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主編宗仁發:純文學是市場的“解毒劑”

宗仁發
宗仁發,《作家》雜志主編、編審。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吉林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有評論集《尋找“希望的言語”》、隨筆集《思想與拉鏈》《雪的安慰》、詩集《大地上的紋理》等出版。獲第三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優秀人物獎。
訪談中,宗仁發以刊物更名、編輯理念與時代應對為主線,深度呈現了一份“偏處一隅”的文學名刊的涅槃與堅守。1983年《長春》更名為《作家》,意味著擺脫地域束縛,開始公平廣泛地尋找最好的文學。世紀之交,刊物提出“中國的《紐約客》”理想,打破小說、散文、詩歌、評論的板塊僵局,開設“作家走廊”“作家地理”等欄目,容納跨文體、跨學科的“有意思”的文字,拓展文學空間。
宗仁發將原創性視為文化源頭的命脈。他認為“新”意味著新經驗、新發現、新形式與新語言的融合,好作品會帶給讀者蘇童所說的“突襲感”。訪談披露了格非《江南三部曲》完整首發、劉震云《溫故一九四二》手稿之約、東西《商品》從退稿到被《作家》隆重推出等幕后故事,印證了編輯發現與信任的力量。
面對數字化與市場化沖擊,宗仁發直言純文學是市場的“解毒劑”。他歷數馬拉美、惠特曼等經典作家被少數人閱讀的遭遇,重申文學依賴“少數派的堅強意志”而非數字。他堅信紙媒具有清醒的主體性,而AI尚難替代人的具身認知、無意識與創新精神。談及青年寫作,宗仁發主張以“接納”代替“培養”,以“理解”代替“扶持”,鼓勵講真話并接納對僵化規則的冒犯。
展望未來,他提出期刊歷史資源數字化開放,紙刊將與社群、圖書、影視深度融合,《作家》要做當代文學的“沖浪者”,在參與經典化的同時,呈現生動而豐富的文學現場。

《作家》2026年第8期封面
“中國的《紐約客》”之夢
頂端文學:《作家》1983年由《長春》更名而來,被您稱為一次“涅槃”。從“長春”到“作家”,刊名之變背后是什么樣的辦刊理念轉型?您曾提出辦“中國的《紐約客》”這一理想在今天是否仍然有效?《作家》作為一份“偏處一隅”的刊物,在非文學中心的省份辦出一流文學期刊,靠的是什么?
宗仁發:《長春》是1956年10月創刊的,這個雜志有兩段時間是與《吉林文藝》關聯在一起的。一段是1949年到1956年,另一段是1975年到1978年。《吉林文藝》也好,《長春》也好,它們有一個共同特征就是地域標識。這種地域性文學理念的形成是與行政區劃管理及計劃經濟時代密不可分的。回過頭看,1983年《長春》更名為《作家》在當時實屬驚人之舉,它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的思想解放運動背景下進行的某種“校正”,這是一次辦刊思路的根本性轉變,意味著它不再受狹隘的“地方主義”束縛,而公平地、廣泛地去尋找最好的文學作品。
我是1988年3月從《關東文學》主編的崗位調到《作家》任副主編的,《作家》的更名完成是我的前任給這本雜志留下的寶貴財富。進入世紀之交,文學刊物又面臨著新的挑戰,如何打破文學的小圈子化,如何重新贏得讀者,是想辦好刊物的人無法回避的問題。鑒于此種情況,《作家》提出的“中國的《紐約客》”設想就是要在更開闊的視野中尋找文學作品,包括要打破僵化的文體界限,不再拘泥于小說、散文、詩歌、評論的“四大塊”樣貌,打開前所未有的文學空間,增加文學信息量。比如把“作家走廊”這樣的欄目放在最前面,所發的文章不拘一格。甚至不局限于文學,藝術、哲學、科學等,只要是“有意思”的文字,都可以在這里呈現。像“作家地理”欄目,一下子就改變了舊的散文意識,給那些有創造力的作品提供了最自由的天地。
《作家》所處東北長春,也不屬于文學中心城市,按照韓少功的說法是“偏處一隅”,顯然在這樣的地方要辦一份引人矚目的文學雜志是異常艱難的。各種外部條件固然重要,但最不可或缺的還是要有一種堅韌不拔的信念,以及對文學的敬畏之心,對作家的真誠尊重,對雜志的虔誠守護。
頂端文學:您曾以“喜新厭舊”自陳編輯的職業本能,強調原創性是文學作為文化源頭的命脈所在。《作家》首發的《晚報新聞》《天下無賊》《溫故一九四二》先后被改編為電影《有話好好說》《天下無賊》《一九四二》,正是原創性力量的印證。那么在您的選稿標準和審美取向上,“新”具體意味著什么?除了“新”之外,您眼中值得刊發的一篇“好稿子”還應具備哪些特質?
宗仁發:我一直認為文學期刊是整個文化鏈條的源頭,相當于“三江源”對整個生態體系一樣重要。布迪厄的觀點是“積累象征資本,以輸為贏”,國家層面的一定投入是對原創力的保護。不用說影視劇等二度創作要依賴原創文學,就是在科學與藝術之間的微妙關系中,文學所參與的狀態如何對人的創造力、想象力的發揮也都是生死攸關的。在一定意義上說原創性也就是“新”,即新的經驗、新的發現、新的形式、新的語言等,而這些應該是完全融為一體的。
如何判斷一篇稿子的好與不好,這是考驗編輯的基本問題。有人說一個好編輯即便是用鼻子也能嗅出一篇稿子的優劣,這是說由經驗累積形成的直覺在閱讀作品時會產生某種本能反應。蘇童說閱讀一個好作品,會有一種“突襲”感,這個說法很準確。凡是好的作品都會給閱讀者提供在以往的閱讀中沒有看到、感受到的東西,這樣才能讓人產生閱讀興趣,然后才是其他。如果二次閱讀還能產生這樣的感覺,那就算得上卡爾維諾所說的經典性作品了。
頂端文學:世紀之交,《作家》率先改版為國內第一本彩版文學雜志,堅持“骨子里的文學精神沒有丟”。您如何看待文學期刊形式(視覺呈現)與內容(文學品質)的關系?在今日新媒體高度發達的環境下,這種張力是否更加突出?
宗仁發:《作家》改為彩版制作的文學刊物時,也有《母語》等雜志在改彩版。當時引起一些爭議的問題是怎樣處理圖片合適,《作家》的想法是重視使用圖片,老話叫圖文并茂,新話叫視覺沖擊。但不能因為圖片的介入改變刊物的文字屬性。刊物的文學精神還是靠文字語言來支撐的,圖片是輔助性的。新的視覺形式的形成不光靠圖片,還有版式設計、字體字號選擇等。這些改變必須與時俱進,追求新穎、別致和精美。包括小說的插圖,雖是傳統的延續,但也要增加現代性元素。《作家》在文學形式上所做的努力,對后面改版的雜志還是影響較大的。
頂端文學:1985年韓少功在《作家》上發表《文學的“根”》,成為尋根文學的宣言。作為一份東北刊物,你們如何預判并介入了一場影響深遠的文學思潮?編輯部捕捉文學潮流脈搏的“雷達”是怎樣運作的?這樣的“先知先覺”是怎么發生的?
宗仁發:2025年是韓少功在《作家》上發表《文學的“根”》四十周年,浙江大學文學院和《揚子江文學評論》雜志社在2024年底聯合主辦了一場尋根文學的紀念活動。李敬澤在給這次會議致辭時說:“1985年4月韓少功在《作家》雜志上發表了《文學的‘根’》,這是中國當代思想的一個標志性事件,被引號照亮和提高的‘根’,以革命性的隱喻力量召喚出巨大的思想動能。‘尋根’不僅命名了20世紀80年代重要的文學潮流,更在時間和空間上內在地修正了中國文學的主體構造。2024年距《文學的‘根’》發表已近四十年,大地與根性,文化與傳統,何為中國和何以中國,在當下時代的宏大主題中,我們能夠清晰地感受到思想者的洞見、勇氣和力量……”
無疑尋根文學是20世紀80年代的各種文學思潮中延續最為久遠的一種文學資源。說到這個話題一定要提及我的老師和前任《作家》主編王成剛先生,他是一位曾獲得全國優秀文學編輯獎的編輯家。他從主持《作家》這本刊物開始,始終在尋求文學的變革和突破。早在1979年《作家》還未更名時就發表了宗璞的意識流小說《我是誰》。《作家》更名后迅速加入當代文學的大潮中,韓少功的《文學的“根”》寄給《作家》時,王成剛老師敏銳地感覺到它的重要,打破常規將這篇文章放在雜志的頭題位置推出。后續又推出了劉心武、李杭育、鄭萬隆、古華、毛時安、吳亮、李劼、許子東、蔡翔等人的討論文章,這些文章今天都是當代文學的珍貴史料。
格非、劉震云、東西在《作家》首發的幕后緣分
頂端文學:格非的《人面桃花》、劉震云的《溫故一九四二》、東西的《商品》(曾被多地退稿)等作品在《作家》首發時經歷了怎樣的編輯過程?有哪些幕后故事可以分享?
宗仁發:每篇作品與雜志的相遇過程都是緣分吧。格非的《人面桃花》是他的長篇三部曲《江南三部曲》的第一部,我和格非是20世紀80年代就熟悉的好朋友。那時我在吉林省最小的地級市——遼源市文聯主辦的《關東文學》編輯部,1986年前后上海華東師大是我到上海必去的地方,格非在華東師大教書,“酒酣耳熱”之際格非曾把他早期的短篇《陷阱》、中篇《沒有人看見草生長》交給《關東文學》發表。后來我調到《作家》雜志,格非一如既往地支持,他的長篇三部曲第一部《人面桃花》能在《作家》發表,實際上這也是難得的信任和情義。《江南三部曲》整體完成跨度有七八年時間,第二部《山河入夢》、第三部《春盡江南》還沒寫完時,都有別的刊物以高稿酬為條件找到格非,但格非還是堅持把《江南三部曲》在《作家》完整連續首發。
劉震云的《溫故一九四二》原是應錢鋼之約寫百年中國災害史的書稿的一部分,1993年正巧趕上我到北京與《人民日報》的王必勝兄一起策劃組織“北京三劉小輯”,三劉指的是劉恒、劉慶邦、劉震云,記得好像是在八里莊《農民日報》劉震云的一個寫作間里拿到《溫故一九四二》手稿的。
《商品》是1994年在《作家》發表的東西作品小輯中的一篇,小輯包括東西的兩個短篇小說《商品》和《飄飛如煙》,同時還有東西的一篇創作談《喜歡》及雷體沛的一篇評論《在解構中回望》。這不是我第一次編發東西的小說,我第一次編發他的小說時,他還沒有使用東西的筆名,那時他用的是原名田代琳。當年蘇童要離開《鐘山》之際寫信將東西的中篇小說《祖先》推薦給我。記憶中小說《商品》曾在幾家刊物“漫游”過,我和東西1993年在北海聊天時他有些苦惱地說起,我一聽這個小說的題目和他大概的想法覺得是特別好的小說,馬上讓東西把這個小說給《作家》,然后作成小輯,配上評論,隆重推出。
頂端文學:面對數字化浪潮和文學市場化的沖擊,您提出“文學期刊應堅持文學的純粹性,依賴社會支持而非單純追求經濟效益”。面對“消費至上、娛樂至死、新媒體挑戰”這“三座大山”,您認為文學期刊如何守住自身的文化陣地?同時,您在2023年度川觀文學獎頒獎典禮上以阿波利奈爾和比爾·蓋茨的預言為例,指出紙媒、圖書和期刊“仍然保持著韌性的生命力”,因為紙媒閱讀是“有意識的、有主體性的”。現在您是否依然這樣認為?
宗仁發:文學期刊在20世紀80年代曾經有過“輝煌”,發行量大幾十萬冊,回頭冷靜地看,那并不是所謂的市場效應,而是社會精神饑渴的后遺癥。20世紀90年代我們把文學期刊的市場萎縮歸之于商品經濟大潮的沖擊,其實也不怎么對頭。網絡興起和自媒體發達后,這自然也被看作是改變文學生態的原因。到了今天AI漸趨成熟,形成的沖擊更是勢不可擋。
說老實話,今天很難討論清楚文學期刊和市場之間的關系。在文學市場中消費者即讀者當然就是上帝,但這個上帝并不會給所有優秀的作家和作品簽發暢行無阻的通行證。1956年,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并被稱為“西班牙語抒情詩高度精神和純粹藝術的最佳典范”的著名詩人希梅內斯在一本書的獻辭中就曾無奈地寫道:獻給無限的少數人。同樣是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墨西哥詩人帕斯說得更徹底,他說:“現代詩歌的特點之一就是少數派的堅強意志”,“沒有任何一位開創現代性的詩人尋求大多數人的認可,相反,所有人都選擇了‘蓄意與公眾情趣為敵的寫法’。”
帕斯說這些話的時候并不是不知道市場的厲害,他說:“我擔心我的理由說服不了許多人,對現代思維來說,任何理由都敵不過一個數字。社會學者、教授、記者和掌握出版事務的人都說,他們擁有無可爭辯的數字。”是啊,看吧,被稱為詩人之王的法國象征主義詩人馬拉美的代表作《牧神的午后》當時發行195冊,11年后,他的自選集更可憐,才發行25冊。蘭波的后來對20世紀詩壇產生巨大影響的作品《在地獄中的一季》,當時只印了500冊,而且,除了作者自己拿走了六本之外,其他的都被丟在印刷廠的倉庫里。
我們再來看看惠特曼,他的《草葉集》第一版是作者自費出版、自己印刷的,發行量是795冊。惠特曼在年近七旬時寫下的《過去歷程的回顧》一文中說:“從世俗商業的觀點來看,《草葉集》還不只是失敗而已。”“我一開始就作了這個抉擇。我既不要求悅耳的頌揚、巨額的酬金,也不要求現在各種學派和組織的贊許。如已經實現或部分實現的那樣,整個事業給我的最大安慰——通過少數世所罕有的最親愛的朋友和支持者(由于為數這么少,就更加顯得忠實而不屈不撓)這個小小的方陣,我沒有為自身靈魂之外的任何勢力所阻止和歪曲,完全憑我自己的意愿說了我要說的話,并且把它無誤地記錄了下來。至于其中的價值,就只有讓時間去判斷了。”顯然市場的邏輯并非文學的邏輯。
一位美國出版人曾回憶龐德不止一次對他說過這樣的話,龐德說,我的作品能在一本平庸的雜志上發表,能夠到達27個讀者眼前并使他們心潮激蕩,這就夠了。1940年,龐德還寫信告誡他的年輕朋友:任何為錢寫的東西都一文不值;唯一有價值的是對抗市場的創作。瓦雷里還說過,我寧愿我的詩歌被一個人讀了一千遍,也不愿被一千個人只讀了一遍。許多經典作家作品的遭遇是如此,當下中國純文學的命運大家就更十分清楚了。如果我們認為純文學對市場還會有什么不容置疑的作用,那就是純文學是市場的一種解毒劑。
AI缺乏“具身認知”:寫作仍是人自由精神的救贖
頂端文學:您同時強調文學期刊應堅持人的創新精神和具身認知(AI難以替代),并提出《作家》需要“與高校創意寫作、影視改編及圖書出版的聯動機制”。這樣的聯動機制如何具體落地,從而在社會支持與市場化之間建立良性運作模式?
宗仁發:今天的AI對于文學寫作意味著什么?AI發展到了生成階段,能夠做到的程度讓人開始憂慮,它與人的寫作還有區別在哪里呢?一是創新能力還不如人類,二是缺乏“具身認知”,人的肉身性存在,感知、感性的東西它沒有。三是人自身的神秘成分,無意識潛意識地帶還有待人自身挖掘。現在AI還不至于取代人。不僅是寫作,作為人自由精神的領地,寫作暫時還不會被技術完全統治在狹小范圍內。今天的寫作也意味著就是救贖。
馮尼格在1950年寫過一個短篇小說《艾皮凱克》,寫的是已喪失了浪漫情感的人借助機器人幫助來談戀愛的故事,后來機器人艾皮凱克自身陷入了愛情之中不能自拔。它發出了“命運讓我一出生就是一臺機器,這是我唯一不能解決的問題,也是我唯一想要解決的問題”的慨嘆,然后自殺了。但愿《艾皮凱克》預言的情景遲一些到來。
頂端文學:近年來自然文學、生態文學創作興起,《作家》大力倡導并刊發了書寫長白山的《山林筆記》等作品。這是不是你們應對當代文學題材變遷的有意布局?
宗仁發:生態文學作為一種世界性的文學思潮,它的興起與工業社會和后工業社會對自然的殘酷掠奪與深層破壞造成的生態危機是分不開的,人類此前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樸素理解,雖然與后來的生態文學確有關聯,但從學術意義上講,還不能籠而統之把這些文字都納入生態文學的范疇。我是傾向于把自然文學作為生態文學的主體部分,但生態文學又不僅僅局限于自然文學,應該包括得更多、更廣泛。
第一,生態文學是一種呈現生態意識或生態價值觀的文學。1948年利奧波德在他的《原荒紀事》一書中提出了“土地道德觀”,這里的土地是把群落概念擴展到土壤、水資源、植物和動物,這一切統稱為土地。“簡言之,土地道德觀把智人從土地群落的征服者變成了群落中的一名普通公民,這意味著尊重自己的異種伙伴,尊重整個群落體系。”這種“土地道德觀”的提出,結束了人類中心主義的歷史。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指出:“我們必須在每一步都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那樣,決不同于站在自然之外的某一個人——相反,我們連同肉、血和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
第二,生態文學是對人類盲目發展進行批判和警示的文學。
第三,生態文學是博物學與文學相融合的文學。生態文學作為一種文學思潮或流派,若追根溯源的話,恐怕一定要找到18世紀英國的吉爾伯特·懷特的《塞耳彭自然史》才行。這本書的偉大之處在于,它既開啟了自然科學的博物學研究史,同時它也是自然文學的最正宗的鼻祖。據說達爾文當年迷上博物學研究就是因為在他十六歲生日時得到他舅舅給他的一份禮物——《塞耳彭自然史》,包括達爾文一生中關于蚯蚓與腐殖土形成關系的論文,也大概是受懷特的啟發寫出的。懷特說過:“蚯蚓,盡管從表面上看是自然之鏈上的微小和不起眼的環節,然而若失去它就會導致可悲的斷裂。”當博物學與文學發生化學反應之后,我們看到的生態文學作品就不會是那種簡單的趣味科普文字,而是兩種因素有機結合,和諧一體,既具有科學價值,也具有文學價值。正如約翰·巴勒斯所說:“對自然史主題的文學處理當然和科學的處理非常不同,而且也應該如此……文學的目的在于以感動我們的方式告訴我們事實。”
第四,生態文學是能夠改變人類生活方式的文學。梭羅的《瓦爾登湖》是他在康科德的瓦爾登湖小木屋里生活26個月的真實記錄,意在尋找一種接近自然、抵御喧囂、適合自己的簡約生活方式。
作為一本綜合性文學雜志,《作家》從20多年前就開始關注生態文學創作,可以說對生態文學的重視、約稿、展示是《作家》多年來始終堅持的一項工作。2003年《作家》就發表了胡冬林寫長白山水獺的長篇散文《拍濺》,接著又發表過胡冬林的《鷹屯》《約會星鴉》《青鼬》《蘑菇課》等生態文學作品。
2013年《作家》雜志和中國作協創聯部在長白山共同舉辦了胡冬林生態散文集《狐貍的微笑》作品研討會和胡冬林深入生活現場會。2017年胡冬林病逝后,《作家》請他妹妹將他的遺作《山林筆記》整理后開設“長白山筆記”專欄予以連載,共連載了近兩年時間,刊發了近80萬字,而且每一期連載時都配發兩篇對胡冬林的紀念文章。之后又與長白山管委會、時代文藝出版社共同策劃出版了多卷本的《山林筆記》,并在北京召開了《山林筆記》研討會。這部書后來獲得了第五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提名獎、第八屆中華優秀出版物圖書獎、2020年度中國好書獎,還獲得了《十月》雜志頒發的琦君散文獎,被評為《收獲》排行榜非虛構作品榜首。從1998年開始,《作家》開設“作家地理”欄目,至今一直以多種方式刊發各類生態文學作品。其中有以“大地神曲”命名的東珠的野花系列,有以“荒野尋訪”命名的李元勝的蝴蝶系列,還有以“長白山筆記”命名的趙連偉的森林系列等。
此外,《作家》還發表過王劍冰寫索南達杰、谷禾寫錢塘江源、談雅麗寫三江源、王族寫新疆野狼、艾平寫大興安嶺黑熊等多篇生態散文。《作家》還曾刊發數篇關于生態文學的評論文章。2015年《作家》就開設了“自然文學”欄目,刊發譯介美國自然文學作品。中國的生態文學必將是當代文學的主要增長點,也必將迎來一個燦爛的春天。《作家》雜志一直在為生態文學的發展努力鼓與呼,而且也會繼續鼓與呼。
頂端文學:《作家》長期扶持青年作家,從“聯網四重奏”到“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專號,再到“新力量再出發”計劃。作為主編,您認為當下青年寫作呈現哪些新趨勢?您對有志于文學的年輕人有什么建議?
宗仁發:2025年中國作協創研部關于青年創作的報告中提出了青年創作的新質、新意如何誕生之問。我想,新意是一個思想問題,新質是個性化問題。這兩個問題對于今天的青年創作還是重要的。新和舊之間是有矛盾和沖突的,否則新就不存在了。當然這個矛盾沖突不是人際關系方面的,是思潮和時代在不同情況下產生的。比如魯迅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談的角度是封建的東西如何反掉,“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由此我們可以思考我們現在怎樣做編輯,怎樣做長者。巴金在1981年《青年作家》創刊時,在1986年第三次青創會、1991年第四次青創會上,反復強調“真誠”這個詞,認為青年人應該講真話,把心交給讀者。
大家都看到了很多關于抄襲的質疑、關于青年創作的分析,“從密室走向曠野”“叛逆性與性冷淡文學”,提到青年創作的激情問題、期刊發表的拔苗助長問題、年齡與心態的問題,等等,這些都是應該認真梳理的問題。
另外還是要承認文學的偶然性。我們總是試圖尋找某些可能不存在的規律。比如作家和編輯關系的建立,既取決于職業的操守、精神的傳承,有時候也確實只是恰巧的相遇,成就一段佳話。
我們在“新力量再出發”計劃發布時用了四個關鍵詞,即尋找、邀約、培養、扶持。尋找,是指尋找偉大的作家、偉大的作品、偉大的民族精神。邀約,是指希望青年作家們把佳作交給我們。培養,我想換成“接納”。巴金在1981年給青年作家的信里說,不能說是培養,說接班人也不太對。所以我想“接納”可能更合適,包括接納冒犯性的東西,這種冒犯不是針對個人,而是針對僵化的、影響文明發展的不合時宜的東西。當然,接受起來可能會有障礙,所以要接納。還有就是把“扶持”換成“理解”,這是做長者應該有的自律理念。扶持,我想從編輯、作家的角度也談不上,在實際創作中,可能作家和作家之間的交流對解決寫作中遇到的困惑、難題更有幫助,編輯則通過發表、判斷等方式提供好的平臺、認可的途徑。
頂端文學:您提出要對《作家》歷史資源進行數字化保護與傳播。未來文學期刊會否出現“期刊+社群+圖書+影視”的融合業態?作為詩人與編輯家,您希望《作家》為當代文學史留下怎樣的聲音?
宗仁發:文學期刊歷史資源的數字化是為了給寫作者參考、學者研究、讀者閱讀、檔案查找等提供更多便利,它應該是免費對公眾開放的,是一種文化福利。未來的紙刊一定是與多種新的傳播方式相融合的立體化的整體模式,同時它也仍需源源不斷地為非原創環節的文化生產和影視劇的改編等提供資源。《作家》要始終參與到當代文學的大潮之中,有可能的話就做一個“沖浪者”。在作家作品經典化的過程中盡力占有更多的價值份額,同時又要給讀者呈現出當下豐富的文學現場景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