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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陽明堡里的中國:手藝人、非遺與共同體
來源:文匯報 | 梁貝  2026年08月02日21:10

民間手藝人既是鄉土中國百姓日常用度的供給者,也是民間文化的堅守者與傳承者。他們的技藝中,蘊含著古老中國的生存智慧,潛藏著百姓樸素的哲思與對美的浪漫向往。誠如批評家王彬彬所言:“民間匠藝中,有人生的真,有人生的善,有人生的美。”因此,對各種各樣手藝人的書寫,歷來都是文學創作的重要母題之一。現代文學史上,汪曾祺就留下了諸多以手藝人為題材的經典篇章。然而,與汪曾祺對手藝人琥珀般凝視式的書寫不同,作家楊遙講述的是手藝人在社會變革中如何自我轉型的故事。發表于《人民文學》2025年第12期的中篇小說《手鑄》,以晉北古鎮陽明堡為空間場域,通過書寫鐵匠要強、紙貨匠李漁真、鹵牛肉匠王小寶三位傳統手藝人,在近半個世紀的時代浪潮中從迷茫到突圍的蛻變歷程,勾勒出一幅從改革開放綿延至今的中國社會變遷圖。

在文學與文化的雙重視野下,身處從傳統向現代轉型期的民間手藝人構成一種極具張力的矛盾綜合體,他們既是農耕文明的活化石,又是消費社會的異質者。楊遙正是通過對要強這一過渡期手藝人的蛻變書寫,為民間文化的現代轉型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文學經驗。要強是陽明堡的能人,“要家在要強手里要發達”,這一點從他的名字便可略知一二。在《現代漢語詞典》中,“要強”指好勝心強,不愿落后于別人的意思。讀罷小說,不禁感嘆,要強這個名字可謂實至名歸。而且這一命名,既使人物性格躍然紙上,亦為其與命運較量的歷程埋下伏筆。楊遙坦言,這部小說前后易稿七八次,用心用情之深可見一斑。而要強又無疑是他最鐘情的角色,承載著作者自身的期許、困惑與理想,是作者在文學世界里的另一個自我。因此,他毫不吝嗇地把馬爾克斯創作《百年孤獨》的沉潛耐力、汪曾祺筆下“異稟”的生命靈氣,一并慷慨賦予這位心愛的主人公。相較之下,李漁真和王小寶則更多作為要強的陪襯而存在。要強本來靠祖傳手藝過著安穩富足的生活,但是有一天當外來人、外來物像潮水般涌進小鎮的每一條巷道,工業制品以標準化生產和低廉價格橫掃市場時,鐵匠鋪開始門前冷落,火星漸熄。自此,要強的“要強”開始了漫長而艱難的轉型之路。從“發明”壓面機的懵懂嘗試,到翻閱報紙、緊盯《新聞聯播》尋求致富路徑;從開荒拓土到深入礦井做苦工,似乎都無濟于事。轉折發生在兒子推薦他閱讀汪曾祺的《異稟》之后。要強似乎在文字中照見了另一個自己,開始相信自己也是那個身懷“異稟”之人。最后,在陽明堡另一個奇人常乙的引薦下,他走進北京798藝術園區,當目睹那些由工廠遺留下來的鐵器改造成的藝術品時,要強的心里開始癢癢了。那不是簡單的審美觸動,而是一種來自經驗深處的共鳴。最終,一場以“手鑄”為名的雕塑展,讓要強完成了從手藝人到藝術家的生命躍遷。要強的故事,其實是無數個民間藝人在現代化洪流中的縮影。楊遙為我們呈現的,是一個不甘被時代淘汰,靠雙手實現轉型的新時代手藝人形象。當舊的價值秩序崩潰,新的坐標尚未確立時,他們應該如何自處?要強的故事無疑給出了楊遙式的答案。要強的轉變,象征著在新的社會語境中,民間手藝人從歷史的客體向時代的主體躍進的可能性。同時,也于無形之中與當下方興未艾的新大眾文藝形成某種內在的默契。民間手藝人作為潛在的新大眾文藝創作者,他們的加入,無疑會豐富新大眾文藝的實踐主體,拓寬新大眾文藝的認知邊界,為文學正在經歷的大變革注入新的活力與生機。

小說寫至“一年之后,要越亮帶著幾名同學去798,一家畫廊正在給要強舉辦雕塑展,名字叫‘手鑄’”時,其敘事使命其實已經結束,作品也可就此收束。然而楊遙又添三段,對李漁真和王小寶的歸宿做了交代。這一看似冗余的結尾,卻因“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這一國家層面的任命,為作品解讀提供了全新的范式與維度。首先,非遺傳承人的認定,是一項自上而下的制度性賦權,通過這一命名,要強、李漁真從零散的、家族式傳承的個體勞動者,被織入完整的社會網絡,實現了從民間手藝人到官方認可的文化承載者的身份轉變。其次,這一轉變不僅會改善他們的生存境遇,更意味著一種文化主體性地位的確立。在此視域下反觀《手鑄》,不難發現,要強、李漁真其實可以理解為作家楊遙精心塑造的“時代新人”“文學新人”,是新時代文學敘事中的突破性創舉。最后,當手藝不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成為公共文化與地方記憶的載體時,手藝人制作的物,也由實用層面的生活用品升華為文化層面的藝術表達,行將湮沒的舊物由此轉換為值得珍藏的文化遺產,成為人類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此外,非遺傳承人的設定暗含著中國共產黨作為隱含敘述者的在場,“時代新人”也因而獲得了其存在的合法性。由此,《手鑄》便不僅是一個行將沒落的手藝人自我轉型的成功故事,更是新時代“講好中國故事”的一次卓有成效的文學實踐。

(作者系山西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