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質非文,浮艷亦非文也”
【傳統文論好句今讀】
清代文學家劉熙載的《藝概》是我很喜愛的書,我把它放在書架上最容易拿到的地方,時常拿過來翻幾頁、讀幾段。有時到外地,也隨身帶上,一是因其輕便,二是因其精彩。火車上、飛機上,這本書是消磨時間的好東西。不過,要說都讀懂了,那可不敢。
《藝概》中有許多精彩的論斷,其中之一是:“孤質非文,浮艷亦非文也。”唐代的蕭穎士說,寫文章要向《谷梁傳》學習簡要,向《公羊傳》學習峻刻。劉熙載認為這兩點很好理解,但蕭穎士說要寫得像《左傳》那樣有文采,就容易引起誤解,著重強調“孤質”和“浮艷”都是沒有文采的表現,二者冰炭不可同器,卻都是文采的對立面。劉熙載是推崇《左傳》的,他說:“《春秋》文見于此,起義在彼。左氏窺此秘,故其文虛實互藏,兩在不測。”《春秋》的敘事,往往聲東擊西、圍魏救趙,時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左丘明從《春秋》之中學到了這種手法,所以《左傳》的敘事,虛中有實而實中藏虛。虛因有實而不至于虛無縹緲,實因藏虛而免于板滯枯澀。行文虛實相間,所以意蘊充盈、豐贍。
由此可知,劉熙載心目中的“文”,是敘述簡要清通而又富有暗示性。有文采的敘述,在原初意義之外,還有豐富的附加意義和衍生意義,在顯豁得人人都能理解的字面意義之外,還有淵邃、幽微的可能意義。有文采的敘述,應該給讀者提供盡可能廣闊的想象空間。“君家何處住?妾住在橫塘。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這是唐代崔顥的詩。汪曾祺以此為例,講述文學語言的暗示性問題。這首詩,“看起來平平常常,明白如話,但是短短二十個字里寫出了很多東西”。所以,宋人說這首詩“墨光四射,無字處皆有字”。有文采的語言,就是無字處皆有字的語言。詩歌是這樣,敘事性語言也是這樣。
所謂“孤”,就是意義單一,只有字面意義而沒有附加和衍生意義,有字處有字而無字處無字。所謂“質”,是干癟、呆板、枯燥。“孤”必然“質”,而“質”也一定“孤”。所以,“孤質非文”。所謂“浮艷”,是指遣詞造句追求浮華、艷麗、妖冶,難免偏離準確。而失去準確,所謂文采也無從談起。在《藝概》中,劉熙載又說:“文中用字,在當不在奇。”所謂“當”,便是準確。“孤質”和“浮艷”表面上是對立的兩極,實則有著根本的一致性,那就是都屬于套話,都是那種標準化、程式化的語言。
書面語言大抵可分為三類,其中包括實用性語言和文學性語言。實用性語言應該最大限度地做到意義單一、明確,沒有模糊性,沒有讓人產生第二種理解的可能性。實用性語言如果有歧義,很容易出現麻煩,有時候麻煩還很大。而文學性語言則應該追求多義性,做到言有盡而意無窮。如果文學語言沒有起碼的暗示性,要么表現為“孤質”,要么表現為“浮艷”。
還有一種語言,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套話,其中就包括文學性套話。比如,一寫到出汗就是“汗流浹背”,一寫到美景就是“風景如畫”,一寫到健壯就是“虎背熊腰”……借用劉熙載的用語,文學性套話可以表現為孤質性或浮艷性。孤質性套話,是那種干巴巴的習慣性表達,味同嚼蠟的公共性話語。而浮艷性套話,則是那種花里胡哨的陳詞濫調,裝腔作勢的老生常談。如果說孤質套話是身體的骨瘦如柴,那浮艷性套話則是身體的浮腫、虛胖。這些都是病態,都是不健康的表現。讀一部文學作品,遇上那種孤質性套話,一行又一行,一頁又一頁,會讓人不斷地皺眉。讀浮艷性套話,我們可能不會時時皺眉,卻可能汗毛直豎,渾身起雞皮疙瘩。
然而,浮艷性套話卻更具有文學上的欺騙性。孤質性套話是沒有文采的表現,這是比較容易知曉的,就像滿樹枯枝意味著沒有春意,是一清二楚、明明白白的事。但浮艷性套話,往往以高度文學性的面目出現,正如滿樹精心布置的假花,總以妖嬈的姿態,竭力讓人感受到春意盎然。劉熙載之所以特意強調“浮艷亦非文”,就是因為浮艷常常被誤認為有文采,甚至于以為只有做到了浮艷,才算是有了文采。破衣爛衫、捉襟見肘是寒酸的表現,大紅大綠也是寒酸的表現。但前者的寒酸不容易被誤認,而后者的寒酸則往往被誤認為是“富貴”。
說到底,孤質性套話和浮艷性套話,都是在修辭手法的運用上出了問題。文學語言的多義性、暗示性,文學語言的言有盡而意無窮,當然必須通過種種巧妙的修辭手法來實現。文學創作的過程,就是各種修辭手法權衡斟酌、細致運用的過程。語言的孤質,則意味著對修辭手法的極端忽視,寫作者沒有起碼的修辭意識和修辭能力。但是,文學創作中修辭手法的運用,不能走向濫用,即陳舊修辭手法的過度使用。如果說,孤質性套話表現為修辭手法的極端欠缺,使得語言只有單一的意義,那么浮艷性套話則是以辭害意,是為修辭而修辭,讓語言完全失去了意義。
應該強調的是,任何一個字、任何一個詞、任何一種修辭手法,本身都無所謂新或舊的問題。新與舊,在每一次具體運用中得以顯現,是在每一次與上下文的關系中表現出來的。在具體的情境中運用得好,便有了新意。文學創作者不應該追求字、詞、修辭手法本身的新奇,而應該追求把常用和習見的字、詞、修辭手法運用得新意襲人。
要舉例子的話,唐詩宋詞、《儒林外史》《紅樓夢》,魯迅、沈從文、孫犁、張愛玲、汪曾祺等人的作品里俯拾皆是。魯迅小說《祝福》,一開頭說“我”在舊歷年底到了四叔家,可是與四叔話不投機,“于是不多久,我便一個人剩在書房里”。這個“剩”字是極常見的用語,魯迅卻用得那么有新意,而且有豐富的新意。他的小說《高老夫子》中高爾礎說:“我沒有再教下去的意思。女學堂真不知道要鬧成什么樣子。我輩正經人,確乎犯不上醬在一起……”魯迅把“醬”這個尋常的名詞動詞化,同樣新穎而貼切。他的散文《“這也是生活”……》中寫道:“外面的進行著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這里的“進行”是何等常用的詞語,可是此前從未有人用于形容夜的時光流逝。魯迅這樣一用,“進行”仿佛是一個我們從未見過的詞。
汪曾祺談語言,經常引用魯迅的例子,他自己也能把常用詞語用得“意新”而“語工”,實現陌生化、新穎化,也高度文學化。在寫于20世紀60年代初的小說《王全》里,他這樣寫夜間的馬:“燈光照見槽頭一個一個馬的腦袋。它們正在安靜地、嚴肅地咀嚼著草料。”馬廄里的燈,并不明亮。但因為懸在馬槽上方,所以能照見頭伸進槽里的馬的腦袋。這情景已經算是刻畫入微、頗有詩意了,而用“嚴肅”來形容馬吃草料的神態,堪稱神來之筆。“嚴肅”這個詞尋常而樸素,可是用在馬吃草料的場合,讓我們仿佛學會了一個新詞。
僅僅有了“嚴肅”這個詞的妙用,這篇向來被忽視的小說《王全》,便不是毫無價值的。
(作者:王彬彬,系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