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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第九屆魯獎獲得者羅偉章:任何時候都要回答好“我為什么寫作”
來源:文藝報 | 羅建森  2026年07月27日15:15

7月15日,第九屆魯迅文學獎揭曉,作家羅偉章的《屋檐》獲中篇小說獎?。記者就此專訪羅偉章,邀請其暢談獲獎感受、創作心得與文學觀念。

日常性使共情成為可能

記者:偉章老師好!祝賀您的中篇小說《屋檐》獲第九屆魯迅文學獎。《屋檐》以“合租”為切入點,通過兩代人的合租情形,細膩描繪了時代變遷中人際關系的流變。這篇小說的創作起因是什么?大概過程是什么樣的?

羅偉章:我家對門,有幾個年輕人合租,房東放了一把大門鑰匙在我這里,以備不時之需。有若干次,他們中的某一位,果然就忘帶了鑰匙,找我幫忙開門。有一次我注意到,屋子里其實是有人的,但他沒敲開門,這讓我有了很多聯想。平時在和年輕人交往的過程中,我也發現他們心里的邊界感特別強,思考問題的時候,“我”和“我覺得”是第一要務。想到這里,便又禁不住去思考其中的得失。《芙蓉》雜志的楊曉瀾找我約稿時,我想到二十多年前,曾在一篇散文中談及當年的合居,當年與當下,兩相對照,就寫了這篇小說。

記者:《屋檐》中并沒有一個具象化的屋檐出現,它更多地是一種象征,是“同在屋檐下”的屋檐。為什么選擇它作為題目?

羅偉章:這個題目暗示了,首先它不是懸浮的,而是日常的、落地的,是隨時需要面對的。其次,如你所說,它是一個象征,屋檐既提供庇護和安全,也構成束縛和限制,既是物理空間,也是心理界線。如何看待這件事,是否愿意在內心的居所里為自己打開一扇窗,會造就不一樣的人生和社會景觀。同時,就這部小說的構思而言,兩代人共處同一屋檐下,如果能夠彼此對話和溝通,所謂心靈隔閡、精神失語的問題,就有機會冰消雪融;對話當中也講道理,但那些道理是從一粥一飯、可感可觸的日常煙火中生發出來的,正是那種日常性,使共情成為可能。這些,都是題目所預示的。當然,一個題目不可能包含太多,或許它就只是個題目而已。

記者:從《饑餓百年》、“塵世三部曲”、《誰在敲門》《紅磚樓》到《屋檐》,您的書寫對象在不斷發生變化,從川東北鄉村延伸到城市生活,人物形象也從鄉土小人物擴充到作家、教師、都市青年等群體。發生這種變化的原因是什么?

羅偉章:說到現實,人就是最大的現實。你提到的這些人物,他們的處境和心事,都是我熟悉的。從個體到群體,從群體到時代,個體的現實映射出社會的現實、人的現實。我沒有刻意地去選擇書寫對象,書寫對象固然重要,但能否由此及彼,發掘出時代情緒和人性幽微,才是對寫作者的真正考驗。

當然,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選擇。比如,我的很大一部分小說,都是以川東北的鄉村、城鎮、城鄉結合部為題材,然而,當我寫完《誰在敲門》和“塵世三部曲”時,我發現我對那類題材已經沒有新的認知了,再寫,即使有新的故事,故事的核心多半也只是原地踏步,于是不再寫,至少暫時不寫,因此有了《紅磚樓》等作品。

記者:《屋檐》的內容和敘事口吻,會讓我感受到一種“懷舊”的氣息。您在寫作和生活中是一個“懷舊”的人嗎?

羅偉章:事實上,《屋檐》里那位老教師所講述的生活,從物質層面講,實在并不美好,而物質不可能不影響心理,物質匱乏,人會變得自私、促狹甚至鋒利。“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對普通人而言,這話具有真理性。但也恰恰因此,人會期盼另一種生活,如果物質生活一時難以改變,就在情感生活和精神生活上去建設自己,把自己打開,將心比心,以心換心,進而通向溫暖、寬容和博大。這樣的精神品格和相處之道,不是過去才需要的,現在同樣需要,因此不是懷舊。我本身也不是一個懷舊的人。每一個時代的人都有其不同的境遇,同時又有相同的對美與善的渴求。時代在變,但總有一些東西是不變的。

正是因為先苦過,所以才能真正寫好

記者:“門”是您小說中經常出現的核心意象。從“家門”“樓門”到年輕人的“房門”,它是邊界、是保護,有時又是囚籠,越來越難被推開。您在創造這些不同的“門”時,有什么整體上的考量嗎?

羅偉章:是的,你說得對。整體上的考量談不上,但它的的確確構成意象。相對于“屋檐”,“門”就更具有象征性,打開、關閉、半開半閉……都構成象征。當一扇門越來越難被推開,甚至根本推不開,某一片空間就被隔絕,整體性就會遭到破壞甚至瓦解。對個人是如此,對一個地區、一個國家乃至更廣大的世界,也是如此。但同時,“門”又是生活化的,能產生具象化的感知,因為能感知,所以能理解。

記者:您涉及的創作體裁非常廣泛,既有數量豐富的長、中、短篇小說,也有散文和非虛構。您有特別鐘愛的某種體裁嗎?是什么推動您不斷去嘗試新的文體?

羅偉章:選擇不同的文體,有時是根據題材,有時是根據心情。我讀大學的時候就開始寫散文,寫散文的時刻是我最輕松的時刻,那時候我只需要對自己說話。我認為最好的散文就是對自己說話的散文。后來轉向寫小說,是覺得,小說可以構筑一個相對完整的世界,可以讓自己的想象落地開花。里面的一磚一瓦,都由我搭建,換句話說,就是由我說了算,那種感覺極其美妙。

寫非虛構就沒有這樣的賞心樂事,那是一樁苦活兒。我寫過兩部非虛構作品,《下莊村的道路》還好,《涼山敘事》是真寫得苦;也不是寫得苦,是落筆之前苦,大雪紛飛的時節,在崇山峻嶺的涼山走幾十天。這還不算啥,最苦的是深入到一個你幾乎完全陌生的語言和文化環境中,你發現自己有那么多的“不知道”,它們像一堵堵墻,把你隔絕出來,而你不但要把墻打開,還要融入進去,既要能感同身受,又要有審視之眼。說到這里,我真想自夸一下,那本書寫得苦,也寫得好。或許正是因為先苦過,所以才能真正寫好。但要說最鐘愛的體裁,還是小說,尤其是中長篇。

記者:從字數和結構方式來看,中篇小說都是一種相對特殊的文體形式。您有什么可供分享的創作經驗嗎?在您看來,優秀的小說應該具備哪些特質?

羅偉章:我的中篇小說確實寫得不少,但一時要說“經驗”,又覺得啞口無言。不過你的話倒是讓我想起自己最初寫中篇的時候,《我們的成長》《奸細》《我們的路》《大嫂謠》,等等,都是憑著對社會的觀察和一腔熱血去寫。后來覺得,我還可以在中篇里做實驗,嘗試多種寫法,而在這方面,中篇足夠寬容,它給你恰如其分的空間,讓你試、讓你探索,于是有了《越界》《鏡城》《寂靜史》,等等,《聲音史》最初也是以中篇小說的形式發表的。

我覺得,小說之好主要由視角和語言決定。事實上它們是一體的,好的語言不會單獨存在,是認知和思想帶動語言。

時刻檢視自己的寫作是否配得上文學本身

記者:在日常生活和閱讀都逐漸碎片化的當下,您覺得我們更需要什么樣的小說?

羅偉章:我在不同場合說過,當下,我們更要呼喚深刻的小說,這是對碎片化閱讀的一種抵抗。一方面,要以優秀的、有足夠吸引力的小說去爭奪讀者;另一方面,像《荒原狼》《撒旦探戈》《尤利西斯》這樣為探究精神生活的讀者而寫的小說,我們也同樣需要。

有時我去網上找一本相對比較有閱讀門檻的作品,結果發現成千上萬的人都在讀它,而且留下了頗有見地的感想。說當下人不在乎精神生活,只在乎情緒和索取情緒價值,或許是誤解,是將局部放大成了整體;如果不是誤解而是事實,就更加證明了深刻小說存在的必要性。我非常尊敬那些思想精深且忠誠于自我表達的寫作者。

記者:您在獲獎后接受采訪時談到,寫作是一條平穩的河流,獲獎則是一道瀑布。這道“瀑布”會對“河流”產生何種影響?

羅偉章:這種影響可能是正向的,會為河流增添動勢、注入活力,但如果不能正確對待,也有可能會讓河流斷航。所以,作為寫作者,任何時候都要回答好“我為什么寫作”這個問題,要時刻檢視自己的回答和寫作實踐是否配得上文學本身。

記者:您接下來有什么新的創作計劃?

羅偉章:前些日子完成了一部長篇小說,名叫《四千里》,表現的是抗日戰爭時期,幾位教師出于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帶著用于教學、科研和推廣的千余只進口動物,跨越五省,行程四千里,從南京走到重慶的故事,是一個“另類西遷”的故事。寫這部小說耗費了不少心力,接下來寫什么,暫時還沒有計劃,可能還是會圍繞知識分子題材,再寫一兩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