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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忠臣的嫵媚,藏在史書的縫隙里
來源:澎湃新聞  | 劉凱  2026年07月30日08:49

魏徵大概是唐代聲名最大的名臣之一,但也是最被“定型”的人物之一,他幾乎成了中國古代諫臣的代表和典范。談起歷史上的魏徵,我們印象幾乎清一色是從玄武門之變后開始的,對魏徵事跡了解多一點,也只知道他是在隋末登上歷史舞臺的。但是正如作者所說,對于魏徵六十四歲的生命歷程而言,在隋末正式登上歷史舞臺之前,魏徵寂寂無聞的前半生占了整整三十七年。對于魏徵這樣的唐代名臣,或者說中國古代諫臣的典范人物,始終沒有一部深入而詳實的非虛構嚴肅歷史作品,這是非常遺憾的。

孟憲實講唐史,重點在貞觀時代的宏觀政治脈絡,對唐太宗和魏徵的君臣關系雖有涉及,卻無深入探討;孫英剛在《隋唐:帝國形成》一書中,提到魏徵早年跟隨李密、勸降李勣、被竇建德俘虜,但對其歷史定位和評價則是“一生選錯邊的成功者”,又稱其“政治判斷力并不強,一生中幾乎每次政治抉擇和選邊都站到了失敗者的一邊”,相對籠統地就把魏徵的人生蓋棺定論了;其他有關魏徵事跡的著作,不管學術著作還是通俗讀物,也幾乎都是依附和圍繞在唐太宗這一帝王人物周圍,罕有對魏徵這一唐代名臣進行深入探討和研究的,偶有魏徵的傳記,也是摻雜了許多虛構筆法,失去了歷史真實性。

總體而言,給魏徵作傳,存在兩大難點:一是魏徵相關的史料相對匱乏,尤其是其前半生,二是后世逐步層累形成的“諫臣”形象,使得魏徵的形象趨于刻板化。

先說第一點。魏徵早年的事跡散落在《舊唐書》《新唐書》的寥寥數語中,早年的很多事跡只有零星片段。早年“少孤貧”、出家為道士、投李密、隨李密降唐、自請安撫山東、勸降李勣、被竇建德俘虜、入太子建成府——這些經歷在兩《唐書》中加起來不過幾百字,且多是流水賬式的紀事骨架,全無細節可言。傳統傳記寫法面對這種史料極薄的人物,要么從前半生一筆帶過直奔唐初,要么用大量時代背景硬湊體量。

再說第二點。顧頡剛提出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說法,其中一點是: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魏徵的“諫臣”形象正是如此——從《貞觀政要》開始, 魏徵作為“貞觀之治”一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就被固化了,尤其是《貞觀政要》刻意淡化了諸多唐太宗和魏徵的君臣沖突,再到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鑒》時取材《貞觀政要》,“忠直之臣”的歷史形象就被徹底固定下來,魏徵也被一步步推上了諫臣神壇,人生境遇和君臣關系的復雜性也在歷史的層累中被深深遮蔽了。

前野直彬在《韓愈的生涯》中提出過一個有意思的觀點:通過一個人物的傳記不僅可以了解人物本身,還可以借助傳主的眼睛重返歷史現場。同時,該書譯者也表示,“受觀察者身份、觀照角度、史料取向、時代思潮、地域國別等因素影響,傳記作家們建構的人物往往呈現不同面貌,而將一個人物的不同面貌累加重疊,便可高度復原其真面目,使其眉目愈加清晰”。這兩個判斷合在一起,其實說的是同一件事的兩個方向:既可以從人物看時代,也可以從時代看人物,而多角度的疊加恰恰能逼近真實的歷史。趙帥淇的《嫵媚的忠臣——隋唐變局中的魏徵》正是在這條路上走出了自己的步伐,面對傳主史料極度匱乏的硬約束,他選擇反過來借助歷史現場來照亮傳主,層層疊加還原出魏徵除去“諫臣”標簽后的真實歷史形象,這也是這本書最具方法論自覺的地方。

趙帥淇是張耐冬的碩士、孟憲實的博士、張國剛的博士后,譯有日本學者前島佳孝《西魏北周政權史研究》(待出版),史學功底扎實。他在這本《嫵媚的忠臣》中秉持從史料縫隙中發掘人物的寫法,向我們還原出一個有血有肉、生動而真實的魏徵人物形象。孟憲實在序言中說,趙帥淇對魏徵人生經歷的發掘“遠超自己當年,更深入、更學術”,這個評價是很中肯的。面對史料單薄這個硬約束,作者趙帥淇沒有繞行,而是給出了一個值得認真對待和思考的答案。

《嫵媚的忠臣:隋唐變局中的魏徵》,趙帥淇著,中華書局,2026年7月

這個答案要從本書的引子說起。

開篇引子從北宋元豐二年程頤與司馬光的爭論說起,二人對魏徵“忠”與“不忠”進行了反復討論。程頤認為魏徵事太子建成,太子死后“忘戴天之仇而反事之”,是“王法所當誅”;司馬光則以管仲為例,認為魏徵可肯定,“竟如舊說”。這場爭論意味著,即便在魏徵身后數百年,“忠”與“不忠”的判定仍然取決于評判者站在什么位置——強調倫理綱常的道學家和身處廟堂的朝臣,對同一個人會給出截然不同的評價。引子還講了另  一則故事:貞觀年間,李世民一度大怒斥責魏徵,雖是一時氣話,但言語中透露出從未忘記魏徵的“罪人”標簽。

這兩則故事放在一起,已經暗示出了全書的主題:魏徵的“忠”從來不是一個簡單的道德判斷,而是一個需要放在具體情境中去理解的問題。而到了全書末尾《忠誠的尺度》一節,作者給出了自己的回答——他化用顧炎武“亡國”與“亡天下”的區分,提出魏徵早年的忠不過是“忠國”,忠于一家一姓;到了貞觀朝堂,這份忠才從“忠國”上升為“忠天下”,對天下蒼生的忠,對江山社稷的忠。魏徵不惜與李世民產生多次沖突,執著于最大限度保護民力,在某種程度上突破了“忠君”的桎梏。

從引子到終章,作者趙帥淇實際上完成了全書的論證。魏徵的“忠”并非單向的道德屬性,它在具體情境中不斷被重新定義,從“忠國”到“忠天下”的轉變,本身就是隋唐變局的縮影。

理解了這個論證閉環,再來看作者的寫作思路,就順理成章了。既然魏徵的“忠”是在具體情境中不斷被重新定義的,那要論證這一點,就必須把魏徵放回那些具體情境中去,而這正是語境還原的寫作策略,也恰好回應了史料匱乏的難點;而要從“諫臣”的定型形象中掙脫出來,還原出一個在忠國與忠天下之間掙扎的魏徵,就必須順著他的生命歷程往前走,而非從“貞觀之治”的常規敘事往回倒推——這正是個體生命史的切入角度,也恰好回應了諫臣形象固化的難點。

相比于在貞觀時代的大放異彩,魏徵的前半生是相對空白的。面對這種極度不對稱的史料分布,作者并沒有向有限的史料妥協,而是在史料的縫隙中挖掘出了大量鮮為人知的事跡,包括了家世、行跡等等方面。其中最讓筆者印象深刻的是對魏徵“縱橫之術”的深度挖掘和探討——出家為道士、學習縱橫之術、投入李密幕府、隨李密降唐后自請安撫山東、勸降李勣、被竇建德俘虜、入太子建成府——每一段經歷都只有零星史料,但作者硬是從這些零星史料的縫隙里發掘出了大量鮮為人知的細節,而這些細節也回應了“縱橫之術”這個主題。

最典型的例子是勸降楊慶。魏徵為李密起草勸降檄文,重點提出楊慶的身份認同問題:“王之先代,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你不是楊家人,何必替楊家賣命?這句話相當于把楊慶從楊氏皇族的宗親網絡中切割了出來。作者指出,魏徵“造謠”楊慶本為郭氏,可以達到一石二鳥的目的:在滎陽內外造成輿論,瓦解軍心;同時打擊楊慶的抵抗意志,給了他一個服軟的理由和退一步的臺階。但更有意思的是,在魏徵后來主持修纂的《隋書》中,這段往事被悄悄處理了——僅稱檄文為“密因遺慶書曰”云云,并未提及魏徵的名字,使自己“在此次事件中幾乎銷聲匿跡”。一個勸降時巧舌如簧的縱橫家,而在編修《隋書》時把自己從敘事中徹底抹去,這無疑是魏徵“縱橫之術”最鮮明的體現,魏徵的人物形象也瞬間拉滿了張力,讓讀者迅速看到一個不同于固有“諫臣”形象的魏徵。

寫李密墓志的案例同樣精彩。魏徵為舊主李密撰寫墓志,“閉口不談李密的真實任務,是為先一步投降導致李密身亡的徐世勣避諱,也是為促成這一戰果的自己避諱;不說唐廷召還李密的真實原因,是為老謀深算的李淵避諱;不說李密的叛唐之舉,則是為舊主李密避諱”。“隨著志石入土,魏徵亦親自埋葬了自己身為‘流寇’的過去”。作者用“各方避諱”四個字,把魏徵在李密墓志中的文字策略拆解得清清楚楚——這哪里是簡單的“忠臣”形象?這是一個在權力夾縫中精于生存的實用主義者,更是其“縱橫之術”的完美體現。

這兩處案例的共同特點是作者在不斷拆解隋唐變局之下魏徵的心路和行跡,而這些恰恰是被正史所遮蔽的。這種拆解已經不只是在做人物傳記了,而是在做史料批判:從傳主留下的文字痕跡中,逆推出傳主的政治智慧和生存策略。這種“史料批判研究”在當下是非常流行的,即關注史料的來源、書寫體例、成書背景和撰述意圖,而非僅僅將史料視為陳述歷史的載體。作者在書中并未直接表明自己在做“史料批判研究”,但他的寫法與這一取徑是不謀而合的。

如果僅僅停留在“個體生命史”和“語境還原”兩個層面,這本書還只是一本寫得不錯的傳記。而正是因為有了“史料批判”的自覺,才真正顯示出這本魏徵傳記的獨特性,也是超越常規人物傳記的核心所在。對于這一點,尤其體現在第六章《史官的心事》一章中。

在第六章之前,作者大體還是按照魏徵的人生軌跡來作傳記式書寫的,而第六章則明顯出現了“跑題”。通常而言,傳統歷史人物傳記的“跑題”,通常是因為傳主事跡撐不起一本書的體量,作者不得不用大量時代背景來填充。這種“跑題”是無奈之舉,那些冗長的背景介紹,跟傳主本人沒什么關系,跳過也不影響理解。但《嫵媚的忠臣》的“跑題”恰恰相反:它不是從傳主身邊跑開,而是從傳主人物魏徵主持編修《隋書》一事為切入點,深入到《隋書》的史料縫隙里發現了別人沒注意到的問題,順藤摸瓜摸出去,摸到的反而是全書最有含金量的部分。

相比前面的章節,第六章可謂畫風突變。這一章從魏徵的史臣身份切入——貞觀三年,唐廷重啟修史工程,魏徵以秘書監身份總監諸代史,并親自主持《隋書》的修撰。按理說,寫到這里,交代一下修史經過、評價一下《隋書》的得失,也就夠了,或者再多論述一些史學史相關的內容。但作者趙帥淇沒有止步于此,他轉入了一個更深的層次:《隋書》的歷史書寫本身有沒有問題?魏徵作為主編,在修史過程中有沒有把自己的政治理念滲透進歷史敘事?第六章重點討論了《隋書》敘事中的兩個重要案例。

第一個案例是對隋煬帝西巡吐谷渾的考辨。大業五年,隋煬帝征服吐谷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踏足河西走廊的皇帝,實現了中原王朝對今天青海地區的實際管控,其歷史意義重大。然而,《隋書·吐谷渾傳》卻直接省略了煬帝親征的關鍵過程與貢獻,將功勞歸于宇文述;《西域傳》末尾的“史臣曰”中也對隋煬帝的親征行為大加批判,而這些均出自魏徵之手。作者趙帥淇指出,這種系統性的淡化并非疏忽,而是魏徵在以“以史為諫”的方式,刻意壓低煬帝開疆拓土的功績,以此警示唐太宗不要效仿其窮兵黷武。巧合的是,在魏徵主編《隋書》的貞觀三年至十年,正好涵蓋了李世民再度向吐谷渾用兵的過程。作者趙帥淇推測,魏徵選擇只在《吐谷渾傳》進行特殊處理,很可能是因為此篇有直接的參考功能,當朝廷決定對吐谷渾用兵時,過去隋煬帝征伐吐谷渾的往事大概會被找出來參閱,省略隋煬帝西征的重要貢獻,或許可以潛移默化地阻止歷史的重演。

另一個重要案例體現在對周宣帝宇文赟之死問題的考辨上,并且更能體現其史料批判研究的方法論傾向。《周書》與《隋書》對北周宣帝駕崩時間的記載截然不同:《周書》稱宇文赟病重后召楊堅入侍疾、臨終托孤,楊堅輔政是“合法”安排;《隋書》則記載宇文赟五月十日已死,劉昉、鄭譯矯詔讓楊堅輔政,秘不發喪,進行政治布局。趙帥淇追索史源差異的根源:《周書》沿襲牛弘所撰《周史》稿本,牛弘作為隋臣必須為楊堅篡周的合法性背書,在他的筆下,楊堅輔政是宇文赟的遺命,而非矯詔得來;《隋書》則依據開皇起居注,保留了更接近真相的記錄。只不過到了唐朝貞觀年間,令狐德棻主編的《周書》已經沒有義務替楊堅遮掩了,所以就點破了“矯詔”的事實,但由于編纂過程中沒有做到彼此之間的橫向比對和檢查,所以《周書》沒能參考《隋書》,修正這一虛構的時間順序。這一考辨十分精彩,問題意識絕佳,不僅為我們提供了楊堅矯詔篡權細節的更多可能,而且揭示出了官修史書如何為政權合法性服務。

第六章的這兩個史事考辨都是史料批判研究的重要體現,同時也把魏徵作為史官的復雜面向向讀者層層剝開:他既是直言犯諫的忠臣,又是在歷史書寫中巧妙貫徹政治理念的史官,一面是直言敢諫,一面是圓滑心機。這恰恰呼應了太宗那句“人言徵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這也是本書書名《嫵媚的忠臣》之由來。

這兩處考辨在書中所占篇幅并不少,從表面上看,討論的是《隋書》的編纂、史源和歷史書寫問題,明顯是“跑題”的。但實際上,它們恰恰最能揭示魏徵作為史官的復雜心理,這比任何直接記述魏徵言行的史料都更有說服力和含金量。因為一個人的公開言行可以主動或被動修飾,但他主持編纂的史書留下的縫隙,卻能在不經意間泄露出最真實的魏徵。

作者趙帥淇非常善用歷史書寫的角度,從魏徵史臣的身份切入,轉入《隋書》的歷史書寫問題,繼而以煬帝西巡和宇文赟之死為案例進行深度剖析,分析了《隋書》所存在的歷史書寫立場問題,最終對魏徵作為史臣的心路進行了恰如其分的還原。這種寫法,已經超越了傳統人物傳記的范疇,也向讀者傳遞出一個重要的史學理念:歷史書寫從來不是中性的,史官的立場和意圖會滲透進歷史敘事的每一個環節。從這個角度而言,這本書最為“跑題”的第六章,反而是本書最大的亮點和精華。

作為一部歷史人物傳記,《嫵媚的忠臣》個別章節編排上略有失衡。從“魏徵傳”的角度來說,背景和旁支寫多了,傳主本人反而退到了幕后,但在我看來,這種“失衡”恰恰是本書最獨到之處。作者趙帥淇不是在寫一本四平八穩的人物傳記,而是在探索一種可能性——當傳主史料極度匱乏時,傳記書寫可以走到哪里?在通俗和學術之間,如何拿捏微妙的平衡?他給出的答案是:可以從傳主的史料縫隙里發現別人沒注意到的問題,順藤摸瓜摸出去,用歷史書寫的角度還原傳主作為史臣的心路,而那些看似離題千里的考辨,反而最能揭示傳主的復雜面向。這種寫法,無疑是頗具匠心和新意的,也是對傳統傳記書寫的一次有價值的嘗試和突破。

作為一個“嫵媚”的忠臣,魏徵的“嫵媚”恰恰藏在我們不曾注意的史書縫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