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眾文藝的寧夏“典型樣本”及其啟示
當圍繞“新大眾文藝”展開的討論不斷豐富、壯大之時,我們需要思考的是:新大眾文藝的真正主體是誰?新大眾創作了哪些新作品?我們必須把目光拉回到那些真實的、無名的普通人,追問他們為何拿起筆,以及究竟寫下什么這一根本性的問題。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寧夏西海固文學,顯示出了它的樣本意義。從20世紀80年代到新時代的今天,它幾十年如一日,始終深入現實,理解現實,表達現實。這種以“自我為素材”的集體性講述,也就具備了典型性,尤其在觀察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底層人的精神訴求與觀念嬗變上,堪稱真正來自基層的鮮活標本。
素人文本里的隱性訴求:被遮蔽的精神現代化
研究西海固的大眾文藝,不能停留在“農民也能寫作”的表層勵志敘事,真正的價值藏在文本的縫隙里,藏在作者未曾直接說出的訴求之中。這些寫在作業本背面、記賬單夾縫、小賣部柜臺上的文字,每一行都連著具體的生存處境,每一行也都指向超越生存的精神渴望。
最直觀的,是普通女性對表達權的自我認領。彭陽農民作家王秀玲守著村口小賣部,把村里的家長里短、移民搬遷的細碎消息悄悄記在舊作業本上,去鎮上網吧做保潔時趁空當把手寫稿逐字敲進電腦。當她攥著刊發自己作品的《彭陽文學》走在田埂上時,獲得他人認可的自信感,超過了發表的喜悅。紅寺堡移民作家丁燕的經歷更有代表性,她早年把文字寫在農資記賬單背面,攢了一麻袋的手稿被家人誤當廢品燒掉,她卻并未沮喪——因為寫作早已不是為了留存某種成果,而是內化為生活本身的一部分。搬遷之后她一邊種地、打零工,一邊記錄移民新村的人際重構與觀念變遷,文字于她而言,是替自己也替同代移民,拿回了講述生活的話語權。這些農村女性的寫作,從一開始就不是為了躋身文壇,而是要突破“沉默的大多數”的既定位置,為自己的生活賦形。這是物質脫貧之后,精神層面自我覺醒的清晰信號。
對于身體受限者來說,突破精神邊界本身就是意義。西吉作家王對平因小兒麻痹癥無法下地干重活,守著村頭的小賣部度日,孩子用完的作業本背面就是她的稿紙,鉛筆寫完再用鋼筆謄抄。她不懂專業技巧,只把鄉親們聊的易地搬遷、馬鈴薯收成、修路通車一類日常瑣事老老實實寫出來。縣作協老師下鄉發現她的文稿,幫她修改發表在《葫蘆河》上,她最深的感觸是“文學沒有因為身體的局限把我擋在門外”。由此可見,文學成了她延伸自我、連接世界的通道。彭陽“90后”殘疾詩人魏金柱有這樣的詩句,“我的腳步走不出長長的院墻/目光卻能越過層層黃土山梁”,病痛困住他的軀體,文字卻替他走遍了田野與村莊。他們的寫作無關名利,甚至無關嚴格意義上的“文學”,它是一個人在有限處境里,為自己開辟的精神天地,是對“被局限的人生”的無聲抗辯。西海固素人寫作的可貴,正在于它沒有把殘障、貧困當成博取同情的符號。恰恰相反,通過文字,他們完成對自身主體性的確認與重建。
在這里,日常被賦予審美價值,這實際是他們對勞動尊嚴的確認。西吉作家楊秀琴和女兒約定,孩子考高中,自己發作品,每天燈下陪孩子寫作業時,她就在一旁寫鄉土隨筆。沒有系統訓練,就反復讀《葫蘆河》上的本土作者文章打磨語感,最終母女二人雙雙兌現承諾。青年農民作者康鵬飛寫下“左手扶犁,耕耘黃土萬畝/右手握筆,記錄人間煙火”的詩句,扶犁與握筆,種地與寫詩,在他身上是勞動者生命的兩面。在他的認識里,莊稼人的勞作本身就有詩意,普通人的生活本身就值得被鄭重書寫。這種自我賦權,是創作者從自己的日子里生長出來的。
閱讀體味這些噴涌自底層社會的文字,其原生態質感總是率先浸入心靈,牽引讀者于共情中不得不思考同一個問題,即在滿足乃至改善物質條件的同時,究竟該怎樣實現人的精神世界的成長。普通人對表達權的渴求、對精神邊界的突破、對自我價值的確認,才推動了新大眾文藝思潮的萌發。西海固文學對人的現代化的集體訴求,正是西海固樣本真正的典型性所在。
可復制的生態邏輯:不是“賦能”而是“托底”
個別農民作者的出現,可以歸于個人稟賦與偶然;但上千人的創作隊伍延續幾十年,背后必然有一套貼合基層規律的支撐機制。西海固的經驗沒有什么高深的創新,其核心價值在于既不缺位也不越位、不拔苗助長也不放任自流的分寸感。
西海固的文學實踐,在機制層面,走的是低處起步、細處用力的路子。
其一,把發表權還給普通作者。在發表刊物建設上,西海固的做法樸素務實,以市級刊物《六盤山》為龍頭,加上《葫蘆河》(西吉)、《原州》(原州)、《彭陽文學》(彭陽)、《六盤人家》(隆德)、《老龍潭》(涇源)、《南華山》(海原)六家縣級刊物,搭建起“1+6”七刊聯動的市縣紙刊矩陣。這些刊物,常設農民作家專輯、校園習作等欄目,幾百字的散文,幾句話的短詩,筆法稚嫩沒關系,有真情實感,就能變成鉛字。這套做法,初衷不是出好作品,而是先解決“往哪兒寫”的問題。給沉默的聲音以公開說話的機會,始終是刊物的首要關切。
其二,用分層培育代替一刀切。西海固因材施策,對有潛力的作者,推薦參加省市培訓,請作家、編輯面對面改稿。對攜帶著特殊生命體驗的作者,集中評論與編輯力量反復研討打磨,幫他們把個人經驗轉化成更具普遍共鳴的表達。更基礎的一層,放在源頭。與校園社團和輔導老師保持常態化聯動,及時發現并栽培、呵護文學根苗。單西吉一縣,就有幾十個校園文學社團,讀詩、寫詩、辦手抄報是日常功課。這種梯次培育,目的不是出作家,而是為了涵養有審美能力、有精神追求的人。無形中守住了創作的內生節律,也護住了人才接續的土壤。
其三,用適配的批評守住尺度和溫度。面對數量龐大的業余寫作者,批評的分寸最難把握。標準太高,澆滅了熱情;一味說好話,容易帶偏作者。西海固摸索出一套土辦法:“先認下你的好,再指出路該怎么走。”不急著挑剔技法的粗疏,而是發掘那些來自生活的質樸力量、發自生命本真的情感質地,先幫作者樹立自信心,再誠懇地交流如何拓寬視野、錘煉結構。對專業作家,重點探討思想深度與美學創新;對基層作者,注重情感表達的真實與洞察生活的細微;對學生,多鼓勵想象力與創造力。改稿會、結對指導、新媒體評論專欄等多元化形式,為的是讓專業評論力量沉下去,做平等對話、對等引導。這種分寸,既護住了民間寫作的鮮活氣,又守住了文學該有的基本尺度。整個生態,因此有了韌勁,也撐開了向上生長的空間。
西海固文學的啟示性,是真正深入文本和現場中
西海固文學實踐有三點啟示。第一,不忙著替大眾“代言”,先沉下來聽大眾怎么說。西海固的實踐深刻詮釋了新大眾文藝是“大眾寫”這一本質,讓普通人從“被寫、被解釋、被引導”的客體,變為自己提起筆來的主體。扶持、搭臺、評價的眼光,都應沉到底層去,主動在勞動者當中發現那些正在寫的民間創作者,給他們搭起展示的臺子,也給他們鋪就生長的路。
第二,研究要從概念的空轉里拔出來,把腳踩進文本和現場的泥土里。現在有些新大眾文藝研究,其實是舊話題換新外衣的重復產出,缺乏本真的田野觀察和耐心的文本細讀。西海固的文學能活下來,在于其實踐初心以及終極目標,向來是“被看見”“被認可”。所以,研究不能宅在書齋里憑空推演,得到田邊、車間、出租屋里去,直面雜亂的、野生的民間文藝生態。只有泡在現場里,結論才硬氣,創作也才有扎實根基。
第三,批評的姿態得變,從俯下身評判,變成蹲下來互養。一個健康的大眾文學生態,創作和批評需要互惠。西海固的經驗告訴我們,比標準更要緊的,是批評的姿態。把架子放下來,用創作者聽得進、用得上的話語,幫他們從自發的、本能的記錄,一點點走向有方向、有追求的自覺書寫。打通學院研究和民間創作之間的高墻,讓批評的活水流到底層。這不是批評的降格,是批評對自身危機的拯救。這種兩頭相互滋養的生態,才是新大眾文藝持續壯大的長久之道。
西海固文學的樣本意義,在于它提供了一條進入普通民眾精神世界的認識路徑。它不是外部賦予的文化姿態,而是從生存中活出來的樸素主體意識。對新大眾文藝而言,值得承接的正是這種傳統,即從普通人鄭重的生存里辨識文化主體,在廣袤的土地上托住一個時代的根底。
(作者系寧夏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