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貞寫《金瓶梅》的外證與內證
關于《金瓶梅》一書出于何人之手,自該書問世以來,特別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成為爭論最多的問題,且解決難度甚大,有人稱之為金學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也是推進《金瓶梅》研究的重要障礙。
關于《金瓶梅》的作者問題,所以引起大家的關注,主要是目前見到的最早《新刻金瓶梅詞話》未署作者名,明人相關筆記大多話焉不詳,似有意不說明白,這與小說所描寫的男歡女愛特別是有些床笫行為的描寫而被視為誨淫之書有很大的關系。明代小說文體本不登大雅,文人恥之,而寫黃色淫書,更令人聞之色變,誰還會愿意主動沾此污名呢!而清代流行的關于王世貞復仇的傳說,又多令人難以置信。特別是不知何時刊刻的欣欣子的《金瓶梅序》,又生出一個“吾友蘭陵笑笑生”寫《金瓶梅》說。而“笑笑生”非人名,只是一個人的號,“蘭陵”或為酒名,或為地名,地名又有山東與江蘇兩個,且與“嘉靖間大名士”“世廟鉅公”的地位難以找到匹對。更有論者從《金瓶梅》文本中記述的戲曲、小曲,以及將他人作品中文字拿來鑲嵌于書中且多有抵牾等現象,認定《金瓶梅》非個人創作,乃是歷代累積型的小說,群體創作的小說。同時有些論者運用比附的方法,找某人與《金瓶梅》的相似之處,遂使作者人選日增(多達數十人),研究日趨繁多熱鬧,被“金學”外的學者譏之為“笑學”。然而,不可否認,在中國小說作者的研究中,《金瓶梅》小說的特殊性使得作者的研究所依據的材料相對少些,難度也就格外地大,甚至很可能是死結。但正因為難,故探索的價值和意義也毋庸置疑。筆者以為,集體創作說缺少文獻依據的支撐,若為累積型小說、需像《水滸傳》《三國演義》一樣,有此前不同時代創作的長、短不一的小說文本,《金瓶梅》此前未見有相關記載,更無同類同名的小說。至于《金瓶梅》書中出現的諸多鑲嵌文字和前后不一致及文字訛誤,這在以博而雜的明代,可謂常見,不足為奇。從這部小說整體情節結構的設計,故事發展的脈絡,人物形象的復雜性、真實性,人物行為敘述的針線細密等敘事藝術觀之,筆者主張為個人創作。
那么《金瓶梅》的作者是誰,是否已是一個永無答案的死結?筆者認為《金瓶梅》作者的答案就在明人的舊說中。《金瓶梅》產生時代的明人筆記并非全是揣測之詞,事實上已有知情者委婉地指出這部奇書的作者;吳晗等人的文章未能剝奪王世貞的著作權;新時期所尋找到的作者人選,無一能取代王世貞的地位;我們對這位大家的研究還很不夠,二十一世紀《金瓶梅》研究應從王世貞研究作為新的突破口和起點。
王世貞寫《金瓶梅》的外證
筆者認為,《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貞,至少可以說在到目前為止所尋找出來的三十多位《金瓶梅》作者候選人中,王世貞的可能性最大。
所以說王世貞的可能性最大,首先是目前所知的明人手抄本源于王世貞家,而其他《金瓶梅》作者的候選人不具備這一條件。見于明人筆記所載的《金瓶梅》手抄本有十二種,它們之間的關系已有多人論及過,限于篇幅,這里僅就擁有手抄全本者的傳抄關系做一分析,便知其源流之脈。
沈德符在《萬歷野獲編》中清楚地記錄了《金瓶梅》由手抄本到刻本的過程:“又三年,小修上公車,已攜有其書,因與借抄挈歸。吳友馮猶龍見之驚喜,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馬仲良時榷吳關,亦勸予應梓人之求,可以療饑。予曰:‘此種書必遂有人版行,但一刻則家傳戶到,壞人心術,他日閻羅究詰始禍,何辭置對?吾豈以刀錐博泥犁哉?仲良大以為然,遂固篋之。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矣!”馮猶龍目睹了《金瓶梅》的手抄全本,并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沈德符拒絕了,但沒多久,刻本已在吳中流行。從沈德符的這段敘述中,好似這最早見到的吳中刻本不是以他手中的抄本為底本,而是依據的另一抄本。事實上,那是沈德符為自己也為他人開脫“罪責”而有意向讀者施放的煙霧。可以設想,如果他不同意,馮猶龍何必再去“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呢?必是馮猶龍見之驚喜,先慫恿他,他同意后,才去作書坊的工作。故而筆者懷疑,不久懸之吳門的那部《金瓶梅》刻本,很可能就是依據沈德符手中的那個抄本翻刻的。沈德符的全本從哪里來的呢?
從上文可知他借抄于袁中郎。那么袁中郎又是從哪抄來的?沈德符又說:“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為外典,予恨未得見。丙午,遇中郎京邸,問曾有全帙否?曰:‘第讀數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劉涎白承禧家有全本,蓋從其妻家徐文禎錄得者。’”袁中郎對劉承禧家有全本的情況知之甚詳,他極有可能是從劉承禧那里抄來的,不過這個假設必須有個前提條件,即袁中郎與劉承禧的關系熟悉到劉肯拿出讓袁過目并樂意讓他抄寫的地步。那么袁、劉二人是否有這樣的關系呢?袁小修在《游居柿錄》卷之三第61條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偶于李酉卿舟中晤劉延白,出周昉《楊妃出浴圖》,妃起立,披薄縠,如微雪罩膚,甚銷人魂,獨足稍大,不知縛足已始于漢宮矣。《雜事秘辛》可考也。又有《浴鵪鶉》一小圖,黃荃筆。”劉延白在舟中肯拿出秘藏的珍品讓袁中郎飽觀,足見二人關系親近。《楊妃出浴圖》可令觀看,《金瓶梅》自當可令觀覽。由此可知,袁中郎(袁氏三兄如同一人,由小修與劉延白的關系可知中郎與劉之關系)的全本極可能抄自劉延白。劉延白家的全本則是“從其妻家徐文禎錄得者”。徐文貞(徐階)的本子抄自何人?沈德符沒有說,但明代有兩人直言王世貞家有全本《金瓶梅》,這兩人一是屠本畯,一是謝肇浙。屠本畯在《山林經濟籍》中說:“王大司寇鳳洲先生家藏全書,今已失散。”謝肇浙于《金瓶梅跋》中卻說:“此書向無鏤版,抄寫流傳,參差散失。唯弇州家藏者最為完好。”別人家的不全或“參差散失”,王世貞家的最為完好,其間隱藏著他人抄本來自王世貞的可能。那么徐階的本子從何而來,也極有可能來自王世貞。這也要看徐、王兩家關系如何?對此朱星先生曾做過考證,他說:“徐文貞就是嘉靖時宰相徐階,是江蘇松江人,與王世貞同鄉,也是反嚴嵩的。嚴嵩失敗后,他出力給王忬平反。王世貞上書徐階,請求援助。為親昭雪的信,還保存在王世貞《四部稿》中。因此再追問徐階家的一部全稿又從何處抄來就不言而喻了。”由此,我們可以推測《金瓶梅》手抄全本源于王世貞抄本。其傳遞過程是:吳中刻本—馮猶龍—沈德符—袁中郎—劉承禧—徐階—王世貞。其他的二十多位候選人是不具備這個資格的。
其次,《金瓶梅》產生與流傳之初的記載文字表明,當時人關于《金瓶梅》的作者是誰,或貿然猜測,或知情而不便明言,婉轉指出作者是王世貞,直到清初宋起鳳方戳破這層窗戶紙,指出《金瓶梅》為王世貞作。
所謂貿然猜測者就是不知作者底細,由作品推測作者的類型范圍,較早為袁中道。他在《游居柿錄》中說:“舊時京師有一西門千戶,延紹興老儒于家。老儒無事,逐日記其家淫蕩風月之事,以門慶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諸姬,瑣碎中有無限煙波,亦非慧人不能。”這段話頗具誘惑力,可令讀過此書之人產生共鳴。其所言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與《金瓶梅》文本的描寫契合。一是書中看不到作者影子,人物雖多,卻沒有杜少卿、賈寶玉那樣的人物,倒像是一位旁觀者的自述,且小說情節寫得那樣逼真,非親身經歷過者,絕寫不出。二是文中描寫俗曲、俗語隨手拈來,又對宋、明兩朝歷史頗為精道,對兩朝政事爛熟,能如此上下兼通者,也應是博學之秀才,是能道出“無限煙波”的“慧人”,一位蒲松齡式的人物。三是“西門千戶”與“西門”慶姓氏、官職相埒,況且西門慶因不識字,不能書寫,而不止一次請秀才幫忙。四是“逐日記其家淫蕩風月”與該書起居注式的敘事方法也完全一致。更何況今日學界對《金瓶梅》作者的研究有集體與個人創作兩種說法之爭呢?“紹興老儒說”豈不可令兩說主張者均愛接受乎?然而此說之偽,十分顯見,細心揣摩,不攻而自破。其破綻有二:其一,說老儒眼中只有“淫蕩風月”,一部近八十萬言巨著,僅“記其家淫蕩風月”與《金瓶梅》全書內容不符;其二,《金瓶梅》是一部“指斥時事”之書,一部寄意于“時俗”之書,若作者只為影射家主人和他的姬妾,豈能有那許多對朝政的激憤之詞,對人情世故入骨三分的深切描畫?這與全書深廣的思想內涵也大相徑庭。此后持此類似說法者還有謝肇浙,他在《金瓶梅跋》中說:“相傳永陵中有金吾戚里,憑怙奢汰,淫縱無度,而其門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匯以成編,而托之西門慶也。”此段文字因比上引袁中郎的那段話晚幾年,再從“相傳”二字推之,很可能來自袁中郎的那段話(袁中郎的話沒有“相傳”二字)。此段話與上引袁氏的話內容大體相同,只不過由“紹興老儒”變為“門客”,“門客”非“老儒”乎。其不可信程度也與上文無異,思維的路數相同,都由作品故事推測作者應是什么樣的人。
心中知底,婉轉指出《金瓶梅》作者是誰的記載,最早見于屠本畯的《山林經濟籍》,此書中有一段按語:
按:《金瓶梅》流傳海內甚少,書帙與《水滸傳》相埒。相傳嘉靖時,有人為陸都督炳誣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王大司寇鳳洲先生家藏全書,今已失散。
請注意,這段話已向人們暗示出《金瓶梅》的作者就是王大司寇(王世貞)。何以見得?為陸炳誣奏而沉冤的“其人”是誰呢?了解這一段歷史的人誰都曉得那正是王忬與其子王世貞,《明史·王世貞傳》記載了王世貞得罪于陸炳與嚴嵩,后來他的父親被誣陷下獄,他與弟弟世懋“涕泣求貸”,父最終“竟死西市”,兄弟“哀號欲絕”之事:
奸人閻姓者犯法,匿錦衣都督陸炳家。世貞搜得之,炳介嚴嵩以請,(世貞)不許。楊繼盛下吏時,(代)進湯藥;其妻訟夫冤,(世貞)為代草,既死,復棺殮之。嵩大恨。吏總兩擬提學,(嚴嵩)皆不用。用為青州兵備副使。父忬以灤河失事,嵩構之,論死,系獄。世貞解官奔赴,與弟世懋日蒲伏嵩門,涕泣求貸。嵩陰持忬獄,而時為慢語以寬之。兩人又日囚服跽道旁,遮諸貴人輿,搏顙乞救。諸貴人畏嵩,不敢言。忬竟死西市。兄弟哀號欲絕,持喪歸,蔬食三年,不入內寢。
此事在嘉靖后期廣為流傳,士人皆知。然而“為陸炳誣奏”,“其人沉冤”(皆與王忬蒙冤而死事相契合,唯獨“朝廷籍其家”一語不合,王世貞未被朝廷抄家)。且能寫《金瓶梅》這樣大部頭小說的人,除王世貞之外,還可以另有他人。所以屠本畯生怕讀者不明此隱意,隨即加補一句:“王大司寇鳳洲先生家藏有全書。”此乃點睛之筆,將兩句聯起來解,恰是王世貞寫了《金瓶梅》,故他家藏有全書,即他家蒙受奇冤與他家藏有全書兩件事有直接聯系。也許有人會說,前后兩句也可以是沒有聯系。理解這兩句話有沒有聯系的關鍵要看,藏有《金瓶梅》這部抒發“沉冤”的書的人是不是前一句所寫其人與其家蒙受“沉冤”的人,即藏書者與蒙冤者有無關系。若二者毫無關系,可視為沒有聯系;若有聯系,且正是一家之事,若再說沒聯系,就不能成立了。而藏《金瓶梅》全書的“王大司寇”家,正是“嘉靖時”,“為陸都督炳誣奏”,“其人沉冤”的王大司寇家。所以,只能有一個解釋:王大司寇家蒙冤,寫了《金瓶梅》,他家藏有全書。即,藏有全書的人,就是被“誣奏”“沉冤”的人,就是作者,就是王世貞(不可能是已死的王忬)。這種關系,四百年后的人可以推證出來,而在當時的人,一讀心里就明白。因為當時三種條件(為陸都督炳誣奏,其人沉冤;寫《金瓶梅》;最早藏有全書)皆具備的“大名士”“鉅公”條件的,可能惟有王世貞。而稱“王大司寇鳳洲先生”者,也只有王世貞。故而《金瓶梅》的作者為王世貞,并非空穴來風,而是在當時就有知情者,就已間接地指出來了。那么屠本畯是知情者嗎?回答:是。屠本畯(“大司馬大山之子”)生于嘉靖二十年,雖小王世貞十幾歲,然生平喜讀書,善交游,與王世貞相從甚密,故而對王世貞事也知之甚詳。然而一來小說不登大雅,二來《金瓶梅》有“誨淫”之污名,此二者與王世貞的身份、名望皆不相稱。作為王世貞好友,自當為朋友保密,豈可泄露?故而只能用此隱筆暗示。
屠本畯之后不久,又有一人將《金瓶梅》與王世貞的關系從兩個方面加以推進,從而使得作者問題更趨明朗化。此人便是擁有《金瓶梅》手抄全本的沈德符。他在《萬歷野獲編》卷二十五[詞曲]“金瓶梅”條中提出了兩個重要的證據。一是“指斥時事,如蔡京父子則指分宜,林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勔則指陸炳,其他各有所屬云”。這一段話無論是沈德符本人讀后的感受,還是他聽來的在他之前的《金瓶梅》成書時代他人的讀后感受,都是對屠本畯“其人沉冤,托之于《金瓶梅》”的話進一步的印證。《金瓶梅》一書敘事有一獨特的手法:假宋寫明。就像《紅樓夢》敘事的獨特手法是將“真事隱去,假語村言”一樣。這一手法突出表現于混用宋、明兩代的官軼名(介紹宋代某位官員的職銜卻常出現明代某人的官銜)。細加考察,方知作者故意用明代某人官銜而暗指那個明代官吏。順此思路考察,便會發現沈德符這幾句話,句句可以坐實,無一虛言。學者姜黽在他的《〈金瓶梅〉指斥的明代時人時事》一文中,以宋明兩代史書與《金瓶梅》一一對檢,得出的最后結論竟是“我們循著官職的‘混亂’與官職的‘差異’這條線索,找出的作者所暗指的人物,均與我們前引沈德符文中所記相符。因此,沈德符所記之‘傳聞’定有所據”。二是沈德符目睹了《玉嬌李》一書,該書的作者與《金瓶梅》的作者是同一人,內容也是“指斥時事”,并從《玉嬌李》一書令人“尤可駭怪”的特點,進一步透露了作者的身份。沈德符云:
中郎又云,尚有名《玉嬌李》者,亦出此名士手。……中郎亦耳剽,未之見也。去年抵輦下,從丘工部六區志充得寓目焉。僅卷首耳……而貴溪、分宜相構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諸公,則直書姓名,尤可駭怪,因棄置不復再展。然筆鋒恣橫酣暢,似尤勝《金瓶梅》。
“貴溪、分宜相構,亦暗寓焉”證明與“指斥時事”的《金瓶梅》內容相似,同出于一人之手。而“至嘉靖辛丑庶常諸公,則直書姓名”,則說明這位名士的身份非同一般,地位、名望必在“庶常諸公”之上。這位敢直書文士姓名的名士究竟是誰呢?《明史·王世貞傳》載:“世貞始與李攀龍狎主文盟。攀龍歿,獨操柄二十年。其所始與游者,大抵見其集中,各有標目。”那些“前五子”“后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皆見于其筆下,“其所去取,頗以好惡為高下”。正是這種主盟文壇的地位,和“以好惡為高下”的性情,方使得他后來寫《玉嬌李》時,對當時諸公敢直呼姓名。如是《金瓶梅》與王世貞的關系又進一步明朗化了。
如果說,屠本畯、沈德符尚未直言王世貞就是《金瓶梅》作者的話,那么到了清初,有兩位文人明確指出《金瓶梅》作者就是王世貞。第一個是宋起鳳,他率先戳破了這層窗戶紙。在《王弇州著作》一文中,講得肯定而明確:
世知《四部稿》為弇洲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書亦先生中年筆也。即有知之又惑于傳聞,謂其門客所為書。門客詎能才力若是耶?弇洲痛父為嚴相嵩父子所排陷,中間錦衣衛陸炳陰謀孽之,置于法。弇洲憤懣懟廢,乃成此書。陸居云間郡之西門,所謂西門慶者,指陸也。以蔡京父子比相嵩父子,諸狎昵比相嵩黨羽翼。陸當日蓄群妾,多不檢,故書中借諸婦一一刺之。所事與人皆托山左,其聲容舉止,飲食服用,以至雜俳戲□喋之細,無一非京師人語。書雖極意通俗,而其才開合排蕩,變化神奇,于平常日用,機巧百出,晚代第一種文字也。按弇洲《四部稿》有三變……是一手猶有初中晚之殊,中多倩筆,斯誠門客所為也。若夫《金瓶梅》全出一手,始終無懈氣浪筆與牽強補湊之跡,行所當行,止所當止,奇巧幻變,媸妍、善惡、邪正、炎涼情態,至矣!盡矣!殆《四部書稿》中最化最神文字,前乎此與后乎此誰耶?謂之一代才子,洵然!世但目為穢書,豈穢書比乎?亦楚《梼杌》類歟!聞弇洲尚有《玉嬌麗》一書,與《金瓶梅》埒,系抄本,書之多寡亦同。王氏后人鬻于松江某氏,今某氏家存其半不全。友人為余道其一二,大略與《金瓶梅》相頡頑(頏),惜無厚力致以公世,然亦烏知后日之不傳哉!
此段文字從六個方面指實王世貞是《金瓶梅》的作者。一,直言《金瓶梅》是王世貞中年作品,而非門人所作(此點與書中所寫明代官吏多為嘉靖朝進士相符契)。二,《金瓶梅》是王世貞父親被害后的指斥時事的發憤之作(此與書中對朝政和女人依勢的描寫以及王世貞創作《鳴鳳記》的動機相一致)。三,具體分析了如何“寄意于時俗”“指斥時事”“皆托山左”的內容,給人頗多啟迪。四,以王世貞《四部稿》的筆力氣韻、風格變遷為據,說明《金瓶梅》正是王世貞之筆。五,一再申明,《金瓶梅》非穢書,而是楚《梼杌》一類的史書。六,宋起鳳從友人松江某氏那里得知他手中的那半部《玉嬌麗》(與《玉嬌李》同一書)是王世貞的后人賣給他的,從而證明與《金瓶梅》同一作者的《玉嬌麗》(即《玉嬌李》)作者就是王世貞,即進而證實《金瓶梅》作者是王世貞。這六點論證是全面而有力的,從而使王世貞創作《金瓶梅》成為不可動搖之論。對于說明《金瓶梅》作者為誰的問題,這些證據已足夠了,還需什么證據?難道讓王世貞自己說那部“誨淫”的“小說”是“我弇洲親筆”嗎?他將所編《艷異編》呈人閱覽,尚戒“毋多作業”,不久便索回,謹慎若此,若大部頭《金瓶梅》,豈肯自攬污名?!我們應體諒作者“不著作者名代”的苦衷,更不應在這方面著意苛求,無作者親自承認,便不給其著作權。宋起鳳的《稗說》自署康熙十二年(1673)癸丑,即至晚在康熙十二年,王世貞的《金瓶梅》著作權已被恢復。
第二位是清初為張竹坡《第一奇書》(《金瓶梅》)寫序的張潮(化名謝頤)。其《第一奇書序》(康熙三十四年)云:“《金瓶》一書,傳為鳳洲門人之作也,或云即鳳洲手。然灑灑洋洋一百回內,其細針密線,每令觀者望洋而嘆……的是渾《艷異》舊手而出之者,信手為鳳洲作無疑也。”他認定《金瓶梅》為王世貞作的依據有三。其一,《艷異編》者出自王世貞手,此書與《艷異編》皆突出艷情。其二,依據《金瓶梅》一書細針密線的嚴密筆法與文字。其三,他認定《金瓶梅》為王世貞作,可能源于他的父親或祖上。不然不會如此下明確的斷語。
王世貞寫《金瓶梅》的內證
明人筆記指出《金瓶梅》是一部“指斥時事”“寄意于時俗”的書,那么我們能否從小說文本中找到與這兩點相關的內證,從而進一步說明《金瓶梅》與王世貞的關系呢?不但可以,且這方面可做的工作很多,能進一步證明《金瓶梅》與王世貞關系的證據也很多。
首先,《金瓶梅》所寫的明代官吏多是王世貞的同鄉同年或熟知的朋友,如狄斯彬、韓邦奇、凌云翼、王燁、曹禾等。以上五人,有三個共同特點:一,都是活動于嘉靖二十六年左右的政界人物;二,他們或者在山東任過職,或者是彈劾嚴嵩的正直官吏;三,這些人物與王世貞有著這樣那樣的密切關系。如與凌云翼,兩人同鄉同里,都是太倉州人,都是嘉靖二十六年進士,又都相繼任鄖陽巡撫,兩人又一同在南京做官,一個做尚書,一個為應天府尹,兩人關系想必是密切的。更有趣的是,狄斯彬與曹禾也都是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都與王世貞為同年。就是那位王燁,也與王世貞同里。看來王世貞與他們都非常熟悉,所以才不自覺地將自己熟悉的人物寫進書中。這種現象是文學作品特別是敘事文學作品中常有的事(如《儒林外史》《紅樓夢》《包法利夫人》《簡愛》中所寫的不少人物,原型都是作者所熟悉的人物)。由此我們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為什么這些寫入《金瓶梅》中的明代人物都與王世貞有這樣那樣的密切關系呢?而且這種關系不是一般的熟悉(只是認識,或只是同僚,或只是同年),若是跟王世貞是一般的熟悉,也可以跟王世貞外的其他人是一般的熟悉,即作者也可以是王世貞外的其他人。這種關系竟是同鄉,同年,同僚,同觀點(反嚴嵩),有的甚至是幾種關系集于一身,而其他人就難以具備這一關系,即作者是王世貞之外的他人的可能性極小。根據創作的一般規律,我們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到作者是王世貞這個敏感的問題上來。它應該成為王世貞創作《金瓶梅》的一條有力內證。
其次,《金瓶梅》所“指斥時事”與指斥的人物與明人筆記所記內容吻合,皆與王世貞家事相關。《金瓶梅》“指斥時事”大體包括兩個層次。一是官場層次,直斥嘉靖朝權奸,暴露他們禍國殃民的罪孽,又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書中所寫的宋代四大奸臣高、楊、童、蔡就是明代“圣時四兇”中的嚴嵩、郭勛、張瓚以及另一權奸陸炳,這四人恰恰是王世貞的仇敵。作者對他們的憤激之情在書中隨處可見,如小說第30回,西門慶送蔡京壽禮而得官后的一段議論:“那時徽宗,天下失政,奸臣當道,讒佞盈朝。高、楊、童、蔡四個奸黨,在朝中賣官鬻爵,賄賂公行,懸秤升官,指方補價。夤緣鉆刺者,驟升美任,賢能廉直者,經歲不除。以致風俗頹敗,贓官污吏,遍滿天下。役煩賦重,民窮盜起,天下騷然。不因奸佞居臺輔,合是中原血染人!”言詞之切,情怨之恨,幾無以復加。這種指責在一部小說中幾見(開頭、中間、結尾),屢致意焉,猶如一部書的主旋律。其二,害死王世貞父親的直接禍手是嚴嵩的干兒子鄢懋卿,書中對“拜父認子”深惡痛絕,用意譏諷。《金瓶梅》對蔡京喜收干兒義子描寫甚多。拜蔡京為義父者有東平府府尹陳文昭(第10回)、東京開封府府尹楊時(第14回)、狀元郎蔡蘊(第36回)、新任山東巡按御史宋喬年(第49回)、揚州苗員外(第55回),而猶以第55回“西門慶東京慶壽旦”,寫西門慶進京拜認蔡京為義父最為詳細。然而通曉宋史的人都知道,蔡京雖說是個結黨營私的專家,用力排除異己,可史書上并未記載他廣納干兒義子之類的事。那么小說的作者(盡管第55回的執筆者非原作者,但寫蔡京廣納干子則與五回外的其他章回同)賦予蔡京如此“才能”,則當別有用意。原來這一“才能”恰為明代奸相嚴嵩所長。田藝衡《留青日札》云:
嚴嵩……詐偽百端,貪酷萬狀,結交內侍,殺戮大臣,干兒門生,布滿天下,妖人術士,引入禁中,三十年來流毒華夷,蓋古今元惡巨奸罕與儔匹者也。
凡認其為義子者,地位權勢便另一番氣象,往往肆無忌憚,橫行一方。《明史紀事本末·嚴嵩用事》載:
初,文華為主事,有貪名,出為州判,以賂嵩得復入為郎。未幾改通政,與嵩子世番比周,嵩目為義子。不二年擢工部侍郎。
明清時有一種傳說,王世貞父親王忬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死于嚴嵩干生子鄢懋卿之手,或者準確地說死于嚴嵩父子(包括義子)之手。顧公燮《銷夏閑記》載:“會俺答入寇大同,忬方總督薊遼,鄢懋卿嗾御史方輅劾忬御邊無術,遂見殺。”鄢懋卿倚勢害人的劣行,明清兩代文士幾乎無人不知,《明史·奸臣傳》載其事云:“至是懋卿盡握天下利柄,倚嚴氏父子,所至市權納賄,監司郡邑吏膝行蒲伏。”此足見其氣勢之狂囂,故而,《金瓶梅》作者用力揭刺蔡京的這一罪行是沖著嚴嵩來的,是針對性極強的有感而發、情不由己的“發憤之作”。更令人不解的是,書中所寫西門慶送于蔡京的禮物,竟與抄嚴嵩家時所獲得的財物諸多一致。《天水冰山錄》專記嚴嵩家被抄時的財寶,中有“水晶嵌寶廂銀美人一座,重二百五十六兩”,“金福字壺一把”,“玉桃杯七個”,“獅子闊白玉帶一條”,“鍍金廂檀香帶三條”,“鍍金廂速香帶五條”等。小說第27回西門慶送于蔡京的壽禮中就有“四陽捧壽的金銀人,每一座高尺有余,兩把金壽字壺,兩副玉桃杯”;第55回拜蔡京為義子時所送壽禮又有“獅蠻玉帶一圍,金香奇南香帶一圍,玉杯犀杯各十對,赤金攢花爵杯八支”;那日下午,在那為西門慶預備的專宴上,“西門慶教書童取過一只黃金桃杯”,斟滿酒,跪奉于蔡京。這些描寫難道僅僅是巧合,還是深知內情的作者有意為之?至少可以說明作者對嚴嵩其人及其嚴家的內情知之不少。這樣的作者在那時能有幾人?
《金瓶梅》指斥時事的第二個層次是家庭市俗層次,明寫男女情場悲歡,實則指斥人性之丑惡,再現權奸“貪婪索取、強橫欺凌、巧計誆騙、忿怒行兇,作樂無休、訛賴誣害、挑唆離間”的丑惡靈魂。王世貞父親被害之事在《金瓶梅》中也以假借形式得以婉轉表現。
作者所假借的事一是曾孝序蒙冤,一是來旺受陷害。山東巡按曾孝序“極是個清廉正氣的官”,“包公”式人物,然而他卻萬萬沒料到,一個貪贓枉法的小小西門慶曾巡按竟參他不倒,更沒料到自己會被蔡京的兩個干兒子所害。書中寫道,蔡京以“大肆猖言,阻撓國事”為由,將曾公“黜為陜西慶州知州”。而陜西巡按御史宋圣龍,是蔡京兒子蔡攸的內兄哥。“太師陰令圣寵劾其私事,逮其家人,煅煉成獄,將孝序除名,竄于嶺表,以報其仇。”曾孝序是因彈劾蔡京私人西門慶,再加上與蔡京政見不合而被蔡氏父子設計陷害的。王世貞父子也因與嚴嵩政見不合,義助楊繼盛而得罪嚴嵩父子,被嚴嵩的干兒子鄢懋卿所陷害。顯然這并非純是巧合,而是在曾孝序的悲劇中隱含著王忬的冤情。如果曾孝序的蒙冤講得不夠細致的話,那么來旺蒙冤的情節或許給人更多的啟示,只是此情節采用了更含蓄的方式。來旺是西門慶手下最得力的管家,家中大事都派他去辦理,且無不順利。如為武松案走蔡京門路,到蘇杭為蔡京采辦生辰擔,下次到東京為蔡京送壽禮自然還讓他去。西門慶為了長久霸占他的妻子宋蕙蓮,竟栽贓誣陷,平白無故地將他打入死牢。宋蕙蓮為丈夫向他求情,西門慶一面用好言哄勸她,一面又送銀兩與夏提刑,欲治來旺于死地。直到來旺被發配徐州,宋蕙蓮才如夢方醒,知自己受了騙。這個故事中西門慶陽奉陰違的做法與嚴嵩陷害王忬時所用伎倆如出一轍。王世貞求情于嚴嵩,嚴嵩陽以好言勸慰,陰斬王忬于西市。這種描寫或許是作者有意的,或許是自然而然流露的,無論哪一種都是真實的。
這指斥時事的兩個層次前者以嚴嵩為中心,后者以西門慶為核心,朝廷、家庭交相映現,聯系歷史記載和王世貞家事對觀,作者幾呼之欲出矣!
再其次,《金瓶梅》所“指斥時事”與王世貞所作《袁江流鈐山岡當廬江小婦行》的長篇敘事詩以及《鳴鳳記》劇內容旨趣相同。《鳴鳳記》大家都很熟悉,無須饒舌。《袁江流鈐山岡當廬江小婦行》詩主要是譏諷嚴嵩廣收干兒義子,賄賂公行,榨取民脂民膏的罪行。詩中有:“凡我民膏脂,無非相公有,義兒數百人,監司迨卿寺……老者相公兒,少者司空子。”這與《金瓶梅》中寫蔡京(小說中的蔡京暗指嚴嵩)慶壽,西門慶索取苗青贓銀一千兩,以及妓女李桂姐、吳銀兒認吳月娘為干娘,王三官拜西門慶為義父,西門慶拜蔡京為干生子兒,如出一轍。《金瓶梅》所寫“指斥時事”的內容與《袁江流鈐山岡當廬小婦行》相同,旨趣相同,兩書當為同一作者(內容相同不一定是同一作者,內容旨趣都同則為同一作者的可能性更大)《袁江流鈐山岡當廬小婦行》的作者是王世貞,《金瓶梅》的作者也極有可能為王世貞。
第四,《金瓶梅》飽含深情地寫西門慶大哭李瓶兒與善寫喪葬悲傷場面體現了王世貞后半生的經歷、心理與性情特點。《金瓶梅》寫得最感人的是西門慶大哭李瓶兒。瓶兒的溫順、善良,西門慶的真情,被寫得情濃意真,動人肺腑,放在世界一流小說中,絕無愧色。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為什么把一個本來非正面的人物,寫得那么好,這不是顯然違背了作者創作的初衷嗎?這種現象無疑是由于理智與感情的不平衡而形成的,即支配作者創作的是感情而非理智。必是過來人,經過親人喪葬傷透心的人方能每遇此種場面,情不自禁,注入筆端,揮灑出一篇千古哀文。王世貞就是這樣一位人,一位感情豐富,卻屢遭親人不幸重擊的人。他在不太長的時間內,連喪三子一女。特別是父喪、母喪、與弟弟之死,將他的精神徹底摧垮了。他在《與元馭閣老》的書信中,痛苦地寫下了這樣的話:“自念平生奉先君子諱,奔太夫人喪,并此(弟亡)為三。雖號癖小減,卻有一種單熒衰颯之氣。總之生趣盡矣。”王世貞自言有“號癖”,當不會假,其父下獄,他與弟苦求顯貴,何時不哭。兄弟倆都是死于眼病。他敘述其弟臨死前的情景:“老淚漬目疵爛睛,昏過。午輒,茫茫,遍兩手股。”(出處同上)王世貞臨死的前一年右眼瞎,左目也看不清東西。這些都是“號癖”的佐證。瓶兒死后,寫西門慶哭瓶兒,在哭字上作文章,形式之多樣,感情之富于變化,且能深深打動人,稱得上哭喪之絕唱。其間或許有王世貞的影子。
(本文摘自《王世貞與明清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