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變”之論與蘇東坡開創(chuàng)豪放詞
歷史上的蘇詞“正變”之論
明人張綖《增正詩余圖譜·凡例》后按語說:
按詞體大略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婉約者欲其辭情蘊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弘。蓋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約,蘇子瞻之作多是豪放。
這是“婉約”“豪放”二分法的最早出處。圍繞蘇詞的“正”“變”問題,歷代展開過激烈的論爭。總體上看,所謂正,指婉約;所謂變,指豪放。蘇東坡長期被看成開創(chuàng)了豪放詞派,所以東坡詞也主要被看作變體、別格,如清人王士禎《倚聲集序》所說:
詩余者,古詩之苗裔也。語其正則南唐二主為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極盛,高、史其嗣響也。語其變則眉山導其源,至稼軒、放翁而盡變,陳、劉其余波也。
這些論者雖然將蘇詞視作變體、別格,對其本身的價值并沒有否定,甚至還給予高度肯定,如《四庫全書總目·東坡詞》所言:
詞自晚唐五代以來,以清切婉麗為宗。至柳永而一變,如詩家之有白居易。至軾而又一變,如詩家之有韓愈,遂開南宋辛棄疾等一派。尋源溯流,不能不謂之別格,然謂之不工則不可。
即使如此,后來的人們仍然不能滿意,非要為蘇詞爭個正統而后快。清人劉熙載《藝概·詞曲概》率先發(fā)難,對前人的蘇詞“變體”說提出了反駁:
太白《憶秦娥》聲情悲壯,晚唐、五代唯趨婉麗,至東坡始能復古。后世論詞者,或轉以東坡為變調,不知晚唐、五代乃變調也。
這一反駁之論很有影響。自此以后,隨著豪放詞和豪放詞派地位與日俱增,視蘇詞為“正體”的觀點成為主流。比如,俞平伯《唐宋詞選釋前言》就明確認為:
蘇東坡創(chuàng)作新詞,無論題材風格都有大大的發(fā)展。而后來論者對他每有微詞……依我看來,東坡的寫法本是詞發(fā)展的正軌,他們認為變格、變調,實系顛倒。
那么,蘇詞究竟是“正”是“變”呢?應該怎樣看待詞史上的“正”“變”之爭呢?這得首先弄清楚“正變”的標準或曰依據何在。
按劉熙載的意思是,前人溯源不應僅至晚唐五代為止,更早的李白詞恰是與“清切婉麗”相反的“聲情悲壯”之作。因而,蘇東坡應是復古、是正調。殊不知如果專論近源之詞,其實不應從李白算起,因為李白的《憶秦娥》和《菩薩蠻》,如今學界基本認為是宋人偽作。近源之詞,應該是敦煌所出曲子詞。它們是唐代至五代的民間創(chuàng)作,其作者遍及社會各階層而以下層民眾居多,內容豐富、題材廣泛,其中言閨情花柳的婉約詞尚不到一半。不過這批詞作要到1900年以后才重見天日,劉熙載諸人是沒有機會看到的。
然而,“正”“變”的判定是否就該根據時間立論?是否與最早的詞風相合就是正,不合即為變?古人可不是這樣看的。從上面所列以蘇詞為“變體”的幾條材料不難看出,那些立論者是以是否合乎晚唐、五代以來的《花間集》、南唐詞風作為判定“正”“變”之依據的,花間詞和南唐詞并非詞史上最早的詞作,但詞之為體發(fā)展到這個階段,才開始尋找到最適合詞之文體特性的題材手法、表現方式和創(chuàng)作風格,才開始成熟。
有意思的是,有人認為蘇詞非豪放之詞,所以亦非變體。吳世昌《詞林新話》就說,蘇東坡只有“大江東去”“老夫聊發(fā)少年狂”“明月幾時有”等幾首稱得上曠達,連慷慨都談不到,何況“豪放”?但我們知道,蘇東坡之前有范仲淹的《漁家傲·秋思》(塞下秋來風景異),還有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懷古》(登臨送目),為何王灼這位僅晚蘇東坡數十年的人會說蘇東坡是“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碧雞漫志》卷二),胡寅這位晚蘇東坡不滿百年的人會說蘇東坡是“一洗綺羅香澤之態(tài),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向薌林〈酒邊集〉后序》),卻沒有將這樣的贊譽送給范仲淹或王安石呢?這正可促使我們去思考作品數量、質量和影響等一系列問題。
與“正”“變”之爭相關聯的是對于“非本色”說的駁難。
北宋人陳師道《后山詩話》說:“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這段對蘇詞最早也是最著名的批評曾引起后世許多非議。清人沈曾植的駁難與眾不同,他不從批評的對象蘇詞入手,也撇開了諸如詞史觀、價值觀、審美觀等不易講清的問題,直接抓住陳師道本身的言論進行詰問:“雷大使(舞)乃教坊絕技,謂非本色,將外方樂乃為本色乎?”(《菌閣瑣談》)這一詰難乍看起來十分有力,其實卻不然。
細審陳后山的原話,謂雷大使舞非本色,并不意味著外方舞才為本色,倒確實表明了內方舞同樣可能非本色。這里應該分清的是,“本色”與“當行”是指一門藝術的創(chuàng)造者沿用這門藝術為眾所首肯、接受的技巧、風格,而“出色”與“內行”完全可能是對這門藝術非不精工,但愛標新出奇、走為眾人所不常走的路子。從邏輯上來說,“本色”“當行”一定意味著“出色”“內行”,但是“出色”“內行”卻不一定等同于“本色”“當行”。
從這個角度說,陳后山不但對雷大使舞的評價并無捍格不通之處,對蘇詞的評價也是符合實際且很公允的。他只認為蘇詞“非本色”——前面也說了,無可懷疑,在士大夫主導的詞壇上,已成正統的詞風是“婉約”一路,“婉約”才是詞的“當行”“本色”,因而,以“豪放”為風格的蘇詞自然“非本色”,也就是前面所說變格、別調的意思——與此同時,他不僅不否認蘇詞的“出色”“內行”,而且將這種“出色”“內行”的程度加以充分的夸張式評價——“極天下之工”,這樣的評價難道還不算高嗎?
“正”“變”與“優(yōu)”“劣”并不能直接畫等號,正體、變體的劃分,可以是一個是非判斷,但首先是一個事實陳述。認清這一點,我們也許就可以不再糾纏于“正”“變”問題了。
蘇東坡為何開創(chuàng)豪放詞派
那么,蘇東坡為什么會“以詩為詞”、開創(chuàng)豪放詞派,走上一條不同于傳統的路徑?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有必要審視蘇東坡與柳永的關系。
如果要問,詞史上經常被與蘇東坡相提并論的人是誰?想必多數人的回答是辛棄疾。作為開創(chuàng)詞史新局面的兩個代表人物,蘇東坡和辛棄疾,不論他們的相同還是不同之處,都有很大的可比性,人們歷來將“蘇辛”并稱,自有其道理。
可是如果我們說,詞史上其實別有一人,也就是柳永,同樣常與蘇東坡相提并論,大家可能就會感到有些意外了。柳永與蘇東坡既不同時又不同派,更主要的是,按照既已形成的定讞來看,蘇柳二人在思想意識、趣味情調、創(chuàng)作風格、藝術成就諸方面,不僅分明如涇渭,且相去似霄壤。似乎無論從什么角度出發(fā),都不會也不應將二人聯系在一起。
然而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早在北宋末年,胡寅在《題酒邊詞》中就開始將蘇柳二人做對比。對比的結果是,蘇東坡“超然乎塵垢之外”,而“柳氏為輿臺”,柳永落了下乘。到了金代,王若虛的《滹南詩話》也為蘇柳較過一番勝負,結論是蘇東坡乃“高人逸才”,而柳永輩“纖艷淫媟”,依舊是蘇完勝柳。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上述諸人一致“抑柳揚蘇”,卻只因以柳永來比較蘇東坡,便有一些人覺得是對蘇東坡的大不恭。金元時期元好問在《新軒樂府引》中就說,蘇東坡作詞不過是“翰墨游戲”“乃求與前人角勝負,誤矣”。王士禎《花草蒙拾》說得更明確:“瑣瑣與柳七較錙銖,無乃為髯公所笑。”殊不知,這其實是從另一個角度又把蘇柳聯系在了一起。
其實,將蘇東坡“與柳七較錙銖”是不會“為髯公所笑”的,因為這始作俑者并非別人,正是髯公蘇東坡自己。
作為詞壇圣手之一,蘇東坡對其他詞家加以褒貶評騭的并不在少數,但對柳永似乎尤其感興趣,言談中一再提及,有贊揚、有批評,更多的是拿自己的作品與柳永比較。這種情況,在包括詩文在內的整個蘇東坡文學創(chuàng)作中實不多見。就目力所及,相關材料主要有以下一些:
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與鮮于子駿書》)
東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謳,因問:“我詞比柳詞何如?”對曰:“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執(zhí)紅牙板唱‘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zhí)鐵板唱‘大江東去’。”公為之絕倒。(俞文豹《吹劍續(xù)錄》)
少游自會稽入都,見東坡。東坡曰:“不意別后,卻學柳七作詞。”少游曰:“某雖無學,亦不至是。”東坡曰:“‘銷魂,當此際’,非柳七詞乎?”少游慚服。(曾慥《高齋詩話》)
蘇子瞻于四學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嘗不極口稱善,豈特樂府?然猶以氣格為病。故常戲云:“山抹微云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
東坡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聲甘州》云:‘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語于詩句不減唐人高處。”(趙令畤《侯鯖錄》卷七)
較之他人,這些材料中表現出的蘇東坡對柳永的特別關注是顯而易見的。那么我們應該如何理解蘇東坡的這種特別關注呢?以往研究者大都著眼于上述材料中譏諷柳永的部分,認為“東坡在當世詞壇對柳永最為敵視,出言詆毀,非止一次”(龍榆生《東坡樂府綜論》),認為東坡是“與他(柳永)抗立的大詞人”(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東坡詞徹底反對柳永,要‘無柳七郎風味’”(羅忼烈《東坡詞雜說》)。
我認為,這樣的理解不僅忽視了蘇東坡在譏諷的同時對柳永的贊揚,而且對蘇東坡譏諷柳永的理解也未能透過表象去分析其實質——眾所周知,以時代而論,柳永的行輩高于蘇東坡,柳永辭世時蘇東坡尚在家鄉(xiāng)眉山就學,并未出川。蘇東坡開始步入詞壇之際,柳永早已不在人世,為什么蘇東坡會對柳永這般念念不忘、一再言及呢?
我以為,這只能說明兩個情況:一是柳詞在當時的影響很大,“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雖然其人已離世,其創(chuàng)作的影響依然籠罩詞壇不曾衰歇;二是這種影響在作為詞壇后來者的蘇東坡身上同樣產生了相當大的效應,這種效應造成的后果至為復雜,不僅表現在既非一味崇拜與景從,亦非全然批判與否決,而且表現在它給初登詞壇的蘇東坡帶來了一種巨大的心理壓力,成為他意欲一比高低的競爭目標。
那么,蘇東坡是否曾經向柳詞學習過呢?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說學過,澳門學者曹樹銘《蘇東坡詞》、葉嘉瑩《論柳永詞》則認為沒有。我同意陸、馮二氏的觀點。
蘇軾學柳,首先表現在他的詞集里有一些與柳詞“骫骳媟黷”風貌近似的作品。如《雨中花慢》(嫩臉修蛾)這首未編年詞,意境、情味與柳詞頗為相似,以至有人認為此“不類坡詞”(朱祖謀《東坡樂府凡例》)。其中還有借用或化用柳句之處,如“嫩臉修蛾”句即出自柳永《尉遲杯》,“算應付你”三句亦從柳詞《憶帝京》“系我一生心,負你千行淚”化出。以上種種令我們有理由懷疑,這是蘇軾早年學柳時的習作。
然而,若謂蘇詞學柳僅僅表現在冶蕩旖旎一路,不僅失之片面,對蘇東坡來說也是不公正的。我們知道,柳永在詞史上的一大貢獻,是改變了在他以前少數文人詞家偶爾寫作慢詞“用小令作法”(夏敬觀手批張子野詞語)的局面,發(fā)展和提高了慢詞藝術。而在一般人看來,“膩柳豪蘇”,蘇詞迥異于以及高出于柳永之處,在其豪放高朗一類作品。殊不知,蘇軾這類受到文壇交口稱贊的作品,正是依賴于柳永發(fā)展的慢詞藝術而作出的。如被視作突破“詞為艷科”藩籬、轉變詞風標志的《沁園春》(孤館燈青)一詞,在鋪陳景物的手法、委婉回環(huán)的風格上,便與柳永的羈旅行役詞有明顯的相似。包括這首詞在內的許多東坡長調,一改摹借歌女聲吻的代言體為直抒胸臆的立言體,也與柳永作為先行者的作用是分不開的。
同樣重要的是,對于蘇東坡的學柳而言,我們不應忘記他對柳永《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不減唐人高處”的贊揚。有人將這種贊揚看成蘇東坡對婉約派的寬容是不妥當的,因為蘇東坡這里贊揚的明明是柳永詞作中的另類,即不同于其旖旎婉曲、婉約嫵媚之作的具有高遠深沉氣象的作品。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正是這類作品為蘇東坡改革詞風提供了示范。
周策縱在《蘇軾〈念奴嬌〉赤壁詞格律與原文試考》一文中,從語源角度探討蘇軾名作《念奴嬌·赤壁懷古》的異文問題。他發(fā)現該詞與柳永《雙聲子》(晚天蕭索)詞主題相似、情感相似,遣詞和意象相似甚至相同,認定蘇詞“受了柳永《雙聲子》一詞的極大影響”,更根據柳詞“云濤煙浪”一語,推斷蘇詞“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句中之“穿空”二字,當取另一異文“崩云”而替代之,因為“‘崩云’和‘驚濤’連用,恰好與柳詞‘云濤’字相合”。又根據柳詞中“繁華處,悄無睹”的“悄”字,推斷蘇詞之“浪淘盡”“自亦可能用‘浪聲沉’了”。雖然我以為文學的影響和傳承更多具有創(chuàng)作取向和藝術技法層面的意義,不能過于坐實或牽強,尤其在處理類似異文的具體問題上,更重要的是依靠校勘學的實證。但無疑,周文所舉出的“還未受到前人注意”的《念奴嬌》與《雙聲子》的諸端相似,為我們上文“示范”的作用說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實例。
總之,柳詞對東坡詞的創(chuàng)作是產生了相當影響的,這種影響很重要,不僅體現在柳詞是蘇東坡的學習對象,更體現在它牽涉蘇東坡“以詩為詞”、開創(chuàng)豪放詞派的心理因素。
我們知道,蘇東坡是一個才分高卓、抱負宏遠的人物,遑論其詩文、書畫,就連他最為坎坷的官宦生涯,也曾經做到過素有“內相”之稱的翰林學士。同樣,在屬于文苑領地的詞壇上,蘇東坡自然也沒有甘居人后之理。當他嘉祐二年(1057年)22歲隨父親至汴京進士及第、開始步入文壇時,柳永謝世不過數年,其詞作四方傳唱、聲勢煊赫。年少俊發(fā)的蘇東坡不會不受到這種風氣的感染,因而對柳詞深加關注甚至頗為欽羨,進而將之當成了自己詞作起步階段模仿、效法的對象。
但是,蘇東坡可以并且也樂于借鑒柳永的創(chuàng)作經驗,卻不會以永遠的追隨為滿足。也許就在青年時代,剛開始嘗試著作詞,以柳詞作為入門之徑的時候,他的意識深處便開始將這位詞壇耆宿當成了自己的競爭對手乃至趕超目標,一意以壓倒和超過柳永為成功標志。
就詞創(chuàng)作來說,這種意識或潛意識似乎伴隨了蘇東坡的一生。熙寧七年(1074年),他剛開始創(chuàng)作出自認為是“自是一家”的詞作之后,就興奮地告訴朋友:“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其言辭之中表現出的情緒,尤其是“呵呵”笑聲中傳達出的那種自負、自得的天真神情,900余年后的我們依然會真切地感受到。
此后又過了十數年,蘇東坡在詞壇上“自是一家”的面貌已經形成,遺憾的是其地位卻沒有得到當時的普遍承認——正如劉熙載《藝概·詞曲概》所言“東坡詞在當時鮮與同調”,人們固難接受他這種“以詩為詞”對于傳統的叛逆。與此同時,柳永這一詞壇大纛依然挺立,所投下的陰影依然籠罩著蘇東坡,于是他仍然樂于與柳永“斤斤計較”。元祐元年至四年(1086年—1089年),前引他在翰林學士位時與幕士之間那段極有名也極有趣的關于“關西大漢”和“妙齡女郎”的對話,就是蘇東坡此種心緒的生動記錄。
當我們了解了以上所說的背景,應該就會覺得這些涉及柳永的言論,所反映的其實是一種由艷羨到競爭的心理,而不是一種純然的蔑視和敵視。如果不是這種意欲一比高低的競爭心理在支配著蘇東坡,以他的翰林學士之尊、文壇盟主之重,又何須去提起生前就困頓并已去世多年的柳永,且還要將之與自己作比較呢?
可以類比的例子是南宋初年的張孝祥,他是有意學蘇的“豪放”詞人,據南宋筆記《四朝聞見錄》乙集記載,他“嘗慕東坡,每作為詩文,必問門人曰:‘比東坡何如?’門人以過東坡稱之”。蘇之較柳與張之較蘇,從心理意識來說并無二致。他們所樂于作比較的,都是自己心中所存的一個偶像、一個榜樣、一個欲與之競爭的目標。要說其中的不同,那就是他們對待榜樣的態(tài)度與競爭方式。張孝祥是以蘇東坡的追求為追求,蘇東坡則是獨立門徑、另辟新境,使自己在日后也能成為他人追尋的目標和崇拜的偶像,從這里正見出二人氣魄與抱負的不同,也是張孝祥最終視蘇東坡瞠乎難及的原因。
關于《與鮮于子駿書》,就聞見所及,唯有劉熙載對其字面透露的微妙心理有所察覺。他在《藝概·詞曲概》中說:“(東坡《與鮮于子駿書》)一似欲為耆卿之詞,而不能者。”他這種著意涵泳文意的細心是值得欣賞的,可惜他的這種體味并不十分正確。蘇東坡不是不能為柳詞并引之為憾事,而是在既為柳詞之后著意于另辟蹊徑,以求與之分庭抗禮乃至超乎其上。更可惜的是,劉熙載連這一不十分正確的感受也沒能守住,在這兩句之后,緊接著又說道:“然坡嘗譏秦少游《滿庭芳》詞學柳七句法,則意可知矣。”實際上又回到理解的老路上去了。
如果說蘇東坡背離傳統、走上“以詩為詞”的道路,是因其存有同柳永比較的心理和競爭意識,非但不是輕視柳詞,相反正是心存柳詞、重視柳詞的表現,那么又該如何看待其在《高齋詩話》和《避暑錄話》中對秦觀的批評?我們能說蘇東坡對柳永就沒有不滿之處,蘇東坡“以詩為詞”就沒有其他原因嗎?
答案是否定的。本文所論,不過是從一個特定角度對蘇東坡“以詩為詞”的動因所作的分析。蘇東坡所以要選擇“以詩為詞”這樣一條創(chuàng)作道路,除心理因素外還有性格因素,他的性格坦蕩磊落、爽朗不羈,天然近乎豪放的氣度。除這兩種屬于自身的因素之外,還有社會環(huán)境的客觀因素,那就是在當時的文壇上,改革是一種時代趨勢,詩和文的革新運動都已蓬勃展開,并取得了可觀成效,唯獨文壇之中的詞壇,似乎獨立于這一歷史潮流之外,不曾受到多少沖擊。雖然我以為,晚唐五代詞的出現,不僅不應如通常的觀點將之看作是一種文學史的反動,是詞體發(fā)展走上的歧路,恰恰相反,是為詞尋找到并建立了最適宜的文體特性,奠定了詞作為一種獨立文體向前發(fā)展的基礎,同時也應該承認,晚唐五代以及沿襲晚唐五代的北宋前期詞人的作品存在情調軟靡、格調低下的毛病。有人評柳永“詞語塵下”(李清照語)、“格固不高”(陳振孫語)等等,誠不謬也。在精神意志、氣度襟抱等方面都與柳永迥異的蘇東坡,對此自然是格格不入的。因而他在不廢模鑒的同時加以創(chuàng)變,自是情理之中的事。
總之,蘇東坡最終走上“以詩為詞”這條有悖傳統的創(chuàng)作道路,除諸種外部原因外,他對柳永所存有的由艷羨到攀比的競爭心理是很重要的一個內部原因。了解這一內部原因,反過來又能使我們更準確和更真切地把握蘇東坡對柳永的真實心態(tài)。這對研究蘇東坡和研究柳永來說,都是有意義的。
(劉石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兼任《清華大學學報》(哲社版)副主編,《數字人文》合作主編,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領導小組成員,《文學遺產》《中華文史論叢》《文史知識》等編委。出版《蘇東坡詞精讀》《有高樓雜稿》《詩畫之間》《法書要錄校理》《素以為絢的風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