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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余華×張旭東:春水向東流,時代與寫作的拐彎處
來源:活字文化(微信公眾號) | 余華 張旭東  2026年07月30日07:47

余華(左)張旭東

文學如何丈量時代?小說如何承載歷史的起落?6月12日,浙江錢塘高等研究院文學科學研究所邀請作家余華來訪,與張旭東教授展開深度對談。

此次對談以“一江春水向東流”為題,將余華的創(chuàng)作歷程置于中國改革開放四十余年的歷史進程中加以觀察。從八十年代先鋒寫作的烏托邦憧憬與形式實驗,到九十年代歷史經(jīng)驗的沉淀與《活著》式的倫理敘事,再到新世紀市場化、世俗化和欲望能量集中爆發(fā)時期的《兄弟》,以及最新創(chuàng)作的“混蛋列傳”時期,余華始終在不同的時代經(jīng)驗與文學形式之間,尋找新的表達方式。正如“一江春水向東流”所喻示的那樣,文學與時代同行,也在奔涌向前的流動中記錄現(xiàn)實、回應人心。

文學、時代與“一江春水向東流”

張旭東:今天的題目是余華自己建議的,我覺得很好,因為它和中國過去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經(jīng)驗、社會變化和發(fā)展有非常密切的關系。作為完整經(jīng)歷這四十多年社會變化的作家,你能不能從文學的角度談談文學和時代的關系?

余華:如果在十多年前回望改革開放,我們也許會說“一江春水向東流”,但如果站在今天再回想,恐怕要把“問君能有幾多愁”也加回來。它不是單純的愁,而是百感交集——你不再只是單純地看著春水向東流,而是帶著復雜的經(jīng)驗和情緒,看著它繼續(xù)向東流。

我剛開始寫作在浙江。第一篇小說發(fā)表在《西湖》,但來杭州參加活動最多的是《東海》。《東海》已經(jīng)改名了,《西湖》還在,所以也可以說“一江春水向湖流”。

如果回顧自己的寫作,我覺得水在流動時會有幾個拐彎處。第一個重要的拐彎是1986年。旭東說我的文學生涯從1986年開始,我同意,因為之前的作品一篇都沒收入集子。那年《北京文學》面向全國征集青年作者,我收到通知很晚,出發(fā)前兩天才想到要寫一篇小說,于是就有了《十八歲出門遠行》,那次機會對我很重要。后來認識了李陀,他把我的稿子推薦給《收獲》和《鐘山》。我還記得收到《收獲》編輯來信時的興奮,說《四月三日事件》發(fā)第五期、《一九八六年》發(fā)第六期。對當時的我來說,這三篇作品的發(fā)表非常重要。后來法國出版社又單獨出版了《一九八六年》,當時我不理解,但現(xiàn)在重讀這些中篇,我反而覺得《一九八六年》在我心里位置最高。寫完這兩篇,我覺得自己找到了寫作方向——那是我的水流向東時,第一次拐向正確方向。

1986與先鋒寫作:語言、形式與寫作自由

張旭東:這個“正確的方向”,能不能從文學角度再談談?比如語言質量、形式創(chuàng)新、內在感覺的強度。

余華:《十八歲出門遠行》之前的寫作其實進入了死胡同,可以說破產(chǎn)了。我的第一個老師是川端康成,他的《伊豆的舞女》對我影響很大。從1982年開始,我學習川端康成。1983年,我的第三篇小說就在《西湖》發(fā)表了。現(xiàn)在回憶起來,我可能還是有點才華:第一篇亂七八糟,只覺得有幾個好句子;第二篇有了完整故事;第三篇有人物,并且發(fā)表了,這給了我很大信心。但是長期學習一個作家,他最后只會成為你的枷鎖,而不會成為你的翅膀。就在我陷入川端康成的陷阱時,卡夫卡走過來,把我拉了出來。在他《鄉(xiāng)村醫(yī)生》那篇小說里,那匹馬說有就有,說沒有就沒有,我第一次發(fā)現(xiàn)原來寫作是自由的——可以沒有拘束,想怎么寫就怎么寫。川端康成則教會了我細部的重要性。他的小說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細部的豐富。我花了四年訓練自己的細部描寫,所以后來無論小說節(jié)奏快還是慢,我都知道細部的重要。《十八歲出門遠行》正是在我舊的方式不能再寫、新的方式還沒有找到的時候,恰好出現(xiàn)的。它像是命運安排好的,來迎接我。

張旭東:從川端康成到卡夫卡,這個過渡使余華一出現(xiàn)就給中國文學帶來一種全新的語言和風格。大家看到《十八歲出門遠行》,會覺得中國文學就像一個十八歲的年輕人一樣重新出門上路了。它不僅是一個作家的上路,也是一個時代、一代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重新上路。整個80年代,余華作為實驗文學、先鋒文學的先鋒,經(jīng)常寫暴力、殺人、肢體被大卸八塊,語言非常漂亮,內容卻荒誕、黑色、血腥。讀者和編輯部都有一種共享的興奮感。彼時國家在變,社會在變,人心和現(xiàn)實都在變。這種語言和形式的實驗性,象征著文學寫作的自由,也對應著社會、經(jīng)濟和思想領域的自由。但除了形式和語言上的表演性之外,我還想知道:你選擇這些暴力故事或是帶著暗的要素題材時,想要傳達什么?

余華:《四月三日事件》還只是寫一個人對世界的恐懼。從《一九八六年》開始,我作品里的暴力越來越多。后來重讀《一九八六年》和《十八歲出門遠行》,我才發(fā)現(xiàn),當我獲得寫作自由以后,語言也變了,語言的想象力打開了。過去寫作時太拘謹,總擔心這樣寫不對、那樣寫不對,語言處在被壓抑的狀態(tài)。改革開放也是一樣,它激發(fā)了民間的活力。經(jīng)濟有周期,會起伏,但民間活力始終存在。比如我上初中時,男女學生穿的衣服基本都是黑色或藏青色,女生沒有穿裙子的。后來我們在新聞紀錄片里看到重要場合有人穿裙子出鏡。到了夏天,整個小鎮(zhèn)的女孩全都穿上了裙子,而且是花布裙子。所以只要給民間一個機會,活力就會“啪”地生長出來,滾滾向前,向東而流。寫作也是這樣。當我獲得寫作自由以后,創(chuàng)造力被激發(fā)出來,語言、形式、題材都被激發(fā)出來。

張旭東:我們能否提出一個暫時性的假定:文學寫什么不一定最重要,怎么寫才是最重要的。

余華:可以。我最近感悟到,藝術史里留下來的往往是兩種人:開創(chuàng)者和冒犯者。比如卡拉瓦喬,教會委托他畫圣母,他卻用一具從河里撈上來的溺死妓女的身體作模特。對卡拉瓦喬來說,圣母和一個淹死的妓女都是人,都是女人。他不認為自己冒犯了什么,但實際上他冒犯了教會。今天那幅畫因為這個背景反而成了更大的經(jīng)典。還有格列柯、但丁,他們也都是冒犯者。

怎么寫,總會觸犯某些東西。先鋒文學也是這樣。當時支持我們的人很少,掌握權力的評論家并不站在我們這邊。旭東當年是先鋒文學重要的批評家和闡述者之一,但你們那時也是弱勢群體。我們的寫作方式和你們的批評方式,都是和當時文學界有權力的文學形式對著來的。所以矛盾主要在“怎么寫”上,而不在“寫什么”上。

《活著》:敘述轉向、苦難與高尚

張旭東:我們繼續(xù)追著這條江水往東流。余華后來拐了一個大彎,這個大彎大家都知道,就是《活著》。我想請你談談《活著》在你整個創(chuàng)作中的位置、功能和內部張力。

余華:《活著》塑造了今天的我。它是在《在細雨中呼喊》之后寫的,而《在細雨中呼喊》仍然延續(xù)了我過去的方式。一個作家從不會寫到會寫,從沒有發(fā)表到發(fā)表,從無名到小有名氣,再到名聲更大,會對自己的敘述系統(tǒng)產(chǎn)生依賴。我過去的敘述方式讓我在《收獲》站住了腳,所以我當然會依賴它。但《活著》用過去的方式寫不下去。后來我改成第一人稱,寫得就很順利。現(xiàn)在回頭看,這不是簡單的文學技巧選擇,而是人生態(tài)度的選擇。福貴這樣的人,如果從旁觀者角度看,一生除了苦難什么都沒有。但當他講述自己的苦難時,他反而充滿幸福感。他講述的是他一生中的幸福。所以我用第三人稱寫不下去,改成第一人稱就能寫完。它不是單純的技巧問題,但依然是一個“怎么寫”的問題。

張旭東:你在序言里說:“我感到自己寫下了高尚的作品。”這個“高尚”的用法很獨特,怎么理解它?

余華:我說的高尚,是指我寫下了人性中最積極的那一面。福貴經(jīng)歷了那么多,最后仍然是一個積極樂觀的人。無論經(jīng)歷什么、遭遇什么,人性中始終還有一種樂觀的東西。今天很多年輕人喜歡蘇東坡,也是因為這一點。杜甫太苦了,李白有點到處白吃白喝的意思,而蘇東坡一路被貶,黃州、惠州、儋州,卻總是樂觀,甚至總能發(fā)明吃的東西,讓自己吃飽,也讓當?shù)乩习傩粘燥枴LK東坡身上體現(xiàn)的,就是我說的人性中高尚的一面。所謂高尚,就是人在苦難中依然保存著積極的東西。

張旭東:小說開頭并不是福貴的故事,而是一個“我”:一個去鄉(xiāng)間搜集民間歌謠的文化人、知識分子、先鋒派敘述者、波西米亞式的外來者。真正的福貴也不是單獨出現(xiàn),而是和老牛一起出現(xiàn)。牛也叫福貴,人就是牛,牛就是人,是一個雙重指涉。結尾處,老人和牛漸漸遠去,敘述又回到一種先鋒小說式、詩一樣的語言。它不是單純福貴的聲音。你今天怎么看這個“文學裝置”或是文學結構?

余華:我當時之所以寫那個“我”,寫他去鄉(xiāng)間收集民間歌謠和故事,是因為如果一上來就是福貴的講述,會太快,需要一個過渡。沒有這個敘述者,結尾也不好處理,因為福貴的講述任何時候都可以中斷,小說需要一個完整的結尾。現(xiàn)在回頭看,那里面也有一點先鋒文學的“余孽”。從《活著》開始向先鋒文學告別,只是這個告別有點扭扭捏捏,不那么干脆。因為我不可能一下子切斷那個讓我獲得成功的敘述系統(tǒng)。《活著》之所以塑造了今天的我,是因為它讓我意識到,一個作家一生不能用同一套敘述系統(tǒng)去套所有題材,不同題材需要不同的表現(xiàn)方式。

《活著》之后,我每寫一部作品,首先都在尋找最適合這個題材的寫法。還是回到“怎么寫”的問題。寫什么是一種等待,是被動的,怎么寫則是主動地走過去。包括《文城》,語言又有點回到過去的味道。一個作家有時是尋找全新的寫作,有時也是完成剛走上文學道路時的愿望。比如《許三觀賣血記》跟我當年讀喬伊斯《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有關。我讀完以后驚訝于一部長篇小說可以通篇用對話完成。后來寫《許三觀賣血記》時,前面一萬多字幾乎全是對話,我突然意識到機會來了,于是完成了這個愿望。但通篇對話不只是人物發(fā)言,還要推動敘事。所以我借鑒了越劇的臺詞和唱詞。有時候為了節(jié)奏,需要在對話里多加幾個字,讓人物說話的同時也讓敘事推進。《第七天》則是一種回望,重新回到類似《世事如煙》的寫法,只是《世事如煙》的時代背景模糊,而《第七天》的時代非常清晰,有iPhone 4作為一個鮮明的時代標記。而《文城》其實是二十年前就寫過但沒有寫完的作品。它完成了我讀莎士比亞和大仲馬之后想寫傳奇小說的愿望。到了盧克明,就是寫混蛋、寫平庸了。

《兄弟》與混蛋形象:時代史詩、惡與現(xiàn)實承受力

張旭東:不可回避的一個高峰是《兄弟》,它是一部史詩級的大作品,寫中國改革開放前后的四十年。你怎么看《兄弟》和之后“混蛋列傳”的關系?

余華:《活著》是我的幸運,但《兄弟》是我認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它寫得太大了。當年有人說,誰不知道那兩個時代完全不一樣?但問題是,誰用這樣的方式寫過?很多人質疑上部和下部敘述風格為什么不一樣。我的回答是:它們必須不一樣。上部寫一個特殊的年代,那時社會形態(tài)簡單、壓抑,寫法也相對單純;下部寫改革開放以后,八仙過海,群魔亂舞,那是一個狂歡時代,必須用狂歡的方式敘述。不能用狂歡方式寫上部,也不能用壓抑方式寫下部,兩部分也沒法達成妥協(xié)。至于旭東一直希望我繼續(xù)寫李光頭,我在“混蛋列傳”后面可能會寫一個與李光頭有點像的人物,但他沒有李光頭那么成功。

張旭東:為什么混蛋、混世魔王,反而可能成為時代真正的正面形象,這是理解文學和時代關系的一個關鍵。古往今來偉大的文學作品,往往寫的不是好人好事。有趣的一點是,李光頭這樣的人也是向往正常生活的,也希望有人真正愛他。他有很天真的一面。余華四十年的寫作給我們提供的是一系列非常正面的形象,是關于我們這個時代、我們自己的故事,也是關于人的內心掙扎和向往的,誠實的記錄。盧克明的時代不能用《活著》的語言來寫。盧克明的故事有它自己的結構和語言。作家要做的,就是為這個時代找到適合它的表現(xiàn)方式。

余華:說到混蛋,我想到易卜生的《培爾·金特》。他就是個典型的混蛋,尤其格里格把它改成歌劇后,聽《索爾維格之歌》更覺得這人太混了——索爾維格那么癡心地等他,他早把她忘了。生活都由“知道”和“不知道”兩部分構成,兩者隨時會轉換。盧克明最成功的一點,就是讓藍英不知道他這些年經(jīng)歷了什么,但他自己也有很多不知道的東西。

作家的知識,往往就是在這種轉換中無意間獲得的。比如《許三觀賣血記》的最后一句話,是我在嘉興上廁所時聽來的。寫《兄弟》時,要表現(xiàn)八九十年代交接的時代特征:八十年代很容易,從中山裝到日本、韓國的“垃圾西裝”;九十年代我想到的是選美泛濫,當時各省電視臺什么廣告都接,《兄弟》里的“處美人大賽”就來自這種時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