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巖》2026年第3期|陳啟文:無可限量的人生
丘東平 (1910.5.16—1941.7.28),原名丘譚月,號席珍,廣東海豐人,中國現代戰爭文學的開拓者。其作品風格沉郁,善于直指人物心靈,充滿對苦難與心靈的直視力量。代表作有報告文學《第七連》、小說《沉郁的梅冷城》《將軍的故事》等。
無可限量的人生
陳啟文
他坐在那里,我面對著他。他背后生長著我似曾相識又不能確認的植物,一年將盡的陽光照在他身上,閃爍出赤銅色的光澤。
這里是海豐文天祥公園,我原本就是為拜謁文公而來,那座傳說中的方飯亭就筑在園中的五坡嶺。爬上一道隆起的山嶺,一股咸腥的海風吹來,那一道一道的山坡便吹出了海浪的形狀。宋景炎三年(1278)十二月(一說為閏十一月),文天祥率帳下文武移屯海豐,方于戎馬倥傯中開飯,元軍突至,眾不及戰,文天祥“被執不屈,吞腦子不死,后從容就死”(《海豐縣志·卷十·邑事/寓賢傳》,清·乾隆版)。這個腦子俗稱龍腦,即冰片,古時被認為是烈性毒藥,文公一直揣在懷里以備不測,誰知在吞下去后卻依然不死。他注定還要經歷無數磨難和心靈的極限考驗,最終才以身殉國。一飯千秋,這位大宋國士雖然無力挽救一個氣數已盡的王朝,然“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哪怕時隔七個多世紀,往這兒一走,那一股強大的氣場一下就震撼了我,感染了我。
“熱血腔中只有宋,孤忠嶺外更何人!”我正凝望著文公的雕像,忽然發現,在他背后還有一個人——丘東平。
對于我,這是一次邂逅,面對他,又仿佛久別后的一次確認或重新確認。
對于他,這一切從來不是邂逅,一眼望過去,他的雕像和文天祥的雕像正好處在一條線上。丘東平就出生在這片土地上,他的故居坐落在離這兒不遠的梅隴鎮馬福蘭村,一座瓦頂灰墻的老宅面寬三間,前后二進。推開兩扇厚重的大門,門上隱隱透出朱漆的顏色,老宅里還高懸著其祖父和父親撰書的匾額,一是強調“心作良田百世耕”,一是勉勵后輩“天地間詩書最貴”。這是一個農商之家,又一直秉持忠實傳家、耕讀傳家的家風,但這個人注定做不了家里的主人。1925年,十五歲的他便考入陸安師范學校,當時正值大革命時期,在彭湃的感召和引領下,一個少年走上了另一條路,他參加了彭湃領導的海陸豐武裝起義,隨后他又擔任彭湃的秘書,并在迎接南昌起義軍南下時擔任聯絡員。那短暫的歲月,彭湃像兄長一樣關心他,指點他,丘東平已走出比許多人一生還復雜的履歷。大革命失敗后,彭湃戴著鐐銬、高唱著《國際歌》走上刑場。那年彭湃三十三歲,丘東平十九歲,他從一位兄長身上,從那淋漓的鮮血中感受到了一種超越生命的力量。
一切超越的前提,先要超越自身,才有可能成為一個大寫的人,這是丘東平最深刻的一次覺醒。他同黨組織失去聯系后在粵港兩地幾經輾轉,卻從未偏離自己認準了的一條路。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丘東平加入了力主抗日的十九路軍,奔赴“一·二八”淞滬抗戰前線,投身吳淞口炮臺保衛戰并從事戰地報道。他目擊了我軍戰士組成敢死隊以集束手榴彈炸毀日軍裝甲車的場景,也見證了日機投擲炸彈進行無差別轟炸,在沖天而起的烈焰之中,商務印書館總廠和東方圖書館的三十多萬冊館藏圖書付之一炬。那一刻,丘東平愈加理解了為什么“天地間詩書最貴”,這些珍本、善本圖書一旦毀滅就永遠不可能重現人間,文化的毀滅對一個民族來說就是最徹底的毀滅。
對于丘東平,這不只是慘烈的經歷與記憶,更是他接下來對戰爭進行書寫的一個原點。隨著淞滬抗戰告一段落,有一種力量深深地攫住了他,那是文學使命的覺醒,他覺得若不將自己經歷和見證的一切記錄下來,就會成為稍縱即逝的煙云。這種記錄不是戰地速寫,而是要再現血與火中那些“活生生的真實的東西”。
丘東平早期的文學作品大多是以他親身經歷的海陸豐革命斗爭生活為素材,描寫的都是大革命和土地革命失敗的悲劇,這是“直接得來的題材”,但對革命如何進行文學書寫從一開始就是一個難題,如早期革命文學在充滿英雄主義的書寫中往往會出現臉譜化的現象。所謂現象,就是從外部展開的,在人性深度和心理刻畫上缺乏從內部打開的力量,而丘東平一出手就令左翼文壇為之一震。1932年10月,丘東平在周揚主編的左聯機關刊物《文學月報》發表了短篇小說《通訊員》,作品描述了年輕通信員林吉護送一位愛說話的少年政工隊員前往梅冷城執行任務,途中遭遇敵人,少年隊員不幸被捕犧牲。這個故事情節很簡單,但丘東平把筆觸深入一個農民戰士在革命戰爭中的復雜心理,小林一向機智勇敢,在執行護送任務時還從未失手,他認為這次戰友犧牲是自己失職所致,盡管組織和負責人多次勸慰他,他最終還是在深深的自責中開槍自盡,用生命完成他所認定的自我救贖。這是一種極端的方式,但也表現出了一個革命戰士極端的責任感和道德感,也體現了作者對革命倫理的縱深思考,還有在“不可排解的苦痛”中的自我救贖意識,讀來感到特別錐心。
這是一部描寫失敗的作品,卻是一部成功之作,周揚在編輯后記中稱其為“很動人的故事”。1934年,魯迅和茅盾應美國作家伊羅生邀約,編了一本中國左翼作家短篇小說集《草鞋腳》,丘東平的《通訊員》,被選入了這部作品集并予以重點推介:“東平,是筆名。他是一個共產黨員,曾在蘇維埃區域內做過工作。這篇小說是他的第一篇,也許他只寫過這一篇。在所有現代中國描寫蘇區生活的小說中,這篇是直接得來的題材,而且寫得很好。”其實,這并非丘東平的第一篇小說,在此之前他已在香港《新亞細亞月刊》創刊號上發表了短篇小說《梅嶺之春》,那也是以海陸豐革命斗爭生活為素材,但在人性揭示和反思的深度上則不如《通訊員》,在文學界一向將《通訊員》視為丘東平的處女作與早期代表作,他也由此躋身左翼文藝陣營,并參與了魯迅、巴金等六十余人聯署發表的《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隨后,他又在《大公報》上發表短篇小說《沉郁的梅冷城》,梅冷城或是指他的故鄉梅隴鎮,這是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現場,他的筆鋒冷峻鋒利,像魯迅先生一樣“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描寫了革命黨人和群眾遭受血腥殺戮的慘烈,梅冷城籠罩在沉郁黑暗之中。
一個如此年輕的作家就能寫出如此爐火純青的作品,連郭沫若都為之贊嘆:“他的技巧幾乎到了純熟的地步,大有日本的新感覺派的傾向……”郭沫若另在《東平的眉目》一文中說:“我在他的作品中發現了一個新的時代的先影,我覺得中國的作家中,似乎還不曾有過這樣的人。”
丘東平確實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個獨特存在,但此時他的文學風骨尚未充分施展出來。為了進一步拓展自己的眼界,他于1935年赴日本東京明治大學深造,同時任左聯東京分盟干事。其時,日本軍部正準備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戰犯公然叫囂:“中國軍隊不堪一擊,皇軍鐵蹄將踏遍長城內外,讓他們徹底臣服!”這是日酋對中國國力充滿蔑視的估量,但他們忽視了中國還潛藏著另一種無可限量的力量,中華民族從來不缺少在國難當頭挺身而出的人,丘東平就是其中之一,他于1936年初毅然回國,在1937年“八一三”事變后再次投身淞滬抗戰從事戰地報道。當時,他的弟弟丘俊擔任國軍某部第七連連長,因受傷剛從前線撤下來。丘東平通過丘俊講述,采寫了《第七連——記第七連連長丘俊談話》。這是中國抗戰文學的重要代表作,也是丘東平在報告文學創作上的開啟之作。
若要理解丘東平在中國軍事報告文學領域的開創性貢獻,就要從《第七連》開始。當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被外敵入侵推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也將文學使命推到了極限,但也難免會出現一個悖論:“抗戰如何文學?文學如何抗戰?”抗戰初期,為了追求快速動員與情感激發的效果,很多文學作品大多以直白、激昂、短促有力的語言和呼告句式快速推出,被譽為“戰斗號角”,這在當時是非常必要的,但文學終歸是文學,這種短平快的、“喊口號”式的作品直接削弱了文學本身的力量,難以深入人心。丘東平是一位參加過多場戰爭的軍人作家,他透過一線抗日戰場之慘烈,深刻感受到這絕不是一場短平快的戰爭,而將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只有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文學作品,才能從心靈上凝聚民族意志,為抗戰提供更強大持久的精神動力。可以說,《第七連》就是他對“抗戰如何文學?文學如何抗戰?”的一次實驗,他以丘俊的講述為線索,采用第一人稱視角,追溯了一位年輕軍人從軍校畢業到抗日戰場的心路歷程。作品聚焦當年10月中下旬蕰藻浜兩岸的反擊戰,丘俊率第七連在羅店、徐家行一帶的浴血堅守,其戰況之慘烈與中國軍人的裝備陳舊、補給匱乏形成強烈的共振,士兵們只能用血肉之軀阻擋敵軍猛烈的攻勢。這是一次失敗的戰斗,失敗是丘東平反復書寫的題材,但那場面描寫得震撼人心:“密集的炮火使陣地的顫動改變了方式,它不再像彈簧樣的顫動了,它完全變成了溶液,像淵深的海似的泛起了洶涌的波濤。我們的耳朵早已失去了聽覺,像被堵塞了棉花,又像被投進了無底的深淵,只感到一種鈍重的、難以形容的壓迫……”
丘東平擁有善于駕馭重大題材和宏大敘事的大手筆,對于如此悲壯的抗日戰爭,只有宏大敘事才能承載,但宏大敘事從來不是空洞的敘事,你必須捕捉到一個個顫動的、泛起的、難以形容的細節,還得有滲透到了每一個細胞的生命體驗。這部作品延續了他此前的風格,敢于直面戰爭的血腥與慘烈,堪稱反映正面戰場實況的歷史備忘錄,但他不只是一個歷史記錄者,更不是一個充滿血色浪漫的英雄主義書寫者,而是一個人性探索者,對戰爭與人性關系進行了更深刻的思考。世間從來沒有無畏的英雄,對戰爭與死亡的恐懼是生命的一種本能,他筆下的人物或是基層軍官,或是普通士兵,每一個都是有血有肉、有弱點有掙扎的普通人,他沒有掩飾個體生命在戰爭中的卑微、脆弱、恐懼、猶疑、掙扎和面對失敗的絕望,而是將人與戰爭往復穿插,在生死瞬間捕捉人的心理變化,這是現實中的戰爭,也是心理上的戰爭。作品還通過丘俊的自述不斷出現追問、反問和反思,進行靈魂的拷問,而人的靈魂也在戰爭中不斷深化和升華,只有經歷了、體驗了人性和心靈的極限考驗,你才會由內心的恐懼、掙扎轉向殘酷的戰斗,成為無畏的勇士,從而堅守在離死亡最近的陣地上,如丘俊自述:“然而我們沒有后退,我們像釘子一樣釘在陣地上,每個人都清楚,后退一步就是死亡,就是恥辱。”
他還描寫了士兵在戰壕中“像朋友一樣”互助的細節,那不是一般的朋友,那是過命的兄弟,這些細節在戰爭中滲透了人性的溫暖。唯有如此深入人心的文學書寫,才能將人與戰爭還原為一個層次豐富立體的世界,從更深和更高的維度上為“抗戰如何文學”打開一個新的空間。盡管丘東平不斷描述抗戰初期正面戰場上所遭遇的失敗和挫折,但他從不悲觀,如胡風所說,丘東平的戰地文學是“中國抗日民族戰爭的一首最壯麗的史詩”,展現了“一個時代的人民的英雄軍人怎樣地成長起來的全部歷程”,為的是“給讀者指出一個滿有希望的充滿著陽光的歷史的遠景”。這部作品在胡風主編的《七月》雜志“陣地特寫”欄目首發,丘東平也由此而成為“七月派”的中堅力量,其后的《一個連長的戰斗遭遇》等多篇作品均在《七月》首發,胡風還將丘東平的一系列戰地文學編成作品集《第七連》,并為該書撰寫題記:“展開它,我們就像面對著一座晶鋼的作者底雕像,在他底燦爛的反射里面,我們底面前出現了在這個偉大的時代受難的以及神似地躍進的一群生靈。”
眼下,我面對著他,真的“就像面對著一座晶鋼的作者底雕像”,這尊雕像把他直接還原成了戰場的模樣,他穿著一身粗糲的軍裝,斜挎著一只公文包,坐在一塊巖石上,一雙眼睛盯著前方,一手握筆按在放于膝蓋上的本子上。那堅硬的骨骼如巖石一般,還可以清晰地看見皮膚的肌理。這是一個逼真的形象,也是一個英姿勃發的形象,既有軍人的剛健,又有一股揮斥方遒的書生氣質。
那時他已加入新四軍,隨葉挺將軍轉戰江南,成為一名“鐵軍作家”。1938 年初,他作為新四軍戰地服務團隨軍記者,隨先遣支隊從皖南出發向蘇南敵后進軍,他在一路突破敵軍的重重封鎖線的戰斗空隙里,采寫了戰地特寫《向敵人的腹背進軍》。6月中旬,先遣支隊在鎮江韋崗埋伏截擊日軍輜重車隊,他又在第一時間寫出《截擊》,發表在茅盾主編的《文藝陣地》上。7月下旬,陳毅率新四軍一支隊挺進蘇南,丘東平調任一支隊政治部擔任敵工科科長并兼任陳毅的對外秘書。1939年早春二月的一天晚上,丘東平參與圍點打援,一舉攻克日軍東灣據點,他又寫出《東灣—日軍據點的毀滅》。在危險而頻繁的戰斗生活中,他一手握槍,一手握筆,白天在行軍的馬背上構思,夜間在宿營地伏案疾書。戰斗一旦打響,他就趴在戰壕里,將槍桿橫擱在腿上,一只手隨時準備扣動扳機,一支筆在本子里沙沙沙地記錄戰場上的情景。對于他,每一場血戰幾乎都是在筆與槍之間同時發生,他寫下了自己最先看見的一切,而我的敘述只是遲到已久的復述。當戰士用槍炮與刺刀在正面強攻,他也用筆在正面強攻,這是另一種形式的抗戰,但他從未把文學簡單地當作武器,這些作品在現場看來是戰地特寫,實際上就是報告文學。他書寫的主角是前方指戰員,他的第一讀者也是前方指戰員,一切的真相就在血與火的現場驗證。
從1938 年初到1941年春,是丘東平報告文學創作最活躍的時期,他有一部醞釀已久的長篇小說《茅山下》,一直沒有時間寫。而就在1941年春,在江蘇鹽城成立魯迅藝術學院華東分院,由新四軍政委劉少奇兼任院長,丘東平任教導主任。盡管教務工作也很繁忙,但畢竟有了一個相對安穩的寫作場所。他剛安頓下來,陳毅代軍長就來找他這個筆桿子,叮囑他創作出一部反映新四軍在敵后戰場浴血奮戰的作品,陳毅還特別強調,要寫一部“紀念碑式的作品”。丘東平在教務之暇開始創作《茅山下》,他因積勞成疾患上了肺病,哪怕咳血不止也在伏案寫作。一旦進入寫作狀態,他就時常忘了吃飯和休息,甚至連自己也忘了,陳毅時常讓夫人張茜給他送來熱飯熱菜,叮嚀他注意休息。這部長篇僅用一個月就寫出前五章,而就在他加緊續寫時,一個年輕的生命已進入倒計時。這年盛夏季節,鹽阜大地正處于水深火熱之中。日偽軍突然糾集兩萬余眾對鹽阜抗日根據地發動大規模“掃蕩”。7月23日傍晚,敵軍逼近華東分院駐地,丘東平奉命率兩百余名師生向鹽城西南方向轉移。他們穿越鹽堿灘涂和沼澤,裹著一身泥濘在荒野中輾轉了大半夜,丘東平帶領幾名戰斗人員一直在前邊探路,直到翌日凌晨才發現了一座小橋。他正在警惕地觀察四周的動靜,槍聲突然響了,一條條火舌射向他們。一個作家瞬間就變成了軍人,他嗖的一下拔出勃朗寧手槍,帶領幾名戰斗人員守護在一座小橋上,掩護師生員工撤退,在敵人的掃射下他腰部中彈,他用橋欄支撐著身體,把所有的子彈射向了敵人,但把最后一顆子彈留給了自己。當拂曉撥開比夜色更深的晨霧,露出了一個鋪滿血色曙光的軀體,在他的挎包里還有一沓沾滿血跡的手稿,每一個字都充滿了血性。這是一部“未完成的杰作”,也是一曲生命悲壯的絕唱,這部作品的引子是丘東平的一首詩:“莫回顧你腳下的黑影,請抬頭望你前面的朝霞;誰愛自由,誰就會付出血的代價……”
這年,丘東平年僅三十一歲,他還有無可限量的人生,這首詩對于他的人生也如同一個引子,才剛剛開始就戛然而止。從一個生命到一部遺稿,一切都處于未完成的狀態。陳毅得知丘東平犧牲的消息,那種痛惜之情難以名狀,他為一位無可限量的青年才俊寫下了這樣的挽辭:“年事青青。前途詎可限量。而一朝殉國殞身,人才之損失,何能彌補。言念及此,傷曷極!”
正義的一方終將戰勝敵人,用生命寫出的作品最終也會戰勝時間。這樣一位“鐵筆軍魂”,是中國現代軍事文學的開拓者之一,更是中國現代軍事報告文學的創始人之一,但在很長一段時間我都不知道他的存在,他仿佛被徹底埋葬了。歷史往往會出現選擇性遺忘,由于丘東平被視為“七月派”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在犧牲十年后他也受到胡風冤案的牽連,此后他的英名和作品在歷史的陰影里被遮蔽了二十多年。在很長一段時間,我幾乎不知道他的存在。直到胡風冤案平反昭雪,一個英武而儒雅的身影終于重見天日,化作一座一手握筆、一手握槍的雕像,但真正認識他的人依然很少。
直到如今,許多人還認為丘東平的作品不是純粹的文學。從丘東平走上文學之路的那個原點看,他確實不是為文學而文學、為審美而審美。在那個國難當頭的時代,有的人依然享受著咖啡與茶的人生,坐在雅舍里寫著雅人深致、月白風清的閑適小品,丘東平卻在“以血打稿子,以墨寫在紙上”。當有的詩人“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時,他在風中呼喚:“莫回顧你腳下的黑影,請抬頭望你前面的朝霞……”其實,憑他的家境,他也可以坐擁屬于自己的雅室,過上雅人深致的日子,寫一篇月白風清的文章。而憑他的天賦才情和俊朗的外表,只要脫下一身粗糲的軍裝換上西服,就可以成為一位風度翩翩的文學紳士,但他在乎的不是風度而是風骨,他選擇的不是超塵出世的文學,而是超越生命的信仰。這樣一個人,命定地只為信仰而活,為信仰而寫,為信仰而死。這是一個殉國者,也是一個殉道者,這就是他選擇文學的第一前提,那就是以愛與受難的方式承受一個民族共同的苦難,但他也在殘酷戰場與人性掙扎之間開辟了獨特的文學與審美空間,在胡風看來,丘東平是對革命文學 “理解最深的一個,也是成就最大的一個”。
此刻,這里沒有別的人,只有他和他的影子冷冷清清地坐在這個角落里,這是一尊極具辨識度的雕像,一如他寫下的文字一樣。這不是塑造出來的,而是刻畫出來的。他本人就是一個刻畫人物形象的高手,你能感覺到他的筆鋒,那是在血與火中淬煉過的,硬朗,直接,像金剛鉆一樣,一筆一畫都充滿了力量感。一個地方有了這樣一座雕像,這片土地會更有重量。歲月對他還有太多的遮蔽,但那眼睛里的光芒無法遮蔽。當你凝視他時,他也在凝視你。這是跨越時空的無言相對,你想對他說什么,他又想對你說什么呢?
我沿著他和文天祥之間的那條線一步一步走近他,那一股強大的氣場一下就震撼了我,感染了我。我突然想擁抱一下這個孤獨的靈魂,但我又下意識地站住了,我知道,我離他的距離還相差太遠。
【陳啟文,1964年生,湖南臨湘人,迄今已出版長篇小說《河床》《夢城》《江州義門》,散文隨筆集《漂泊與岸》,長篇報告文學《共和國糧食報告》《命脈》等30余部,曾獲全國多種文學獎和圖書獎,作品被翻譯為英、法、德、俄、意、阿拉伯等多語種在海外出版。現居廣東東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