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的情志療愈傳統
中國古代文學蘊含著深厚的情志療愈基因,它根植于巫術、醫道、文心交融的上古文化土壤。巫醫的精神療愈術,經文學的揚棄與轉化,鑄就了先民以“文心”調適“七情”的獨特機制。本文由文學與醫學的淵源發端,以個案揭橥古代文學調攝情志、安頓心靈的實踐路徑,以期發掘中國古代文學情志療愈傳統的深層內涵與當代價值。
古代文學療愈的醫學基因
文學與醫學的關系可以遠溯至上古時期。商周以前,巫覡既是社群中公認的知識精英,又是運用包括心理療法在內的多種原始醫學手段治療疾病的醫者。巫覡們在甲骨上刻下“疾目不喪明,其喪明”等文字,這不僅是用以判斷疾病的祝詞,還是昭示中國文學濫觴的卜辭。隨著社會的發展,巫、醫分離,許多富于神秘色彩的原始治療方案被醫學界揚棄,但巫醫們注重心理治療的傳統卻為后世醫家所繼承。從《黃帝內經》《備急千金要方》《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到《儒門事親》,歷代醫家無不承認,喜、怒、憂、思、悲、恐、驚七情過度會導致人體氣機運化不暢,形成痰飲和瘀血,進而累及臟腑,而這又會反過來加劇情志失調,終至積重難返。為避免陷入惡性循環,醫家在治療疾病,特別是情志病時均高度強調七情調適的重要性,所謂“無情之草木,不能治有情之病”“七情之病,當以情治”,否則“病不可愈”,或僅能實現生物學意義上的臨床治愈,而無法做到身心痊愈。有趣的是,情志療愈恰恰是與醫學同樣脫胎于巫覡的文學之勝場。這一點在《管子·內業》“止怒莫若詩”的說法中已揭橥其端。此后,王褒“朝夕誦讀奇文”以平復漢元帝“忽忽善忘,不樂”之疾,陳琳檄文愈曹操頭風病,俳諧詩紓解宋哲宗“躁怒”癥,均系古代文學情志療愈之范例。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文學家成為巫醫精神治療傳統的真正繼承者,他們充分發揮意念的能動作用,將巫醫利用信仰與暗示炮制出的“致幻能力”轉變為“替代性的文學幻想”,把“移精變氣”的祝由術發展成了適用于調理情志障礙的“語言虛構療法”。
古代文學療愈的路徑與方法
從醫學心理學層面而言,作為中醫情志療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代文學主要通過以下五種方式發揮療愈作用。一曰情緒宣泄。情志病“非排遣性情不可”,而“詩可以怨”,恰能泄導人情,所謂“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于詩”。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心郁結而紆軫”,遂于作品中控訴黑暗現實以吐懣。鮑照《松柏篇》、孔琳之《日月深酷帖》、庾信《臥疾窮愁詩》、盧照鄰《釋疾文》均系病中發憤抒情。二曰心理代償。情志病“非得情舒愿遂,多難取效”“必得愿遂而后可釋”,而文學正是撫慰人心的“白日夢”。蒲松齡一生郁郁不得志,但《聊齋志異》中落魄書生發跡的故事,連同其懸擬的奏疏章表,共同構筑起蒲氏自我慰藉的心理防線,令他不似筆下的葉生那般含恨早亡。三曰釋疑明理。欲治情志病當“先治其心”,若能“使病者盡去心中疑慮”“慨然領悟”,則“疾病自然安痊”。晏嬰以“言對”令齊景公水腫大愈;賈誼作《鵩鳥賦》“以遣憂累”;樂廣替衛玠剖析玄理使其病情“小差”;陶淵明《自祭文》直言“人生實難,死如之何”,都是借由釋疑解惑、明理證道療愈情志的典范。四曰怡情遣興。七情之病“若非寬緩情意,則雖服金丹大藥,亦不能已”。文學具有無利害關系的自由愉悅性,能夠分散、轉移患者的注意力,提高其病痛耐受閾值,達到“勝于服藥”的效果。沈遘“每覺有疾,藥餌未驗,亟取難決詞狀,連判數百紙”“意便欣然”;葉夢得氣逆癥發作,乃沉浸式閱讀《易經》,“不覺遂平”。二者皆是“慮投其所好以移之,則病自愈”的范例。五曰以情勝情。此法強調“情志過極,非藥可愈,順以情勝”“是無形之藥也”?!秴问洗呵铩分形膿础俺鲛o以重怒王”令齊王病愈的故事素為醫家所樂道。至若《獨異志》所載“孟召文,差顛狂”事,雖于史無征,但人物行為邏輯同樣契合文學情志療愈的原理。蓋楊后之顛狂病適以煩躁易怒、毀物傷人為核心證候,而孟召以哀怨文令其清醒,運用的正是“悲可以治怒,以愴惻苦楚之言感之”的七情“更相為治”法。
古代文學療愈的實踐維度
上述情志療愈的五種路徑在古人的文學實踐中主要體現為三種形態:以言自醫、療愈他人與療世化俗。論及文學家的自我療愈,茶陵派詩人石珤堪稱典范。在目疾暴發期,石珤“醫藥療之,弗克”,遂作《睹青天文》“自吁于庭”,利用莊嚴的儀式化表達向超驗力量傾訴,恣意宣泄情緒。迨至目疾遷延期,他一方面作《題陽和樓》《登封龍山賦》怡情遣興,轉移對疾病的注意;另一方面作《寄宋侍御》《遇高守素》向友人傾訴,在交游中尋求心靈慰藉。最后,在目疾經年未愈的情形下,石珤將個體遭際置于歷史長河中,以《病士》《眇士贊》實現精神超越,化解了其“愴恍感憤之情”。至若用古代文學作品療愈他者病痛,則以杜詩名聯“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治瘧最為著名??计渲委煓C理,當是患者在恐怖詩句刺激下腎上腺素分泌加快,出汗量瞬時增加,導致體溫調節中樞重新設定,進而令瘧疾的高熱癥狀快速緩解?!端焉裼洝分泄币园着樔酥蝹ⅰ妒勒f新語》以“鎮惡郎”威名斷瘧、《螢窗異草》里蘇緒于驚恐后高熱漸退與此有異曲同工之妙。當然,文學療愈最重要的實踐維度當屬調節社會集體情志。無論是《西廂記》式的才子佳人故事、《俞仲舉題詩遇上皇》式的發跡變泰故事、《包待制三勘蝴蝶夢》式的公案劇抑或《感天動地竇娥冤》那樣的悲劇,這些“可喜可愕,可悲可涕”的作品不僅足以泄導人情,維護社會穩定,甚至還能令“怯者勇”“薄者敦”。類似的古典文學精品思想性、藝術性俱佳,具有普遍性的情志療愈價值。
綜上所述,中國古代文學蘊含著豐富的七情調適智慧。在快節奏的現代社會,文學療愈作為一種非藥物、低成本、全自助的心理調適手段,對提升現代人的精神生活品質具有重要意義。而如何進一步實現中國古代文學療愈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并將其應用于康養、教育乃至文化建設等領域,無疑是需要社會各界共同思考的時代命題。
(作者系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中國畿輔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