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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幻文學的技術樂觀主義傳統與變革
來源:《探索與爭鳴》 | 吳攸  2026年07月31日12:01

技術樂觀主義是中國科幻文學的重要特征,中國科幻因此呈現出以“希望”為核心的發展、變革過程。中國科幻作品大多“對未來抱有積極樂觀的態度”,往往力圖對新科技發展作出深刻洞察,其獨特的家國情懷與民族韌性折射出中國傳統文化的技術向善信念。縱觀百年中國科幻發展史,其技術樂觀主義精神通過四個相互關聯的敘事視角得以體現,即晚清民國時期“科學救國”的民族主義希望,新中國成立初期“人定勝天”的社會主義樂觀精神,改革開放后回歸理性和實用的技術發展主義,以及當下暢想多元未來、通過技術想象重塑人類共同命運的“方法性希望”。因此,中國科幻的技術樂觀主義既是揭示現實世界中潛在可能性的闡釋方式,亦是推動未來變革的驅動力量。

技術樂觀主義傳統與中國科幻的啟蒙維度

科幻是最能體現人類想象力的典范。 通過將科技描繪成推動發展、改良社會或實現人類宏大愿景的可能性路徑,科幻的技術樂觀主義想象被賦予能動性的方法論意義。詹姆遜(Fredric Jameson)明確將科幻視為獨特的認知“方法”,即一種通過想象未來而理解當下的歷史化手段,以間接的方式將現實世界位移到假想的未來時空之中,使得讀者在返回現實之時可以重新審視當下。宋明煒亦強調科幻已成為一種更為普遍的認知、表現、生成世界的“方法”。這一從“文類”到“方法”的地位轉變表明,科幻中的技術想象可成為能動的批判性理論工具和形塑未來的方法。

中國科幻是舶來的文類,誕生于民族危機深重的晚清,其技術想象自誕生之初便與“啟蒙”“救亡”與“進步”的政治歷史語境緊密相關。作為一種現代性敘事,技術樂觀主義在中國語境之中首先被賦予了“啟蒙”的社會功用,在模仿西方與自我重塑的過程中逐漸轉化為一種具有中國文化邏輯的希望理性。正如布洛赫(Ernst Bloch)所言,真正的希望是一種“具象本真希望”(concretely genuine hope),它并非對未來的主觀幻覺或空洞憧憬,而是扎根于現實物質條件并積極投身變革實踐的前瞻性意識。在這個意義上,啟蒙是一種指向未來的行動力量,即哈貝馬斯筆下“在既定條件下檢驗文化傳統中烏托邦內涵之可實現性的嘗試”。可見,烏托邦想象并非虛幻,而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現實動力。

出于民族救亡的迫切需求,科技因而成為晚清時期民族復興的工具、重構中華民族主體性的方法。布洛赫筆下最具創新的概念“尚未意識”(Not-Yet-Conscious)指向那些在當下尚未被完全言明的未來可能性,揭示出歷史主體在現實語境的約束之下仍然能夠保持面向未來開拓的能動性。晚清與五四時期的技術啟蒙思潮正是這種“尚未意識”的歷史化實踐,進步知識分子譯介與創作“科學小說”,試圖借助技術想象來改變現實中的民族困境。魯迅在翻譯凡爾納作品時寫下著名的《〈月界旅行〉辨言》(1903),稱贊作者“實以其尚武之精神,寫此希望之進化者也”,為科幻想象成為推動進步希望之方法奠定了理論基調。從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1902)、吳趼人的《新石頭記》(1905),到隨后的未來系列如《未來世界》(1907)、《新紀元》(1908)、《光緒萬年》(1908)和《新中國》(1910)等,晚清科幻洋溢著科技進步定能推動民族復興的樂觀主義精神。

魯迅翻譯的凡爾納作品《月界旅行》

中國首部長篇科幻《月球殖民地小說》(1904)以氣球作為飛行器開啟月球探索的技術烏托邦想象。小說中的氣球可被解讀為一個暫時逃離殖民壓迫和文明等級體系的“技術庇護所”,具有強烈的啟蒙色彩。文中對倫敦氣球公司得知日本推出新式氣球的描寫極具象征意味,“博物學士”“政府專差”均摩拳擦掌想學習這新技術,擔心“黃種的文明日日進步,白種的文明便日日減色,將來滅國滅種”,實則以氣球技術的競賽隱喻全球文明秩序的重構。在此,技術成為衡量文明優劣的標尺和決定民族命運的機制。這部小說通過想象尚未到來的技術,喚起對民族未來的集體希望,中國科幻技術樂觀主義初具雛形。

晚清科幻的技術想象始終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無論是《新中國未來記》暢想六十年之后我國科技進步神速、諸邦來賀的盛況,還是《新法螺先生譚》主人公用靈魂煉成比太陽還強萬倍的光源,均是一種文化自信的寓言式書寫。而《新石頭記》中賈寶玉游歷的“文明境界”科技昌明、道德完備,這一藍圖式構想描繪出一個倫理自足、文明共生的技術烏托邦。值得關注的是,晚清科幻的技術書寫大多缺乏精確的科學推演,更多是將科技符號化、奇觀化。比如,作為貫穿全書主線的飛行器“氣球”在《月球殖民地小說》中僅被描繪為“玲瓏”,氣球騰空的描寫也僅是“忽聽得氣輪鼓動,那球早騰空而起”,并未解釋動力來源或操控原理。大量志怪式的科技描寫,比如“腦電”“靈肉分離”以及中西合璧的各種“法寶”,都表明技術本身并非作家關注的重點,技術想象只不過是未來希望、民族自信的象征性載體。

中國首部長篇科幻《月球殖民地小說》中有關“氣球”的插圖

在堅船利炮的武力侵略、經濟文化的全面碾壓之下,近代中國的文學想象對“未來”仍保持樂觀心態,可見“亡國滅種的危機與充滿希望的‘未來’同在一條發展脈絡中,既揭露了現在的落后不堪,也保證努力之后可以達到無限樂觀的‘未來’”。這些作品通過技術想象將民族命運投射到未來時空之中,指向的是尚未到來但具有潛在可能性的未來圖景。如此,推動民族復興的希望就從抽象的主觀情感轉化成一種推動社會變革的方法。

社會主義烏托邦與技術發展主義

新中國成立之后,科幻敘事的重點轉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尤其是在“十七年”時期,科幻創作服務于社會主義國家建設、計劃經濟等宏大敘事體系,呈現出對工業生產、氣候掌控、太空探索以及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的系統性構想。技術樂觀主義也被納入國家意識形態體系之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敘事的重要一環。1950年代,中國再次出現了譯介外國科幻文學的高潮,聚焦社會主義理想未來的塑造,比如卡贊采夫的《太空神曲》、葉菲列莫夫的《仙女座星云》以及胡捷的科幻理論著作《論蘇聯科學幻想讀物》等。這一時期蘇聯的科幻創作理念對中國科幻影響深遠,其“主要表現形式就是科學樂觀主義”,科幻小說滲透著“人定勝天”的堅定信念。

“十七年”時期的中國科幻創作呈現近未來、純技術、青少年化的特色,中短篇小說占絕對主流,承擔起科普教育功能。太空敘事是一個重要主題,天文學、火箭技術成為激發公眾科學興趣的重要手段。張然的《夢游太陽系》(1950)、薛殿會的《宇宙旅行》(1951)均兼具天文幻想與少兒科學教育的功能,而魯克的《到月亮上去》(1956)和楊子江的《火星探險記》(1957)則賦予太空探索以集體使命感。鄭文光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聯歡節”上榮膺大獎的《火星建設者》(1957)更是將傳統的太空探索題材塑造成太空建設敘事,以“人類成為地球以外自然界的主人的時代開始了”宣告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雄心壯志。

農業與工業技術的應用發展也是科幻創作關注的重點。比如,劉興詩的《北方的云》(1962)、遲叔昌的《割掉鼻子的大象》(1956)與《大鯨牧場》(1963),以及肖建亨的《布克的奇遇》(1962)和《奇異的機器狗》(1965)等作品,聚焦氣象調控技術應用、先進工農業技術發展、海洋資源開發等主題,展現社會主義制度下科技推動國家現代化建設的能力。這一時期還出現了直接描繪共產主義藍圖的作品。黃友三的《共產主義社會旅行記》(1959)最具代表性,這部小說直接帶領讀者游歷了生產力高度發達、人民生活富足的共產主義社會,結尾主人公乘坐原子火箭飛向北京。而鄭文光連載于《中國青年》的未完結之作《共產主義暢想曲》(1958)亦是對社會主義烏托邦的想象。可見,技術想象成為通向社會主義理想未來的工具,反映出對國家制度的信心。然而,這一頗具功利性的創作理念同樣會帶來作品文學性、審美性的平庸化,反過來扼殺想象力。盡管如此,“十七年”科幻是技術樂觀主義發展脈絡中的重要一環,體現出從民族主義啟蒙到社會主義烏托邦的轉變。

改革開放以來,科幻想象不再訴諸宏大敘事,而是逐步轉向科技進步的務實理性。如葉永烈的《小靈通漫游未來》(1978)生動形象地展示了技術進步的未來全景,側重向青少年讀者普及科學知識。科幻敘事中的科技想象在漸進式發展的基礎上展開,不再表現為革命式的躍遷。比如,王曉達的《波》(1979)、《太空幽靈島》(1980)、鄭文光的《飛向人馬座》(1979)等許多作品均將科學知識與社會責任交織在一起。1980年代,鄭文光提出的“科幻現實主義”正是對這一創作趨勢的回應,強調科幻既要激發理想,也要體現責任。很多作品在頌揚科技進步的同時開始反思其技術后果與倫理邊界。比如,肖建亨的短篇《沙洛姆教授的迷誤》(1980)通過沙洛姆教授發明育兒機器人并讓其承擔育兒任務的實驗,反思人工智能介入家庭倫理與人類情感成長時的技術限度。可見,科幻開始以技術想象為載體探討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科技之間的張力,這種反思帶來技術樂觀主義的重構,在堅守科學信仰的同時又引入改革年代的理性精神,技術崇拜轉型為一種基于倫理反思的科技人文主義思潮。

1990年代,中國科幻“新生代”崛起,哲學性反思成為技術想象的重要命題。比如,王晉康的《生命之歌》(1995)與《七重外殼》(1997)通過人造生命意識、人工智能等議題,思考生命與技術之間的界限問題;韓松的《宇宙墓碑》(1998)以近乎荒誕的反烏托邦筆調,揭示技術文明的終極焦慮;星河的《決斗在網絡》(1996)與柳文揚的《斷章:漫游殺手》(1998)探索虛擬網絡空間中的身份與秩序問題。在賽博文化和科技倫理的雙重影響下,科技仍然承載希望,但對技術進步的想象被認為應當是理性的、有條件的,科技發展必須在人文主義倫理觀的引導下才能發揮積極作用。因此,中國科幻的技術樂觀主義也經歷了從工具理性到反思理性的發展。

從技術樂觀主義到方法性希望

進入21世紀,全球化進程加速演進,中國科幻的技術敘事也溢出了民族復興、國家現代化建設等主題,而轉向一種世界性乃至星球性尺度的構想框架。當代中國科幻在海外影響力日盛,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其敘事風格往往兼具中國氣度與世界格局。技術樂觀主義內涵進一步發生轉型,宏大宇宙工程或者星際征服不再被簡單視為“進步”的象征,反烏托邦、星球災變、非人類等科幻敘事出現,不斷探索人類如何在技術異化與生態危機的壓力下維系共同體的可能。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樂觀主義精神的向下滑落,正如以劉慈欣為代表的中國“新古典主義流派”始終堅信技術能夠引導人類走出愚昧,其在宏觀敘事層面又保留著人文情懷。可見,21世紀以來的中國科技樂觀主義在敘事形式和價值立場上逐漸復雜化,不再流連于對技術的無條件贊美,但也并未簡單滑向技術悲觀論。“希望”成為一種方法論層面的反思,引導讀者在危機與失序中思考并重構意義。

換言之,技術樂觀主義不是來自對完美未來的確證,而是源自對現狀之“不可持續”的認知,烏托邦“讓我們更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在精神與意識形態上所受的禁錮”,因此最有價值的烏托邦書寫正是那些失敗得最徹底的烏托邦。21世紀的中國科幻即使描繪末世危機,也始終閃耀著希望之光,這具有方法論意義。由此,在21世紀以來的科幻想象之中,希望敘事經歷了顯著的重構,技術既是人類主體性延伸的工具,也是反思人性與文明邊界的方法。比如,劉慈欣的中篇小說《流浪地球》高呼“希望是這個時代的黃金和寶石”,想象用一萬二千臺地球發動機“飛出太陽系”的計劃看似天馬行空,卻象征著人類在絕境中仍然以技術為手段、以生存為信念的“戰斗的樂觀主義”(militant optimism)。小說也并未將人類的技術發展潛能浪漫化,因而“希望”也并非確定的終點,更是一種在危機行動中不斷奮進的過程,即便最終不能進入“新太陽時代”,“人類將自豪地去死,因為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三體》三部曲又為中國科幻的技術樂觀主義譜系提供了一個深刻的反思視角。在“黑暗森林法則”構成的宇宙秩序之下,技術的極致發展反而暴露出文明生存的倫理困境,高級文明以改變物理維度的方式摧毀低級文明,人類也從歷史的主體滑落至宇宙力量鏈條中的偶然存在。劉慈欣以生命持續性的哲學思辨推動讀者去反思技術理性,正如《三體Ⅲ:死神永生》的開放性結尾所暗示的,真正的希望在于直至宇宙盡頭卻仍然點亮的微光,在于一種極限處維系生存和意義的希望。

許多當代科幻作品將技術樂觀主義轉化為對當下社會結構的批判性介入。比如,韓松的“軌道三部曲”、《紅色海洋》等作品通過反烏托邦敘事,揭示了技術與權力、秩序與混沌之間的復雜糾纏,其敘事呈現的“陰郁性”可以理解為詹姆遜所言的烏托邦否定性功能,迫使我們直面“斷裂”本身進行思考。郝景芳的《北京折疊》批判了技術淪為維護社會不平等的手段,而對老刀等個體情感沖突、倫理抉擇的描寫又似乎表明,即便在強大的系統壓力之下仍能自下而上生成希望。總之,當代中國科幻將“希望”從技術萬能論中抽離出來,轉化為一種尚未完成的但具可操作性的社會歷史實踐。由此,中國科幻敘事完成了從技術樂觀主義向方法性希望的深層轉型。

“人從本質上被未來所決定”,在當下的全球格局之中,想象未來的能力正逐漸成為意識形態競爭、大國博弈的核心場域。一場“想象力之戰”已然打響,想象的能動性關乎誰能掌握未來話語、塑造集體愿景的博弈。科幻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在描繪可能世界的同時,亦在重構人類的感知方式與價值立場。于是,如何展開想象至關重要,正如凱文·凱利(Kevin Kelly)所言,“未來屬于樂觀者”,但“成為樂觀者并不意味著忽視問題,而是要想象提升我們解決問題的能力”。既然“希望終究是一種實踐性、戰斗性的情感”,那么,技術樂觀主義也并非對科技無條件的信仰,而是積極介入未來的方法。中國科幻經歷了近代啟蒙、社會主義現代化到全球化語境的發展變革,當代科幻作品轉向更為廣闊的宇宙維度與倫理視野,展現出一種思辨的技術樂觀主義,既對技術支配邏輯進行批判反思,又推動技術想象成為重塑人類命運的“方法性希望”。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