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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寧《太行賦》:鄉土史詩與時代之問
來源:中國青年作家報 | 桫欏  2026年07月30日11:42

讀完阿寧的《太行賦》,合上書頁時想起了一篇文章。2012年,評論家孟繁華在《文學報》發表了后來引起廣泛關注和討論的《鄉村文明的崩潰與“50后”的終結》一文(擴充修訂版《鄉村文明的變異與“50后”的境遇——當下中國文學狀況的一個方面》當年發表于《文藝研究》)。文章認為,百年以來中國的主流文學是鄉土文學,而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作家關注的對象或焦點,正在從鄉村逐漸向都市轉移”,50后一代作家所代表的鄉土文學理念,已經在中國當下的現實中終結。盡管如此,“他們不僅仍然固守在‘過去的鄉土中國’,對新文明崛起后的現實和精神問題有意擱置,而且刻意處理的‘歷史’也早已有了‘定論’,他們的表達不越雷池一步,我們既看到了這代人的謹小慎微,也看到了這代人的力不從心。”

之所以想起這篇文章,是因為阿寧生于1959年,正是50后群體中的一員。不消說,彼時孟繁華在文章中說的“現在的50后已經功成名就,青春對他們來說已經過于遙遠”是適用于阿寧的。阿寧的創作自20世紀80年代起步到《太行賦》出版,有近50年之久,《堅硬的柔軟》《無根令》《米粒兒的城市》等一批純正的現實主義佳作奠定了他在文壇的地位。同時,《太行賦》也忠實地印證著評論家的判斷:阿寧在小說中所關注的問題,盡管在國家話語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分量,但卻不可避免地疏離了以都市為空間的現代主流生活話語。城市所代表的現代性力量全面改變了中國傳統農耕文明,50后所習以為常的傳統鄉土文學視角,已經無法再找到原生態的對象。但阿寧始終放不下對鄉村的情感和想象——對他而言,情感和責任的結晶便是《太行賦》。

《太行賦》的敘述主線,是以楊伯峻為代表的市科技局扶貧工作隊入駐太行山區插劍嶺村后的經歷;在主線之下,又有鄉村基層權力斗爭、裴劉慈韓四大家族百年糾葛和鄉村青年成長3條副線。引入外來企業建項目帶動村民脫貧、解決村“兩委”班子建設問題、清查貧困戶申報弄虛作假、為村民提供法律援助解決冤案和揭露被掩埋的礦難真相等構成了小說的主要情節。由于有脫貧攻堅的主線在,有研究者將之定位為一部“脫貧攻堅小說”,我以為有些簡單化了。工作隊引入的項目多次陷入困局,鄉村脫貧和振興的主要目標只取得了階段性成果。與此相對,小說揭示了脫貧攻堅政策面對鄉村復雜局面時出現的諸多問題。當然,要求脫貧攻堅敘事一定要讓一個村子真正富起來似乎有點苛刻,但至少在情理中應該如此,否則“扶”貧而未“脫”貧,等于小說的任務沒有完成。

循此思考,我以為作者更大的敘事野心,是想通過太行山區鄉村生活的百年變遷,回溯中國傳統鄉土文明對現代化轉型道路的艱難探索,展現發生結構性變化后的北方鄉村倫理生態和農民的精神世界。而這一目標,作者以自己的方式在小說中得到了較大程度的完成。可以說,小說中脫貧攻堅的任務被具體化為了工作隊的行為,進而濃縮為一面不僅可以映照鄉村現實,也能映照歷史的鏡子。

50后對歷史有超乎尋常的偏好,是因為很多后來被看作“歷史”的東西,曾經是他們的親身經歷。回望和追溯歷史等于是打撈記憶,他們嘗試從自身經驗中為當下尋找“之所以如此”的根據。在趙德發的《繾綣與決絕》中,土地權屬的百年搖擺直接促成了農民的土地情結,以此回答了當代鄉村土地觀念“何以形成”的問題。阿寧也是如此,《太行賦》的筆觸探進了5個歷史的場域,每一個都勾連起當下。紅色革命史、抗戰史、新中國成立后鄉村改造史、太行山生態變遷史遺留下的家族矛盾、礦山違規開發等問題,成了扶貧工作隊首先需要破解的難題。四大家族百年興衰則是一條隱性而分散的歷史脈絡,每個家族都是插劍嶺歷史變遷的見證。這種對太行山本土人文精神溯源的敘事,嵌入了愚公移山、紅色奮斗精神和風土民情,構建起了太行山地域精神的底色,飽含著作者對土地的深情。扶貧與百年歷史明暗交織,這種打通歷史與現實的寫法,將對一個小山村的書寫升華為太行山區的百年史詩。

對當下鄉村生活和道德倫理現狀蔚為大觀但又細致入微的描寫,讓《太行賦》有了一種北方中國鄉村風情畫般的生動質感。從村民飲食起居到耕種謀生的煙火日常,幾個家族之間的利益紛爭與村干部和扶貧工作隊之間交錯往來的關系,呈現著傳統道德與現代觀念、鄉土思維與當代價值、倫理身份與現實角色的角力,這也讓每個人物的舉手投足都有著復雜的意味。阿寧熟悉傳統鄉土文化和農民生活,常能在一個小場景中寫出人物不能言明的所思所想和人與人之間的微妙格局,由此將閱讀帶入深度的思考中。

通過人、家族和現實秩序展現鄉村整體上的復雜性,是《太行賦》對中國鄉村轉型的真實寫照。毋庸諱言,現實的復雜性也給作家的敘事帶來了相當大的難度。這恐怕也是當下按照傳統手法書寫鄉村難以被讀者信任的重要原因,因為讀者無法在雜亂的景象描述中獲得關于鄉村的整體性把握。《太行賦》似乎想在這方面作一番努力,在主線之外引入副線,又通過脫貧攻堅攪進歷史、官場和商場,對現實的復雜程度之呈現是足夠的,但內容之駁雜和支線之繁亂又帶來了推進故事過于周折和繞彎的問題,不經意間耗散了敘事的氣韻。

作為主線,扶貧工作隊自然是小說著力表現的對象。區別于那些幾近類型化的脫貧攻堅敘事一貫的手法,小說沒有把扶貧工作隊員當成政策“工具人”,而是將他們還原到普通人的位置上,在“脫貧攻堅”這面鏡子面前映照出了一個個有血有肉、極具真實感的“人”的形象。作為隊長的市直機關干部楊伯峻,從不得已駐村到最后不愿離開,扶貧的過程也是自己精神脫困的過程。工作隊中唯一的女性江小童是一位有著精英家庭背景的90后高校畢業生,鄉村現實撞碎了她的理想,但也讓她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同時,作者還借由她的理想主義和知識分子視角,不斷叩問扶貧工作的本質、個體與鄉土的命運、歷史與當下的關系等深層次問題,讓小說有了思辨的色彩。江小童的形象也寄托著作者對“他者”與鄉村關系的期待:知識分子的價值不在于居高臨下去改造鄉村,而是俯身融入、雙向學習,進而完成自身思想的蛻變。

《太行賦》的故事線索在結尾一章全部收攏,從“黃俊濤在變,爾雅在變”到楊伯峻被提升為縣長的喜訊,每個人都各安其所,每件事都有了著落。這固然顯示了作者的敘事把控能力,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卻也留下了一個巨大的疑問:工作隊是連接插劍嶺和外部世界的橋梁,但楊伯峻熟知崔老爺子的話“外來資金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問題”,而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引來外部資金開發項目——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遭遇了來自村民的被動態度甚至阻撓。米蘭·昆德拉曾反復闡釋,小說的使命是呈現生存疑難、拋出問題,不提供現成解決方案、不給出標準答案。在這個意義上,《太行賦》留下這樣的問題似乎也是一種必然——至少,它顯示了在處理當下的鄉村經驗、建構關于當下的鄉村想象時,50后作家自有后人所不具備的視角與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