。朱向前將這次重逢寫成一首《言莫言,自度曲》,莫言則以打油詞相和。兩件書法作品后來被徐懷中索要去,掛在了自家客廳里。

小院藏幽,花開見客

朱向前的府邸坐落在宜春城邊,依山而筑,當地人習慣稱它為“將軍府”。院內花木扶疏,四季有景。朱向前退休后常住于此,讀書寫字,會友論道,自號“袁州員外郎”。

12月2日上午,莫言一行抵達時,朱向前和夫人張聚寧已在門口等候。他們為客人獻上花束,莫言接過花束,沒有只顧自己,而是與隨行朋友一起將花束擺放在門樓“共和國將軍之家”牌匾下的方桌上。三束花隨意擺放,中間那束并未刻意居中擺放。這個細微的動作,被在場的客人看在眼里:兩位大家都沒有那些尊卑觀念,舉手投足間踐行著平等。

進入小院后,莫言四處看了看。朱向前陪著他走過院中石徑,看那幾株他親手栽種的樹木,看那方他常用來練乒乓球的球臺。朱向前的乒乓球技術在朋友圈里是出了名的,常有文友來訪時與他切磋。莫言不打球,但他喜歡看朋友們打球時的樣子。

茶室里,兩人坐下啜茶。話題自然從軍藝文學系說起。四十年了,當年那些在宿舍里徹夜談文論藝的青年,如今都已兩鬢斑白。莫言提起今年是文學系創辦四十周年,朱向前點頭稱是。他們回憶起徐懷中先生的教誨,回憶起班上那些同學的名字和作品,回憶起八十年代那個文學熱潮涌動的歲月。

茶過一盅,莫言忽然起身,走到書案前。朱向前的書房里筆墨紙硯常年備著,來訪的朋友興之所至,常留下墨跡。莫言捋起袖子,提筆蘸墨,稍作沉吟,便一氣呵成寫下了那首五言律詩。

在場的人后來回憶,莫言寫字時神情專注但并不緊張,仿佛只是在做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詩成之后,他又寫下一副對聯,這真是“好山好水好地方,真情真意真文章”,字里行間透著對老友的欣賞與對主人款待的謝意。

朱向前站在一旁,看著莫言書寫。他知道,莫言近年醉心書法,常以“兩塊磚墨”的名號在朋友圈分享作品,但能在自己家中得到這樣一份量身定做的詩聯墨寶,終究是難得的。

三“閑”并舉,一席笑語

當天的午宴上,莫言說了一句后來被廣為傳引的玩笑話。

他端起酒杯,用他那特有的、帶著山東口音的慢條斯理的語調說:此次贛地之行,他只準備看望江西三大“文化閑人”——一是南昌青云譜的八大山人,二是撫州牡丹亭的湯顯祖,三是宜春聽松樓的朱向前。

滿座大笑。八大山人是明末清初畫家,湯顯祖是明代戲曲家,兩位都是早已作古的歷史人物。莫言將他們與在座的朱向前并列,既是對老友的抬舉,也是一種幽默的自我解嘲——在世人眼中,終日讀書寫字、會友論道的人,可不就是“閑人”嗎?

但細想之下,這“閑”字背后另有深意。朱向前退休后并未真正閑下來,他研究毛澤東詩詞、練習書法、關注文壇動態,時有文章問世。他的朋友圈幾乎天天更新,每有心得便與讀者分享。莫言獲諾獎后活動頻繁,但始終保持著自己的節奏,不追逐熱點,不迎合潮流。他近年發起“與莫言同行”公益行動計劃,為先天性心臟病兒童捐款,卻特意要求不宣傳、不報道、本人不出席任何活動。這種“閑”,其實是一種定力。

莫言將朱向前與八大山人、湯顯祖并稱,固然是玩笑,卻也道出了一個事實:在中國文脈的傳承中,真正留下痕跡的,往往不是那些奔走權門、熱鬧一時的人物,而是能夠沉潛下來、與山川風月為伴的“閑人”。宜春有幸,得此“閑人”;朱向前有幸,得莫言如此品題。

群賢遙和,文壇回響

“莫朱宜春會”的消息傳出后,在文學圈內外引發了一系列回應。

最先反應的是朱向前的朋友們。老戰友、詩人胡水琦步莫言原韻,作詩一首:“明月松風閣,桃源菊正開。秀江良友約,齊魯碩儒來。書劍彰仙骨,文章絕世才。笑談滄海事,筆底有驚雷。”著名文藝理論家孫紹振在朋友圈留言:“莫言古典詩修養之高出乎意外,信筆寫來格律嚴謹。同窗情行云流水。難得!難得!”

隨后的日子里,朱向前的微信朋友圈成了一個臨時的唱和平臺。從專業詩人到業余愛好者,從文學界前輩到青年作者,陸續有二十余人以詩詞形式回應這次會面。廣東省國資委原副主任張繩道寫下打油詩,八一電影制片廠副廠長桂玉華填詞賀之,宜春本地的文史專家、詩人也紛紛加入。萍鄉市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敖桂明撰聯一副:“仰止文豪,仰止碩儒,向前迎老友,一世功名欽泰斗;莫言時政,莫言民瘼,把酒話當年,雙星閃耀燦宜春。”

有意思的是,中國作家協會原副主席高洪波也在此時發聲。他在朋友圈寫道:“踏我屐痕訪員外,小院宜春又莫言。乒乓球拍剛落袋,老友縱筆書向前。”原來,高洪波12月1日剛離開宜春,莫言次日便到,前后腳之差,被朋友們傳為趣談。

據朱向前透露,到訪過他府邸的中作協副主席共有五位:王蒙、高洪波、莫言、徐貴祥、吳義勤。王蒙回京后甚至向時任中作協主席的鐵凝建議,將朱向前府邸作為向外國作家開放參觀的場所之一。一個地方文人的居所,能得到如此關注,在當代文壇并不多見。

詩中藏雅,墨里傳情

莫言贈詩的消息傳開后,關注點逐漸集中到那首五言律詩上。

這是一首格律工整的佳作。首聯“朱宅依山筑,奇花四季開”,點明居所環境,依山而建,花木常開,既有地理之實,也有象征之意。頷聯“無聊文不作,有趣客常來”,寫主人性情:不寫無病呻吟的文字,只與有趣的朋友往來。頸聯“身寄袁州府,心追天下才”,一轉而入深意:身在地方,心系天下英才——這是對朱向前作為文學評論家品格的準確寫照。尾聯“縱情詩與酒,寂寞盼春雷”,則留下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結尾。

“寂寞盼春雷”一句,后來引發多種解讀。有人認為“春雷”喻指重大的文學事件或創作突破,表達對老友再創輝煌的期待;有人注意到“春雷”與東漢陳重、雷義“膠漆之交”的典故諧音,暗指二人友誼之深厚;也有人認為這不過是詩人一時興之所至,不必過度詮釋。無論哪種解讀,都不影響這首詩的整體價值——它是一份真摯的同窗情誼的見證,也是一件獨立存在的文學作品。

莫言寫詩,對一些人來說可能意外。在公眾印象中,他是小說家,是講故事的高手。但熟悉他的人知道,莫言對古典詩詞有相當高的修養。他的詩不追求華麗的辭藻,而是以樸素的語言表達真切的感受,這與他小說的風格一脈相承。

與詩相伴的是書法。莫言近年以“兩塊磚墨”的名號在書法圈漸有聲名,他的字不囿于傳統帖學的規矩,而是有一種天真爛漫的趣味。有人喜歡,有人不以為然,但無人能否認他的字有個性、有辨識度。那天在朱向前書案上留下的墨跡,后來被精心裝裱,成為“將軍府”藏品中的一件珍品。

朱向前的書法也值得一提。他的字用筆細膩,書卷氣濃,與莫言的質樸形成有趣的對照。兩位老同學,一創作一評論,一詩一書,在宜春小院里完成了一次無聲的對話。

文人雅聚,意義雋永

“莫朱宜春會”是一個私人事件,但它具有超越私人領域的意義。

首先,它是一次難得的文人雅聚。在中國古代,文人相聚、詩酒唱和是常見之事,留下了無數佳話。進入現代社會后,這種傳統逐漸式微。莫言與朱向前的這次會面,從形式上看——老友重逢、即興賦詩、揮毫潑墨、眾人唱和——正是典型的文人雅聚。它讓人們看到,在喧囂的當下,仍然有人保持著這種古典的交往方式。

其次,它展現了健康的文人關系。中國文壇歷來有“文人相輕”的傳統,同行之間的互相批評有時會演變成人身攻擊。莫言與朱向前的交往提供了一種示范:他們可以公開地激烈爭論文學問題,私下里卻保持著深厚的友誼;他們彼此成就對方,卻不過分依賴對方。朱向前曾是莫言最嚴厲的批評者之一,但莫言從不因此疏遠他。這種關系,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共同志趣的基礎上。

最后,它是對軍藝文學系創辦四十周年的一次鄭重的紀念。1984年創辦的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從這里走出了莫言、李存葆、徐貴祥、麥家、閻連科等一大批優秀作家,以及朱向前、邢軍紀、王久辛等評論家和報告文學作家。這個僅有兩百余名畢業生的系,培養出四位中國作協副主席、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多位茅盾文學獎和魯迅文學獎得主,其“單位產量”之高,在中國文學教育史上罕見。四十周年之際,官方沒有舉辦盛大的紀念活動,但莫言奔著這個重要節點而來,與朱向前在宜春重逢,本身就是一次有意義的紀念。朱向前則在此前后寫下《我與孫紹振先生半個世紀的“量子糾纏”——兼憶原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創辦 40 周年》一文里,以5000字篇幅紀念軍藝文學系。

清流不寂,余韻猶存

“莫朱宜春會”過去近兩個月后,相關的話題仍在延續。

朱向前的朋友圈里,不時有人發來新的唱和之作。宜春當地的文學愛好者將這次會面視為本地文壇的一件盛事,津津樂道。有人把莫言的那首詩抄錄下來,在書法愛好者中流傳。更多的人通過這件事,重新認識了莫言和朱向前這兩位文學人物的另一面。

莫言回京后,繼續他慣常的節奏。年底的一次公開活動中,他與董宇輝在《在文學的曠野里》欄目中對談,再次提到軍藝文學系,提到當年各大文學刊物編輯紛紛到系里組稿的情景。他沒有專門提起宜春之行,但了解內情的人知道,那次探訪在他心中留下了印記。

朱向前仍然住在聽松樓里,讀書寫字,會友論道。小院里奇花照常開放,有趣客不時來訪。那首莫言贈詩被制成小幅拓片,分送給來訪的朋友。有客人站在小院里,對著墻上的墨跡輕聲念誦:“朱宅依山筑,奇花四季開……”

在中國當代文壇的版圖上,宜春是一個不太顯眼的地名。但2024年12月的那次會面,讓這座贛西小城短暫地成了文學關注的中心。兩位年逾七旬的老同學,用一次低調的相聚,為浮躁的時代留下了一個安靜的注腳。

文人之交,可以是什么樣子?莫言與朱向前給出了一個答案:可以是一首詩、一副聯、一盅茶、一場無拘無束的敘舊,可以是各自獨立卻又彼此欣賞,可以是公開爭論卻又私下相重,可以像他們那樣,四十年后仍然記得最初相遇時的樣子,仍然愿意為彼此寫下真誠的文字。

這大概是“莫朱宜春會”留給人們最值得回味的東西。

棋局終了,余韻長存

——記朱向前與聶衛平的一次偶遇

驚聞圍棋大師聶衛平先生離世,黑白世界從此少了一位泰山北斗。在緬懷與追思之中,我不禁想起中國著名軍旅文學評論家朱向前先生講述過的一段往事——那是2024年5月14日,他與聶衛平最后一次不期而遇。如今重溫這段逸事,更覺其中滋味悠長。

那日臨近正午,朱向前突接緊急邀約,匆匆趕往宜春著名景點溫湯。走進接待中心時已過十二點二十分,眼前景象讓他頗感意外:省市領導與中日韓圍棋大師們齊聚一堂,而聶衛平獨自抱臂端坐次賓席,神情疏離,仿佛周遭喧囂與他無關。

當主人舉杯致辭時,滿桌賓客皆起身相應,唯聶大師穩坐如山;再次敬酒時,依然如此。空氣里彌漫著一種微妙的尷尬——不是沖突,而是兩個不同世界的短暫碰撞:一邊是講究禮數層級的社會交往,一邊是追求純粹精神的圍棋圣殿。

這時,朱向前起身了。

他繞過主座,躬身舉杯:“聶老師,我是你的資深粉絲,特別記得某年某賽你的那一手‘碰’,真是石破天驚……”沒有泛泛的贊美,只有具體的棋步、精確的記憶,就像文學評論家不談“偉大風格”而分析具體的敘事策略,真正的對話始于細節。

聶衛平的眼睛亮了。

他端著酒杯站起來,臉上泛起笑意,開始比畫著講解起那手棋的妙處。尷尬瞬間消融,兩個看似無關的領域找到了共通的語言。那一刻,在場的其他人才恍然意識到:原來最有效的社交辭令,莫過于對他人專業最深切的尊重與理解。

圍棋講究“道”,文學追求“境”,二者在精神高處相通。聶衛平一生執著于棋盤上的宇宙,每一步都是哲學;朱向前深耕于文字間的世界,每一筆都是人生。他們的對話之所以能突破僵局,正是因為朱向前不是以一個局外人的身份客套,而是以一個內行欣賞者的角度,看見了那一手棋背后的大局觀、創造力和決斷力——這些品質,何嘗不是所有創造性工作的共通血脈?

那天飯后,聶衛平沒有參與集體合影,而是與朱向前握別后獨自走入電梯,回房休息。如今想來,這一別竟是永訣。大師的離去,帶走了一個時代的棋風,但他留下的精神——那種專注、純粹、不拘俗套的品格,卻通過這樣的偶然相遇,留在了人們的記憶里。

2024年春天的這次偶遇,因為聶大師的離去而被賦予更深的意義。它不再只是一則文人逸事,而成了一面鏡子,照見我們時代稀缺的品質:在浮華應酬中保持內心專注,在泛泛之交中追求深度理解,在專業壁壘間搭建精神橋梁。

聶衛平一生落子無悔,每一局都全力以赴;朱向前提筆有神,每一字都深思熟慮。他們的相遇雖短暫,卻如圍棋中的“妙手”,看似偶然,實則源于對各自領域數十年如一日的深耕。這種專注本身,就是一種超越時代的精神力量。

電梯門緩緩關閉,聶大師的身影消失在視線中。那時的朱向前或許不曾想到,這是他們最后一次面對面交流。但有些對話,一旦開始,便不會真正結束——它會在記憶中繼續生長,在理解中不斷深化,成為對一位大師最好的紀念。

棋盤上的勝負終會淡去,宴席間的熱鬧總會散場,但精神間的共鳴卻能在時間中沉淀。聶衛平與朱向前的那次春日偶遇,就像圍棋中的“殘局定式”,看似簡單幾手,卻蘊含著無窮變化與深邃智慧,值得后來者一再品味、久久思索。而大師雖逝,他留下的棋局與故事,仍在我們中間流傳,提醒著何為專注,何為熱愛,何為超越形式的精神相遇。

朱向前“挺”文懷沙

2009年的春天,中國文壇發生了一場不大不小的地震。

2月18日,《人民日報》資深編輯、傳記作家李輝在《北京晚報》發表長文《揭秘:文懷沙的真實年齡“國學大師”的荒誕人生》,向素有“楚辭泰斗”“國學大師”之譽的文懷沙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彈。文章提出“三宗罪”:其一,文懷沙自稱1910年出生,年近百歲,而據查證,他可能是1921年生人,虛報了近一輪的年齡;其二,文懷沙自稱“文革”期間因“反江青”的政治問題入獄,而據查證,他是因“詐騙、流氓罪”被判勞教;其三,文懷沙的“國學大師”名頭徒有虛名,其在楚辭領域的學術貢獻至多只能算“中學教員”的水平。

一石激起千層浪。

網絡上,某門戶網站的投票顯示,超過九成網友相信文懷沙造假。學界內外,“倒文”之聲此起彼伏,學者徐晉如撰文稱《文懷沙:賤人還是大師?》,作家“十年砍柴”以“老道成仙”的典故譏諷文懷沙的“包裝”之術。各路媒體以“炮轟”“打假”為關鍵詞,迅速將這場論爭推向了輿論的中心。

面對鋪天蓋地的質疑,文懷沙起初保持沉默,隨后于2月20日通過鳳凰網發表手書啟事,稱“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重申自己生于1910年1月15日。2月21日,他又以視頻形式回應質疑者,稱愿意與李輝見面,“我有這個雅量”。而李輝則迅速再度發文,逐條反駁文懷沙的回應,稱其“仍未說明真實年齡”,并澄清自己從未采訪過文懷沙,所謂“放狗屁”之說屬于編造。

到2月下旬,“倒文風潮”已呈排山倒海之勢。在輿論場上,支持文懷沙的聲音微乎其微,幾乎形成了一種“一邊倒”的話語霸權。那些曾經與文懷沙交往的文化人紛紛噤聲,唯恐被卷入旋渦。

就在這樣的氛圍中,一個意想不到的聲音出現了。

2009年3月16日,《海南日報》的《海南周刊》刊登了一篇訪談——《文老有錯,錯不當誅——關于文懷沙“三宗罪”答〈海南日報〉記者魏如松問》。受訪者,是剛剛從解放軍藝術學院副院長崗位上退休兩個月的朱向前。

朱向前,1954年生,第三屆魯迅文學獎得主,多屆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評委,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一位在文學批評領域深耕多年的軍旅評論家。他與文懷沙素昧平生,在此之前沒有任何交往,沒有任何私交,沒有任何利益關聯。

但他偏偏在這個時候站了出來。

在訪談中,朱向前沒有回避文懷沙的問題。他承認文懷沙“有錯”,比如在年齡問題上確有水分,在學術成就上確有被“過度包裝”的成分。但他肯定文懷沙有才、有名、有齡是個基本事實,也指出文懷沙之“過”,他的核心觀點是——“錯不當誅”。

什么意思?

朱向前認為,李輝的質疑雖然是基于事實的“求真”,但這種“求全責備”式的道德審判,忽略了一個更大的背景:文懷沙是一位在特殊歷史時期成長起來的文化人,他的“包裝”和“傳奇化”,有相當一部分是時代造就的,是媒體、出版界和文藝圈共同“捧”出來的結果。如今,當風向一轉,所有人都在“倒文”的時候,為什么只有文懷沙一個人成了眾矢之的?這公平嗎?

朱向前的第二層意思是:在評價一個文化人時,我們不能只盯著他的“錯”,而忽視了他的“功”。文懷沙晚年主持編纂的《四部文明》近一億四千萬字,是一項浩大的文化工程,是對《四庫全書》編纂中刪改古籍行為的一種反撥,其文化價值是客觀存在的。將一個人一棍子打死,否認他所有的文化貢獻,這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第三層意思,也是最重要的一層:這場“倒文風潮”體現了一種危險的“道德潔癖”——用放大鏡去審視一個老人的私人歷史,用今天的標準去審判幾十年前的舊賬,尤其是那些涉及私人生活、“文革”經歷的舊賬。這種“誅心”之論,一旦形成風氣,就會讓整個文化界陷入人人自危的境地。今日可以“誅”文懷沙,明日誰來“誅”下一個?

朱向前的結論是:對文懷沙可以批評、可以質疑、可以還其本來面目,但他畢竟是一個年逾九旬的老人(即便是按1921年出生計算,當時也已88歲)。我們應該有“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悲憫之心,而不是“痛打落水狗”式的狂歡。尤其是在倡導和諧社會的今天,此風不宜長。

最后,朱向前倡導學術研究需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需要建立一種“國家化的評估機制”來評估“大師”。真正的大師應當經得住時間淘洗,應當留予后人和歷史評說。

這篇文章發表在“倒文風潮”最猛烈的時候,幾乎是當時中國主流媒體上唯一一篇公開的“挺文”的文章。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朱向前當時的處境:他剛剛退休,從軍藝副院長的職位上退下來,本可以安安靜靜地過自己的退休生活,養養狗、寫寫文章、種種花。他沒有任何義務在這個風口浪尖上替一個素不相識的“爭議人物”說話。他主動發聲,反而可能招致非議——有人說:“你跟文懷沙是一伙的吧?”有人說:“你這是替騙子辯護!”有人說:“退休了還不安分!”

但他還是說了。

為什么?

第一,這是他一貫的性格。從2008年11月5日在李繼耐主任面前脫口說出“首長,我再過兩個月就到齡”的那一刻,我們就已經看清楚:朱向前這個人,是一個不愿意說假話的人。他在體制內是這種性格,離開體制還是這種性格。他當副院長的時候,沒有什么“官架子”;他退休之后,更沒有什么“包袱”。他說話,不是看誰的聲音大就跟誰,而是看這件事的道理在哪里。

第二,這是他的專業判斷。作為一名資深的文學評論家,朱向前對“道德審判”有一種本能的警惕。他深知,中國文人歷來有一種“非黑即白”的傾向——要么把你捧上神壇,封為“大師”;要么把你踩入泥沼,打成“騙子”。這種二元對立的評價模式,往往忽略了一個人的復雜性、歷史性和多面性。文懷沙未必是“國學大師”,但他也未必是“徹頭徹尾的騙子”。真實的人生,往往在這兩者之間。

第三,這關乎公共理性。在“倒文風潮”中,理性的聲音被情緒的浪潮淹沒了。九成網友的支持率,不一定代表真理,反而可能代表一種“多數人的暴力”。朱向前的發聲,不是為了給文懷沙“翻案”,而是為了在一邊倒的輿論中打一個“補丁”——告訴大家:這個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對一個歷經滄桑的老人,應該有人文關切,有人性溫度。

這篇文章發表后,朱向前并沒有刻意張揚。他本意只是“為文懷老發聲”,說完就算了。讓他沒有想到的是,這篇文章,幾個月后竟然有了回響。

數月之后,文懷沙通過他的弟子——著名硬筆書法家龐中華,輾轉找到了朱向前。

據說,文懷沙老人當時非常激動。在他被整個輿論界圍攻、幾乎所有文化界人士都對他“避之不及”的時候,居然有一個素不相識的朱向前,在千里之外的《海南日報》上為他說話。這種“雪中送炭”的情誼,讓這位歷盡滄桑的老人感慨良多。

文懷沙托龐中華傳話:無論如何要見朱向前一面,要當面感謝。

于是,就在2009年的某一天,在海淀區的一座王府酒莊里,文懷沙設宴款待朱向前。這位因為年齡問題被輿論鬧得滿城風雨的老人,精神矍鑠,談吐風雅,完全沒有“過街老鼠”的頹態。他拉著朱向前的手,再三致謝,稱其是“仗義執言”的“真文人”。

酒過三巡,兩人相談甚歡。具體談了什么,外人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見,兩位年齡相差近半個世紀的文人——文懷沙生于1910年(或1921年),朱向前生于1954年——在那個午后,一定聊了很多關于文學、關于人生、關于世態炎涼的話題。

這一頓飯,吃得值。

不是為了利益,不是為了關系,只是為了那份“知音”般的理解——在所有人都在說你“錯”的時候,有一個人站出來說“錯不當誅”。這句話,對于當時四面楚歌的文懷沙來說,分量有多重,不難想象。

回過頭來看,朱向前的“挺文”,在整個“倒文風潮”中就像一葉孤舟。他一個人,逆流而上,在鋪天蓋地的批判聲中,守住了一條底線:對一個人的評判,要有分寸、有尺度、有溫度。

他不是為文懷沙的“錯”辯護——他承認文懷沙有錯。他只是認為,不能用“誅”的方式去對待一個有錯的人,尤其是一個老人。

這讓我想起了那句古話:“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朱向前可能并不完全認同文懷沙為人的某些方面,但他看到了文懷沙在文化上的某些貢獻,更看到了“輿論審判”可能帶來的危險。他站出來發聲,不是為了“挺”某一個人,而是為了“挺”一個道理:即使在道義的高地上,也要保持清醒和克制。

2009年的“倒文風潮”最終沒有真正將文懷沙“打倒在地”。文懷沙繼續生活,繼續編他的《四部文明》,直到2018年去世,享年——按他自己堅持的說法——108歲。

而朱向前,在退休之后,繼續讀書、寫文章、養狗,過著閑云野鶴般的生活。當有人問起他當年“挺文”的事時,他總是淡淡地說:我只是說了該說的話。

“該說的話”——這四個字,分量極重。

在一個人人都在說“正確的話”的時代,還能說“該說的話”,這本身就是一種風骨。朱向前能說這句話,是因為他已經不需要再看任何人的臉色行事;朱向前敢說這句話,是因為他的內心有一桿自己的秤。

這桿秤,不偏不倚,稱出的,是一個文人的良知。

【作者簡介:謝培選,筆名巽之先生。江西萍鄉人,朱向前研究者,中學語文高級教師,江西省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江西省書院研究會會員,萍鄉市民間文藝家協會理事,萍鄉市鰲洲書院文化研究學會理事,萍鄉市作家協會會員。長期在縣級教師進修學校和縣級黨校從事教科研工作,曾在省市級報刊發表散文,主編、合作主編過數本中學語文教學參考書。已出版散文集《蘆水萍風——似水年華之蘆溪雜憶》,主編《風雨芳華——蘆溪地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