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玲玲:書寫是一種生命軌跡,我們欲求的唯有誠實
與許多青年作家不同,張玲玲的正式寫作到30歲才開始。在此之前,她是記者,是編劇,“偶得”零星小說,2017年起她在上海一家影視公司負責版權采購。這個晚來的寫作者對小說全力以赴。她為小說文本擇取或者說實驗合適的敘事、節奏、形式、語調,她消耗著題材、寫法、結構,但快樂得難以言喻。2020年全職寫作后,她頻繁地跑動,在故鄉、廣西、上海之間,寫流動的、飄忽不定的生存,2023年她回到上海,結束了一段漂泊,也結束了一種疑慮。她終于找到了能夠寫下去的方式,接下來的任務就是耐心坐在桌前,一個個地寫完。

栗鹿:聊聊你的一天是如何度過的,有沒有特別的愛好?寫作和閱讀在你的日常中所占的比例是多少?
張玲玲:分階段的。小說寫作平穩期可以做的事情較多:健身、散步、讀書、寫字,但進入修改期后,或是寫不大順,我就什么都不做,只是坐在電腦前面熬時間。這個階段讀得也很少,要讀也選特別熟的,因為爛熟,不會牽動思緒,不會受其影響。這個階段的寫讀比例是九比一。
我住所附近白天熱鬧,游人頗多,所以我更習慣于夜晚出來。那會兒街上沒什么人,遇到的貓也不是白天的那一波,它們更害羞,更怕人,有些瘸腿的、生病的也會出來覓食。我和它們更親。
何晶:在全職寫作之前,你是記者、編劇,那時候你的小說寫作狀態是怎樣的?是什么讓你決定全職寫作?當下,堅持寫作,或者說堅持全職寫作的困難之處在哪里?
張玲玲:記者時期稿件任務很重,小說只能是偶得,且一氣呵成,不做修改。當然,質量難論,最終發表的也就那么幾篇。編劇時期寫得也少,正式寫作是做版權之后。
決定全職寫作其實是個相當漫長的過程,我一直考慮的是怎么活下去,而活著必然關乎經濟。實際上,想全職寫作,要解決的不只是經濟,還包括了身體、精神、社交、寫作持續力等諸多問題,后面的每一樣都比經濟更難。
我選全職是出于一種全方面的抱歉,對工作,對文學,對自己。我覺得自己已經工作得太久了,可以做一點真正想做的事情,而不是止于想的階段。
從很多意義上來說,選擇全職寫作是一種賭博,且贏面甚小,但什么是安穩且可靠的生活?又有什么比信心和熱情更重要?人最怕的是撈一票就走,那樣通常會輸個底朝天,但豁出去慢慢來,說不定有轉機。堅持全職寫作的困難在于堅持,而非全職。
栗鹿:某種意義上說,你的寫作是在上海正式開始的,生活與寫作的纏繞間應該引發了很多東西。聊聊你的“上海記憶”吧。
張玲玲:上世紀90年代初,我父親和他兩個哥哥一起在上海做工程。他們做了不少項目,我印象最深的是靜安寺附近的某個大廈。他修那棟大廈的時候,我整個暑假都是在上海度過的。我就住在他的工棚內,床鋪是木條和紙板箱搭的。工地有燒飯阿姨,由工頭妻子兼任,這樣比較省錢。工地附近有澡堂,但工人不舍得花錢洗澡,大家都是水龍頭接根皮管沖沖算了。
后來我母親做批發生意,經常要去上海進貨,我也會跟著一起。我記得有一年,應該是1996、1997年左右,他倆婚姻瀕臨尾聲,我母親帶著我去上海,試圖挽回父親。她做了那種很漂亮、很夸張的頭發,穿了一件黃色寬肩西服,白色牛仔褲。而我父親堅持穿著他的舊工裝,以示區別。她沒能挽回,最后是自己回的南通,把我留在了上海。去時是白天,和母親一起,坐大巴和汽渡,回程是一個夜晚,和父親,在十六鋪碼頭坐輪船,心境、處境迥然不同。對我來說,上海很像一種生活的開始,一種生活的終結,是舊和新的疊影。總是如此。
2017年我在杭州沒找到工作,重返上海謀生,一開始是住在三林,蘆恒路那邊。那年我差不多30歲了,剛剛開始寫作,也覺得一種生活終結了,一種生活開始了。那段時間我每天都很愉快,快樂得難以言喻,直到2020年離開上海,這種興奮(甚至可以說是亢奮?)才告一段落。
2023年回來,則是結束了一段漂泊,結束了一種疑慮。如今我在武康路住了三年了,目前還沒寫過這里。我一直在觀察,卻從沒寫過。寫有時意味著告別與總結,我現在還沒做好準備。
何晶:評論家張莉說,流動的、飄忽不定的生存狀態是你小說的背景,也不難發現你小說關聯著一些語詞,故鄉、上海、廣西,城市、小鎮、遠地,新舊、流逝,你上文提到自己生活中的空間遷移,這種狀態與你的寫作有什么聯系嗎?
張玲玲:我跑動最頻繁的就是2020至2022年,也即全職后的前兩年。我不知道是動蕩的生活導致了寫作的艱難,還是寫作的艱難帶來了生活的不穩定,也即,并非我主觀想移動,而是不得不移動。這種狀態也必然反映在文本上。
我現在跑動得少了,少了許多,是從寫長篇開始的。我不知道其他作者是不是這樣,對我來說,寫短篇的時候更動蕩,長篇則穩定許多。也可能在經過了那一艱難時段之后,我終于找到了能夠寫下去的方式,接下來的任務就是耐心坐在桌前,一個個地寫完。
何晶:有意思的一點是,很多時候你是在廚房寫作,什么時候有這個習慣的?有無數個靈感降臨的瞬間嗎?
張玲玲:其實是條件所囿。工作那會兒,我在辦公室寫,空間大,環境也好,去廣西后,租的公寓只有37平方米,一道墻勉強隔出兩室,一邊廚房,一邊臥室。兩邊都有桌子,臥室的桌子偏矮,餐桌正好,所以就選了廚房。而且去的時候是冬天,廣西又濕又冷,待在廚房,買只15塊錢的電熱爐就可以解決全部取暖問題。
到上海也是一樣,能租得起的房子都不大,一室一廳已經很好,所以我也是在廚房寫作。伍爾夫說一間自己的房間,我覺得能放下一張書桌就已經很不錯。在廚房里寫作,我經常會想起門羅筆下那些寫作的女人——很大程度上,那是她自身的寫照——她們花費很大代價,終于獲得了一個獨居空間,屋子通常都是租來的,很小,故此得兼具多種功能:廚房、臥室、書房——沒有客廳。因為你沒有客人。你始終是一個人。這個空間里面充斥著各式各樣的味道:洋蔥、黃油、茶水、香料,也有舊書、花卉、墨水的味道。那個女人就坐在廚房里面寫作,夏天很熱,陽光從窗外照進來,她穿著短褲、汗衫,大腿貼著椅子,塑料拖鞋發出怪味,她埋頭書寫,沒有覺得更好,也沒覺得更糟,她只是盡可能地多寫,并懷以期待。(《蕁麻》)
我不知道靈感和廚房有無關系,我試過其他地方,咖啡店、圖書館……確實沒有一處地方寫作體驗比在家更好。
何晶:2019年你出了第一部小說集《嫉妒》,第二部小說集《夜櫻與四季》出版于2023年,以及將要推出的這本《阿耆尼》,這樣看來,你小說創作的時間并不算長。就閱讀的感受而言,每一部作品都好像是有不同的語調的,差異很大。《阿耆尼》的前半部甚至像在讀卷宗,很迅疾,而一些篇目,又像抒情曲。想請你談談是如何把握每一部作品的敘事節奏和語調的?
張玲玲:《嫉妒》時期的語言偏側于美式小說,也有新聞寫作的影響。我所受的訓練就是在一句話內塞入盡可能多的信息,實踐下來,有人覺得不錯,密度高、迅疾;不喜歡的則覺得不好讀,信息多得無意義。
《夜櫻與四季》時期我更多參照了自白派詩人的語調,也進行了降速,密度不減。效果也只能說是一半一半。
所以與其說是把握,不如說是實驗,看什么節奏、形式、語調更合適這個故事。有段時間我經常用不同方法寫同一個故事,再擇一個版本出來。這個方法很耗人,我也不贊成這樣做。寫小說最好一刀切準,不要反復細磨。但學會這個需要時間和訓練,并沒什么特別輕松的路徑。
《阿耆尼》的篇目橫跨六年,對于這些轉變或說實驗呈現得更為清楚一些。我希望呈現出這種變化,就像我在閱讀一些作者的小說序列時試圖捕捉的。書寫有時是一種生命軌跡,軌跡無所謂好壞,我們欲求的僅僅是誠實而已。
栗鹿:非常喜歡你給《阿耆尼》這本書寫的后記,阿耆尼是印度教里的火神,承擔著收集亡靈的作用,同時也代表著溝通和凈化。讀到這里,我覺得寫作好像也承擔著類似的“職能”,能和我們談談你是如何收集這些“幽靈”,又是如何消化、處理他們的?
張玲玲:我覺得有一種寫作——不能說全部——確實是一種溝通和凈化。
巫術里有一種命名術,如果指認鬼怪的名字,它們就會消失。精神分析也是。一種疾病、一種痛苦如果被命名或指認,它就會消失。我覺得我采取的方式也差不多:辨認,稱名,然后注視它,看著它消失。
栗鹿:我們這個欄目的作家們都談過的問題:如何理解“正在寫的人”?
張玲玲:我想至少有兩重意味,一種是書寫的人之主體,一種是被書寫的人之客體。有時主客體會置換,比如有些作者會談到對被書寫者的介入,像客體操控了主體。
但“寫”和“人”也比較有意思,AI時代,科技時代,你并不知道書寫主體是什么,人,機器,或者人與機器的混雜;你不知道未來人會變成什么面貌,意識,機器或其他。在去人類中心主義風行的今天,文學與傳統的“人之文學”,和人的關系一直在被有意識地弱化。
栗鹿:最近韓國作家金愛爛在談到AI時,提到了“猶豫”一詞,成為熱點。想請你聊聊AI對于文學和我們人類的沖擊。
張玲玲:我讀了那番話,我覺得有些對,不完全。如果一次停頓就意味著共情,那么一行代碼就能解決。今天很多人在和AI溝通的時候,都覺得它比人更理解人,更善于共情。共情是可以表演出來的,節奏、修辭……我不看重這些。
我不看重共情,也不那么看重智識了,有了AI之后,這些都在貶值。尚未貶值的還剩什么呢?大概是個體經驗。你所經歷的事,最終形成的獨特經驗。它不存在均值,滿是錯謬,甚至不對另一個人起效——因為無價值,所以變得無價了。
AI喜歡龐大的平均——共情取的就是情感的公約數。龐大的平均讓人豁達,也會帶來虛無,譬如,因果虛無時間,時間虛無真愛,群像虛無個體。理查德·福特在采訪里說,他寫他覺得重要的事情,譬如美國,譬如工人階級。但一個中國的農民會覺得美國工人的事情重要嗎?未必的。沒有一件事,對于一個他者來說是絕對重要的,沒有一件事,在一種龐大事物的參照下是重要的,作者通過書寫讓這件事看起來重要。
很多人覺得AI是工具,不必高看也不能低看,但我想說的是,工具不一定是輔助,也可能是限制。人也會被工具奴役。現在大家都習慣了用電腦寫作,但電腦并沒提高作者的產量或質量。書寫時代,作者們寫得也很快、很多,許多作家的產量極其驚人,今天我們普遍寫得更糟、更少。但你讓口述時代的作者、詩人們看書寫時代的作者,他們或許覺得這幫人的記憶力堪憂。我傾向于工具極簡,因其有限,我們才會最大化地調度自己,你也最終會在創造里獲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