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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阿來:在行走中學習,在大地上成長
來源:文藝報 | 阿來(藏族)  2026年08月03日08:42

“我借來一輛自行車,把手電筒綁在車把上,深夜孤身騎行赴考”

我出生于1959年,如今年歲漸長,算是老人了,但我始終覺得自己并未真正老去。我想,這就是文學賦予人的力量:一個人一輩子親近文學,帶著文學的眼光、文學的情懷行走大地、閱讀世界、思考人生,生命自然會保持鮮活。文學始終讓我們的生命擁有更多視角,擁有更多清醒的審視與思考。

我從小酷愛讀書。16歲初中畢業那年,城里的中學生都要下鄉勞動。我們本就出身農村,自然也回到土地。那個年代的社會觀念和今天不同,大家普遍認為,讀書不能直接煉鋼、直接產糧,不能產生實實在在的物質價值。年少的我也深受其影響,誤以為“讀書無用”,卻不懂真正的學識,能讓我們把種地、做工這些最樸素的生產勞動做得更好、更專業。

于是,16歲的我回鄉務農。田間勞作強度極大,我便申請去放牛。放了幾個月牛后,鄉里水電站招工,我想著修水電站是創造光明、建設家鄉的事業,于是進入水電站,成了一名民工。在工地的日子里,所有人都在埋頭干活,唯獨我一有空就讀書、寫字。身邊的人常常不解地問我:“看書干什么?寫字有什么用?”我答不上具體緣由,只是純粹喜歡。那時還談不上文學創作,只是發自內心熱愛。

后來工地需要有文化、肯鉆研的年輕人學技術,我被選拔出來,從普通民工成長為水電建筑隊的技術大工。我做過拖拉機手、建筑工人,還學過開推土機。我也曾一度安于現狀、埋頭勞作,沒有更高的追求。直到有一天,我正在工地干活,河對岸有人高聲喊我的名字,給我帶來了改變一生的消息。我的初中數學老師托人轉告我:國家即將恢復高考,讓我立刻放下工作,回鄉備考。就這樣,我得知了1977年恢復高考的喜訊。可當時的我毫無備考準備,心中滿是遺憾。我常常想,如果當年沒有中斷學業、順利讀完高中,我一定能趕上這次高考,我的人生軌跡會徹底改寫。我篤定,我會成為一名深耕某個專業的學者,而非一名作家。

備考的過程無比煎熬。我多次請假復習,始終得不到批準。那時,全國大力推進社會主義建設,水電站正值搶工期的關鍵階段。1977年的高考是唯一一次冬季高考,天寒地凍、條件艱苦,而冬季水位低,正是修筑大壩的黃金窗口期。當時的機械化程度極低,我們這些機械操作員一個都不能離崗。我反復申請休假,最終只被允許考試當天離崗,而我考試前一天,還要工作到午夜12點才能下班。當年的考場在幾十公里外的縣城,全程土路,沒有公共交通。我借來一輛自行車,把手電筒綁在車把上,深夜孤身騎行赴考。

“我想要見識更遼闊的天地”

高考之后,我成為一名鄉村中學教師。在充裕的課余時間里,我閱讀了海量文學著作,慢慢發現,自己或許能在文學創作這條路上走出屬于自己的道路。

20世紀80年代,文學熱潮席卷全國,幾乎所有年輕人都熱愛寫作、投身創作。我工作兩年后,學校迎來一大批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本科生,數學、地理、化學等各個專業的青年教師,人人熱愛文學、提筆寫作。我被這樣蓬勃的氛圍深深感染,也萌生了嘗試創作的念頭,正式踏上文學之路。

剛開始寫作的時候,我其實并不清楚文學對自己而言究竟意味著什么。我22歲開始創作,一直寫到將近30歲,按世俗標準看,那時的成績足以讓人知足:先后出版兩本書,其中一本是詩集,書名取自我家鄉大河的一條支流;另一本入選作家出版社的“文學新星叢書”,入選這套叢書的人,今天大多已是中國文壇的中堅力量。可就在作品出版的那一年,我內心生出了巨大的空虛。寫作真正的核心,應當是內心的文學感悟,我確實為此傾盡心血,可回過頭來審視自己的文字,卻發現只有少數幾篇尚可一讀,絕大多數作品都很平庸。我開始反思:古往今來,中外文壇已經誕生了無數經典。如果自己埋頭寫下一大堆文字,卻無法與這些偉大的作品形成精神對話和呼應,從中也看不到經典帶給自己的思想與情感上的深刻共鳴,那這樣的寫作毫無價值。想到這一層,我當時就再也寫不下去了。

接連碰壁之后,有人給我支招,勸我說,年輕人底子不錯,要繼續往前走。對方給我指了兩條出路:第一條是去北京,多結識文壇前輩,爭取他們的贊賞。第二條出路就是去參加作家班。當年很多高校都開設了這類學習班,有點類似于今天的創意寫作專業。我們“50后”“60后”作家,生活閱歷比較豐厚,創作根基扎實,但因為成長于特殊時期,普遍學歷不高。大家重返校園,既是為補足文憑,更是為接受系統化的學術訓練。

不少朋友約我一起去報考作家班,我年輕時性子比較執拗,當場反問大家:如果碰到水平有限的老師怎么辦?后來我慢慢想通了,文學這門學科有它的特殊性。能遇見良師自然是幸事,即便遇不到,也不會無路可走。重要的是沉下心讀書,選擇真正能夠滋養自己的著作。要讀這樣的文本:既有精妙的寫作技法,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修辭藝術,又承載著同時代前沿的哲學思想、歷史觀念。很多文學經典是晦澀艱深的,一遍讀不懂,那就讀兩遍。如果悟性不夠,那就讀上五遍,總能讀出些許深意。

后來我篤定,真正的學習,必須走進廣闊的大地、走進現實生活。縱觀文學發展的脈絡,從《詩經》《楚辭》開始,中國文學自誕生之初,就始終與所處的時代、腳下的土地、世間的人事緊緊相連。古人說“言為心聲”,這是文學最本真的內核。文學源于深刻的生命體驗,這份體驗從何而來?獨處靜坐、閉門空想,是生不出厚重體悟的。真正的體驗誕生于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土地的相處和碰撞中,來源于人與日新月異的時代的深度聯結。何為時代?時代的本質就是永恒的變化。身處其中的人,必須掙脫固化的陳舊思維、僵化的情感模式,主動走出舒適區,接納全新事物,在新思想、新浪潮、新方法的沖擊與洗禮中,沉淀出獨屬于自己的鮮活體驗。

時代的列車永遠轟隆向前。有人能跟上節奏,便能搭乘時代的列車前行;跟不上的人,只能被留在荒野。所謂舒適區,不過是虛幻的假象,根本不符合真實社會的運行邏輯。想通了這些,我就確定了自己的方向。很多事或許難以掌控,但緊跟時代、扎根大地這件事,我可以做到。我本就從土地中來,如今要再度回歸土地。以前我大多在橫斷山區的山間行走,而我想要見識更遼闊的天地。

“這片土地的故事,既然無人落筆,那就由我來寫”

我的家鄉剛好在農牧交界地帶,再往前走四五十公里,海拔升至3000米,就是廣袤的草原。于是在我30歲那年,我去往阿壩州的若爾蓋草原,這里有黃河最壯闊的彎道,整片區域面積有1萬多平方公里。我當時給自己立下目標,一定要走遍這里的每一個鄉鎮,并且全程以徒步為主。既然要真切地體悟大地,就不能依賴代步工具。偶爾可以騎馬,但絕不坐汽車、拖拉機。路上有人開拖拉機想順路載我,我都婉拒了,只拜托對方幫我把行李先帶到目的地,自己堅持徒步前行。

我對人與大地的體悟,都寫進過我的詩集里。當年在原野行走時,我身上只帶了兩本詩集。這兩位詩人,一位是美國的惠特曼,一位是智利的巴勃羅·聶魯達。這兩位從未謀面的詩人,是我心中書寫廣闊世界的最偉大的作者。

十多年前,我收到智利天主教大學的邀請,前往聶魯達的故鄉講學。講學結束后,校方特意為我安排了行程路線,我當場告訴校長,我需要修改這份路線圖。校長很疑惑,我解釋說,難得來一次,走馬觀花的景點沒有意義,我只想去和聶魯達有關的地方。那次遠行,我特意帶上了聶魯達的詩集。

我的旅途從圣地亞哥啟程,一路走過海岸、古城與農耕遺跡。這次南美之行留下的文字有兩萬多字。我追尋著年輕時為之熱血沸騰的地方,回想當年聶魯達在此寫下的詩句,記錄下我此刻真切的心境,其間融入多元的文化感悟與歷史思考。這種寫法叫作互文,也就是新舊文本彼此勾連、相互對照。它們之間一脈相承,可最終呈現出來的面貌又大相徑庭。

當年我去往若爾蓋草原,也是抱著這樣一種期待。我想看一看,精神的奇跡會不會降臨。當我真正和這片土地融為一體,能不能產生深切的共鳴,就像古人所說的天人感應。我并非單純來觀光采風,我特別反感“采風”這個詞,我更愿意把這段經歷稱作田野考察。人沒辦法空手抓住一陣風,風看不見、抓不住、采不著。只有鮮活的現實生活、普通人真實的喜怒哀樂,才能和寫作者產生真正的精神共振。我給自己定下目標:這片土地上的人群,原本和我素不相識,想要把他鄉當成故土,本身就不容易。我要親身驗證,看自己能不能真正融入他們,成為其中的一員。我當時已經做好打算,如果做不到,就不再從事文學創作,回原來的學校繼續教書。

走完這趟旅程,我最終沒有重返講臺,反而堅定了創作的信念。這片土地接納了我,我和這片土地上的人緊緊相依。之后我寫下人生最后一首詩,詩名很長,《三十周歲時漫游若爾蓋大草原》。其中一段寫道:“我的雙腿結實有力/我的身體逐漸強壯//知道那聲音仍然在前方召喚。”我遇見形形色色的人,歷經陰晴不定的天氣,就在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一個真正的詩人誕生了。我獨自一人行走在茫茫草原,頭頂烈日,金光四散,如同紫金冠上垂落的流蘇。草原上河網縱橫,萬千溪流身姿婉轉,連綿起伏的草丘如同豐滿的胸膛,整片大自然都化作鮮活靈動的生命。寫完這首詩,我就此封筆,再也沒有創作過詩歌。

后來總有人問我還寫不寫詩,我回答說不寫了。旁人追問緣由,我說人到三十,應該著手創作體量宏大的作品。文學創作一定要有野心,要有超越同輩、比肩前人的遠大追求。能不能實現是一回事,有沒有志向是另一回事。古人講,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人這一生,總要有精神上的追求,要找到一項可以終身為之奮斗的長久事業。

也是在一路行走的過程中,我慢慢產生了一個新的認知。我讀書教書的年代,師資緊缺,我不僅帶主科,還兼教歷史。走著走著,我開始反思:我們到底教給了學生什么樣的歷史?世界史,講的都是人類文明的重大轉折:工業革命、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再看中國史,我們學鴉片戰爭、《南京條約》,也學李杜詩歌、僧一行測量子午線、陳勝吳廣農民起義。這些當然該學,但廣袤土地上的真實生活、千萬普通人的歷史,幾乎是空白。也就是說,我們的歷史敘事,只有宏大的國家歷史,卻沒有細微的鄉土歷史、民間歷史。

我在遼闊的家鄉大地上行走,心里冒出一個疑問:我們明明身在中國,可為什么在很多敘事中,從來沒有我們的村子?別人會說,村子太小了。那我們的鄉鎮呢?還是太小。我們的縣城呢?我們的阿壩州呢?無數普通人世代生活、耕耘、寫滿悲歡的土地,在宏大的歷史敘事里,幾乎全部消失了。

意識到這一點后,我萌生了一個念頭:這片土地的故事,既然無人落筆,那就由我來寫。為此,我花費整整4年時間進行實地調研、田野考察。這片大地的文史研究有著極大難點,因為這里幾乎沒有系統、翔實的文字正史留存,而當地老一輩人留存的口傳內容,大多被賦予神話色彩,真實的歷史脈絡被掩蓋,外部的文字記載也寥寥無幾。這片土地上的過往,長期存在巨大的歷史空白,而我當時恰好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因教學成績出色,我在阿壩州負責相關工作,認識了許多統戰工作對象,包括舊時的活佛、大喇嘛、堪布、土司等。白天大家開會議事,到了晚上,他們便卸下拘束,回到過去山野縱橫的歲月記憶里,整個人都鮮活了過來。

我靜靜聆聽,從他們口中收集到海量的本土故事與歷史線索。難得有年輕后輩愿意潛心傾聽他們的過往,他們也格外樂意傾訴。后來我告訴他們,我準備寫書,要把這些故事、把他們的經歷寫進書里。有人特意叮囑我,有些往事不要記錄。我告訴他們,文學創作從來不是簡單的照搬實錄。我們采集來的原生故事素材,都需要重新拆解、融合、升華,才能成為真正的文學作品。如果文學只是簡單復刻真人真事,那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真正的文學,一定是超越原生現實的,它要有生活之上的傳奇色彩,要有超越日常的人性光芒,更要能從細碎的人間故事里,折射出隱匿的歷史規律,這才是文學真正的價值。

“故事就是人與人之間關系不斷變化的過程”

從1989年到1994年,整整5年時間,我把當地的歷史摸得滾瓜爛熟。這里長期實行土司制度,這是從元代開始,在西南、西北民族地區廣泛推行的特殊治理體系。坦白說,在我動筆之前,這段真實存在并延續數百年的歷史,在文學世界里幾乎沒有人認真書寫、系統呈現。很多人覺得文學要遠離政治,但我始終認為,不存在脫離政治、脫離社會制度的文學。政治與制度,是構成所有社會形態、人際秩序最根本的底色。有人會問,研究土司制度,直接寫學術論文就夠了,為什么非要寫小說?因為論文只能記錄制度、梳理史料,而文學能記錄人。

我重新定義文學里的“故事”:故事,就是人與人之間關系不斷變化的過程。兩個人、一群人、一個地域的人,彼此的利益、立場、情感不斷拉扯、變動,就產生了情節,產生了故事。文學的使命,就是書寫制度之下人物命運的起落,挖掘人的情感訴求,探尋人心深處最隱秘的動機。到1994年,我身邊那些塵封的歷史人物、那些被埋沒的命運,仿佛都在無聲呼喊,等待有人替他們落筆立傳。創作長篇小說工程量巨大,手寫修改、反復謄抄的勞動強度太高,于是我把家里僅有的一萬塊存款全部拿出來,專程去成都買了一臺286電腦。我從零開始學習電腦操作,熟練掌握時已經是五月份。一切準備就緒,我正式提筆創作,一路寫到那年冬天,完成了長篇小說《塵埃落定》。

整部小說寫完之后,從1996年開始,我接連把稿件投給好幾家出版社。編輯們都說,從來沒見過這種寫法的作品。很多青年創作者都會碰到這種處境。編輯態度客客氣氣,提出一些修改意見,只要按照要求修改,書稿就能出版。可我心里很篤定:一旦改動,這部作品就不再屬于我。我認定這本書已經足夠完整,無論誰來勸說,我都堅決不改。如果一部作品需要反復修改才能成型,那它本身就根基不足,還不如暫時擱置,多深入生活積累素材,等到底氣充足,再寫出一部無需刪減調整的作品。修改或許能彌補某些瑕疵,但文字里的先鋒探索、獨特創意與直擊人心的感染力,是修改打磨不出來的。

1998年,這部書稿終于順利出版。編輯看完稿件很疑惑,問我寫的究竟是什么。我告訴他,這本質上是一部地方史,只是虛構了人物間的關系。書中的建筑、山川河流,乃至一飯一食,都嚴格貼合那個時代,完全可以還原出當年的生活樣貌。對方感慨,這幾乎等同于人類學著作。我回答,這本書本來就帶有人類學的特質,它為我們觀察社會提供了獨特視角。至于后續的種種際遇,不論是獲獎還是走向海外,對我而言都已是過往。

當初獲得茅盾文學獎,按慣例要發表獲獎感言,我發言的題目為《隨風遠去》。當年在電腦上敲完全書最后一句話,發送給國內各家出版社和刊物,我就明白,這一段漫長的創作旅程正式落幕了。一名真正的作家,不能沉醉于眼前的成績,創作之路沒有終點,必須立刻確立新的方向。

我很快開啟了新的思考。青藏高原的鄉土歷史里,始終壓著宗教的沉重包袱,哪怕是邁入現代化進程之后,依舊難以掙脫這重束縛。出于反思,我決心創作一部關于《格薩爾王》的作品。

我始終認為,沒有反思與突破,就沒有時代的進步。為了完成這部作品,我持續實地走訪、田野調查,近兩年時間里,整理收錄了70多位民間格薩爾說唱藝人的演唱版本與不同演繹場景。作品問世后,引起不少爭議,有人質疑,為什么要批判自己的民族文化?可我堅信,一個人、一個民族,如果沒有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勇氣,就永遠無法真正成長、真正強大。

現代化進程需要我們持續不斷地自我反思、自我革新,在反省中修正不足,積蓄向前發展的動力。我們不能一味躺在祖先的功勞簿上止步不前,這反而是愧對先輩,看似在守護傳統文化,實則是故步自封。如果愿意沉下心去深度思索,去探尋一個社會、一個民族、一種文化深層的演變規律與原始動力,就不會止步于淺層認知。我愿意不停地去探索和追問。

“文學創作本質上是逼著創作者不斷跨界學習”

伴隨著一次次田野行走,我的創作早已不再是單調的文字創作。我堅持做扎實的田野調查,而要做好田野工作,首先就要拓寬知識面,吸納其他學科的養分。文學創作,本質上就是逼著創作者不斷跨界學習。當你面對全新的寫作題材時,會遭遇傳統寫作手法解決不了的難題,正因為老路走不通,我們才需要構建新的研究方法。

在跨學科的學習里,我收獲最大的一門學科就是人類學。人類學研究絕非依靠短期走訪就能完成,它依靠的是長年累月的持續追蹤,文學觀察也該秉持這種嚴謹的態度,不能走馬觀花外出兩三天,回來就動筆寫小說。文學本身也是一門學問,和學術研究并不對立。在寫《格薩爾王》的過程中,我一直以人類學理論作為支撐。

人類學家弗雷澤在《金枝》中梳理了人類精神的演進路徑:人類從巫術走向宗教,最終從宗教走向科學。科學的到來,意味著人從迷信中掙脫出來。人類終將邁入理性的科學時代。這些思考,我大多寫進了《格薩爾王》一書。

外出行走考察,一定要帶上全新的研究方法。我所說的行走,路徑還是同一片大地,但觀察和思考的視角必須更新。除了人類學、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我們更要看到現實國情:三江源、青藏高原,是維系整個國家生態安全的核心屏障之一。對青海而言,生態保護是壓倒一切的首要大事。所以在動筆寫《大河源》之前,必須先掌握基礎的科學知識。

古往今來,書寫黃河的文學作品數不勝數,大多只是反復抒情,這種單純的情感抒發終究顯得單薄。一句“黃河母親”,解釋不了河水泛濫、生靈涂炭的自然現象,光靠情感邏輯根本說不通。想要把這片土地寫透徹,就必須鉆研地理學、氣象學、水文學,還要了解本地的生物多樣性。

青藏高原事關國家生態安全,可這里的生態鏈條極度脆弱,平均海拔四五千米,自然環境十分嚴酷。如果不懂自然科學、不了解地理水文,根本寫不好高原大河。不過對我而言,不斷學習本身就是一件充滿樂趣的事。旁人問我奔波勞碌辛不辛苦,我回答說,我選擇了自己熱愛的事,在鉆研與奔波里獲得了精神享受。

勞動者是幸福的,勞動者是美麗的。這不是空洞的說教,而是勞動本身就能帶來無窮樂趣。如果只盯著最后的結果,就體會不到過程里的喜悅。行走在山野之間,認出一株從前不認識的野花,遇見一種從沒見過的林木,不斷豐富自己對自然萬物的認知,這本身就是莫大的收獲。

即便結束了實地走訪,我也一直牽掛著青海的生態保護與考古發現。最近接連聽到兩則喜訊:一是札達曲龍附近的古代遺存,過去學界一直認定,中原與這片區域的交流往來始于漢代,依靠現代科考手段重新考證之后,歷史紀年直接向前追溯到先秦時期。二是藏族群眾常年食用的人參果,藏語叫作蕨麻,在植物分類學里,它屬于委陵菜屬。細分到具體物種,我們食用的這一種,正式學名是鵝絨委陵菜,它對鹽堿地改良有著極高的生態價值。

千百年來,藏族百姓一直食用蕨麻,煮熟后拌上酸奶、白糖,當作招待客人的美食。長久以來,我們對它的認識僅僅停留在生活經驗層面,直到現代科學介入,大家才猛然發現,這種隨處可見、緊貼高原民眾日常生活的植物,竟然蘊藏著巨大的生態治理潛力。如果沒有科學手段,我們永遠發掘不出這份價值。就像那些古代遺存,當地牧民幾十年前就親眼見過,可僅憑肉眼,無法判定它的歷史年代,最終還是要依靠科學研判才能確定價值。所以,文學創作吸納科學思維,是一項很重要的能力。用當下的話來講,就是以科學為文學賦能。

(本文系阿來在青海民族大學駐校作家專題講座上的授課內容節選,羅建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