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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著摩托去新疆》的紅色教育敘事
來源:中華讀書報 | 趙勇富  2026年07月28日11:43

在當代旅行文學的譜系中,沈偉東的《騎著摩托去新疆》并非單純的風景紀行或親子游記。這部作品以中國大地為課堂,將橫跨數省的旅途與中國革命、建設的壯闊歷史深度交織。從甘肅會寧的紅軍會師塔到新疆喬爾瑪的烈士陵園,從川陜公路的抗戰記憶到西路軍的征戰遺跡,作者帶著讀小學的女兒冒念青,用車輪丈量紅色熱土,用腳步觸摸歷史痕跡,完成了一場別開生面的紅色教育之旅。作品通過細膩的現場描寫、真實的歷史溯源與深刻的現實觀照,不僅展現了紅色旅行在個體生命成長中的重要價值,更論證了紅色文化傳播與革命精神傳承的當代意義,為新時代紅色教育提供了生動范本。

紅色教育的本質,是讓抽象的革命精神轉化為可感知、可共情的生命體驗。對于年幼的冒念青而言,“紅軍”“長征”等詞匯曾是課本上模糊的概念,而甘肅會寧的紅軍會師塔,則讓這些概念有了具象的載體。當摩托車駛入會寧縣城會師鎮,“中國工農紅軍第一、二、四方面軍會師紀念塔”的鎏金大字映入眼簾,鄧小平同志的題字蒼勁有力,舊址大門上毛澤東主席“紅軍會師,中國安寧”的題詞,雖為繁體連筆,卻讓小冒精準認出了“毛澤東”三個字——這種視覺沖擊帶來的記憶錨點,遠比書本說教更為深刻。

作者沒有堆砌歷史數據,而是以父親的口吻,用最樸素的語言為女兒解答“紅軍是干啥的”:“為了拯救老百姓拯救國家,甘愿付出一切的那群人——他們甚至甘愿付出生命。”這句簡明的闡釋,道出了長征精神的核心。在會師塔下,冒念青仰臉凝望的姿態,成為紅色教育最動人的注腳——她或許無法完全理解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艱辛,卻能從紀念塔的莊嚴肅穆中感知到英雄的分量;她或許記不住復雜的會師細節,卻能在父親的講述中,將“紅軍”與“民族英雄”的形象牢牢綁定。

會寧會師作為長征勝利的重要標志,是中國革命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作者通過親子互動的視角,讓長征精神從宏大的歷史敘事落地為個體的情感共鳴。這種教育方式,打破了傳統紅色教育的說教感,讓孩子在現場氛圍的熏陶中,自然而然地接受初心啟蒙。當摩托車駛離會寧,會師塔的身影逐漸遠去,但“拯救國家、甘愿犧牲”的信念,已在小冒心中埋下種子。這種具象化的紅色教育,遠比課堂講授更具穿透力,它證明了紅色精神的傳承,需要以真實的歷史場景為依托,讓年輕一代在與歷史的對話中汲取力量。

如果說會寧會師塔承載的是長征精神,那么廣元段的川陜公路,則鐫刻著中華民族抵御外侮的抗戰記憶。當摩托車沿著“嵌入絕壁的繩索”般的舊川陜公路行駛,崖壁上深淺不一的鑿痕、危石欲墜的“穿巖路”、嘉陵江畔的“老虎嘴長廊”,都在無聲訴說著這條道路的艱險。黑胡子大貨車司機的講述,為這段旅程注入了厚重的歷史內涵:“打日本的時候,川軍就是從這條路出川的。”簡單的一句話,將眼前的山路與八十多年前的烽火歲月緊密相連。

作者沒有停留在對川軍出川的籠統敘述,而是通過細節勾勒與歷史溯源,展現了川軍“無川不成軍”的悲壯。據史料記載,抗戰八年,300多萬川渝將士義無反顧走上前線,64萬余人傷亡,參戰人數與犧牲比例均居全國之首。他們身著單衣、腳穿草鞋,手持簡陋的川造步槍,從這條險峻的川陜公路出發,徒步數千里奔赴山西、上海、南京等戰場。臺兒莊戰役中,王銘章將軍率部死守滕縣,3000余名將士全部壯烈犧牲,用血肉之軀為戰役勝利奠定基礎;安縣農民王者成送子出征時,贈以“死”字旗,上書“傷時拭血,死后裹身”,成為川軍愛國情懷的生動寫照。這些歷史細節與眼前的川陜公路相互印證,讓冒念青直觀感受到:所謂英雄,正是在國家存亡之際挺身而出的普通人。

在當前復雜的中日關系背景下,這種抗戰精神的傳承更具現實意義。當小冒在川陜公路上看到當年筑路的鑿痕,聽到川軍出川的故事,她所理解的“愛國”,已不再是抽象的口號,而是具體的行動——是危難時刻的挺身而出,是平凡崗位上的堅守奉獻。這種從歷史中汲取的家國擔當,將成為她生命成長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養分。

紅色教育不僅要傳遞勝利的榮光,更要展現革命歷程中的艱辛與犧牲。《騎著摩托去新疆》對紅西路軍遺跡的探訪,便呈現了這種悲情英雄主義的深刻內涵,讓紅色教育更具厚度與深度。當中泉鎮山壁上“紅西路軍尾泉戰役遺址”的大字闖入視野,一場跨越時空的歷史對話就此展開。

尾泉村的泉水潺潺流淌,半坡上坑坑洼洼的壕溝是當年紅軍構筑的軍事工事,村民口中“用兵如神、大獲全勝”的傳說,與作者通過手機搜索得知的“慘烈征戰史”形成鮮明對比。這種差異并非矛盾,而是歷史記憶的不同維度——村民們銘記的是紅軍為保衛家園展現的英勇,而歷史記載的是西路軍孤軍奮戰的悲壯。據黨史資料記載,1936年會寧會師后,西路軍西進途中遭遇強敵,無根據地依托、無物資補充,經過四個多月艱苦奮戰,最終失利,僅李先念率領的400余人歷盡艱險抵達星星峽。幸存者回憶,他們在戈壁中形同乞丐,順著電線桿尋找道路,抵達星星峽后,換下的襤褸衣衫燒起來噼啪作響,那是虱子被燒焦的聲音。這些細節讓冒念青明白,革命勝利并非輕而易舉,英雄主義不僅體現在勝利的歡呼中,更彰顯于絕境中的堅守。

星星峽的“西部軍魂”雕像與烏魯木齊人民公園的丹鳳閣,構成了西路軍精神傳承的完整鏈條。警官姐姐帶領冒念青瞻仰雕像時,讓她印象深刻的是“這400多紅軍走過的路,也正是她和爸爸從尾泉村一路騎行經過的路線”。這種空間上的重合,讓歷史與現實產生強烈共鳴——當年紅軍徒步穿越的荒漠戈壁,如今成為摩托車可以馳騁的公路,但不變的是那份穿越艱難險阻的勇氣。丹鳳閣作為西路軍戰士曾居住過的地方,如今成為市民休閑娛樂的場所,孩子們在回廊間捉迷藏,市民在閣前跳新疆舞。這種寧靜祥和的場景,正是對西路軍烈士最好的告慰。

紅色精神并非僅存在于革命戰爭年代,更傳承于國家建設的偉大實踐中。《騎著摩托去新疆》對獨庫公路的探訪,將紅色教育從革命歷史延伸到建設時期,展現了“艱苦奮斗、無私奉獻”精神的時代延續。當越野車駛入喬爾瑪,雪山草原間的獨庫公路蜿蜒伸展,這條被譽為“天山景觀大道”的公路,背后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建設史。

作者通過詳實的細節,還原了獨庫公路建設的艱苦卓絕:1974年動工,10年間數萬軍人參與建設,翻越4座冰達坂,穿過高山永凍層,跨越近10條河流,168名平均年齡不到25歲的年輕軍人獻出了生命。喬爾瑪革命烈士紀念館里,泛黃的老照片、磨得發亮的鐵鍬、裂縫的藤制安全帽,這些實物比任何文字都更具沖擊力,讓作者和小冒對“不畏艱辛的民族精神”有了直觀感受。

獨庫公路的建設精神,是革命精神在和平年代的生動延續。如果說紅軍長征是為了民族獨立,川軍出川是為了國家存亡,那么獨庫公路的建設者們,則是為了國家發展、民族團結而奉獻。他們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中開山劈石,用青春和生命打通了南北疆的交通要道,這種“艱苦奮斗、無私奉獻、團結協作、勇于創新”的精神,與長征精神、抗戰精神一脈相承。當小冒行駛在平坦的獨庫公路上,欣賞著雪山草原的美景,她能真切感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不僅是革命先烈用鮮血換來的,也是建設者們用汗水和生命鑄就的。

《騎著摩托去新疆》的紅色教育敘事,最鮮明的特點是“知行合一”。作者沒有將紅色教育局限于遺址參觀,而是通過親子同行的方式,讓孩子在“走、看、聽、思”的過程中,完成精神的成長與蛻變。

對于小學生而言,課本上的革命歷史往往是枯燥的時間、地點、事件,而親身走過紅軍會師的會寧、川軍出川的公路、西路軍征戰的遺址,就讓這些歷史有了可觸摸的載體。冒念青通過仰望會師塔、撫摸川陜公路的鑿痕、瞻仰烈士墓碑,將書本知識與現實場景結合,形成了更深刻、更持久的歷史記憶。

從更廣闊的社會意義來看,《騎著摩托去新疆》的紅色敘事,為新時代紅色文化傳播提供了有效路徑。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年輕一代接觸的文化多元復雜,傳統紅色教育方式面臨挑戰。而這部作品以旅行文學為載體,將紅色文化融入親子互動、風景描寫、歷史溯源中,讓紅色教育變得生動、有趣、可感。它證明了紅色文化的傳播不需要刻意迎合,而是要找到合適的載體,讓革命精神自然地走進人們的心靈。

《騎著摩托去新疆》的紅色之旅,是一場跨越時空的精神對話,更是一次意義深遠的生命教育。從會寧會師塔到獨庫公路烈士陵園,從川陜公路到西路軍遺跡,車輪碾過的不僅是中國大地的廣袤山河,更是紅色歷史的厚重年輪。作者帶著女兒冒念青,用腳步丈量歷史,用心靈感受精神,完成了一次從認知到情感、從品格到信念的全面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