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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慕津鋒:念“我行我素”羅孚公
來源:中國藝術報 | 慕津鋒  2026年07月29日14:25

今年是香港著名作家、編輯家羅孚先生誕辰105周年,也是其從事編輯工作85周年。1921年,羅孚出生在美麗的桂林。1941年,20歲的羅孚在桂林考入《大公報》,開始了其漫長的報業生涯,并做出了卓有影響的功績?;仡櫼簧?,他認為自己是“我行我素我羅孚”。

我和羅老只見過一面,卻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2011年7月1日上午,我們一行三人前往北京朝陽區一處公寓拜訪先生。走進客廳,我看到一位頭發花白、身穿灰色T恤、格子短褲的老先生正坐在沙發上。他個頭不高,戴著一個略微有些大的眼鏡,微笑著向我們打著招呼。我快步走上前,將精心準備的鮮花和果籃送到羅孚先生面前:“羅孚先生,這是中國現代文學館送給您的鮮花,祝您身體安康!”羅老笑著與我們一一握手:“謝謝文學館的朋友,我與文學館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

當大家聊起羅孚先生與文學館多年的友情時,特意講到1993年羅孚先生把極為珍貴的《知堂回想錄》手稿托友人捐贈中國現代文學館。2023年12月,這部手稿被中國現代文學館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聊了大概一個小時,考慮到先生的身體,我們不敢打擾太久,便準備起身告辭。這時,羅老微笑著示意:“還請各位稍等一下,我最近剛在北京出了一套《羅孚文集》,想送給三位先生每人一套,做個紀念?!毕壬疽獍⒁倘咳 脕碇?,羅老認真地在每一本《北京十年》的扉頁上簽下了贈語和名字。先生邊簽邊說:“各位不要見笑,現在人老了,手有些抖,字寫得不是太好。”

臨別之際,我向羅老說道:“羅先生,我非常喜歡金庸、梁羽生的武俠小說,謝謝您發掘了兩位武俠大師,為我的少年時代帶來了那么美好的記憶。回去后,我一定認真閱讀您的大作?!绷_孚先生看著我說:“你也看武俠?我看的其實并不多。我這套書里,也講了一些與他們的故事。還請你多指正批評。”

回來后,我認真翻讀了羅老送我的三本書,還讀了許多關于他與金庸、梁羽生的文章。原來這位溫文爾雅的老人曾經真的是“我行我素”,他一旦做了決定,便不容別人置疑。也正因他的“強硬”,中國文學史才出現了兩位天才武俠小說家梁羽生和金庸,才出現了香港新派武俠小說流派,才有了“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的文壇佳話。

1954年初,在香港舉行了一場極為轟動的武術比賽。太極派與白鶴派因門戶之見發生爭執,互不相讓。此事在香港引起了很大反響,香港左派報紙《新晚報》幾乎每天都有相關報道。這次比武觸動了《大公報》下屬《新晚報》主編羅孚,他腦海中閃過一個念頭:既然市民對比武的興致如此高漲,何不趁熱打鐵,在《新晚報》推出武俠小說連載,招徠讀者,擴大發行量呢?想到這,羅孚立刻將自己編輯部的編輯、記者細細梳理了一遍,他發現編輯陳文統非常合適。他知道陳文統文史功底深,而且喜歡看武俠小說,熟讀《蜀山劍俠傳》,對武俠小說頗有研究。但當羅孚與陳文統商談此事時,陳文統并不愿意,可羅孚堅持己見,并且直接在比武結束第三天的1月19日,在《新晚報》的頭版顯著位置刊出“本報增刊武俠小說”的預告。木已成舟,被趕鴨子上架的陳文統只得被迫當天開始撰寫小說,20日,署名“梁羽生”的小說《龍虎斗京華》開始在《新晚報》“天方夜譚”欄目連載,這是梁羽生的處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小說一共連載7個月,在香港讀者中引起了熱烈反響。不僅《新晚報》銷量看漲,而且梁羽生一炮走紅。《龍虎斗京華》連載結束后,梁羽生本想休息一下。但看到讀者反應如此強烈,羅孚不答應,“逼著”梁羽生又創作了《草莽英雄傳》。1955年2月初,《草莽英雄傳》連載結束后,梁羽生堅決跟羅孚表示要“請假”,自己需要調整一下,絕不妥協。眼看版面要開天窗,羅孚實在不舍得這大好局面就這樣失去,他馬上又想到了另一位同樣愛讀武俠小說的編輯——查良鏞。于是,他故技重施。查良鏞一聽,當即拒絕,理由是自己從來沒寫過武俠小說,而且梁羽生已經寫得太好了,自己實在不愿去做這項工作??闪_孚根本不聽解釋,直接告訴下屬,事情就這樣定了,小說定于1955年2月8日連載。為保證準時拿到稿子,羅孚2月7日專門派了編輯蹲守在查良鏞家樓下,盯著查良鏞準時交稿,什么時候寫完什么時候下樓。就這樣,在羅孚的“強迫”下,查良鏞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2月8日在《新晚報》“天方夜譚”開始連載。查良鏞特地為自己取了筆名“金庸”,每天一段。《書劍恩仇錄》的連載,在香港又掀起一股新的武俠狂潮。自此之后,梁羽生、金庸聯手為讀者創作出眾多經典武俠小說,并開創出一個全新的文學流派“香港新派武俠小說”。該流派摒棄了中國舊派武俠小說一味復仇與嗜殺的傾向,去掉了中國舊派武俠小說的陳腐語言,他們用全新的文藝手法構思全書,用新穎的表現技巧把武俠、歷史、言情三者結合起來,使中國武俠小說進入了一個嶄新的境界。他們將“俠行”建立在正義、尊嚴、愛民的基礎上,提出“以俠勝武”的理念,對“俠”進行了全新闡釋:“新武俠小說中的俠,是為社會除害的英雄;俠指的是正義行為——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的行為就是俠的行為,所謂‘為國為民,俠之大者’?!?/p>

1965年底,羅孚想在香港創辦一本新的文學刊物《海光文藝》,為吸引讀者,他找到如日中天的梁羽生,希望他寫一篇評點自己和金庸武俠小說的文章,這樣不愁沒有觀眾不關注這本新刊物。梁羽生最初不愿意寫,但羅孚卻不答應,多次勸說,最后梁羽生以“佟碩之”為筆名在《海光文藝》1966年1月號至3月號三期連載了長文《金庸梁羽生合論》。在文中,梁羽生談了自己的觀點:首先直陳“近十年來港臺東南亞各地武俠小說大興,開風氣者梁羽生,發揚光大者金庸”。而后他開始談自己和金庸的不同:梁羽生是名士氣味甚濃(中國式),而金庸則是現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國傳統文化(包括詩詞、小說、歷史等)的影響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藝(包括電影)的影響較重。在文中,梁羽生洋洋灑灑細致地分析了自己和金庸作品的諸多優缺點。此文一出,在當時的香港引起了極大關注。看到效果如此之好,羅孚趕忙又去找金庸,希望他盡快回應,經過一番勸說,1966年4月金庸執筆在《海光文藝》發表了一篇名為《一個“講故事的人”的自白》的文章,作為回應。金庸認為:自己寫小說的初衷是一種娛樂,先以娛己,復以娛人;小說的核心是——鮮活的人物+曲折的故事+貼合的環境,不能為了某種既定的思想而刻意讓人物、故事去遷就配合;武俠小說是一門藝術形式,達到美和讓人動心的目的即可,不必追求各方面的絕對統一。時至今日,這兩篇文章依舊是研究香港新派武俠小說的重要文獻,常常被人提及。

如果沒有羅孚先生的“我行我素”,讀者哪里能讀到這么有見地的兩篇文章,哪里能讀到那么多精彩的武俠小說,看到那么多精彩的武俠影視劇,郭靖、喬峰、令狐沖、金世遺、卓一航、張丹楓也許永遠都不會出現在中國文學史中。

感謝羅老,正是因為他,遍布世界的中國人才擁有了一個美麗的“江湖夢”,這個夢讓中國人相信這世間雖有江湖險惡,但仍然充滿著“俠義”,這“俠”與“義”深深植根于中國人的血脈之中,融入中華民族美麗的理想與情懷之中,它是獨屬于中國人的一份情懷。

謹以此文,向羅孚先生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