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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北京文學》2026年第7期|康巖:張仲實在延安
來源:《北京文學》2026年第7期 | 康巖  2026年07月29日11:34

康巖,畢業于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學歷。報告文學作品見于《人民文學》等,散文及評論見于《人民日報》《人民日報·海外版》《光明日報》《解放日報》《文匯報》等。曾獲徐遲報告文學獎、《人民文學》獎、劉勰散文獎等。長篇報告文學《他們讓真理穿越時空》入選國家出版基金項目、中國作家協會重點作品扶持項目。現就職于人民日報社。

導 讀

一個精通俄文、長期從事馬列著作翻譯的城市知識分子,如何在朔風勁吹的黃土高原,完成從“文化人”到“革命者”的身份轉換?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作家康巖以豐富的細節、舒緩的筆觸為我們再現了翻譯家張仲實在延安的人生軌跡,他的個人命運,實則是一代革命知識分子的縮影。

張仲實在延安

康 巖

1940年5月24日,從古城西安到中共中央和陜甘寧邊區首府——延安,路途八百里,張仲實在八路軍的武裝卡車上,結結實實坐了兩天。

車行北上,駛入莽莽蒼蒼的黃土高原。張仲實憑窗遠眺,和他生活工作了七年的上海不同,這里千萬道溝壑縱橫交錯,深溝險谷切割著大地,眼前鋪滿一眼望不到邊的土黃,大地仿佛被曬透后結晶的蜜蠟。連綿的土塬層層疊疊,像一張張厚實的地毯。卡車一路顛簸著、搖晃著,沒有寬闊平整的大道,也見不到一點繁茂的林木和花草。車輪碾過松軟的黃土,卷起渾濁的灰塵漫天飛舞,時不時嗆進張仲實的喉管里,讓他咳嗽個不停。

道路依山傍溝,地勢萬般險峻。一側是高聳陡峭的崖壁,另一側是深不見底的峽溝。卡車像是一匹老馬,吃力地上坡,又抖動著顫巍巍的身體下來,每逢一個大坑洼,更是難行百倍。但一想到前方目的地是中國革命的圣地和全國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指揮中心,張仲實的內心還是充盈著渴望。同行的還有朱德總司令及其夫人康克清,和作家茅盾全家人。

1940年4月,毛澤東等一再致電,希望朱德早日回到延安,商討籌備黨的七大召開事宜。時值國共第二次展開合作,共同抗日,國民黨的限共、防共、反共策略正盛,對眼下焦灼的戰況卻興趣不大,甚至不斷制造摩擦,限制八路軍發展。國民黨將領衛立煌派人送來親筆信,希望同朱德會晤,商談解決軍事沖突問題。朱德與衛立煌在洛陽會晤,并接見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地黨政委員會冀察分會成員。

在回答最近華北敵人的企圖和我們應有的對策時,朱德不斷強調說:“我們的對策就是鞏固和發展聯合各黨、各派、各階層人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朱德于5月17日離開洛陽到西安,下榻八路軍西安辦事處——七賢莊,停留了二十多天。國民黨特務對辦事處的監視無孔不入,同志們整天生活在險象迭出的環境里。朱德一面鼓舞大家士氣,號召大家提高警惕,保持革命氣節,準備對付一切可能出現的突然變故。一面還教導大家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方法,對付特務的監視與跟蹤。在此期間,朱德甚至親自出面,與國民黨方面交涉,將被國民黨特務秘密綁走的一名辦事處交通科戰士救出。

張仲實的到來是“大難不死”的“后福”。不久前,張仲實和茅盾全家經周恩來和中共新疆黨組織幫助成功脫險,擺脫了新疆軍閥盛世才的控制,由迪化(今烏魯木齊)到西安。此時周恩來恰好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他安排張仲實和茅盾搭乘朱老總的車隊共赴延安,以保障途中安全。后來,康克清在回憶錄中寫道:

“和我們一同去延安的,還有作家茅盾和他的夫人、兒子和女兒,社會科學家張仲實等40多人。這一來,我們的人員大增,增添了許多樂趣,我們分乘4輛大卡車,一路上也可算是浩浩蕩蕩的。第一天到銅川,朱老總同茅盾、張仲實像久別重逢的老友一樣,促膝談心,直到深夜……并在黃帝陵前合影留念。”

5月26日,帶著一身疲憊的一行人,終于抵達延安,各界人士代表集齊在延安南門外,歡迎他們的到來。延安各界決定,次日晚在中央大禮堂舉行晚會,歡迎朱德從華北回到延安,也歡迎一同到來的黨的先進知識分子。

晚會現場,涌動滾燙的抗戰熱血。大禮堂的建筑,沒用一根木梁和木柱,全憑四個半圓形的大石拱支撐著穹頂,石塊與石塊間壘砌得嚴絲合縫,粗獷的石紋清晰可見。青磚與石塊交錯砌筑的穹頂高高隆起,顯露出滿屋的莊嚴與敞亮。臺下整齊一排排木制靠背長椅整齊排列,觀眾們早就各就各位,期待著接下來的節目。

當晚,毛澤東同志也來了。他穿過觀眾席之間的通道來到前排時被其他觀眾發現,大家立即鼓掌歡迎。他舉手向群眾們致意,然后同各界人士一一握手問好,隨后坐在第一排的長凳上欣賞節目。

《黃河大合唱》激昂地奏響了晚會的序章。魯迅藝術文學院的師生們整齊列隊,穿著洗得發白的灰布軍裝,隨著指揮者鏗鏘起落的雙臂開始演出。樂隊沒有專業樂器,就用煤油桶改裝成低音貝斯,提供深沉的低頻支撐。小提琴、竹笛、二胡與鑼鼓輪番上場,合唱隊員們昂首挺胸,“風在吼,馬在叫”的歌聲響徹禮堂,仿佛黃河岸邊奮力拉纖的船工來到了現場,唱出了一個亮堂堂的新世界。

合唱落幕,京劇《陸文龍》緊接著登場。演員們用粗布改制戲裝,簡單勾勒臉譜,依舊把故事演繹得精彩非凡。飾演陸文龍的演員頭戴簡易盔頭,上插兩根長翎,身著素色箭衣,手持木質雙槍,登上臺來步伐靈動矯健,翎子隨著身體的擺動輕輕飄揚,一招一式間盡顯少年武將的英氣。戲到兩軍對陣的橋段,他持槍騰挪,翻轉利落,把陸文龍的驍勇和果斷表現得淋漓盡致。飾演王佐的演員身著素凈的老生戲服,斷臂說書時神情懇切,唱腔悲壯,把勸降陸文龍時的隱忍和馳騁演繹得扣人心弦。張仲實和臺下的觀眾都被鏗鏘的鑼鼓點、演員的念白、清晰的唱腔所吸引,屏息凝神沉浸在這個忠義救國的故事里。

演出結束后,經延安交際處處長金城的安排,張仲實與茅盾在延安南關的招待所住下,二人各住一處窯洞。第二天,毛澤東和張聞天分別來到招待所看望張仲實。

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由毛澤東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決定》批評一些地區和部門在執行知識分子政策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要求全黨同志注意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參加黨領導的軍隊、學校和政府工作。繼歡迎晚會后,延安文化界又舉行了座談會,歡迎張仲實和茅盾來到延安。座談會結束后不久,毛澤東還托人給張仲實和茅盾送來《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

1940年6月21日下午,由毛澤東、艾思奇等人發起的延安新哲學會在文化俱樂部舉行了第一屆年會首次會議,毛澤東、張聞天、朱德、艾思奇、茅盾、周揚、范文瀾等50多人出席。剛到延安不到一月時間的張仲實應邀出席了這屆年會。在會上,他繼張聞天、朱德、郭化若之后做了發言。

張聞天是張仲實留學蘇聯的老同學,自從遵義會議后,到1938年9月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召開,代替博古同志在黨內負總責,并于1938年5月,兼任延安馬列學院院長。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以后,他實際離開了黨內“負總責”崗位,主要負責宣傳、干部教育和理論研究等工作。

當時的馬列學院就在延安城北七八里外的藍家坪,同中共中央駐地楊家嶺隔延河相望。那時候,馬列學院下設兩個部門,一是干部培訓部,一是編譯部。可以說,馬列學院編譯部是黨的歷史上第一個編譯馬列經典著作的專門機構。張聞天安排張仲實擔任馬列學院編譯部主任。

當時,編譯部的主要任務是編譯十卷本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和20卷本《列寧選集》。當時,《列寧選集》只有極少數卷次有中譯本,已由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絕大多數還需翻譯。除了張仲實,張聞天還集中了王思華、何錫麟等一批理論研究和翻譯人才,他們都在張聞天的親自指導下工作。張聞天為大家詳細規定了工作任務和日程,要求每天譯出一千字,一年譯出36萬字。稿費標準是一千字1元,有的同志一千字5角。黨對他們的生活也很照顧,專門安排了服務員照料,每人每月還發4元5角的津貼。那時候,政治局委員們的津貼只有5元。編譯部設在馬列學院的后山,張聞天每得到一些外文版書刊,就親自送到編譯者的駐地,哪怕一路上需要爬山過嶺,頗費一番工夫。

張仲實在國統區做過多年的編譯和出版工作。如今到了延安,抬頭便是巍巍寶塔山,俯身即是滾滾延河水,張仲實既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也經歷了一次生活上的蛻變。

自1940年起,地處西北一隅的陜甘寧邊區和中共中央可謂是來到了“至暗時刻”。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抗日根據地反復掃蕩,擴大“三光政策”,糧食、牲畜被搶奪,民房民居被燒毀,生產陷入癱瘓。日本軍隊虎視眈眈地盯著黃河防線上的一舉一動,隨時可能向邊區發動突襲。國民黨對陜甘寧邊區也施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不準一斤棉花、一粒糧食、一尺布匹進入邊區。國民政府甚至停發八路軍每月約60萬法幣的軍餉,切斷邊區郵路封鎖物資,還沿途設卡,嚴令禁止糧食、棉花、布匹、藥品、火柴、電訊器材等進入,邊區財政狀況跌入谷底,失去主要來源。

黃土高原本就干旱少雨,土地貧瘠,主要農產品只有小米和高粱,小麥和蔬菜在此很難存活。大批像張仲實一樣的知識分子和仁人志士奔赴延安,中央又從前線調回一批部隊以應對敵人的軍事威脅。附近戰區和災區的難民也把延安作為落腳地,前后逃入17萬余人。人來了就是一張嘴,要吃飯穿衣,要看病吃藥。

麻繩專挑細處斷。就在情況雪上加霜之時,老天又跟邊區開了一個大玩笑。就在1940年,邊區不斷遭受水、旱、風、雹的侵襲,當年的受災面積達400多萬畝,受災人口超50萬人。那時候的延安,像是一個與世隔絕、破破爛爛的孤島,在生產生活的邊緣苦撐著、掙扎著。后來,毛澤東回憶那段歲月時說:

“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服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

張仲實的日子也不好過。落腳處是依山開鑿的土窯洞,黃土夯實的墻面粗糙而厚實,冬季漏風,夏天悶熱,最頭疼的是下雨天,是風風雨雨兜頭就來,像是住進了水簾洞。窯洞里頭也沒件像樣的家具,簡陋的木板床上鋪一層粗布被褥,幾個舊式木桌矮凳孤零零地靠在墻角,像是山里無人問津的野果子。  

  

晚上讀書做翻譯,就點上煤油燈,燈光如豆,黑煙嗆人,看書看久了,張仲實摘下眼鏡揉搓著雙眼,看什么仿佛都是黑漆漆一片。紙張和筆墨也是極度缺乏的,翻譯、寫文件、記筆記都得省著用,有時候得在樹皮和土塊上寫寫畫畫。機關學校各界人士每日的菜金僅5分錢,幾乎沒有菜、沒有肉、沒有油,實在沒得吃的時候,中央和邊區一些單位紛紛上山挖野菜,有的規定每天必須上交3斤野菜。偶爾來一些野菜加餐,已經算是“最好待遇”。

不僅是機關干部,學生們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有一次,張仲實和編譯部同事何錫麟到延安女子大學講課,他們發現,這里的女同學每天只能吃上兩頓,只有小米飯,每個班一餐共享一小撮黑鹽。

哪怕條件如此艱苦,張仲實對翻譯的熱情始終如驕陽般熾熱。來到編譯部,張仲實接受的第一項任務便是校訂同事何錫麟根據莫斯科外文出版社的英譯本譯出的《列寧選集》第16、17卷,這兩卷事先由張聞天交代何錫麟譯出。此前,何錫麟已經譯完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學論叢》和恩格斯的《〈資本論〉提綱》,《列寧選集》第一卷《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也已譯完一半。張聞天找到他說,最好先把第16、17卷譯出,這兩卷內容跟經濟工作有關,當下用得上。何錫麟快馬加鞭,一口氣完成了翻譯。

很快,何錫麟把張聞天的意見轉達給張仲實。他根據俄文原版的第16、17卷開始了校訂。張仲實留學蘇聯,俄文底子好,他能夠精準地找到英文版與俄文原文之間那些細小和幽微的差別,有時候是文字上,有時候是語氣上的。翻譯不是數學等式,兩種語言沒有完全對等的字詞。看似相近的詞匯,詞義范圍、情感的褒貶和輕重完全不同。差一個字眼,事實就會扭曲,信息直接失真,譯文從準確變成錯誤。語氣上的分毫之別,也會帶來情緒與立場上的全然翻轉、意義內核的全部走樣。張仲實知道,他校訂的是列寧同志的文章,每個字都字重千鈞,對于指導當下邊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有著關鍵作用。哪怕任何一個細微的偏差都會歪曲列寧的理論觀點,可謂差之毫厘謬以千里。

張仲實認真的勁頭感染了何錫麟,他見識到了把全部注意力和關注度投入一件事情中的知識分子,該是個什么模樣。昏黃的天光漏進土窯洞的窗欞,風卷著黃土的塵埃隨著光飄進來,落在攤開的稿紙上,也落在他磨得發白的粗衣袖口。他坐在一個冰涼的土坯凳上,桌上的煤油燈是這片昏黃天地里唯一的一絲光亮。燈芯被他挑了不知多少次,變得細之又細,才能勉強照亮眼前的譯稿。何錫麟知道張仲實腹中的粗糧野菜根本填不飽肚子,身上的薄衣也抵不住晚風的涼寒,可他手中緊緊握著的筆,筆下的每一個字,都是在為革命事業和邊區建設添磚加瓦,傳續薪火。

工作累了,張仲實也會偶爾抬眼,摘下眼鏡,望望窗外延河邊迎風挺立的白楊樹。它們在這朔風終日呼嘯的黃土高原上,挺立了不知多少年,一代又一代,一排又一排,哪怕風沙肆意抽打著枝干,哪怕貧瘠的土地里結不出好果子,它們依舊仰面迎向黃天,穩穩扎根厚土,不見半分頹靡和蕭瑟。每當看到它們,張仲實的內心平靜如一面湖水,下筆也更有力道了。

何錫麟的住處與張仲實只隔著一孔窯洞,張仲實累了,還會徑直過來,找他討論兩種語言文字的差別,有時是白天,有時是晚間,二人因為翻譯業務暢談切磋,像是回到了校園里、課堂上。

延安時期的張仲實,除了在編譯部干編譯外,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研究工作也齊頭并進。來到延安僅半年后,1940年12月他在《解放》周刊第123期發表文章《掌握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為紀念列寧逝世十七年而作》。他分析說:

“毛澤東同志的《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是中國的最優秀的真正馬列主義的作品。”

他還發表了《列寧的著作遺產》《列寧如何研究馬克思、恩格斯著作》《斯大林早年的哲學思想》《怎樣研究〈資本論〉》等文章,分別刊載于《解放》周刊和艾思奇主編的《中國文化》雜志。此間,參與毛澤東主持的《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一書的編輯任務,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筆。

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隨后9—10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即“九月會議”,要求黨的高級干部開始學習和研究黨的歷史,總結黨的經驗,以求從政治路線上分清是非,達到基本一致的認識。1942年2月,毛澤東先后作了《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的講演。由此,整風運動在全黨普遍展開。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是整風運動最主要的任務。要克服主觀主義,必須以科學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發揚理論聯系實際的馬克思主義的學風,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

不久后,毛澤東在楊家嶺中央辦公廳辦公樓小會議室召開會議,研究一本指導干部學習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的理論讀物的編輯工作。據曾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學術秘書的溫濟澤回憶,毛澤東在會上提出:“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著作中有關思想方法的論述摘錄出來,系統地編成一本書,書名可以叫作《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編輯這本書的目的,“是要幫助同志們掌握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以此作為武器,來整頓我們的學風、黨風和文風。”

當時毛澤東兼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張仲實擔任中央政研室國際問題組組長。據張仲實回憶,毛澤東在他的辦公室幾次主持《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一書的編輯工作,參加者有張仲實、艾思奇、吳亮平等人。他們和曾彥休、溫濟澤等身在延安的知識分子群策群力,廣泛搜羅延安當地或在延安能夠找到的外地出版過的馬恩列斯著作,包括外文版本,每人負責一本或幾本,按照要求摘錄。摘錄完成后,分成小組互相校訂,最后交由毛澤東本人審訂。

后來,溫濟澤回憶:毛澤東對書稿看得很仔細,有些摘錄他做了核對和增刪,對編排的次序有的做了調整。有些標題是他修改和加上的,他對全書的分類和章節的標題改動不少,可惜這部書的原稿沒有保留下來,毛澤東改了哪些,哪些是他加上去的已經無從查考。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章節標題都是經過毛澤東審訂或修改的。

1942年4月22日,《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由延安解放社出版。全書約20萬字,以毛澤東的文章《改造我們的學習》為“代序”,共分四章:《緒論——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特點》《理論與實踐》《歷史科學的創造》《國際經驗·民族特點·革命傳統》。這本書作為整風學習的重要參考,在延安和各解放區大量發行。1949年還收錄進入“干部必讀”十二種書,新中國成立后的很長時間,黨員和干部進行理論學習和教育,這本書都是重要讀本。

1943年6月,中央政治研究室撤銷,張仲實調中共中央宣傳部任出版科科長(當時中宣部不設局、處),主管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編譯出版及延安解放社的編輯出版工作。

在延安,如果說“整風運動”是我們黨自己動手,整頓黨的作風、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教育,避免隊伍渙散、不打自垮。那么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則是我們黨另一次“自己動手”,目的是“豐衣足食”,讓日本人的掃蕩和國民黨的圍困失去效力。

1939年2月2日,在延安黨政軍生產動員大會上,毛澤東說,要繼續抗戰,就需要動員全中國的人力物力。要發動人力,就要實行民權主義;要動員物力,就要實行民生主義。今天的生產動員大會,也就是實行民生主義的大會。陜甘寧邊區有200萬居民,還有4萬脫離生產的工作人員,要解決這204萬人的穿衣吃飯問題,就要進行生產運動。生產運動還包含一個新的工農商學兵團結起來的意義。這204萬人中,有學生、軍人、老百姓等等,今年都要種田、種菜、喂豬,這是農;要辦工廠,織襪做鞋等,這是工;要辦合作社,這是商;全體都要學習,老百姓要開展識字運動,這是學;最后是軍,八路軍自然是軍,學生要受軍訓,老百姓要組織自衛軍。會后,大生產運動便在陜甘寧邊區黨政軍各界開展起來。

當時,黨中央號召,知識分子要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張仲實心動了。

大生產運動正在轟轟烈烈地展開,延安各地成了一片“自己動手、自力更生”的勞動的海洋。望著田間那些躬身勞作的身影,聽著院壩里工農群眾和戰士們爽朗質樸的笑語,張仲實的心里翻滾著從未有過的滾燙。從前捧著書本、握著紙筆,總以為筆墨和譯文里藏著著世間的全部真理,筆尖寫下的是救國良方,可真正站在這片黃土高原上,看著鄉親們用粗糲的雙手開墾荒地、織襪做鞋,看著合作社里糧食越來越多,生活用度越來越豐富,張仲實才明白,是群眾用最樸實的道理和最任勞任怨的堅韌,扛起了生產和革命的擔子。那些藏在田間地頭、紡車和灶臺里的智慧,是書本里永遠也讀不到的寶藏。

他不想做一個只會躲在窯洞里紙上談兵的書生,他要放下筆桿,到工農群眾身邊去,跟他們打成一片。哪怕一開始不熟悉,甚至不好溝通,一遍說不通就再說一遍。沒多久,張仲實便來到楊家嶺中央機關運輸隊做群眾工作,主要負責給隊員們講抗日形勢,教識字,談思想,幫記賬,還教唱革命歌曲。

曾翻譯出版過《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等多部大部頭著作的張仲實,此時此刻蹲在土墻根邊,手捏著燒黑的木炭條,先穩穩地寫出一個個斗大的漢字,再轉頭看向身旁睜著好奇雙眼的隊員們,指尖點著橫豎撇捺一個個字教認、教讀。怕大伙兒記不牢,他拉過隊員滿是厚繭、布滿裂口的手,把木炭條輕輕放到手心里,自己的手覆蓋在上面,帶著他一筆一畫地描摹,嘴里反復念著字音。隊員們咿咿呀呀跟著念,像是一群半大的娃娃。不多久,土墻上就落滿了歪歪扭扭的字跡,念字聲也像風一般,在院子里吹過來,飄過去。

暮色降臨,晚風伴著棗花的香飄了進來,院子里充滿了歡聲笑語。張仲實索性搬了一張小板凳站在院中央,雙手輕快地打著節拍,眉眼間堆滿了笑意。“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他先唱一句,隊員們跟唱一句。他們的嗓音有的厚實,有的清亮,起初眾人都還有些拘謹,唱了幾段后聲音就自然而然地放開了。有人跟著旋律輕輕晃動身軀,有人攥著拳頭跟唱,歌聲越唱越響亮,穿過窯洞,飛向了遠處的山峁。

張仲實的表現得到了當時中央書記處辦公廳主任李富春同志的贊揚,并被樹立為中直機關典范,還被評為陜甘寧邊區勞動模范,出席了勞模大會,受到表彰。這一時期,他撰寫了《模范運輸隊是怎樣更向前進著》《新的摸索——楊家嶺機關雜務人員文化學習初步總結》等文章在延安的《解放日報》發表,記錄下這些珍貴的瞬間。

后經任弼時、李富春同志首肯,張仲實作為中直機關代表,當選為陜甘寧邊區政府參議員。

后來,張仲實回憶說:

“好多同志以為要與工農結合,要接觸實際問題,就得‘下鄉’,坐在機關學校里是不行的。因此他們把改造自己放在‘下鄉’以后再實行。但鄉又一下子不能‘下’去,于是改造自己一事,只好‘緩辦’。現在事實證明,這還是思想問題,只要自己真正想通,就是坐在機關學校里還是可以與工農結合的。”

1945年4月23日,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召開。要知道,黨的六大于1928年7月閉幕,等到七大召開,整整相隔17個年頭,幾乎跨越了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兩個歷史階段。其間,有戰事的緊張、國共關系的逆轉等種種原因。因此,七大的召開,黨內外關注度極高。正是在七大上,毛澤東思想被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七大也成為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而彪炳黨史。

七大召開期間,張仲實在大會秘書處工作,擔任記錄組組長。在毛澤東關于七大開幕式和閉幕式的講話中,張仲實記下了很多毛主席關于理論著作翻譯的看法。后來,這些記載于筆記本上的記錄,張仲實整理成文,題目叫作《毛澤東同志論理論著作翻譯》,于1980年發表于第4期《新華文摘》上。張仲實回憶毛澤東說:

“不要輕視搞翻譯的同志,沒有翻譯就沒有共產黨。同志們,如果不搞一點外國的東西,中國曉得什么是馬列主義呢?中國在歷史上也有翻譯,比如唐僧取經里頭有孫猴子、豬八戒、沙僧一塊到西天取經,經過九九八十一難才回來。唐僧就是一個大翻譯家,取經回來后,設翻譯館,就翻經。”

在延安期間,張仲實還辦成了一件值得歷史銘記的“大事”。

1947年1月初,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延安各界慰問團”,前往山西孝義、汾陽、文水一帶,慰勞中國人民解放軍王震縱隊和陳賡縱隊。這兩個縱隊9個旅剛剛擊敗了山西軍閥閻錫山的主力軍,獲得重大軍事勝利。慰問團成員共10人,有陜甘寧邊區工會崔田夫、勞動英雄崔田夫、延安商會張喜林、張喜林陜甘寧邊區婦聯白凌云、中央西北局孫軍一、陜甘寧邊區政府黃靜波、新華社繆海棱和黨中央直屬機關張仲實等。崔田夫任團長,張仲實和黃靜波任副團長。慰問團帶著豬肉、羊肉和慰問信,一路走一路慰問,他們帶來的關懷和鼓舞,既緩解了前線戰士作戰的疲憊,也堅定了他們日后奮斗殺敵的信念。

張仲實與團員們在文水縣慰問時,偶然看到了《晉綏日報》上的一則報道:劉胡蘭英勇就義,事情發生在云周西村。深受感動的張仲實跟呂梁區黨委副書記解學恭了解了詳情后,決定要去現場聽聽看看,便與繆海棱帶了兩三個人一起,到村里實地調研。他們找到了當時被閻錫山脅迫鍘殺劉胡蘭的兩個“劊子手”,他們盡可能地給張仲實還原了當時的場景。

1947年1月12日,村口的打谷場,遍地枯黃的野草失盡生機,干癟的莖稈在西風中彎折、搖晃、噼啪作響,風只要再烈一些,草莖便要脆斷。荒煙蔓草的蒼涼中,一個雙手被反綁的少女頂著凌亂的頭發,穿著破損的棉衣,在寒風中高高地仰著頭。天是灰的,她的臉也是灰色的。周圍的鄉親們發出輕微的啜泣,她用最大的力氣喊出來一句話:“怕死不當共產黨!”隨后,冰冷的鍘刀落下,她15歲的生命,終結在一個寒冬。

聽完講述,再加上訪問了不少現場見證的村民,慰問團一致決定,劉胡蘭的事跡全部屬實。他們買了一匹白洋布、一打毛巾,請白清云和另外一位團員送到了劉胡蘭父母家。

劉胡蘭面對屠刀面不改色的英雄事跡也感染了呂梁地區黨委,當地決定要將劉胡蘭作為人民英雄來紀念,同時在黨內作為革命氣節教育的榜樣來宣傳,他們要為劉胡蘭烈士立下一塊石碑,記錄這段歷史,他們認為,張仲實是知名的理論家、翻譯家,是墓碑碑文的最佳撰寫人。呂梁地區黨委副書記解學恭找到張仲實,表達了心愿,張仲實卻謙虛地搖了搖頭,說:“我怎么能寫這樣的碑文呢,等我回到延安向黨中央領導同志匯報后,請中央負責同志寫。”

慰問團結束慰問后,張仲實于1947年3月回到陜甘寧邊區子長縣東吳家寨子繼續工作。幾天后,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中央領導同志也從延安來到這里。張仲實隨即向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任弼時同志匯報了慰問團的一些工作情況,還有劉胡蘭的事跡。張仲實特別提到,呂梁地區黨委希望中央能夠為劉胡蘭烈士的墓碑題詞,“最好請毛主席寫個匾,或題幾個字”。張仲實的言辭間充滿了懇切。聽完匯報,任弼時答應說,你的意見應該轉報給毛主席。

1947年3月26日,任弼時向毛主席匯報了呂梁地區黨委和張仲實的想法,毛主席聽后,深為感動。當時擔任毛主席衛士長的李銀橋耳聞目睹了這個情景,后來據他回憶說:當時,主席輕聲念著:“劉胡蘭!劉胡蘭!”兩眼濕潤地長嘆一口氣,揮筆疾書,題寫了“生的偉大,死的光榮”八個剛勁有力的醒目大字。

因戰事緊急,題詞后來送到了文水縣,不慎丟失。1947年 8月1日,中共中央晉綏分局做出決定:追認劉胡蘭烈士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呂梁地委將劉胡蘭事跡印成宣傳冊,分送各級黨組織,號召全體黨員學習劉胡蘭的大無畏的革命精神。

新中國成立后的1957年1月9日,毛主席又一次為劉胡蘭親筆題寫“生的偉大,死的光榮”八個大字,落款專門題寫了:毛澤東題。這幅題詞沒有落筆具體的年月日,是為了體現“重寫”的意義。當年1月12日早晨,題詞被安全送到云周西村的劉胡蘭烈士陵園。

毛主席在不同的歷史年代為同一個人兩次題詞,在黨的歷史上絕無僅有。張仲實是促成這一事件的重要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