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曉嵐“酷評”《聊齋志異》
今天,《聊齋志異》早已成為中國古典小說名著。然而在清代,它并非從一開始就得到正統學界的認可。乾隆年間編纂的《四庫全書》及《四庫全書總目》沒有收錄、著錄此書;時代稍晚于蒲松齡的紀昀,也曾對它提出尖銳批評。
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同樣以狐鬼神怪、奇聞異事為主要內容,常與《聊齋志異》并稱。但兩部書題材雖相近,寫法和追求卻大相徑庭。

盛氏刊本《閱微草堂筆記》
“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紀昀門人盛時彥在《姑妄聽之》跋中記錄了老師對《聊齋志異》的評價:
“《聊齋志異》盛行一時,然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也……今一書而兼二體,所未解也。小說既述見聞,即屬敘事,不比戲場關目,隨意裝點……今燕昵之詞、媟狎之態,細微曲折,摹繪如生。使出自言,似無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則何從而聞見之?”
紀昀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一是“一書而兼二體”。在他看來,六朝《異苑》《續搜神記》一類作品屬于記述見聞的筆記體,重在簡潔記事;《飛燕外傳》《會真記》等則屬于鋪陳人物和情節的傳奇體。前者近于志怪筆記,后者近于文學創作,兩者各有體例,不宜混雜。
《聊齋志異》卻打破了這種界限。書中既有篇幅短小、近似六朝志怪的作品,也有情節曲折、人物鮮活的傳奇體小說。有些故事還細致描繪男女相悅、密室私語乃至隱微心理。紀昀因此追問:如果故事確屬親見親聞,這些無人旁觀的情態從何得知?如果是作者虛構,又怎能冒充見聞?
這便是他所謂的“一書而兼二體”。從今天看,這恰恰是蒲松齡的創新:他將志怪的題材、傳奇的筆法以及個人的想象熔于一爐。但在重視辨體、強調文獻可信的紀昀看來,這卻破壞了著述應有的界限。
二是“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這句話既有對蒲松齡才華的承認,也包含對其過度鋪陳、追求文采的警惕。
紀昀后來還說:“留仙之才,余誠莫逮其萬一。”他并不否認蒲松齡才華出眾,只是不贊成把小說寫得如同戲曲一般曲折生動。在他的觀念中,“著書”應當持論謹嚴、有益教化;《聊齋志異》中的男女私情和親昵情態,雖然“摹繪如生”,卻不是他所推崇的著述方式。
狐仙一夢 書生自戲
觀念上的分歧,也進入了紀昀自己的小說。
《閱微草堂筆記》記載,東昌一名書生夜行郊外,見到一座宏偉宅院,懷疑是狐仙幻化。他平日熟讀《聊齋志異》中《青鳳》《水仙》等故事,便盼望自己也能遇見狐女,遲遲不肯離去。不久,一輛華麗馬車駛來,車中婦人夸贊書生相貌出眾,又有兩名婢女將他請入宅中。書生以為艷福將至,滿心等待成婚。不料到了晚上,一位老翁前來作揖,說新女婿即將入門,請這位“文士”幫忙主持婚禮。書生這才發現,自己不是新郎,只是被請來充當儐相。
他回家后憤憤講述遭遇,聽者卻大笑道:“非狐戲君,乃君自戲也。”
這則故事顯然是在反用《聊齋志異》常見的“書生遇狐”模式。紀昀諷刺那些心生妄念的讀書人,在他看來,真正迷惑書生的可能正是《聊齋》式的幻想。
父子心結 平添成見
紀昀對《聊齋志異》的反感,還可能夾雜著一層個人情緒。
他的長子紀汝佶幼年聰慧,后來熱衷詩文創作。紀昀曾在《閱微草堂筆記》附錄中說,自己從軍西域期間,紀汝佶與詩社才士交游,先是學習公安、竟陵兩派,后來在泰安讀到《聊齋志異》抄本,“又誤墮其窠臼,竟沈淪不返,以訖于亡故”。
紀汝佶去世后,紀昀從其雜記中選出六篇,附在《閱微草堂筆記》末尾,一面借此保存兒子的名字,一面又惋惜他“一歸彼法,百事無成”。
不過,這段話所批評的是兒子受到《聊齋》影響,寫作走入“才子之筆”的道路,最終在著述上未能有所成就。文學觀念的沖突與喪子之痛交織在一起,也許更加深了他對蒲松齡的成見。
值得注意的是,紀昀說紀汝佶讀到《聊齋》抄本時“是書尚未刻”,但現知《聊齋志異》青柯亭本已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刊行,早于紀昀被遣戍新疆。紀汝佶讀到的可能確是抄本,但“尚未刻”當屬紀昀記憶有誤。
兩條不同的小說道路
紀昀堅持“尚質黜華”,《閱微草堂筆記》中的故事大都交代講述者和消息來源,以表明并非憑空杜撰;篇末又常加議論,將故事歸結于勸善懲惡、因果報應。他追求的是“雖小說,猶正史”。
蒲松齡走的則是另一條道路。他不滿足于記錄怪異,而是借助虛構和想象,讓花妖狐魅擁有人的情感,使鬼怪世界映照現實人間。魯迅因此稱《聊齋志異》“用傳奇法,而以志怪”,點出了其熔鑄兩種傳統的創造性。
魯迅也指出,《閱微草堂筆記》過于強調議論與教化,容易流于因果報應之談;紀昀為了讓讀者相信所寫皆為事實,反而受到“真實性”的束縛。
紀昀的批評也并非毫無道理。他敏銳地看到了《聊齋志異》對傳統小說體例的突破,只是站在“著書者”的立場,把這種突破視為越界。后世讀者則從同一個地方,看到了蒲松齡的創造。
他們一位力圖證明所寫有所聞、有所本;一位則讓想象穿過狐鬼世界,抵達人情幽微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