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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忠:《蝴蝶》與《布禮》對讀記 ——以兩部作品中的鄉村敘事為線索
來源:《中國政法大學學報》 | 張志忠  2026年08月03日11:57

王蒙的創作,以青春敘事和知識分子敘事為主線,在青年、知識分子、革命與共和國70余年歷史進程的糾纏中展開,同時,鄉土敘事是王蒙創作中的重要板塊,也是窺伺其創作成就的一個重要視角。他的標志性作品《蝴蝶》和《布禮》以知識分子和黨務干部的歷史記憶與心靈世界展示為題旨,鄉土敘事仍然是其中的主要線索。本文就試圖從鄉土經驗的視角對《蝴蝶》和《布禮》進行對讀,對兩部作品進行整體的對照,分別其各自的思想和藝術趨向,以探索該時段王蒙鄉村敘事的創作特征,揭示其作為王蒙創作之承前啟后性作品的標志性。

一、從凝重的《布禮》到飄逸的《蝴蝶》

先確認一下王蒙在1970年代末復出之后的創作軌跡——

1978年:發表短篇小說《隊長、書記、野貓和半截筷子的故事》《最寶貴的》《向春暉》《光明》,報告文學《火之歌》等。

1979年:發表中篇小說《布禮》,短篇小說《歌神》《悠悠寸草心》《夜的眼》《表姐》等。出版長篇小說《青春萬歲》。

1980年:發表中篇小說《蝴蝶》,短篇小說《說客盈門》《買買提處長軼事》《春之聲》《風箏飄帶》《海的夢》等。

1981年:發表小說《雜色》《如歌的行板》《湖光》,短篇小說《深的湖》《溫暖》《心的光》《最后的陶》等。

從《布禮》到《蝴蝶》問世前后,是王蒙在新時期伊始的文學爆炸期和高光時刻,最為引人矚目的則是以這兩篇作品為硬核的銳意創新的“集束手榴彈”。這一組作品的發表順序是:《布禮》(《當代》1979年第3期),《夜的眼》(《光明日報》1979年10月21日),《春之聲》(《人民文學》1980年第5期),《風箏飄帶》(《北京文藝》1980年第5期),《海的夢》(《上海文學》1980年第6期),《蝴蝶》(《十月》1980年第5期)。

《布禮》寫作和發表都是最早的,王蒙還滯留在新疆工作的時候就開筆,是其文學創新的“初試啼聲”,是探路與摸索,那分為7個章節,然后用具體的時間標明不同板塊的結構方式,顯得有些機械呆板,如王蒙自述:“然而我始終不能忘情于這大約七八個月的噴發?!恫级Y》已經進入了情況,稍嫌生澀,不無夾生?!兑沟难邸芬怀?,我回來了,生活的撩撥回來了,藝術的感覺回來了,隱蔽的情緒波流回來了?!彪m然在技巧上有些生澀,《布禮》卻是王蒙作品中情感最為飽滿最為強烈的。1978年得以重返文壇,從1957年反右派運動以來積蓄了20余年的憤懣和焦慮、傾訴與表白、證明與困擾等互相糾結,傾瀉而出,其深層意蘊則在于,落難甚久的王蒙,不但是在“組織上”得以重新歸隊,更為重要的是,《布禮》要證明,盡管遭遇那么多的坎坷悲涼,鐘亦成在“思想上”卻始終是矢志不渝、忠心永不變的。請注意,鐘亦成所經歷的苦難,比現實中的王蒙要沉重許多,例如他在山區勞動時忘我救火幾乎失去寶貴的生命,本以為以此可以實證其“右派”外衣下面的忠貞不二,孰料卻被“罪加一等”,被污蔑為蓄謀放火的縱火犯。這不僅是一種情節設計,而是極限施壓,呈現鐘亦成面對的境遇何其不堪,登峰造極,也讓鐘亦成的忠誠證明增加新的難度。這也形成《布禮》的凝重。

《蝴蝶》則是這一組作品的壓軸之作,經歷了《布禮》的生澀和癡狂,融合了時間與空間、中心與邊緣、戰爭與建設、婚戀與裂變、親情與背叛、高官與農民、權要與囚犯等諸多對立與執兩用中的調諧,在思想境界和藝術探索等方面,都達到了“百煉鋼化為繞指柔”的蛻變,蝴蝶翩翩舞,飄逸又瀟灑,與《布禮》的凝重執著形成對應與變奏。

二、歷史的面相與AI的啟示

《布禮》和《蝴蝶》具有多重面相。

它們是最早出現的具有“東方意識流”特征的探索與創新之作,和《風箏飄帶》《春之聲》《夜的眼》等一道,被稱作是王蒙小說創新的“集束手榴彈”,引來一片喝彩聲,被視之為當代小說文體變革的鮮明標識。同時,圍繞高行健的《現代小說技巧初探》,王蒙還參與相關的對話,表現出對現代小說技巧的極大興趣,與高行健、馮驥才、劉心武、李陀等“四只小風箏”咸與唱和。王蒙由此遭遇到文壇某些人的警覺與敵意,欲將其納入“現代派”文學旗下予以嚴厲批判,是惜才愛才的胡喬木施以援手,讓王蒙有驚無險地逃過一劫。今日說來,這有“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之嘆,但在彼時彼刻,王蒙等人面對的險惡處境卻千萬不可小覷。從十年內亂中走出來的作家,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披堅執銳,馳騁才情,卻未免心有余悸,尤其是王蒙,他的藝術創新最為勇猛,成果最為醒目,又是劉心武、李陀、高行健、馮驥才等小說藝術變革同路人與鼓吹者中最為年長、遭受過大批判“前科”的,豈能等閑視之。黃平的文章述及:黨的十二大即將召開,在中宣部那里,把批判現代派列入了文藝界和文藝報刊宣傳黨的十二大的重要內容。9月3日唐因傳達中宣部副部長賀敬之的布置:“最近提倡現代派的同志,是理直氣壯,充滿激情的。文藝界在這個問題上開展一場辯論,是不可避免的了。提倡現代派,實質上是離開‘二為’,離開現實主義的藝術規律,在西方思潮面前解除武裝?!焙鷨棠緦τ凇艾F代派”的批判更為直接:“現代派要修改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文學的職能?!敝钡胶髞?,在“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運動中,對現代派文學的批判都是余波未息。盡管胡喬木對他庇護有加,但王蒙的藝術探索由此受到強烈影響,卻是不爭的事實。

《布禮》和《蝴蝶》是新時期文學伊始的“反思文學”的力作。繼揭示文革暴虐罪行的“傷痕文學”思潮之后,將反思歷史教訓的起點追溯到1950年代反右運動前后,去追尋極左思潮的來龍去脈,乃有“反思文學”的興起,以茹志鵑《剪輯錯了的故事》、魯彥周《天云山傳奇》、古華《芙蓉鎮》、張弦《記憶》、高曉聲《李順大造屋》《陳奐生上城》、張一弓《犯人李銅鐘的故事》、李國文《月食》等為標志,名重一時。這些作品的主人公有知識分子、普通民眾和老干部,基本上概括了其時社會的各個階層。王蒙是“反思文學”的弄潮兒,《布禮》展現少年布爾什維克鐘亦成被錯劃為右派經磨歷劫九死不悔,《蝴蝶》則重在展現老干部張思遠的歷史反思與自我懺悔。兩部作品都有長達數十年的時間跨度和主人公命運浮沉思緒紛紜的特色,即王蒙自稱“風云八千里,故國三十年”,不以連貫性的情節與沖突引人入勝,而是力求發掘主人公在昨天、今天和明天中求索不已的心靈歷程。這也正和他的東方意識流小說樣式實現了有機融合。

我在“百度·文心AI”上與AI對話,討論《布禮》與《蝴蝶》的同和異。AI問我:“需要我整理一份王蒙意識流作品《蝴蝶》《布禮》的敘事手法對比表嗎?可以幫你快速抓住他80年代創作的核心突破?!盇I然后做出如下回答:

王蒙《布禮》與《蝴蝶》敘事手法對比表

一、結構設計

《布禮》以“布禮”為象征物,按意識流動打亂時間線,但保留小標題引導;

《蝴蝶》以“蝴蝶”為隱喻,采用倒敘與插敘結合,每節以事件為中心但聯想跳躍。

二、意識流強度

《布禮》手法生硬,刻意打破線性敘事但保留時間節點,妥協于讀者接受;

《蝴蝶》更自然,通過聯想串聯回憶與現實,時空交錯更流暢。

三、人物塑造

《布禮》聚焦鐘亦成個體信仰沖突,通過內心獨白展現忠誠與困惑;

《蝴蝶》張思遠雙重身份(部長/農民)的隱性敘事,愛情與政治交織。

四、情感表達

《布禮》直白“靈魂疾書”,突出歷史創傷與信仰堅守;

《蝴蝶》細膩,通過愛情、死亡等事件折射知識分子精神困境。

五、革命敘事差異

《布禮》個體視角解構宏大敘事,反思“反右”等歷史失誤;

《蝴蝶》隱性批判體制,通過身份錯位揭示革命異化。

六、技法來源

《布禮》融合魯迅的冷峻、交響樂的蒙太奇拼貼;

《蝴蝶》更民族化,運用懸念、伏筆等傳統手法增強故事性。

文心AI能夠做出這樣的回答,來自它強大的信息檢索和概括能力。在文前的提示中,它說檢索了相關的23篇文獻,在每一個具體的回答之后,它都注明了文獻來源,表明其可信性。以此作為本文研究的一個基點,我以為是必要的和可行的。我們應該獲取AI的幫助,并且拓展我們的思路。

三、《布禮》與《蝴蝶》的創作發生學

《布禮》與《蝴蝶》的創作發生學值得考辨。

《布禮》中的鐘亦成和凌雪兩個少年布爾什維克,從新中國建立之前就加入北平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參加革命隊伍,經受地下斗爭考驗,1950年代前期經歷過凱歌行進的激情歲月。從反右運動起始,凌雪勇敢地走到鐘亦成身邊,在鐘亦成最困難的日子里給他以巨大的情感支持,讓他在人生低谷中感受到來自最親愛的人的愛意深情。這很明顯地是王蒙及妻子崔瑞芳的精神寫照,患難夫妻相濡以沫,靈魂伴侶信念永存。如同王蒙的《贈愛妻》之一所言:“此身此世此心中,瑞草芳菲煦煦風。淡對荒唐成一笑,長吟塊壘亦含情。何驚惡浪同舟渡,有牽晴暉攜手行。憂患人生八百歲,朝云唱罷晚鐘鳴?!薄恫级Y》這樣的作品是一種真情流露水到渠成,也合乎王蒙小說創作中以個人親歷親見為主干的基本做法。

《蝴蝶》則要復雜得多。《布禮》是自我傾訴,是流放者歸來的“投名狀”,是被打成右派遭受諸多磨難仍然初心不改的忠誠表白,《蝴蝶》卻是作家站在被難者立場上對那些握有決定普通人命運的權要人物的理想性刻畫與期待。有人說這是作家的自作多情,一廂情愿地美化和歌頌張思遠這樣的高級干部——這未免看錯了王蒙。殷鑒未遠。被現實生活驅逐貶謫為賤民的鐘亦成風塵仆仆地重新歸隊,首先是要接受組織的忠誠檢驗,重新贏得黨的信任?;赝麃砺?,心有余悸,當然希望張思遠這樣的高官能夠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體察民間疾苦,萬萬不能因為某種宏大的政治需要而輕易地再把他人打入另冊,殘酷斗爭無情打擊。而后來次第展開的現實,充分地證明王蒙的這種擔憂很有道理。王蒙的《悠悠寸草心》,從省委機關的一個理發員的視角,對普通民眾和不同境遇之下省委書記之關系的變遷做足了文章,表達了類似于秋文對復出之后的張思遠的期盼,在《蝴蝶》中,讓張思遠現身說法,回應理發員的希望不會落空,也就是文中應有之義吧。

《蝴蝶》的成因大致可以推測的是,它和三個人有關。

王蒙和張弦在1950年代都是嶄露頭角的青年作家,一起參加過1956年春召開的全國青年文學工作者會議,友情很深,有關方面欲將王蒙《青春萬歲》改編為電影,詢問王蒙關于電影編劇人選的問題,王蒙就推薦了張弦。孰料電影劇本還未問世,兩人就遭遇厄運落難成為右派。直到1979年,在歷史的新一個輪回中,張弦才完成《青春萬歲》的劇本創作,劇本于1983年由上海電影制片廠拍攝完成。張弦復出后的標志性作品《記憶》,則是由王蒙向《人民文學》的老編輯涂光群提供了《記憶》的寫作信息,由刊物組稿,發表于《人民文學》1979年第3期,并榮獲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記憶》作為“反思文學”代表作,以某地黨委宣傳部長秦慕平的視角講述故事:熱情、純真的電影放映員方麗茹一次意外的操作失誤,裝錯電影膠片的頭尾順序,將表現領袖人物的影片形象顛倒放映了幾秒鐘,在高度敏感與扭曲的社會語境中被打成“反革命”,在“罪與罰”的苦難中枉度青春備受艱辛。秦慕平就是給方麗茹拍板定罪的決策者,并且以此作為自己緊跟階級斗爭理論并且不惜余力地加以推行的業績證明。但秦慕平也因為同樣的疏忽在“文革”中獲罪——他用舊報紙包鞋子,卻被造反派發現這張報紙上有領袖接見外國友人的新聞照片,惡意地“玷污”偉大領袖,使秦慕平受到粗暴毆打與無情批判。推己及人,秦慕平痛悔往事:“她不過在幾秒鐘之內顛倒了影片,而我們十多年來顛倒了一個人!”“應當永遠把自己對人民犯下的過錯、造成的損失,牢牢地銘刻在記憶里,千萬不要忘記!”痛定思痛,此情何堪。同樣以捍衛神圣原則為信條,而昨日的批判者卻轉身淪為今日的被批判者,甚至身份轉換間不容發(王蒙在回憶錄中就寫到,在批判“右派分子”劉紹棠的批判會上,鄧友梅登臺發言,批劉亦檢討自己,不料他發言剛剛結束,即被宣布為“右派分子”),罪名依舊,花樣翻新。“文革”時期,遭逢此禍者大面積增加。這也促使許多當事人的覺醒與反思。秦慕平就是其中之一:“是的,記憶是一樣好東西。它能使人們變得聰明起來。在我們共產黨人的記憶中,不應保存自己的功勞、業績,也不應留下個人的得失、恩怨。應該永遠把自己對人民犯下的過錯,造成的損失牢牢地銘刻在記憶里,千萬不要忘記!……”王蒙評價《記憶》說:“通過挖掘秦慕平的心靈,作家把這件大事(平反冤假錯案)的意義進一步深化了,帶有更深的悲劇性和更莊嚴的正劇性。”張弦的《記憶》,無疑也引發了王蒙的沉重記憶,他從這“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孩子”的歷史悲劇中,從自身命運的荒誕中,繼續開發這一命題,就是順理成章了。

給《蝴蝶》中張思遠與海云的故事提供生活原型的,是于光遠與孫歷生的生死悲歡。孫歷生是王蒙小時候居住在小絨線胡同的鄰居,與王蒙同是1934 年生人,和王蒙的妹妹是同班同學。與王蒙一樣,14 歲的孫歷生在北平解放前夕的1948 年加入中共地下黨組織,反右派運動及此后歷經磨難。孫歷生的女兒于小紅說:“這種關系或許影響到王蒙小說《蝴蝶》中的故事?!蓖趺梢苍浽谄洹杜瘛芬晃闹袑懙綄O歷生。

1952年,身為中宣部官員兼具學者身份的黨內才子于光遠到北京市第三女中學校來做報告,和坐在臺下聽報告的孫歷生結識,后來又在北京的公交車上發生巧遇,由互相交往而締結婚姻。時年于光遠37歲,孫歷生18歲。1957年,孫歷生被錯劃為右派,于光遠曾盡力呵護妻子,多次到孫歷生勞動改造的地方去探望她,但最終迫于巨大的政治壓力和保護幼小的孩子免遭株連的原因而離婚?!拔母铩敝信犯叱钡穑谥袑W工作的孫歷生經受了紅衛兵運動初期的校園揪斗狂瀾,她此后煎熬數年身心俱遭受巨大摧殘,長期被監禁,于1968年7月在“清理階級隊伍”的新一輪整肅中去世。此前不久,已經離異數年的于孫二人有一次隱秘的見面,兩人的情感故事,剪不斷,理還亂,只能湮滅在時代的狂潮之中。孫歷生的墓碑上刻著一只蝴蝶。于小紅特別強調:“一只,不是兩只?!薄逗分械暮T剖且粋€中等城市教會女校的進步學生,1949年城市解放時剛剛16歲,前來邀請解放軍軍官、市軍管會副主任張思遠到學校去給同學們做政治報告,而且同樣地有兩人在公共電車上的聊天對話。幼稚的海云出于對革命和革命者的崇拜接受了張思遠的愛情,兩人結為連理。1957年海云被打成右派,張思遠出于革命原則,既無法援手,也無意援手,反而斥責海云“墮落”,“為反黨小說喝彩”,海云帶著兒子冬冬與張思遠離婚?!拔母铩背跗诤T茖医浥罚豢捌淙瑁钥O身亡。這是看似散漫不羈思緒紛紜的《蝴蝶》的核心情節。

從生活原型到《蝴蝶》中的張思遠與海云的愛情悲劇,人物關系與命運脈絡仍在,但情感走向發生了很大變異。類似于孫歷生和于光遠相濡以沫的悲情,王蒙在《布禮》中就寫過——鐘亦成與凌雪彼此之間的忠誠度,經受了世事滄桑的檢驗,就像他們對革命對黨的忠誠一樣無可忘懷。在《布禮》中出現在少年布爾什維克鐘亦成視野中的領導干部們,在七一大會上次第登臺的市委第一書記、第二書記、軍管會主任、副主任,以及鐘亦成的直接領導、區委書記老魏,逐漸整合成為張思遠的形象。尤其是老魏,1957年沒有保護住鐘亦成,1966年自己也被“揪出來”,“群眾組織舉行對老魏的批斗大會,老魏撅在中間,右邊是鐘亦成,左邊是宋明陪斗,鐘亦成被按倒,跪在臺上,以示與老魏和宋明有別”。(王蒙《布禮》)這個場面頗有深意,宋明當年率先批判鐘亦成,力主把鐘亦成打成右派;宋明并沒有特別的邪惡,只是在運動中表現得特別激進,鐵面無私,“文革”中被作為“反革命修正主義理論家”揪出來之后,當晚即自殺身亡,其反應之激烈,令人驚駭。而激進造反派用來批判老魏的“罪行”材料,卻是當年鐘亦成非常珍視的聽老魏講黨課的詳細記錄。

《蝴蝶》還有一個支點,就是張思遠的鄉村之思。王蒙寫作《蝴蝶》的動機“紛雜喧囂”,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痛定思痛,不勝恓惶。右派身份得到改正并且在文壇大顯身手之際,王蒙重回新疆:“坐在舒適的五座北京牌吉普車上,快速地沿著公路行走。我感從中來,悲從中來。想到了時代的變異與命運的浮沉,你是蝴蝶還是莊子?你是人五人六還是另冊賤民?你會不會忘掉了自己是老幾?這就是小說《蝴蝶》的由來?!@里我的關注中心仍然是領導干部,是洋洋得意過、狼狽不堪過、反思省悟過卻也積習難改的革命——掌權者。然而,它不只是針對某一點的諷喻,不再是旁敲側擊,而是鉆到心里的自問。這是遠在西方什么后現代搞的identitycrisis(認同危機)成了一個時髦名詞以前。這樣一個弄不清自己的身份的危機不是來自全球化對于民族與個人性的沖擊,而是來自歷史規定的個人角色的不確定性、起伏性、突變性乃至偶然性。”

比起王蒙在伊犁近6年的鄉村生活(1965—1971),王蒙對于內地鄉村的體驗,在他的小說中似乎并不見出有何精彩之處。從1958到1962年的4年時間,王蒙輾轉于北京郊區,從農村到農場,桑峪大山中的艱辛跋涉,一擔石溝山峰之重疊峻峭,三樂莊之一望無垠,都曾經出現在他的筆下。這也為他積累了若干鄉村生活經驗。但是,此類話題在王蒙筆下,以紀實筆觸寫出來的,可能比用小說虛構寫出來的更富有心靈的沖擊力。比如說,王蒙在京郊的崎嶇山路上挑著兩桶水健步如飛的描述,夫人崔瑞芳衣裝端整非常時尚地到天堂河農場看望在此接受“勞動教育”的王蒙,王蒙卻不敢將她介紹給同屋之人,因為他們全是“分子”“賤民”。這情形如實道來,就有非常的感染力,以小說筆法寫出來卻與生活實感隔了一層。在一擔石溝,發生過讓王蒙刻骨銘心之事。王蒙與同時被劃為右派的另一位北京青年作家從維熙在一擔石溝重逢,從維熙仍然不能忘懷自己的文學理想,王蒙卻顯得更為從容,閉口不談文學,害怕隔墻有耳。只有在夜間,兩個人并排而睡,在暗夜中偷偷摸出裝酒的扁酒瓶,相遞送著喝兩口,抵御山區的寒夜。但這樣的場景并未直接出現在王蒙筆下。

四、《布禮》中的鄉村之昧與老魏之思

為了闡述張思遠長達4年的山村生活,可以考察一下《布禮》中鐘亦成的京郊歲月。在許多時候,《蝴蝶》和《布禮》中的鐘亦成、凌雪和老魏,張思遠和海云、秋文,他們在每個重要節點上的表現,不完全對等,卻也是互相滲透的。

《布禮》一共7節,鐘亦成的京郊勞動主要是在第6、第7節。文字中充滿了悲苦之情。鐘亦成被劃為右派,但尚未公布,似乎還有回旋的余地,有可能通過運動后期的復查得到豁免或者降格處分,但是等了一段時間,右派的大帽子還是落下來,卻比其他右派的處理晚一些時間,情緒起起落落,更多了一番波折。他是最后一個來到雁翅嶺參加勞動的右派——正式的說法是來參加勞動改造的,只是鐘亦成不愿意接受這樣的說法。而鐘亦成登上雁翅嶺,雖是初來乍到,卻感到熟識和親切,個中有深意藏焉,也不妨看作是莊周夢蝶的變奏:

他放眼四極,忽然吃了一驚,這風景,這地面,這高山與流水,樹木與田野,村舍和工地,怎么如此熟悉,似曾相識,竟像是過去來過、見過一樣呢?明明他是生平第一遭到這兒來,不但是初次到雁翅峰來,而且是初次上山下鄉來,為什么這風光景物竟使他覺得這樣親切、熟悉、心心相印呢?莫非他在哪一本小說中看到過這樣的描寫?莫非他在哪一部電影里看到過這樣的畫面?莫非他曾在夢中到此一游?莫非他多年來所尋找、所期待、所要求的正是黨給他安排的這樣一個寬廣的天地?(王蒙《布禮》)

這樣的心理描寫,匪夷所思,但它確確實實地發生了。初到雁翅峰,令鐘亦成喜出望外,從如夢如幻似曾相識,到刻意安排天高地廣,這樣的阿Q般的精神勝利法,說起來可笑,但人到絕境,自我欺瞞,自我解套,也是無奈之舉。田野山川的景色蒼茫一望無邊,還有其超越人間悲歡的廓大與深沉,令人心曠神怡,悠然忘我。但這樣的幻覺不過是片刻的南柯一夢。鐘亦成和同儕的勞動狀態,完全是自虐性的,極限超極限,玩命再玩命,總想要用摧殘自己的超限體力支出,去證明自己的忠誠無限。更富有權威與強制指令的,是要他們互相評比,區分出勞動改造態度的優良中差不同等級來,而且要進行深刻檢討與互相批判。即便是鐘亦成們毫無怨言,但鄉親們旁觀者清,一語道破天機:“‘分子’們勞動是拼命,像‘砸明火’一樣氣急敗壞,看著他們干活我們都害怕——他們重載上山的時候是跑步,下山的時候是跳躍,喘氣的聲音兩里地外都聽得見。這還不算,一有空他們還得考慮自己的罪行,考慮通過這種‘砸明火’的勞動如何進一步認識自己的丑惡面目,進一步感謝黨的挽救……”(王蒙《布禮》)

更加不堪的是,這些渴望檢討、渴望救贖的另類分子,經過勞動的初級階段瘋狂投入自我加碼罪一罰三之后,又遭遇新的危機。他們渴望被關注,被批判,然后有經過嚴格審查而得到赦免的一天。孰料,在時代的下一個浪潮中,他們被忘記了。被嚴密監管、互相摧殘的殘酷生存法則規訓已久,鐘亦成們的一舉一動,都處在嚴密的監管中,他們也習慣地接受這樣的監管,并且希望自己為了得到原諒得到寬宥所做的一切,都能夠被有關方面看到眼中,建構出自己“改邪歸正”得以重新歸隊的虔誠形象。但事情只會朝著越來越壞的方向發展。反右運動之后,時勢變動不居,而形勢一變,他們的所有努力都失去意義,忽然間發現沒有人再關心他們,沒有人再關心他們改造的程度與脫罪化的進展,他們進入了一種“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的狀態。

當然,這只是鐘亦成的瞬間錯覺。在苦難與沉淪中,還有更為沉重的輪回。對鐘亦成們專設的監管,讓位于一種更為普泛性的管制,右派被置于“地富反壞右”之列,問題的性質發生根本的變化,罪加一等,看不到通向未來的出路何在。沒有最壞,只有更壞。鐘亦成夜半未成眠,第一個發現并且忘我地沖到工程隊廚房去救火,全身被燒傷,瀕臨死亡,多虧區委書記老魏通知凌雪前來照護,使得鐘亦成在身心上得到絕大關愛。以舍出自家性命去搶救集體財產,這在許多年間都是和平年代英雄行為的標配。鐘亦成此舉,更是為其遭受的不公命運的一次“拗救”,由此成為忠誠證明的最強音。孰料,有關政工人員闖入搶救病房,不曾慰問他勞苦功高,不曾詢問他傷情如何,反而深文周納,誅心有術,追問他的救火動機,懷疑他是賊喊捉賊偽裝進步的火災制造者,所提問題讓鐘亦成無法招架。

縱觀鐘亦成1949—1979的風雨歷程,北京郊區的勞動生活在其中所占的分量可能是有限的。人生災厄剛剛揭開面紗,他心中還抱著在運動后期的復查中得到甄別改正——這是黨開展的歷次政治運動的常規,運動發動初期,迫不及待地急于動員起來,形成規模形成聲勢,人人揭發,人人自危,人人承受超負荷的壓力,以檢舉揭發他人作為自己的無罪證明。等到形勢穩定,勝券在握,再進行一番辨別與糾偏。從延安整風審干運動到后來的屢次批判清算,莫不如此。但反右運動是特例,不復查,不甄別,一口氣將斗爭進行到底。鐘亦成不得不放棄幻想,直面現實,現實卻是繼續沉淪,直接與“地富反壞”成“沆瀣一氣”,離革命隊伍越來越遠,回歸無期,還要有足夠的勇氣與運氣度過沉重的10年內亂,經受紅衛兵小將的血腥暴力,再一次面臨生命危險。

那么,鐘亦成的人生歷史轉折點出現在何處呢?

反右運動初期,中共P城市中心城區委員會的青年干部、辦公室調查研究組的組長鐘亦成,像在解放初期的歷次政治運動中一樣,年輕勇敢,積極熱情,全身心地投入斗爭,但是,他的一首小詩被當紅的青年理論家點名批判,深陷厄運,從此經歷了漫長的20余年被批判被改造的苦難歷程,歷劫歸來,初心不改。

許多學者討論《布禮》,都聚焦于忠誠二字,無論是褒貶雙方,都立足于此,無論是早期的全盤肯定,還是后來漸漸出現的質疑之聲,都是圍繞鐘亦成九死不悔的忠誠做足了文章。肯定者稱贊其歷經磨難死去活來而矢志不渝忠心耿耿,質疑者則將這種忠誠與愚昧連接起來,追問鐘亦成為什么能夠僅僅憑1950年的一次全北京市黨員大會做心理支撐堅定地付出其無限信賴,而沒有任何理性思索和動搖懷疑。筆者也曾經站在后者的立場上指出,鐘亦成被打成右派之初,凌雪是最早地提出“母親打兒子”終究會覺察打錯了的始作俑者之一。她比鐘亦成更為冤屈,她并沒有什么直接的右派言論被揭露批判;僅僅因為不肯與淪為右派的鐘亦成劃清界限,反而在鐘亦成人生最低點時與他結婚,就被開除黨籍。同樣是建國初期的學生黨員,凌雪許多時候都比鐘亦成更為堅強,鐘亦成是在甘愿承認自己“有罪”的前提下千方百計要做出他的“忠誠證明”,凌雪卻不作如是觀,她在漫長歲月中逐漸變得成熟冷靜,不像鐘亦成那樣始終是生活在激情燃燒的記憶中。

這次為了將《布禮》作為參照以研讀《蝴蝶》,我卻有了新的發現。凌雪與鐘亦成相濡以沫,甘苦共嘗,以自我犧牲和母性關愛超度鐘亦成,即便是在對形勢的判定上,她也高出鐘亦成一籌。她在至暗時刻嫁給鐘亦成,就是相信他的人格與品質,相信他的清白無辜;她提出的“母親打兒子”論,隱含的判斷是母親打錯了兒子,是情感與理性的悖謬,錯在母親。這樣的論斷,在當時的嚴酷語境下,是無法繼續推衍的,也是鐘亦成無論如何不敢做如是想的。這當然可以理解為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卻也是凌雪堅定地與鐘亦成走到一起的基本前提。

因為無法繼續深化和推衍,凌雪的思考就此打住。真正改變鐘亦成的懵懂心態的卻是區委書記老魏。1975年,作為走資派飽經摧殘的老魏坐牢7年有余,罹患血癌,行將離世,仍然牽掛著鐘亦成,將其召喚到身邊,談論當年的不堪往事。鐘亦成已經擺脫了當年的自我譴責與罪孽感,但覺醒仍然有限度,或者不敢輕易揭開歷史的傷疤,仍然檢討自己的罪過?!翱蛇@怎么可能呢?鐵案如山,已經快二十年了。光我自己的檢討就三十萬字……”鐘亦成的檢討,不但態度誠懇,而且層層加碼,不斷疊加。其初衷當然是以其真誠與深刻示人,以求取一種物極必反的效果。

“是的?!崩衔河梦⑷醯穆曇粽f,“我當時就反對劃你的右派,但是宋明拿出了你自己的檢討。真蠢!但是,不論是二十年的時間、三十萬字的檢討和哪怕是三百萬字的定案材料,只要是不公正,只要是不真實,那么哪怕確實是如三座大山,我們也要用愚公的精神把它挖掉。人民信任我們,但是我們,我們卻用夸大了的敵情,用太過分了的懷疑和不信任毒化著我們的生活,毒化著我們的國家的空氣,毒化著那些真誠地愛我們、擁護我們的青年人的心……這真是一個大悲劇呀!你怨黨嗎,小鐘?”

“我們這些人也可憐?!崩衔簲鄶嗬m續地說,“說來歸齊,我們太愛惜烏紗帽了。如果當初在你們這些人的事情上我們敢于仗義執言,如果我們能更清醒一些,更負責一些,更重視事實而不是只重視上面的意圖,如果我們絲毫不怕丟官,不怕挨棍子,挺身而出,也許本來可以早一點克服這種‘左’的專橫。當一個人被宣布為‘敵人’以后,我們似乎就再不必同情他,關心他,對他負什么責任……現在呢,報應了,我們自己也被宣布是走資派、黑幫,我們又成了地、富、反、壞、右的代理人,正像當年你們成了蔣介石的代理人一樣……”(王蒙《布禮》)

老魏出場不多,但在《布禮》中是最有行動力也最有思想深度的人。他在落難的鐘亦成與凌雪結婚的夜晚前來賀喜,執意要和他們喝一杯喜酒,表現出非凡的氣度。在生命臨近終點的時候幾次帶話給鐘亦成,要對他闡述自己的沉重反思,要他提出關于重新審查其右派問題的申訴。

在《布禮》的閱讀中,人們都注意到那個“灰影子”的存在,卻很少論及老魏的言行。老魏的兩段話,才是本文的點睛之筆:其一,他指出體制內部夸大敵情、不斷制造莫須有的敵人的錯誤判斷;其二,他檢討了自己的怯懦自私,在鐘亦成被打成右派時未能挺身而出仗義執言,結果在一次次運動中滾雪球導致大雪崩,老魏自己在文革中也未能幸免于難??駷懠鹊?,無人能夠置身事外,遲早會遭受報應。這應該看作是當年的語境中所能做出的歷史反思的天花板了。

五、張思遠與三女性:女神在鄉村

張思遠和鐘亦成的鄉村經歷和身份有明顯的差別,他們就像一個硬幣的兩面。一個是曾經身在高位足以裁決他人命運最終又在大雪崩中禍及自身的高級干部,一個是以其初生牛犢的生猛銳利令人矚目也因此罹難的青年人。張思遠的個人事宜也和鐘亦成大相迥別。他沒有凌雪那樣頭腦清醒、理性情感都超級發達的終極守護者,張思遠的生命中經歷了與三個女性的情感歷程,海云、美蘭和秋文,卻始終沒有一個合適的女性相伴終身。在張思遠和他的同僚們眼中,海云是一個稚嫩的“學生娃娃”,是早夭的小白花。美蘭是當下所說的那種“生活家”,在理家方面很在行,她竭力維護張思遠的生活秩序,但是在那個政治掛帥、思想當先的年代,純粹過日子型而且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美蘭,與凌波仙子似的海云,反差太大,也難以與張思遠天長地久。秋文是一個獨立的職業女性,其經歷與個性都要遠勝于海云和美蘭,精明干練,見識過人,也高于張思遠,堪稱之為鄉村的女神。在特定意義上,秋文與凌雪有共同之處,承受著命運的重負卻沒有荊冠值得夸耀。她有一個被劃為極右分子的丈夫處于監禁與強制勞動改造的境地,看不到出頭之日何在。雖然在名義上秋文與他離婚了,但心中卻仍然執著守望,等待著他重獲自由之時。凌雪是一個舍己忘我的救苦救難者,她勇敢地走進鐘亦成的生活之中,不論其正在遭受無情批判和冷酷清算;她在鐘亦成鄉村生活的火災之厄中翩然降臨,將其從瀕臨死亡的慘狀中救出來。而秋文不但治好了張思遠摔傷的腰椎和上呼吸道感染繼發肺炎,還給了他重要的思想點撥。張思遠和冬冬的父子和解,是由于秋文化解了冬冬心中的隔閡。張思遠的反思逐漸成型,秋文是重要的催化劑。

歌德在《浮士德》中寫道:永恒的女性,引領我們不斷上升。秋文和凌雪,都可以稱作是永恒的女性,她們的知識背景和人格修養,在某些重要的方面,都超過了她們面對的男性,超過張思遠和鐘亦成。而秋文比凌雪更為血肉豐滿?!恫级Y》中的凌雪總是在鐘亦成最為需要的時候翩然而至,天使降臨,卻沒有一個完整的人物形象,她的每一次出場都是在鐘亦成的視線之中,無論是在北平解放前夕的學生隊伍中,還是山區救火之后的醫院病房里。秋文卻是具有充分的人間煙火氣,既入鄉隨俗,能夠接過鄉民的煙袋鍋吸煙,和村民們在生活中打成一片,卻又超凡脫俗,她的醫生職業和內心世界為自己保留了足夠的獨立空間。凌雪幾乎是全身心地關注著鐘亦成,因此身影未免單薄;秋文對于張思遠的關心與照護,卻只是其個人內心世界的一個角落,秋文不但有一個未能忘情的右派丈夫,還有一個女兒,作為醫生,她還需要記掛鄉村中她的每一個病人。更為重要的是,張思遠從秋文身上感受到了如母如姐的溫馨愛意。全村人都叫他老張頭,唯有秋文的聲音讓他感到母親般的溫暖。重返山村,本來是為著秋文而來,“當他的目光與在人群中的秋文的目光相遇的時候,他像孩子一樣地興奮、期待、歡喜。”(王蒙《蝴蝶》)飽經滄桑身居高位的張思遠,卻在思想和情感上都對秋文產生深刻的依賴感。這是來自張思遠的行為邏輯,還是王蒙的“高齡少年”的多情?

聯系到《布禮》中鐘亦成對凌雪的依戀,參諸《從前的初戀》《笑的風》《霞滿天》等,說王蒙在人生的諸多階段,有明顯的戀母情結,或者說“大女主”依賴癥,大約是可以成立的。

王蒙的成名作《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孩子般單純”的林震(劉世吾說,一個布爾什維克,經驗要豐富,但心要單純),在與區黨委機關的官僚主義、事務主義作斗爭時力不從心,缺乏支撐,亦缺少對于諸多現象背后的整體把握。這種以下抗上、以少敵多的態勢,進退失據,遭受嚴厲批評,幸虧有同事趙慧文施以援手,才讓困惑的林震穩住陣腳。林震到區委組織部報到,第一個接待他的人就是組織部秘書趙慧文。趙慧文年長于林震,已婚,還有個2歲的小男孩;她的革命資歷長,在朝鮮戰場當過文工團員,在組織部工作數年,對組織部內部的人和事的了解也要優于入職才幾個月的林震。她和林震一樣,對于組織部內部的弊端保持著一種無法容忍、急欲清除的焦慮,但又陷入勢單力孤有心無力的狀態。林震則以他的敏感與坦誠、潑辣與進取,重新激起她與不健康的現象作斗爭的熱情,兩人能夠就此話題進行深度的交流。凡此,趙慧文在各方面都要顯得成熟,對林震充滿姐姐或者母親般的關愛,她請林震到家中做客,和他一起聽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隨想曲》,請他到家中吃餃子,在工作中則是互相支持,抱團取暖。林震朦朧中對她暗生情愫,但在趙慧文眼中,林震并不是兩性情感層面上的對等者,她把林震看作單純幼稚的“孩子”:“小林,你是我所尊敬的頂好的朋友,但你還是個孩子——這個稱呼也許不對,對不起。我們都希望過一種真正的生活,我們希望組織部成為真正的黨的工作機構,我覺著你像是我的弟弟,你盼望我振作起來,是吧?生活是應該有互相支援和友誼的溫暖,我從來就害怕冷淡。就是這些了,還有什么呢?還能有什么呢?”(王蒙《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再去追索王蒙手稿與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定稿之間的區別。小說原名為《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顧名思義,林震以陌生人的身份來到黨的權力機構,以自己的單純信念體察、思考、批評組織部及劉世吾、韓常新、趙慧文等同僚的工作情態與心態,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度嗣裎膶W》負責人秦兆陽將篇名改為《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將林震點亮的探照燈修正為舞臺的聚光燈,將其凝定在林震身上,顯然是要強化林震的人物形象,凸顯中國的“娜斯佳”的風采。為此,在林震與趙慧文的關系上,秦兆陽也做了有意的深化,趙慧文的外形描寫從林震的眼中看出,帶著相當的主觀色彩,將林震的情感世界做了一定的開掘,讓這位22歲尚無戀愛經驗的青年內心激蕩。王蒙說:“我原來是想寫作兩個人交往過程中的感情的輕微的困惑與迅速的自制。經編者加上趙慧文的‘同情和鼓勵的眼睛’‘白白的好看的手指’‘映紅了的臉’,和結尾時的大段描寫就明確成為悲劇的愛情了。”

王蒙的言說來自特定的語境,闡釋其緣由不甚容易。秦兆陽的修改則自有其道理,確實讓林震的形象變得更為清晰。王蒙對趙慧文的外形描寫,出現在開篇之處,先聲奪人:“這個叫林震的年輕人,在小學教師支部的時候就與趙慧文認識。她的蒼白而美麗的臉上,兩只大眼睛閃著友善親切的光亮,只是下眼皮上有著因疲倦而現出來的青色。她帶林震到男宿舍,把行李放好、解開,把濕了的氈子晾上,再鋪被褥。在她料理這些事情的時候,常常撩一撩自己的頭發,正像那些能干而漂亮的女同志們一樣?!保ㄍ趺伞督M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這里是一種敏銳的觀察,是趙慧文對新來者的熱情照料,鋪床展被,如大姐姐照顧小弟弟那樣親切周詳。趙慧文的批評不留情面,同樣有大姐姐對小弟弟的痛快淋漓:

趙慧文端詳著林震的床鋪,搖搖頭,大姐姐似的不以為然地說:“小伙子,真不講衛生!瞧那枕頭布,已經由白變黑;被頭呢,吸飽了你脖子上的油;還有床單,那么多折子,簡直成了泡泡紗……”(王蒙《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最切近的對大姐型的女性崇拜的表述,出現在王蒙發表于2016年《人民文學》11月號的《女神》中。60年前的9月,王蒙在《人民文學》發表《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時隔一個甲子,《女神》是《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遙遠回聲,《女神》的故事亦是由其引申出來的?!杜瘛纷髌返闹魅斯惤悖袁F實生活中的陳布文女士為原型,作品的敘事人“我”則是王蒙的夫子自道:“寫起小說來興致勃勃,回憶往事時心潮澎湃。追尋那些久遠的記憶,仿佛能夠解開塵封的夢想,帶來一絲解脫與慰藉。抒發情感時,我仿佛重返青春,懷揣著對陳姐的深深眷戀。較真起來,我如同查賬本般細致;而幻想時,我又仿佛置身于夢幻般的仙境。終于,我寫下了那個讓我念念不忘的陳姐?!保ㄍ趺伞杜瘛罚杜瘛肥峭趺傻撵`魂出竅之作,誠如王干所言:“從題目到小說敘述腔調,都是仰視甚至膜拜,一反王蒙小說慣有的對人物的敘述態度。王蒙小說對情感的書寫往往信馬由韁,但對人物的褒貶非??酥?,很少全身心地用筆墨去‘愛’他筆下的人物,不管男性還是女性。到了《女神》突然變調,是充滿了吟誦和詠嘆的贊美詩?!?/p>

《女神》的中心情節并不復雜。時當1957年春天,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在引發爭議乃至激烈批判后,進一步引起毛澤東的關注,毛澤東積極肯定了這部作品,表現出他一向支持年輕人、扶持新生力量的態度,使得局面發生根本性變化。如此微妙的時刻,王蒙的亮相姿態格外引人關注。素不相識的陳姐就此給王蒙寫了一封信,批評其違心和矯情;坦誠批評的內容,雋秀飄逸的書法,都令王蒙驚嘆不已,隨之應約與陳姐通過一次電話。這一信一電,讓王蒙記念一個甲子,從青年人到白發翁,念茲在茲,直到后來約請陳姐之子面談,了解陳的完整人生,并且稱其為心目中的女神,用足了他習用的鋪陳排比加以頌揚:

第二天我就收到了你的信,……你的信封與信箋上的字跡立刻使我愛不釋手,如醉如癡,一時間親切、秀麗、文雅、高傲、自信、清麗、英杰、老練、行云、流水……各種美名美稱美感紛至沓來,我怔在了那里。(王蒙《女神》)

我曾經想過以王蒙作品中的姐姐——母親型女性形象的成因做一篇文章,準備了一些材料,最后卻半途而廢,但這樣的思考卻拓展了我的王蒙研究的界面。海云的小鳥依人,結果是所托非人,將她導向了悲劇性人生。凌雪和秋文,都是有擔當有見識,尤其是秋文,命運可以說是最為悲凄,她的人生狀態卻是最為豐富多彩的,醫術高明的醫生流落到鄉村,沒有虎落平陽的自戀自嘆,卻用她的醫術與人格贏得農民的尊重與認同,還無意間贏得張思遠銘心刻骨的愛慕,可以說是王蒙作品中最為動人最有魅力的圣母型女性。落難右派遭遇多情民女,相濡以沫相呴以濕,在張賢亮《靈與肉》《綠化樹》和李國文《月食》等作品中都有上佳表現,《蝴蝶》中秋文所占篇幅非常有限,卻在人物塑造上更上一層樓。但張思遠并不是秋文的知己,他不曾理解秋文的真實內心。到《女神》的陳姐,“我”仍然是費盡心力而不能得其門而入,只能是陷入更為困惑與崇拜的迷局。這或許是一向尊重女性、崇拜女性的王蒙的文學世界的凄迷一角,而《青狐》則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意外,對女主人公盧倩姑的塑造,具有直指靈魂的冷峻犀利與無情嘲弄,是王蒙小說研究的一個重要論域。

六、對話、矩陣與歷史的平行四邊形

《布禮》和《蝴蝶》通常被看作是東方意識流小說,或者是鐘亦成和張思遠的心靈獨白。在我看來,它們還可以解讀為對話小說,而且是多人對話。《布禮》中是鐘亦成、凌雪、老魏、“灰影子”的精神對話,《蝴蝶》則是張思遠、海云、秋文、冬冬的心靈交鋒。比較起來,鐘亦成和凌雪有些靠色,品行相近相親,許多時候可以是重合疊影的,老魏的直接發聲篇幅有限,有待深化,而《蝴蝶》中的對話者彼此之間反差更大一些,更為富有廣度和深度。老魏未能完成的思考,延伸到張思遠那里,秋文則延續了凌雪的形象。冬冬比諸“灰影子”,也從抽象增益為血肉豐滿。就精神對話而言,《蝴蝶》也可以看做是《布禮》的升級版吧。

巴赫金評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時,提出了著名的對話理論:“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主要人物,在藝術家的創作構思之中,便的確不僅僅是作者所表現的客體,而且是直抒己見的主體。因此,主人公的議論,在這里絕不只局限于普通的刻畫性格和展開情節的實際功能(即為描寫實際生活所需要);與此同時,主人公的議論在這里也不是作者本人的思想立場的表現。主人公的意識,在這里被當作是另一個人的意識,即他人的意識;可同時它卻并不對象化,不囿于自身,不變成作者意識的單純客體。在這個意義上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主人公形象,不是傳統小說中一般的那種客體性的人物形象?!?/p>

1980年代之初,巴赫金的對話理論(亦被譯作復調理論)尚未被國人所知曉,我是在北京大學俄語系教授彭克巽的課堂上聽到復調理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全新解讀,可惜駑鈍如我,未能得其肯綮。中國作家中也鮮少有人聞知巴赫金其人其論。王蒙的睿智在于,在“東方意識流”諸先鋒之中,他的創作,無論《布禮》還是《蝴蝶》,都在滔滔不絕的傾訴中,嘈嘈切切,泥沙俱下,語言的奔涌中挾帶著思緒的嘈雜、信息的渾融。在《春之聲》中,有這樣的片斷:“自由市場。百貨公司。香港電子石英表。豫劇片《卷席筒》。羊肉泡饃,醪糟蛋花。三接頭皮鞋。三片瓦帽子。包產到組。收購大蔥。中醫治癌。差額選舉?!边@是火車上人們七嘴八舌的談論話題,其特定的內涵,需要做一定的詮釋,才能夠看出其相互悖反后面的時代氣息。1979—1980年代之交的大轉型,表現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表現在人們口中的一個個熱詞中:自由市場重新復活,給人們帶來更多的農副產品;百貨公司的柜臺上也增添了更多的商品以供選擇,持續多年的呆板老舊的衣裝樣式改變了;新上市的三接頭皮鞋和三片瓦帽子受到求新愛美的年輕人歡迎;香港電子石英表那時還是走私貨,價廉物美,也是新潮的象征;豫劇片《卷席筒》是1979年公映的清官平冤獄的豫劇電影,因為與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包括右派改正的時代氛圍相吻合而受到普遍關注;包產到組和收購大蔥,農業經濟中的生產和流通都出現新氣象;差額選舉的出現,宣告民主化進程取得重大突破……。這里的雜語喧嘩,可能不無率性與即興發揮,卻將諸多反差極大的事物萃集于一爐,溢出了作品的目標指向,溢出了作者的主觀意圖。

在此意義上,《布禮》的雜語喧嘩,不僅是表現在其時空跳躍和人物的言行片斷化上,也表現在幾個主要人物的思想碰撞上。老魏的思考邏輯與鐘亦成明顯有別,凌雪的思路也自成一格。“灰影子”的出現,非常突兀,似乎是專門用來在非常私密的狀態下檢驗劫難過后的鐘亦成是否依然忠誠如故。鐘亦成以及其背后的作家,都對其深惡痛絕,鐘亦成對“灰影子”的幾次痛斥,是其忠誠不渝的另一種證明,與歷史虛無主義勢不兩立。在《布禮》長達數十年的研究中,對鐘亦成與“灰影子”的褒貶取舍各有其人,眾說紛紜,我推崇的是黃維梁所指出的鐘亦成與“灰影子”的內在糾結:

王蒙筆下鐘亦成這個人物,扁平中有其立體,單純中有其復雜,這主要得力于《布禮》中灰色影子的出現。灰色影子現身于三個小節,它對鐘亦成、共產黨以至中國,加以批評或嘲諷,又叫鐘“什么也不要信”?;疑白又猓€有一個身份隱藏起來的聲音,它譏笑黨,它說鐘是祥林嫂。此外,標示“年代不詳”那個小節寫的是黑夜里白發蒼蒼鐘亦成的悲慘,那里有“一顆痛苦、燃燒的心”。讀了這些,我們知道,鐘亦成在其堅信之外,還有其猶疑。

如此說來,鐘亦成與“灰影子”的激烈辯駁,本質上是鐘亦成與自己的心靈暗影的激烈搏斗,是他一次又一次地掐滅自己曾經有過的信念動搖與理想懷疑的苗頭,或者是對來自外部的某種聲音的強烈排斥。在1980年代初的語境中,這種懷疑常常和所謂“迷惘的一代”連接在一起,“正面”的例子是《班主任》作者劉心武寫的《醒來吧,弟弟》,“反面”的例子是北島《回答》中一連五個“我不相信”——

我來到這個世界上,只帶著紙、繩索和身影,為了在審判之前,宣讀那些被判決了的聲音。

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縱使你腳下有一千名挑戰者,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藍的,我不相信雷的回聲,我不相信夢是假的,我不相信死無報應。

在急欲歸隊的鐘亦成這里,他是不能夠在自己身上沾染任何疑點的,他的本意是要向黨向母親傾訴自己雖九死猶未悔的忠心耿耿的,但潛意識中,“灰影子”卻不離不棄地跟隨著他難以排除?!盎矣白印钡纳矸莺湍挲g都有很大的模糊性,如金理所言“灰影子”承上的一面——經歷過一切、“快五十歲”的中年人——對照出鐘亦成隱而未發的另一種轉向;啟下的一面——“頭發留得很長”又“目空一切”的青年——則通向嶄露頭角的青年亞文化思潮?!扮娨喑珊汀矣白印g的矛盾,顯然已經逼迫著王蒙不得不去正視讓其寢食難安的自我矛盾,為了不至于被矛盾吞噬,作家要用鐘亦成對‘灰影子’的勝利來調節、克服矛盾,完成自我意識勉強的再度統一?!?/p>

這就關涉到走出歷史的泥濘之后的這一代作家的尷尬處境。進入新時期,時勢乍暖還寒,來自兩個方面的力量都在爭奪對共和國歷史的解釋權。有良知的作家都需要對歷史與現實做出自己的判斷與選擇,同時,囿于外在的與內在的因素,作家也需要考慮自己的處境與隱憂。平心而論,右派的身份雖然得到改正,但多年遭受殘酷打壓的記憶難以根除,不時傳來的信息中也有許多可能不利于自身的威脅存在。何況還有自身認知的局限性。張賢亮筆下的章永璘,在《資本論》的字里行間尋找身為資本家后裔的原罪所在,把自己批判得血肉淋漓。從維熙《雪落黃河靜無聲》中的范漢儒寧愿在屈辱境地中受苦受難無處申冤,也不同意跟隨女友越境潛逃,是執著還是愚忠,著實令人唏噓。這樣的描述在作家筆下比比皆是,王蒙的《布禮》則因為“灰影子”的出現,給這種變本加厲的忠誠證明留下難以平復的縫隙與缺憾。

前引金理的文字,提出了“灰影子”的年齡和身份問題。在不同時間出現的時候,這個飄忽不定的“灰影子”令人捉摸不定。癥結在于他所想所問的不同背景。如關于“祥林嫂”之問:“你說什么?你熱愛黨,熱愛黨,為什么給你戴帽兒?祥林嫂……為什么生活在社會主義新中國的一個共產主義者,一個朝氣勃勃赤誠無邪的年輕人的命運,竟然像了你?中華民族呀,多么偉大又多么可悲!”(王蒙《布禮》)這顯然不是那些打打殺殺的紅衛兵小將們所能夠問得出的,也不是鐘亦成乃至1980年的王蒙能夠輕易回答出的?!盎矣白印敝畣柋荤娨喑汕擅畹鼗?,并且成為鐘亦成流放者歸來的宣言之一,但“祥林嫂”之問果真得出應有的回答了嗎?

于是,關于忠誠與質疑的命題,避重就輕地滑向了青少年一側,滑向《最寶貴的》中的少年人,復出之后的市委書記嚴一行的兒子蛋蛋。蛋蛋在少不更事的年紀向紅衛兵透露了市委陳書記的行蹤導致其被迫害致死,10年之后蛋蛋光榮入黨,卻沒有為少年往事做出懺悔,被嚴一行予以嚴厲的黨性教育。接下來則是《蝴蝶》中的冬冬,張思遠的唯一的兒子。

在近年的文學研究中,我對于一分為四的理論模型有所心得。從一根筋到一分為二,再到一分為四,這不是數字游戲,而是思維邏輯的擴展,文學研究方法論的更新。其來源有多種,如格雷馬斯的矩陣理論的四種關系,海登·懷特的后現代歷史敘事學中體現出來的四分框架,還有最重要的,恩格斯提出來的歷史動力的平行四邊形:“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的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因為任何一個人的愿望都會受到任何另一個人的妨礙,而最后出現的結果就是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所以到目前為止的歷史總是像一種自然過程一樣地進行,而且實質上也是服從于同一運動規律的。但是,各個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個都希望得到他的體質和外部的、終歸是經濟的情況(或是他個人的,或是一般社會性的)使他向往的東西——雖然都達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為一個總的平均數,一個總的合力,然而從這一事實中決不應作出結論說,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里面的?!庇脴O簡的語言加以詮釋,就是由4個節點組成的圖形、結構、物體和社會形態,才具有了沖突與變異的能力與效率,有了內在的張力與動因,同時又具有了中和、轉圜、調諧和分化組合的最經濟的變數?!都t樓夢》中有四大家族,《戰爭與和平》中同樣有四大家族,就是絕好的例子。

論及王蒙的《布禮》和《蝴蝶》,我也愿意用一分為四來解析其中不同人物的嘈雜對話。同為流放者歸來的作家,在描述創傷記憶時,各自的姿態不同,亦表現在其人物設置上。張賢亮的小說,大都是男主人公章永璘與鄉村女性的恩怨情仇。1980年代與王蒙并稱為最有思想性、熟讀《資本論》的張賢亮,當然不滿足于這種公子落難民女舍身相救的窠臼,他讓章永璘“在靈魂深處鬧革命”,在《綠化樹》中是讀《資本論》以清算自己的剝削階級血統,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則是在冥冥中與宋江、莊子、馬克思和馬圈里的騸馬對話,討論民族所處的危機與解救,討論知識分子的精神閹割與身體壓抑。

與之相比,《布禮》中的“灰影子”出場有限,表演不盡充分;凌雪因為與鐘亦成同調,拉不開反差;老魏在生命盡頭講出他對共和國歷史的反思,非常有力度,卻無法將其進一步深化;鐘亦成則集中于對自身經歷的訴說和思緒的紛紜,難以追問“為什么”?!恫级Y》中被禁錮、封閉多年的情感如火山爆發,一吐為快,滔滔汨汨,不擇地而涌流?!逗穭t是痛定思痛,有了更為豐饒的思想資源和現實指向,包括來自中國傳統文化即莊子的思想啟迪。不但是回望既往,還在矚望前路,面對現實與未來。

張思遠、海云、秋文三人經歷與個性的各自距離拉得很開;“政治不正確”的冬冬是“灰影子”情緒的部分再現,但是他有血有肉,形象清晰。冬冬的成長軌跡有跡可循:從幼年時張思遠帶他去吃冰激凌的快樂記憶,小學生冬冬對待棄他們母子而去的張思遠饋贈的生日蛋糕的冷淡無感,“文革”初期少年冬冬憤怒地沖上斗爭會前臺怒扇張思遠耳光的暴烈,身為插隊知識青年的冬冬面對奔著他而來的張思遠落戶小山村后的矛盾與敵意,冬冬對現實的牢騷滿腹與拒人千里,直到他通過自己的內省進而諒解張思遠——張思遠以為冬冬的仇恨源于他拋棄海云而為母親復仇,冬冬坦率地告訴他,自己是受到造反派頭頭的教唆,他信奉的也是極左思潮的教條,認定張思遠是“走資派”因而“大義滅親”。從廣義而言,父子二人,既是極左思潮的執行者,更是極左思潮的受害者。冬冬的內在理路也更加符合時代的邏輯,真實可信。這讓張思遠和秋文的思想說服工作容易找到切實可行的路徑。

冬冬的灰暗與頹廢,讓張思遠痛心不已。在《蝴蝶》中,父子兩人終于達成了妥協,冬冬向張思遠靠攏,愿意向張思遠的革命價值觀表示敬意,使得作品有一個大致完滿的結局。但父子兩代人的差異與對話卻一直沒有完結。王蒙認知現實的熱情與自我反思的歷程從未停止,他對于自己所屬的流放者歸來的一代,在1980年代的創作中予以不遺余力的肯定,無論是以“灰影子”和冬冬為鏡像,還是《相見時難》中的翁式含、藍佩玉的第二次握手,以海外華人身份歸國探訪的老同學為參照,再次證明青年革命者的革命信念。1990年代以來的“季節”系列長篇小說,王蒙卻對同代人做了極富反諷性的描述。對于和冬冬同代的子一代,從《蝴蝶》中的駁斥,到面對劉索拉《你別無選擇》的接受,再到對玩世不恭的王朔的“痞子文學”的贊賞,其中的跨度之大,也非常人所能想象。下面的引文,分別來自《蝴蝶》與《躲避崇高》,以此作為本文的收煞——

(張思遠讀到冬冬充滿懷疑論色彩和“頹廢”的一篇日記。)日記寫得灰暗,簡直是頹廢,什么“夠了,這謊言和偽善,這高調和欺騙”,什么“人是最自私也最卑劣的”,什么“生活便是錯誤,生活便是痛苦”??粗粗瑥埶歼h的手抖了起來。難道我們這一代艱苦奮斗,流血犧牲,鞠躬盡瘁,夜以繼日,就是為了讓你們搞這種渺小卑微的無病呻吟嗎?(王蒙《蝴蝶》)

首先是生活褻瀆了神圣,比如江青和林彪擺出了多么神圣的樣子演出了多么拙劣和倒胃口的鬧劇。我們的政治運動一次又一次地與多么神圣的東西——主義、忠誠、黨籍、稱號直到生命——開了玩笑……是他們先殘酷地“玩”了起來的!其次才有王朔?!岸鄮讉€王朔也許能少幾個高喊著‘捍衛江青同志’去殺人與被殺的紅衛兵。王朔的玩世言論尤其是紅衛兵精神與樣板戲精神的反動。

……曲折的過程帶來了曲折的文學方式與某種精明的消解與厭倦,理想主義受到了沖擊,教育功能被濫用從而引起了反感,救世的使命被生活所嘲笑,一些不同式樣的膨脹的文學汽球或飄失或破碎或慢慢撒了氣,在雄獅們因為無力扭轉乾坤而尷尬、為回憶而驕傲的時候,猴子活活潑潑地滿山打滾,滿地開花。他贏得了讀者。它令人耳目一新,雖然很難說成清新,不妨認作“濁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和光同塵。大賢隱于朝,小賢隱于山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