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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因“撞車”而生的情誼 豐子愷與魯迅
來源:北京晚報 | 鐘桂松  2026年08月03日06:57


奔流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阿Q正傳》,封面圖為豐子愷繪制

魯迅、豐子愷翻譯的《苦悶的象征》書影(1925年)

豐子愷和魯迅同為浙江人,豐子愷生于崇德石門灣(今屬桐鄉),魯迅生于紹興,兩人相差十多歲,魯迅可算作豐子愷的老師輩。

1927年10月,魯迅定居上海,那時,豐子愷正在上海立達學園工作。一個多月后的一天,豐子愷和黃涵秋、陶元慶去拜訪魯迅,留下美好的記憶,對魯迅越發敬仰,以至于日后用漫畫的方式,不遺余力地宣傳魯迅及其作品,從而成就了一段文壇佳話。

同譯《苦悶的象征》

魯迅和豐子愷曾赴日留學,精通日語,對日本文學的研究興趣濃厚。1924年前后,二人都關注到日本作家廚川白村的文學理論集《苦悶的象征》。

廚川白村是日本著名文藝理論家,1880年生于京都,1904年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科,而后擔任第五高等學校、第三高等學校教授,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助教。1912年,他因《近代文學十講》聲名鵲起,論文《詩歌與散文中所表現的戀愛研究》,在學界有相當大的影響力。1915年(一說1916年),他受日本文部省的派遣赴美留學,1919年取得博士學位后返日,出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除了《近代文學十講》,廚川白村還留有《印象記》《出了象牙之塔》《近代戀愛觀》《文藝思潮論》《苦悶的象征》等作品,其文學理論深受弗洛伊德的影響,既追求歐美文學的新傾向,又受日本傳統倫理觀念的拘束。1923年,他在關東大地震中不幸遇難,改造社數年后出版了八卷本的《廚川白村全集》。

《苦悶的象征》著眼長遠、立意前衛,廚川白村認為,文藝創作源于生命力被壓抑后的苦悶;換言之,他認為人心里有生命力想往外沖,但被現實抑制住了,這種苦悶就是文學的根源。文藝創作不是瞎編,而是把這種深層次的苦悶,用象征的方式表達出來,既能治愈作者,也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全書分為四章,第一章是創作論,主要講苦悶怎么催生創作,寫作就像造夢,來治愈自己。他運用弗洛伊德的夢的理論,解釋欲望與藝術的關系,“欲為而努力,欲為而苦悶,卻終于不能為。這憧憬與這欲求倘是我們強大生命力所顯現的精神的欲求的時候,對于使這精神的欲求絕對自由地表現出來的夢,豈不就可看作藝術呢”?第二章是鑒賞論,主要講讀者怎么通過閱讀進入別人的夢,跟著治愈。第三章是關于文藝根本問題的考察。第四章是講文藝的起源。前兩章曾在《改造》雜志上先行發表。

這本書的篇幅不長,近六萬字。從后記可知,廚川白村遇難后,他的學生山本修二(日本戲劇理論家,曾任京都大學教授)、廚川夫人等人在其遇難的廢墟里,發現一個褐色的紙包裹,打開一看,是廚川白村的遺稿。由于是未定稿,山本修二在整理、修訂后根據文章討論的主題,將這本書定名為“苦悶的象征”,1924年由改造社出版。

1924年4月8日,魯迅購得日文原版《苦悶的象征》,他認為這本書的主旨是“生命力受壓抑而生的苦悶懊惱乃是文藝的根柢,而其表現法乃是廣義的象征主義”,在北京大學、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等校上課時,向學生講授書中的內容。同年9月,他開始翻譯《苦悶的象征》,一邊翻譯一邊挑選部分章節,在《晨報副鐫》上發表——如《有限中的無限》在10月28日的《晨報副鐫》上發表,《文藝鑒賞的四個階段》在10月30日的《晨報副鐫》上發表。1924年12月,魯迅翻譯的《苦悶的象征》由北新書局出版(實際印刷時間為1925年3月),書前有“引言”,正文分“創作論”“鑒賞論”“關于文藝的根本問題的考察”“文藝底起源”四部分。魯迅對廚川白村的作品似乎很感興趣,翻譯完《苦悶的象征》,他又翻譯了《出了象牙之塔》等。

魯迅在北京翻譯的《苦悶的象征》出版后,1925年3月,豐子愷翻譯的《苦悶的象征》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內容與魯迅的譯本相同。魯迅翻譯《苦悶的象征》時,得知豐子愷正翻譯這本書,他在1925年1月9日致王鑄的信中說:“我翻譯的時候,聽得豐子愷先生也有譯本,現聞已付印,為《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魯迅還了解到其他人也翻譯了《苦悶的象征》的部分章節,所以他感慨道:“這書之我國人所愛重,居然可知。”

當豐子愷得知魯迅翻譯了《苦悶的象征》,謙虛地表示:魯迅先生的“理解力和文筆都勝于我”。也有讀者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季小波在比較魯迅和豐子愷的譯本后,給魯迅寫信,說魯迅的譯本佶屈聱牙,有些句子竟長達百余字,而豐子愷的譯本“既通俗易懂,又富有文采”。幾天后,魯迅給季小波回信,寫了整整三頁。他在信中幽默地說:“時下有用白話文重寫文言文亦謂翻譯,我的一些句子大概類似這種譯法。”其實,豐子愷對自己的翻譯與魯迅“撞車”,一直懷有歉意。

1927年11月27日上午,天朗氣清,豐子愷在陶元慶的陪同下,與朋友黃涵秋去拜訪魯迅。魯迅在日記中寫道:“黃涵秋、豐子愷、陶璇卿來。”陶璇卿即陶元慶,他是豐子愷的學生,也是魯迅的同鄉,為著名書籍裝幀家;黃涵秋是豐子愷在日本留學時的朋友,彼時正任上海新華藝術專科學校西畫系主任,兼任上海私立美專教授。豐子愷后來回憶道:“記得抗戰前某年某日,我同陶元慶君去訪魯迅先生,時間是上午十時后,他還躺在床里,擁著被和我們談話。我記得他說:‘人家說我動筆就罵人,我躺著不動筆,讓他們舒服些罷!’我們都苦笑,辭出的時候,陶君對我說:‘還是讓他躺著,可以多想出些文章來。’”

那天,豐子愷見到魯迅,急于表達“撞車”一事的歉意。豐子愷說:“記得我那天去訪他,是為了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的事。我因為不知道他在翻譯這書,我也翻譯了,而且兩譯本同時出版(我的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他的大約是在北新書局)。出版以后,我才知道。倘早知魯迅先生在翻譯,我就作罷了。因為他的理解力和文筆都勝于我,我又何必多此一舉呢。那天我去訪,就是說明這點意思。但他毫不介意,對我說:‘這有什么關系,在日本,一冊書有五六種譯本不算多呢。’接著,對我和陶君大談中國美術界的沉寂、貧乏與幼稚,希望我們多做一點提倡新藝術的工作。”魯迅對年輕人的鼓勵和寬容,讓豐子愷大為感動。

三畫《阿Q正傳》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因病在上海逝世,終年五十五歲。豐子愷對魯迅始終懷有敬仰,他利用自己的漫畫特長,為宣傳魯迅及其作品不遺余力。

1937年春,豐子愷在杭州田家園陪伴讀中學的子女,他把魯迅的小說《阿Q正傳》置于案頭,反復閱讀,心有所悟,遂決定用漫畫的形式繪《阿Q正傳》,畫完懸于室內,與子女共賞。一天,石門灣的老鄉張逸心見到這些漫畫,十分喜愛,表示愿意出資印行《漫畫阿Q正傳》,不久,這些漫畫就被制作成鋅版,交由上海南市城隍廟附近的某印刷廠印刷。誰承想“八一三事變”爆發,上海南市成為一片火海,豐子愷的畫稿和鋅版盡數化作灰燼。同年11月,豐子愷帶領全家老小,踏上逃難之路。

縱使戰火紛飛、居無定所,豐子愷宣傳魯迅作品的心愿,始終在心底安放,只待合適的時機。1938年春,豐子愷與兩個女兒暫居于武漢,錢君匋從廣州來信,代《文叢》月刊約稿,請豐子愷繪《阿Q正傳》。于是,他拿起畫筆,重繪《阿Q正傳》,陸續寄給《文叢》月刊編輯部。遺憾的是,《文叢》月刊只發表了兩幅,其余六幅“均付洪喬”——因廣州大轟炸,再度毀于日寇侵華的戰火。

豐子愷并未因此心灰意冷,他一直記得自己繪《阿Q正傳》的初衷:“炮火只能毀我之稿,不能奪吾之志。只要有志,失者必可復得,亡者必可復興。”

1939年3月21日,彼時的豐子愷已辭去桂林師范學校的教職,他充分利用赴宜山浙江大學任教前的閑暇時間,在桂林開啟《漫畫阿Q正傳》的第三次創作。雖然對《阿Q正傳》的內容爛熟于心、對浙江的物事非常了解,豐子愷畫完后沒有急于發表,而是請紹興籍的朋友張梓生、章雪山幫忙把關,看看畫中是否存在與紹興風土人情相違和的地方。據說張梓生和章雪山都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議,懂繪畫的章雪山還畫了一只烏篷船,以供參考;豐子愷根據他們倆的建議,對畫稿進行相應調整,又讓女兒把五十四幅漫畫摹寫一遍,以防不測。1939年的清明節,豐子愷帶著《漫畫阿Q正傳》的畫稿離開桂林,去宜山浙江大學報到。同年7月,單行本《漫畫阿Q正傳》由開明書店出版。

《漫畫阿Q正傳》深受廣大讀者的歡迎,出版后多次再版。1949年,豐子愷回到上海,開明書店再版此書時,他特意寫了一個序言,其中說道:為魯迅小說作漫畫,“使它們便于廣大群眾的閱讀,就好比在魯迅先生的講話上裝一個麥克風,使他的聲音擴大”。至1951年,《漫畫阿Q正傳》已印到第十五版,可見這個“麥克風”的效應十分明顯。后來,豐子愷又為《祝福》《孔乙己》《故鄉》《明天》《藥》《風波》《社戲》《白光》等八篇小說作漫畫,前前后后為魯迅的作品畫了近兩百幅漫畫,在魯迅先生的講話上“裝了許多麥克風”,使其雅俗共賞,傳之久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