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楨、張楚:內外之間話“小城” ——對話張楚
盧楨:張楚老師好,非常期待和您進行這次對話。近年來,評論界圍繞長篇小說《云落》的討論已經形成了宏大的聲勢,不僅有專業領域的學理探析,也有大眾閱讀界對這部作品的諸多激賞。《云落》正式發表前一晚,我記得您在微信朋友圈里寫道:“時光總是比我們想象的要短促,難忘無數個不眠之夜,難忘和小說人物朝夕相伴、痛苦又辛苦的日子?!蹦倪@部長篇歷經五六年的打磨,幾易其稿,堪稱用情至深、用心至重。在您的創作經歷中,《云落》的完成,對您來說是否意味著完成了某種期待已久的轉變?
張楚:謝謝盧兄的謬贊。我一直覺得,寫作者對自我創作的認識其實是后知后覺的。因為某種機緣開始創作時,寫作者心懷懵懂的激情,仿佛一個久居城堡的孩子看到了一望無際的森林,探索神秘世界的沖動統御了他。當然,這種激情可能是創造性的,也可能是破壞性的。無論怎樣,他的天性、他對世界的認識角度、他的生命歷程、他對語言自覺或不自覺的追求,這一切萬火歸一,造就了他作品的真實面目。當他創造未知世界的方法越來越熟練,感知已知世界的觸角越來越遲鈍時,他可能會有改變的沖動,也就是對自我風格的“變法”。我相信這可能是一種普遍的創作現象,但我可能是個反例。我是個比較隨性的人,對創作也抱著隨性的態度,我一直相信,時光會把寫作者塑造成他本真的樣子。我不會刻意改變自己,與自我相關的、哪怕是藕斷絲連的世間萬事萬物,都可能讓作品呈現出一種曲折幽微的變化,這種隱秘的、模糊的變化是危險且美妙的。寫《云落》時我沒有刻意改變什么,《云落》還保留著短篇小說《櫻桃記》《剎那記》的基因。我確實用了一些以前沒實踐過的寫作手法,也膽怯地探索了一部分未知世界,但我不知道這是否合適、妥帖,是否與真正的小說之美相通。在創作上,我一直是個典型的懷疑主義者。
盧楨:《剎那記》中的櫻桃停留在少女階段,她的善良與卑微是否會被旋轉著的時代裹挾甚至改變,這可能是所有讀者關心的問題。在《云落》中,作為讀者的我們和您一道,有了一次從容長久地觀察、陪伴、守護櫻桃的機會,就像您說的,《云落》保留了《櫻桃記》和《剎那記》的基因,也使櫻桃獲得了再次成長的機會。當然,最先讀到這部作品時,令我感興趣的還是“云落”這個地名。您的小說中遍布著桃源、云落這些小城,盡管這些地點都與您的家鄉有關,屬于唐山腹地,但地名寄寓的詩意,常常給人一種對超現實詩性空間的期待。或者說,和注重非虛構鄉土書寫的作家不同,您并未把小說中的地域簡單理解為中國社會的縮影,也無意對其進行抽絲剝繭的社會學分析,更多時候,像云落這樣的小城鎮,它的外延仿若一個蛋殼,其內部存留了諸多帶有青春氣息的、富含痛楚感和悲情意識的情愫。這些情愫在文本中不經意地貫穿游動,是否寄寓著個體對小城的情感體驗與認知?
張楚:小說是呈現、是反省,從這個角度上講,我并未把小說中的地域作簡單的社會學詮釋。從1985年我全家隨父親轉業回到縣城,在相當漫長的一段時間里,我沒有離開過那里,只是寒暑假回農村跟爺爺奶奶小住。對于一個所謂兒時見過外面世界的人,這種漫長的滯留是一種折磨,一種桎梏。同時,漫長的滯留也塑造了被滯留者嶄新的目光,我開始真正注視起日常生活,開始關注身邊人和身邊事。
在30多年的時間里,我強烈地感受到時代滾滾前行的步伐,感受到縣城人的精神變化或異化,這種身處其中的觸動讓敏感的觀察者忍不住滔滔不絕地述說。一系列關于縣城的小說就是在這種狀態下寫出來的,比如我個人比較喜歡的《七根孔雀羽毛》《夏朗的望遠鏡》《直到宇宙盡頭》等。而給我更多體驗的是身邊不斷更迭的人和事。我前段時間寫過一篇文章,叫《我們的情義》,里面引用了費孝通在《鄉土中國》里的“差序格局”概念。這個概念以水波紋為喻,指出中國人的社會關系以個人為中心,通過血緣、親緣、地緣等紐帶向外擴展,形成具有伸縮性的同心圓網絡,其互動模式依托倫理規范而非法律制度。這個理論同樣適用于中國縣城。這樣的水波讓我感受到人間煙火氣的璀璨與迷惘,感受到由親緣關系編織成的網絡是如何維系守護著人間情義的。我珍惜這份情義。可以說,簡單、混亂又復雜的縣城生活重塑了我很多庸俗的、庸常的觀念,我并不覺得這有什么可羞愧的。在《云落》中,我描寫了我看到的、聽說的、想象的各種有情義的故事和人,我認為他們都有體溫。
盧楨:您塑造的很多人物都是邊緣人,他們處于鄉土的邊緣、都市的邊緣,甚至人類群體的邊緣。對邊緣化的認知似乎構成了今天寫作的時代癥候,很多作家都致力于勘探殘酷而又詩意的邊緣存在。我感興趣的是,《云落》的女主人公萬櫻不屬于獨立意識鮮明的女性,她的職業身份很多:按摩手藝不錯的胖女人、管理民宿的本地人、窗簾店的女工、身上帶著酸菜味的酒吧服務員,這個人物帶有一點點“鈍感”,也不具備成長小說所期待的變化。您為什么會選中這個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女性來書寫呢?畢竟寫奇人奇事更易吸引眼球,而要達到“平中見奇”的效果,必定會耗費更多心力。
張楚:這個問題有很多朋友問過我,問的人多了,我也會問自己,為何要寫這樣一位普通如塵埃的女性?一般的小說里,女主人公要么美貌,要么智慧,要么二者兼得,這樣無論從講故事的角度,還是從闡釋人物動機的角度,都更有說服力。當我回望自己的小說創作,我發現我很多作品的女主人公都是普通女性,像《長發》里的王小麗、《梁夏》里的三嫂、《野象小姐》里的葉香,都不具備典型性。如此看來,是我對女性的理解跟他人對女性的理解有差異。這可能跟我的縣城經歷不無關系。在生活中我遇到過一些女性親戚和友人,她們長相平平,也沒有耀眼的才華和資歷,但是跟她們接觸的過程中,我會發覺隱藏在她們身上的很多美德,比如勇敢、善良、仁義、豁達,雖然有時候她們看待事物的眼光受地域或教育因素所限,但她們在平庸生活中所綻放的蓬勃生命力和愈合力常常讓我震驚,讓我流淚。在我的認知中,她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性,世界正是因為有了她們,才變得有光,有希望。在我的理解中,萬櫻就是她們中的一個,她是膽怯的、粗糙的,也是善良的、寬容的,骨子里涌動著原始沖動,即便被侮辱被損害,依然能笑著吃飯、沉沉入睡。我有時候特別希望自己能像她一樣。
盧楨:說起這一點,《櫻桃記》中有個情節:萬櫻被繼父侵犯,可日后她想起繼父時,記得他給自己帶過“鑲著金絲小棗、葡萄粒、芝麻跟亮晶晶的碎煤渣”的切糕,卻唯獨忘記了自己被傷害的那段痛苦。當時我便想,萬櫻是真的忘記了,還是不愿意想起,無論如何,她對于施加痛苦給自己的人,以及自己的痛苦,都顯示出了驚人的包容。一些讀者把這理解為母性,我覺得有一定道理。萬櫻與男性交往時扮演母性角色的這個話題值得探討。從兩性關系看,萬櫻是男人心中的少女、母親,卻唯獨不是情感對位的伴侶。由此,不少學者認為萬櫻具備了“地母”的特質。
張楚:萬櫻是膽怯的,骨子里又涌動著原始沖動,即便被侮辱被損害,也要先填飽肚子再說,遺忘是治愈痛苦的良藥。萬櫻還是個善良的人,即便偶爾打小算盤,也總把別人的利益放在首位。也許因為這種特殊性,她帶給男性人物的是母性之愛,情感是不對位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她的確擁有“地母”的特質。
盧楨:就人物命運而言,您筆下的人物有時會有一種無力感。小人物被苦難消耗著生命,卻難以獲得自我救贖。事實上,這已經構成了您小說的一類母題,很多人物都陷入一種失敗而無望的處境,這使得作品充滿悲情氣息。您是否想過為人物尋求改變命運的可能?比如幫助他們找回尊嚴,抑或讓他們的隱忍與樂觀在生活中有所回報?
張楚:有時候我們可以跟生活和解,有時候生活根本無解。每個小說家對待生活的態度,決定了他們的敘事特點、敘事策略和小說內核的成色。年輕時,我每天面對的是日新月異又無法捋清楚的世界,精神狀態整體上是迷惘的、混沌的、孤獨的,這形成了我早期創作的一些特點,比如格外關注非常態下的人和事,這些人和事往往籠罩著一抹悲傷的色調。我沒法為他們尋到改變命運的方式。在我看來,小說家要尊重人物的命運,小說家必須對生活忠誠。人到中年后,激情褪去,一切似乎都安穩下來,生活也呈現出它中規中矩甚至疲憊的模樣,人不再容易憤怒,無論遇到何事,往往更愿意去尋求妥協之路,這個時候的創作是比較危險的,也是比較有挑戰性的。我個人的看法是,無論青春寫作還是中年寫作,都不應該強行改變生活邏輯。
盧楨:您所說的年輕時的孤獨感,這種感受或多或少會影響您認識世界、洞察人性的基本觀念。對一位作家而言,孤獨究竟意味著什么?萬櫻又是不是一個孤獨的人呢?
張楚:孤獨是小說家最大的財富。我們都是社會性的人,無論是生活還是工作,都有著世俗意義上的不同身份和面孔。我們要跟認識的人打交道,還要跟不認識的人打交道;要和喜歡的人往來,也要和不怎么喜歡的人往來。很多時候,我們的行動跟我們的想法并不一致,特殊情況下甚至是相反的。這些常識每個人都明白,每個人也都不完全明白,每個人都是主動的,也都是被動的。在眾聲喧嘩的狀況下,我們可能都很疲憊,或者煩躁,可孤獨會拯救我們。我喜歡晚飯后去家對面的公園遛彎,遛彎也是機械無趣的事:總是圍著一座山走兩圈,山腳下的空地上總是堆滿了跳廣場舞的大媽,情侶們總是在橋上親昵,那個跑步的男孩總是忍不住回頭瞧看面目嚴肅的父親,旋轉木馬總是在黑夜中一動不動,棉花糖自動售賣機總是放著一首旋律簡單又魔性的童謠……我就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遛彎,身邊的風景隨著季節的變化而變化。我不認識任何人,任何人也不認識我,有時候我走得快些,有時候我走得慢些。這個時候,毫無疑問,我是孤獨的;這個時候,毫無疑問,我也是幸福的。至于萬櫻,我覺得她并不孤獨,她繁花似錦。
盧楨:讀完《收獲》最先刊發的《云落圖》后,我曾圍繞“圖”這個字進行了一些分析。回看您此前為作品擬定的標題,或為人物、意象,或為某某“史”“記”,均側重凸顯俗常個體的心跡。而《云落圖》重心聚焦于“圖”,囊括了幅度更為寬廣的眾生殊相與物態風景。同時,“圖”也意味著人對于地理空間的認知,暗含著一個人與城鎮的關系問題。小說單行本出版時將標題“云落圖”改為“云落”,但“地圖”這個有趣的意象依然存在于作品中。喜歡為小說文本設置一些奇趣的意象是您的特點,比如《七根孔雀羽毛》中被主人公敝帚自珍的七根廉價羽毛,《曲別針》中志國想要用來捏出女兒面頰形狀的曲別針,《夏朗的望遠鏡》中那部架在陽臺上觀測星云的天文望遠鏡。這些意象為苦熬于沉重現實中的在地者設置了“逃離”的出口,也為渴望歸來尋找身份的人開辟了“精神回歸”的渠道。
張楚:在中短篇小說里,我的確喜歡設置一些意象,這些意象有時事先思量過,有時是信手拈來的。在潛意識里,我似乎喜歡讓那些平凡的人物多一點顏色,他的面孔可能模糊,他的生活可能平庸,他的人生可能乏味,但在時光裂隙里,肯定存在著讓他癡迷、留戀,讓他暫時忘記一切苦惱的小物件、可笑的習慣和不能與外人語的癖好。我的一些朋友就是如此,比如有個性情溫和的朋友喜歡養蛇;有個安靜的女孩養了一只性情暴烈的藏獒;有個大大咧咧的哥們兒喜歡三角梅,他家陽臺上一年四季都開著五顏六色的花?;蛟S真如你所言,這些意象是“逃離”的出口、“精神回歸”的渠道。2011年左右,有幾個朋友談到我小說里意象的問題,認為用得太多,是一種偷懶的表現。從那以后,我就很少在小說里設置意象了。我有個很大的缺點,就是聽人勸。
盧楨:從《云落》來看,意象的運用的確更為克制。更多時候,意象被縫合進一個個日常細節中,且細節之間藏著隱秘的關聯。讀者即使沒有發現這些關聯,也并不會給閱讀帶來影響,可一旦洞悉了作者設下的“包袱”,并將其抖開、串聯,便能感受到作者心思之縝密。您是如何設計細節,使其在小說中發揮獨特且關鍵的作用呢?
張楚:關于細節描寫,小說家應該有相似的看法,那就是沒有細節描寫,就沒有活色生香的小說,就沒有典型人物。約翰·加德納在《小說的藝術》中將細節比作證據,就像幾何定理和統計分析中的證據一樣。當一個細節能調動我們的感官時,它就是確切的、具體的。細節應該被讀者看到、聽到、聞到、嘗到,甚至觸摸到。細節之所以重要,還因為它能暗示故事情節的發展。而細節在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中的處理方式有著明顯差異:短篇的細節高度濃縮,每個細節都服務于核心情節,信息量密集;長篇的細節分布廣泛,會有更多鋪陳和背景描寫,節奏相對緩慢。每個小說家對細節的偏愛領域都不一樣,于我而言,我喜歡獨特的、細部閃爍著迷人光亮的細節。這些細節跟你觀察事物的角度和深度密切相關。
盧楨:談到細節和觀察生活,我想到一個題外話。一次閑聊時,您說過您居住的小區里有幾個跟您重名的人,便想把“張小偉”作為一個寫作對象。這很有趣,似乎也顯示了您對日常生活經驗的獨到關注。擁有同一個名字的“張小偉”們過著不同的生活,會不會真的形成一部小說呢?
張楚:我當時只是隨便說說,并沒真想把他們寫入小說。他們都是我的朋友,過著跟我截然不同的生活。一個“張小偉”是銀行職員,跑貸款業務,他的朋友圈永遠都在曬好酒好菜。有次我揶揄他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他偷偷告訴我,遇到好酒了,就多拍些照片,過幾天發幾張,這樣就能起到宣傳效果:瞧,我有的是大客戶。據說他還有個特殊的本事,吐酒的時候能先把便宜酒吐出來,再吐貴酒。另外一個“張小偉”是個特別善良的生意人。有一次,有個人死了,這人借了他們家好幾百萬。談及那人時,他掉了眼淚,大家以為他擔憂債務的事,他搖搖頭說,錢不錢的無所謂,那么好的一個人,怎么就突然沒了,還這么年輕。這些趣事太多了,但跟名字沒有任何關系,只是對繁重生活的一種輕盈稀釋。
盧楨:說完這段題外話,我還是想從《云落》展開,聊一聊縣城敘事的話題。新時代文學有一個突出現象,就是相當數量的中青年作家立足自身的實感體驗,以小城鎮作為現代化敘事的微觀角度,在中心城市與鄉村世界的空間接合部精耕細作。這一寫作向度破解了城鄉的二元結構,有利于從空間融合的視角對接鄉村倫理和城市文明。如徐則臣的“花街”、魯敏的“東壩”、魏微的“微湖閘”、朱山坡的“蛋鎮”等,都將小城鎮視為聯系城與鄉的重要空間媒介。在《云落》中,您把小城鎮設置為聯系城市與鄉村、故鄉與遠方、記憶與未來的情感通道,以濃重的抒情意味和文化隱喻,寫出了離鄉者、返鄉者和堅守者復雜多樣的文化體驗。作為城與鄉在空間上的接合點,小城鎮以兼具雙重文化要素的特質屬性,使得多種流動性因子于此匯集,雜糅碰撞,“小城文學”也成為中國文學不可忽視的一個現象。您如何理解縣城精神以及小城書寫呢?
張楚:縣城一般都很小,多則百萬人,少則二三十萬人。這樣的人口規模成了縣城發展的天花板,文化生態的多樣性、專業服務的豐富性,也成了限制商業發展的瓶頸。但是縣城從面貌上看,高樓大廈跟都市無異,常常讓人有種恍惚的感覺:瞧,縣城不比城市差。實際上,縣城的癥候很典型,那就是人們的精神問題仍然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商業邏輯仍制約著人們的一部分行為,樸素的人際關系和社會倫理仍然起著重要的調節作用,不過這種人際關系和社會倫理隨著兩代獨生子女的成長越來越呈現出必然的頹勢,只不過還沒有像大城市那樣形成“斷親”風潮。老一代人在懷念蓬勃明亮的年代,年輕人則缺少一種野蠻的、肆無忌憚的生命力。無論你去商店、餐館、電影院、理發店,還是修鞋鋪,男女老幼都在刷短視頻,都在看短劇、看直播??梢哉f,縣城里的人和大城市里的人一樣,越來越“非我”,越來越沉浸于毫不相干的人的碎片化表演性生活中,越來越容易被信息繭房束縛。可是縣城這只“麻雀”雖小,卻五臟俱全:時代快速前行下的各種現象,無論是蓬勃的還是混沌的,無論是動人的還是駭人的,在這里都有姿態各異的呈現,人類的情感故事也都在這里活色生香地上演著。由于地域和生活經歷的影響,這些情感故事有著鮮明的個性。我一直覺得,抓住縣城最敏感、最具有外延性的事件,就抓住了它的精神氣質和它的實質。選擇哪些縣城故事進行梳理和書寫,考驗了一名小說家的眼界。
盧楨:縣城經驗是進入“70后”作家寫作的一條重要通道,似乎只要提到“70后”寫作,大都會從縣城的話題談起。實際上,您的作品并未完全停留在這一空間,關于您對小城之外的其他空間的感受,以及它們對您生命和寫作的啟發,可否分享一二?尤其是您現在可能更多時間待在城市,城市經驗顯然和縣城是不同的。
張楚:沒錯,我也寫過一些關于城市的小說,或者是以城市為背景的小說,比如《細嗓門》《聲聲慢》《疼》《大象》《過香河》《與永莉有關的七個名字》等。我喜歡城市生活。忘了是誰說的,城市是可能性與孤獨感的乘積,縣城則是透明度和歸屬感的總和。我的經驗是,如果用縣城時間去衡量城市事物,往往會出現偏差或者遺漏,二者在空間節奏、人際關系、發展機遇和生活成本等方面的差異,往往讓初來者錯愕。我剛到天津時,赴約總遲到,因為我習慣性地用縣城時間去衡量城市時間,這種錯位讓我錯愕。也正是這種有趣的差異,可能會衍生出別樣的小說內核。我也期待自己能寫出別具風味的城市故事。
盧楨:相較“60后”作家的寫作,很多人批評“70后”作家的文學實踐缺少明晰的歷史感。您的寫作盡力回歸歷史,關注社會轉型期的現實,您是否有意追求歷史的厚重和表達的縱深感?
張楚:其實這10年來,“70后”作家的變化還是挺大的,從以前關注、迷戀生活褶皺,到試圖勾連歷史和生活的縱深關系,作家們付出了諸多努力。我一直覺得,我們這代人是晚熟的一代。無論小說家是否認可,他們的寫作其實都跟自身所處的時代息息相關。從這個角度理解,小說家其實是時代的“畫師”。最理想(最幸運)的寫作狀態就是,“畫師”在時光長廊里畫出時代最真實的樣態,哪怕僅僅是一個角落。
盧楨:最后一個問題也是替廣大讀者問的,想了解一下您近期的寫作計劃,以及《云落》的影視化進展。
張楚:我最近準備寫一些短篇小說。我喜歡短篇小說,這些年也積累了一些素材,由于一直創作《云落》,分身乏術,就沒有動筆。今年會把創作重點放在短篇上?!对坡洹烦霭婧?,一直有影視公司跟我接觸,不過到底把“女兒”嫁給誰,還沒有敲定。我希望能給《云落》找個好“婆家”。
作者簡介
盧楨,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張楚,作家,天津市作家協會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