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個人的堅守與一個時代的微光——評蔣殊長篇小說《七個人的花兒嶺》
蔣殊寫過很多紀實題材,比如《重回1937》《再回1949》《沁源1942》《堅守1921》;也寫過很多散文,比如《陽光下的蜀葵》;還寫過兒童小說,比如《紅星楊》《紅手印》。這部長篇小說《七個人的花兒嶺》是寫鄉村振興的,書名充滿了詩意,其中的語言也充滿了詩意。

蔣殊生于武鄉,她的素材多以故鄉為主,有黃土之厚重,有關河之柔情。這部小說,并非把全部筆墨都集中在鄉村振興故事上,而是把以前的素材也一并融合進來,蔣殊把蜀葵的美好、抗戰的記憶、鄉村的蓬勃都寫到了小說中。她寫出了一片精神、一段歷史以及一種文化。
花兒嶺在明清時期為驛站,曾經繁華一時,而文明前行的車輪,終將這片土地碾成落寞的村莊,讓那些上鎖的窯洞如同“奄奄一息的病人”,那些寄存著鄉愁的小院成為“荒草的棲息地”。
蜀葵構成了小說的核心意象,載著鄉愁,載著抗戰記憶,載著兩岸深情,連接戰爭與和平、歷史與當下。它載著一個小姑娘和一個小戰士八十年的生命友情,也載著兩岸血濃于水的同胞之誼。蜀葵并不嬌貴,可以開在土墻與窯洞之間,但它明媚,明媚到可以照亮兩個世紀。
經緯交織的敘事架構
《七個人的花兒嶺》在結構上采用了雙線交織的方式,鄉村振興敘事為經,抗戰歷史為緯,經緯不斷穿插,織成了一部復雜的長篇小說。蔣殊讓當代性與歷史性合二為一,從而讓小說擁有現實意義、歷史意義、文化意義,獲得了深厚的文學質感與歷史縱深感。
歷史線以王秋桃的回憶碎片為軸心,重回1942那個戰火紛飛的夏天。那是一個十三歲的小姑娘與川軍傷員的一段記憶,正值青春發育期的王秋桃從自己的新褂子上剪下一截袖子,為劉振武包扎傷口。為了感謝王秋桃的悉心照料,劉振武將蜀葵花的故事告訴她。短暫的相逢之后是長久的離別,這一別便是八十年。救助、離別、尋找、重逢構成了這段沉甸甸而又懷著溫情的歷史。最后,當柳藝撥通視頻電話,讓王秋桃與老兵的后人在時空中相逢時,淚水與笑聲在這一刻噴涌而出。
當代線以駐村干部叢溪的視角展開。他初次來到花兒嶺,看到“墻上是女孩剛剛畫完的半朵花”,之后是“柳舍故事”的挫敗、研學團的啟示、蜀葵文化的發現,再到播種花籽、迎劉處長回村、蜀葵花開、第一批客人到來,這短短一年的時光,讓叢溪完成了一次脫胎換骨。他對鄉村從隔膜到理解、從“完成任務”到“被花兒嶺打動”,再到“真正想做點事”。
這種雙線結構并非簡單的穿插并行,而是處處交錯的,通過蜀葵花的記憶,再到來自臺灣的花籽,最后花兒重新開放,這種結構讓歷史在當下生根發芽,作為活的記憶介入當代,為鄉村振興注入了全新的內核。
空間上,大麥村、花兒嶺、南山坡三個地方構成了三重視域,由外向內、由表及里。
大麥村是當代新農村的代表,在叢溪眼中,則是“新房子與老房子摻雜在一起,色調與風格都不好統一”。而村支書老田一心想把花兒嶺的七個人遷入大麥村,以簡單的方式解決難題,而這種思維恰恰抹殺了鄉村的內涵。花兒嶺的窯洞“一層一層盤旋而上”,擁有獨特的地域文化,那些沒有院墻的窯洞,其排列方式暗示這個村莊最初可能是由親兄弟兩人共同建造而成的,簡單地拋棄這個村莊,可能會抹殺一段歷史。
南山坡承載著更深的歷史內涵,它是王秋桃、劉振武相逢之地,曾被日軍的飛機炸成廢墟,如今是鄉村振興規劃中蜀葵種植基地。從“被炸毀”到“重新種植”,意味著毀滅到新生,傷口到強健,弱小到強大。蔣殊擅長隱喻,她的隱喻不晦澀,有厚重感,并且包含民族情感。
文化上,“米朵朵的畫房”“蜀葵文化展廳”“小米故事”三重遞進,花兒嶺從“空殼村”蛻變為文藝聚落,成為擁有記者小院、文化工作室、作家小院、畫家小院的文化之村,這昭示著鄉村振興也是文化振興。
在這些復雜的結構中,蜀葵時隱時現,形成一條貫穿其中的線索。“墻壁上的半朵花”成為叢溪與花兒嶺結緣的起點,“凝血的花布條”是王秋桃回憶歷史的起點,“一朵黑色蜀葵”是米朵朵創造的起點,“蜀葵的光芒”鋪陳蜀葵在中外文化史中的地位,“綴滿蜀葵的公主裙”則將蜀葵意象與母愛、接納、成長相連,可以說,蜀葵花在經緯交織的結構中處處開放。
敘事節奏上,蔣殊時而沉重,時而明快,展現她出色的藝術感。回憶抗戰的那些篇章,沉重而緩慢,比如地道里的喘息、槐樹下的八十三具尸體、王秋桃在深夜抬著烈士上山埋葬等等。展現當代場景的那些篇章,輕快而明亮,比如種花、包粽子、研學團到來、劉三的蜀葵宴等等。蔣殊讓緊張與舒緩交替,苦難與希望共存,形成了一種閱讀上的沉浸感。
之后劉先生推測花兒嶺的地道可能是一處軍事古堡,這讓鄉村的內涵進一步加深。蔣殊是在告訴讀者,每一個凋敝的鄉村,都可能是一座未被發掘的寶藏。花兒嶺這樣的村莊,需要的不是被拯救,而是被看見、被理解,被喚醒。因此,蔣殊的寫作遠遠超越一般鄉村振興的題材,《七個人的花兒嶺》被賦予了如同黃土般深厚的內涵。
綿軟細密的語言
蔣殊的語言風格,可以概括為綿軟細密,說其綿軟,是因為她的語言以含蓄見長,總是話里有話,影綽其辭,看起來很柔很輕,通常都帶著股詩意;說其細密,是因為她的心思細敏,擅長捕捉細節,她只呈現,不陳述,讓流動的文字構成畫面感或鏡頭感。在抒情上,蔣殊是克制的,不會輕易流露她的情感。在內涵上,蔣殊是深刻的,她不會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挖掘一個主題時,她會帶出更多的主題,多層次、多維度地去展現一個事件。
蔣殊常常會讓人誤解為語言質樸,因為她用的是能讓讀者看懂的語言,她從不故作高深。其實蔣殊的語言是融合了古典元素與現代元素,在意境上偏向古典的不事雕琢,她的語言色彩是淡淡的,可這淡如同水墨畫,里面卻藏著萬千色彩。
“那個下午,他順著那束光一直走進去,才發現吸引他的不是光,而是光里的一個小女孩。”這句話,出現在開篇的第二段,看似簡單,卻充滿深意。在叢溪看來,花兒嶺只剩下七個人,自然已經形同廢墟。但是,他看到了光,這光是明清驛站繁華散盡后的余暉,是窯洞與土墻上流淌的歷史微光,是艱苦抗戰后留下的精神之芒。如果花兒嶺的歷史是光,那么小女孩米朵朵就是文化。她畫的半朵花連接兩岸,連接生死,連接歷史時光。即使村莊只剩下七個人,這種文化氣息依然沒有消退,這是叢溪所要追尋的。蔣殊要表達的,并不是一個村莊通過鄉村振興實現鳳凰涅槃,而是讓讀者去發現村莊的美和內涵,只有在文化振興的基礎上,才能實現鄉村振興。花兒嶺的七個人并非村莊的守墓人,而是播種者。
“可是,王秋桃卻給他倒了一碗小米湯。那陣子,他正渴,于是晾溫之后一口氣全喝了下去。”叢溪驚訝的是,給客人喝米湯這種習俗,已經許久沒有見過了。黃土高原盛產小米,小米是這部長篇小說中除蜀葵之外的另一個重要象征。小米古稱稷,稷與社代表的土神合稱為社稷,社稷江山代表了國家。在陶寺遺址,一個倉便能容納十萬斤小米。史傳堯都于平陽,是中華文明的一個重要發源地。有小米就能活下去,就能建立文明,或許,喝小米湯這種風俗來自上古時代。小米承載著文化,承載著歷史,承載著文明的發展。在抗戰時期,八路軍以“小米加步槍”打敗日本侵略者,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又一個典范。叢溪的渴,是一語雙關的,他不只是生理上的渴,還是精神上的渴。蔣殊每次寫這些厚重的文化事物時,都會有意無意地把象征色彩加進去,讓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事物通過她的筆發出光來。
蔣殊的語言,在多數情況下看起來單純,因為她不想刻意拔高那些平凡事物的意義,而是讓蜀葵和小米在文字中自然成長,隨著閱讀的深入,讀者自然能體會到蔣殊對這兩樣事物的深愛,并感覺到其中蘊藏的深厚內涵。蔣殊的《七個人的花兒嶺》與其說是一部小說,不如說是獻給鄉村,獻給歷史與文明的一部散文詩。她借助語言的詩意,讓象征和隱喻不知不覺地融入進去。所以,在那些看似單純透明的文字背后,有著蔣殊對文化歷史的深刻思考。
多維度主題開掘
《七個人的花兒嶺》是多主題的,并非一個簡單的鄉村振興故事,而是融合了鄉村振興、抗戰故事、兩岸交流、民俗文化等等。
在鄉村振興主題上,蔣殊以現實主義的筆觸道出空心村的真實困境,“一排又一排上著鎖的房子像一個個奄奄一息的病人,一處又一處無人的院子成了荒草的棲息地。”當政府想用簡單的手段,將人少的村莊并入更大的村莊時,卻遇到了阻力。在振興路上,“民宿+藝術空間”“農事研學+小米故事”兩個方案皆失敗,只有“蜀葵+文化+庭院經濟”讓村莊獲得了重生。“同樣是蜀葵,花兒嶺蘊含著烈士的鮮血,蘊含著戰爭年代的友誼,蘊含著太行精神,蘊含著祖國大陸與寶島臺灣的深情。”蔣殊沒有回避現實,她寫出了基層政治的復雜生態,在她唯美的筆調里,也藏著一些不光彩的事。蔣殊對鄉村振興的描寫,重點在于如何把“輸血”變成“造血”,讓村莊發展出經濟能力。
在抗戰主題上,又分成兩個小主題,一個是抗戰,一個是兩岸交流。這兩個主題都是宏大的主題,但蔣殊用了一個小切口來呈現,她把筆尖落在1942年夏天,只借助一個端著半碗小米湯喂給傷員的十三歲女孩,一個左腿受傷、手握兩朵蜀葵花的川軍小戰士來呈現。
劉振武手中那兩朵蜀葵花,他始終緊緊握著,在受傷、轉移、顛簸中都沒有丟棄。他對家鄉的思念、對美的眷戀、對死亡的抗拒全部凝聚在這兩朵花里。蔣殊沒有寫劉振武的英勇,沒有寫他的戰斗經歷,只寫了這兩朵花。她用美來沖淡戰爭的殘酷,“月亮把花叢照得跟白天一樣,朵朵紅的黃的粉的花兒清晰可見,包括花蕊。姑娘們坐在花叢中,看花,順著花莖看沒有烽煙的天空,看皎潔的月亮。”“后來,野戰醫院的姑娘們都像王秋桃一樣,在蜀葵花盛開的季節,將一朵一朵花插在戰士胸前,陪伴戰士長眠。”蔣殊拋開戰爭的慘烈,以詩意面對死亡,寫出了極致的悲與美。因為,她要讓那些犧牲的英雄保持美好的尊嚴,這是對烈士最大的尊重。
在兩岸交流主題上,蔣殊也沒有從正面體現,她只寫了人情與人性,只寫下王秋桃記得蜀葵,記得劉振武那句“你說話的時候,真像我妹妹”。當柳藝發來視頻,展現臺灣學甲鎮四萬兩千平方米的蜀葵花田時,當劉先生從父親柜子里發現的兩塊未洗凈血跡的紅花布,與王秋桃保存的那件沒了袖子的紅花襯衫形成完美呼應時,兩岸人民的情感緊緊地維系在一起。家鄉、記憶、青春、熱血來自內心深處,超越政治,超越時空,成為不可分割的情感共同體。蔣殊沒有直接寫兩岸政治,只是讓一朵花、一件血衣、一段記憶承載了聯結的使命,這比任何政治言辭都更能打動人心。
在民俗文化主題上,蔣殊呈現了豐富多彩的山西特色。首先是飲食,小米湯、豆錢錢、黃米棗糕、紅面抿圪斗、槐花撥爛子等等都融進小說中,承載了一個時代舌尖上的記憶。蔣殊對山西美食極為熟稔,不但寫了味道,還寫了制作過程,以及餾棗糕在蒸熟之前不能讓外人靠近看的禁忌,這些是家鄉的味道,也是一縷鄉愁。端午節,王秋桃包黃米粽子的場景進行了詳細描寫,泡黃米、挑紅棗、包粽子、煮粽子、蘸紅糖吃。而叢溪“一口氣就吃下去五個”,則體現了對民俗傳統的熱愛。對花兒嶺的窯洞,蔣殊寫出了原始風貌,每一排窯洞都靠北依山而建,不僅僅是為了保暖與防御,更是順應自然、天人合一的傳統文化觀念的體現。
蜀葵文化是蔣殊的書寫重點,她不但詳細道出蜀葵兩千兩百年的栽培歷史,還寫出了其“既能耐受零下四十攝氏度的酷寒,也能忍受零上四十攝氏度的高溫”生長特性,而這種特性,也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頑強精神的隱喻。為了展現蜀葵文化,蔣殊引用大量的古詩詞,著名畫家的畫作,以及李世民的《服蜀葵帖》來串聯起蜀葵在文化長河中的重要性。這種直接引用的寫法在蔣殊的作品中比較少見,大概蜀葵是蔣殊心中最美的花,所以愛得熱烈了些。
飽滿的人物塑造
蔣殊在人物塑造上并沒有采取傳統的戲劇化沖突來凸顯形象,她筆下的人物是自然的,但每一個人物都有用意,叢溪是精神蛻變的典型,王秋桃是歷史的見證,米朵朵是未來的希望,素菊是城鄉的橋梁,清流是美的代表。
叢溪是駐村的青年干部,但他有別于那些高大上的形象,他是在公文中耗盡精神的反抗者,發出“老子不伺候啦”的怒吼,主動駐村是為了逃避,沒料到完成了一場精神救贖。初到鄉村,他充滿理想主義色彩,卻處處碰壁,然后轉為務實。這是知識分子在扎根生活、心向人民過程中的精神蛻變,他雖然懂得了如何在現實中周旋,但沒有丟掉真誠本色。
王秋桃既是抗戰歷史的見證者,也是蜀葵文化的傳承者。她對抗戰的歷史有著精準的記憶,能夠記起每一個細節。她的一生跨越了戰爭、喪親、貧困、孤獨,始終沒有放棄對生活的熱愛。她對蜀葵的堅守,不僅僅是對文化的堅守,也是對情感的堅守。王秋桃和劉振武的情感,并非愛情,但又超越了一般感情,短暫的相識凝成了守望的永恒。
米朵朵有自閉癥,她的自閉不只是個體的自閉,也是村莊的自閉,是與世隔絕的村莊的隱喻。米朵朵無法與人正常交流,卻擁有驚人的繪畫天賦。她筆下的花,對現實世界也是一個個隱喻。米朵朵與王秋桃相依為命,也構成了隱喻,年輕的用畫筆描繪未來,年老的用口述保存歷史。當村莊熱鬧起來時,米朵朵的病情輕了,這又是一個隱喻。這意味著她在重生,村莊也在重生。
素菊是充滿現實味道的女性,從喪夫后進城打工,再到回鄉創業,這不僅是個人的回歸,更體現了鄉村是精神的歸宿地。素菊是民俗文化的傳承者,針線活兒是一絕。而她從家政女工到老師的身份轉變,也意味著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現代語境中的轉變。過去,針線活兒是農村人的基本技能,在城市中卻成了珍稀資源。素菊從逃離鄉村到建設鄉村,體現了鄉村振興最美好的一幕,人的回歸。
清流是個知識分子,她對鄉村充滿了偏見,“鄉村是不衛生且落后的地方。”叢溪選擇駐村,清流的態度是強烈同情,但絕不同意。但是素菊告訴清流,鄉村“一到春天,滿山遍野都是花兒”,清流的抵觸開始有所松動。叢溪寄來蔫了的蜀葵,清流將其插入花瓶,再用神奇的方式開水澆灌,沒想到蜀葵竟“像得到救治的病人一樣,奇跡般地慢慢康復了”。之后,清流又看到米朵朵的畫,不禁驚訝地想到,原來鄉村并不是文化的荒漠,而是藝術的源泉。最終,清流帶著畫室的孩子來花兒嶺寫生、為米朵朵設計公主裙、計劃參與花兒嶺的整體規劃設計,她從城市美學的守護者變成了鄉村美學的共創者。
這五個人物,叢溪是行動者,王秋桃是記憶者,米朵朵是表達者,素菊是聯結者,清流是審美者,他們是鄉村振興過程中的不同力量,為鄉村振興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們的形象鮮明而飽滿,并且具有一定的隱含意義,可以看出蔣殊在人物設計上的匠心。
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蔣殊正是通過蜀葵這樣一朵平凡的花來寫出鄉村振興之路的。蜀葵的平凡連村里人都不屑,劉大娘說:“這花賤兮兮的,呼啦啦就長出來了,今年就能開啦。”賤是蜀葵的特征,因為太好養活,太常見。可唐代詩人陳標說:“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嫌處只緣多。”它的美足以和牡丹爭艷,可因為平常便落了個賤的命運。村莊也是如此,到處都是,似乎也是一個賤的命運。當它們即將消失之時,人們才驚覺它們的珍貴。于是,蜀葵在《七個人的花兒嶺》中上升為精神圖騰,花兒的振興之路,就是中國鄉村的振興之路。
蔣殊寫的,并不是鄉村振興過程中的一次次拼搏,而是理解鄉村、發現鄉村的一次次審美。花兒嶺的振興,不是從外部植入陌生產業,而是從內部激活文化基因,這是鄉村振興中的一個獨特的榜樣。
蔣殊在這部小說中,把散文的抒情、紀實文學的嚴謹、小說的敘事自由融為一體,形成了一部特別的小說,它很淡,幾乎沒有什么像樣的戲劇沖突,只有一種審美的內在沖突,在閱讀中,讀者會逐漸理解鄉村的美好,重新審視鄉村,這就是蔣殊的用意。
蔣殊的文字也如蜀葵,外表是柔軟的,內部是堅韌的。她筆下的振興,不只是經濟的振興,更是精神的振興、文化的振興。
譬如一花引百花開,寂者皆芳,芳終不盡。
七個人的花兒嶺,是一條通往精神原鄉的路,那路,有暖心的溫度,有不盡的芳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