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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第九屆魯獎獲得者袁筱一:翻譯是成全他人也發現自己的旅程
來源:文藝報 | 宋晗  2026年07月27日15:12

7月15日,第九屆魯迅文學獎揭曉,法語文學翻譯家袁筱一憑借譯作《戰爭,戰爭,戰爭》獲得文學翻譯獎。《戰爭,戰爭,戰爭》是法國作家蕾拉·斯利瑪尼的代表作,是其“他者之鄉”三部曲之一。就此專訪袁筱一,分享她的獲獎感受、翻譯歷程與文學觀念。

在翻譯中對意義無止境地探索

記者:袁筱一老師好,祝賀您獲得魯迅文學獎!得知獲獎那一刻,您是什么樣的感受?

袁筱一:謝謝您!得知獲獎的那一刻,有點不真實的感覺。收到第一條祝賀的微信時,我正在地鐵上,真沒反應過來,不知道被祝賀的是什么事情。可能是做了這么多年的翻譯,從來沒有想過,會得到這樣的肯定和獎勵。在履歷中,我總是會很驕傲地寫翻譯法語文學30余部,逾300萬字,其實還有一條,從事文學翻譯30余年。數字本身不算什么,卻說明了一種堅持。此前我也拿過傅雷翻譯出版獎和各種民間翻譯獎項,都是專門的翻譯獎項,而魯迅文學獎當然是最令人向往和激動的,因為不是把翻譯當作“另一種”“低于”原創的文學來對待,而看作是寫作的諸多形式之一。

記者:三十多年的文學翻譯生涯,您已成為中文世界讀者進入法語文學的重要擺渡人。能否與我們談談您是如何與法語文學結緣,并決心從事文學翻譯這項事業的?

袁筱一:我10歲就進入南京外國語學校學習,第一外語就是法語。當然,在中學里,我從來都沒有想過自己要做一個翻譯家,那個時候,應該是和大多數在80年代初學外語的孩子一樣,很抽象地想過要做一個外交家什么的,就是那種站在國家戰略前臺的人。真正讓我產生想要從事翻譯的念頭的,是在大學圖書館里,讀了傅雷先生的譯文,再對照著原文,覺得真是奇妙。后來又得到了《情人》的原文,拿著王道乾先生的譯文來對比著讀,也覺得有意思。可能要做文學翻譯的念頭就是那時候埋下的吧。大學畢業之后,幸運地進了南京大學做老師,同時也繼續讀碩士和博士,那個時候翻譯理論與實踐已經是外語學科的一個研究方向,我也就開始順理成章地做起了翻譯。回顧我的翻譯史,我自認為我翻譯的第一部法語小說是200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勒克萊齊奧的《戰爭》,但是這樣說不完全對。因為嚴格意義上來說,我翻譯的第一部法語文學作品是我自己用法語創作的小說《黃昏雨》。我小說得獎之后,《中國青年報》的編輯要求我翻譯的。現在想來非常有意思,當時翻譯自己的作品,我覺得自己作為譯者的權力應該比較大,可以說是將翻譯當作原創來對待的。我是在1994年翻譯勒克萊齊奧的《戰爭》,也第一次嘗到了“戴著鐐銬跳舞”的滋味。有界限的自由比無限的自由更有吸引力。因為在不斷地經歷語言的陌生化過程,譯者對于兩種語言的敏感性會與日俱增。這是翻譯最令我著迷的地方,對意義的探索永無止境。

記者:1992年您以小說《黃昏雨》獲得法國青年作家大獎賽第一名,1994年開始進行文學翻譯,雖然您此后專注于文學翻譯,但從時間看來,您的寫作是略早于翻譯的。寫作對您的翻譯有影響嗎?您如何看待二者的關系?

袁筱一:《黃昏雨》是偶然的寫作,獲獎對我的影響就是它讓我走上了與文學相關的道路。翻譯也是一種寫作。無論是原創,還是翻譯,都來自閱讀,來自理解他人,走近他人、和他人交流的愿望。差別就在于,原創更像是在等待他人的走近,而翻譯有一種主動走近他人的姿態。二者并不矛盾。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也都出現過身兼翻譯家與作家的身份的人物。我覺得能夠做翻譯是挺幸運的,因為不用擔心靈感枯竭。不知道有沒有做過調查,我相信翻譯家比單純的作家要少些焦慮。

記者:您翻譯生涯的第一部譯作是勒克萊齊奧的《戰爭》,多年后又譯了斯利瑪尼的《戰爭,戰爭,戰爭》。兩部書名相近、氣質卻迥異。翻譯這兩部作品時,您感受到的最大不同是什么?”

袁筱一:確實很有意思。兩部作品雖然都有“戰爭”二字,但它們所書寫的“戰爭”其實完全不同。勒克萊齊奧的《戰爭》出版于20世紀70年代,它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戰爭小說。這里的“戰爭”更多是一種象征,它指向現代文明中的一種普遍狀態: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人與自身之間的一種緊張關系,這種緊張關系或許是現代戰爭的真正來源。勒克萊齊奧通過大量碎片化的感官描寫、城市景觀和現代生活經驗,表現人在現代世界中的異化。因此,翻譯這部作品最大的挑戰,是如何處理他的語言風格。勒克萊齊奧的文字非常特殊,它不是靠情節推動,而是靠語言創造一種感受。大量重復、跳躍性的意象,詩性的節奏,共同構成了作品的精神氛圍。作為譯者,不能只是把句子翻譯出來,還要努力把原文中的節奏、壓力和陌生感帶入中文。如果把它譯得過于順暢,反而會失去勒克萊齊奧文字中那種不安和震動。

翻譯斯利瑪尼的《戰爭,戰爭,戰爭》,我面對的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文學世界。斯利瑪尼寫的是具體的戰爭,二戰結束之后陸續到來的非洲獨立戰爭,她關注的是戰爭和歷史如何進入普通人的生命,是殖民歷史背景下個人、家庭和社會關系的變化。她的語言非常現代、簡潔、克制,但敘事又很傳統,她非常懂得通過細節、動作和人物關系,讓讀者感受到歷史留下的傷痕。所以翻譯斯利瑪尼時,最大的難點不是語言的復雜,而是如何保持語言的克制和由情節推動的快板式的敘事節奏。也就是說,如果說勒克萊齊奧的《戰爭》要求譯者進入一種語言和感知的世界,那么斯利瑪尼的《戰爭,戰爭,戰爭》則要求譯者進入一種歷史和生命經驗的世界。

在別人的文字里發現自己的可能性

記者:2016年,35歲的蕾拉·斯利瑪尼憑借第二部作品《溫柔之歌》獲得了法國的龔古爾文學獎,2017年由您翻譯的中文版即已面世。從那之后,您陸續翻譯了斯利瑪尼的《食人魔花園》《戰爭,戰爭,戰爭》《看我們跳舞》,是目前斯利瑪尼作品在中國大陸唯一的譯者。斯利瑪尼作品的什么特質打動您?您在選擇作品進行翻譯時,什么樣的文本或者作家會吸引您?

袁筱一:是的,到目前為止,我是蕾拉·斯利瑪尼唯一的簡體中文譯者。這也有緣分在里面吧。就像本雅明說的,原作在某種程度上是有其“命定”的譯者的,如果原作值得,而那個“命定的”譯者沒有出現,就會一直等待下去。當然這樣說有點過于浪漫。對于文學翻譯而言,比較好的情況的確就是作者和譯者可以相互成就,就和好的婚姻一樣。和蕾拉的緣分,是浙江文藝出版社可以文化的曹元勇社長一手促成的,他話不多,做法就是表現出無條件的信任。這對譯者來說很重要。《溫柔之歌》得到龔古爾文學獎之后,他來找我,其實也沒怎么勸。很快看完小說后,我就答應了。因為我覺得《溫柔之歌》的筆調蠻酷的。冷靜、直接,將一個優秀作者具備的共情能力通過很多容易被忽視的細節展現了出來。蕾拉筆下的細節打動了我。我覺得她是一個好的作者。

譯者選擇作者和作品,當然都會有自己的標準。我可能喜歡選擇挑戰大一些的,就是和自己文字風格有些差異的作品。勒克萊齊奧的純凈就和我自己寫作的拖泥帶水完全不同;杜拉斯的強硬和簡短和我自己的節奏也有很大差異。這就是相互成就的意思。你在別人的文字里發現了自己的可能性,而直到翻譯他/她之前,你都還沒有往這個方向試過。還有個反面的例子,其實盧梭和我的思維、寫作方式可能是最接近的,但我譯《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卻是最痛苦的,最沒有成就感的,當然讀者還挺喜歡。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每一次翻譯,都會摧毀自己的文體,然后再重新塑造,如今我自己的寫作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前兩天和陳丹燕老師做了個訪談,我和她相識有三十多年了。訪談后她對我說,你的文字現在有點干——她是在批評我,因為她的文字仍然很感性。但我不把這句話當成批評來聽,我想,對于一個譯者來說,如果譯的都是自己,那可能是一種失敗。也許再過20年,我會找到另一種感性。為什么不呢?這樣的變化和豐富,難道不是對一個籍籍無名的譯者的補償嗎?

記者:斯利瑪尼的創作跨越了摩洛哥和法國兩種文化經驗,她的作品似乎同時處在法國文學傳統的內部和外部。您在翻譯她的作品時,是否感受到這種文化位置帶來的張力?這樣的作品會給翻譯帶來哪些挑戰或困難?

袁筱一:我之所以同意繼續翻譯蕾拉,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我正作為首席專家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非洲法語文學翻譯與研究”。蕾拉也是我這個項目的研究對象。“非洲”“法語”出現在同一個文學的標簽里,本身就是充滿矛盾和張力的,對于北非法語國家尤其如此。殖民與被殖民之間;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之間;不斷變化、離散、重新生成和想要定義自身身份的愿望之間,張力無處不在。殖民的問題之所以復雜,就是在所有的歷史條件下,幾乎從來沒有截然的他者和自我。蕾拉很好地抓住了這一點,因為她本人就是如此,既是法國的,也是摩洛哥的。《戰爭,戰爭,戰爭》中,蕾拉不僅寫來到摩洛哥的法國女人瑪蒂爾德的錯位與混亂,她也寫去法國打過仗,最終回到了自己家鄉的阿米納的矛盾。她寫得很到位:“瑪蒂爾德讓他(阿米納)變成了一個叛徒,一個異端分子。有時他真想展開拜毯,將額頭貼在地上,聽內心里和孩子們的嘴巴里冒出來的祖先的語言。”殖民之后的非洲,但也包括歐洲,這一類的文化沖突無處不在,再加上沉重的歷史,沖突有時候就會變成裂痕和傷痕。但是文學有責任、也有義務弄清楚傷痕究竟來自哪里。

我想文學翻譯遇到的挑戰在某種程度上都一樣,因為都是在翻譯“異文化”。這就需要既要有“將他者當作他者來對待”(貝爾曼語)的正確立場,也要在具體的文本中尋求一種平衡。譯者最大的危險在于將母語的審美立場置于一切之上,但這可能又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要時時提醒自己。

記者:具體而言,《戰爭,戰爭,戰爭》的翻譯難點在哪里?

袁筱一:《戰爭,戰爭,戰爭》的翻譯難點,首先在于它并不是簡單書寫戰爭,而是書寫戰爭如何進入人的生活。斯利瑪尼關注的是歷史大背景下普通人的命運,因此譯者面對的不只是歷史詞匯的轉換,更是不同文化經驗、情感方式和生命經驗之間的轉換。小說中,兩種文化、兩種語言一直在較量和糾纏。作者是用法語來描述“異文化”和“他者文明”,翻譯時經常需要處理這種“他者的他者”,例如法語拼寫的阿拉伯語,還有一些法語里并不存在的、和阿拉伯傳統文化相關的詞匯。與此同時,蕾拉的語言非常克制,很多時候力量恰恰存在于沒有說出的部分,譯者需要尊重這種留白,在中文中保持原作的冷峻和張力。

“直譯是要成為照亮原作的光,要成就他者”

記者:作家的語言與翻譯家的語言之間往往存在巨大不同,這種不同也迫使譯者做出翻譯觀念上的選擇。在您過往的文學翻譯實踐中,您秉持怎么樣的翻譯原則與觀念?

袁筱一:我的翻譯原則與觀念很明確:就是直譯。直譯不是字字對譯,不是一種翻譯的方法。直譯是立場,是尊重他者,是不將自己的譯作看作是翻譯的終點,是不因為目的語的讀者不懂原文就進行欺瞞,隨意地增加、變化和刪減,是不以追求不朽的譯作為翻譯的目的性,是不替想象中的譯文讀者做選擇。事實上,譯作不會不朽,越“漂亮”的譯文越可疑,也越容易過時。也就是說,直譯是要成為照亮原作的光,要成就他者,而不是成就自己。

記者:您曾重譯過法語文學名著,名著重譯也是翻譯界常討論的話題,您認為一部經典在什么情況下需要新的譯本?譯者如何面對前人的“影子”?

袁筱一:我翻譯的絕大多數作品都是當代的,是需要購買版權的。只重譯過兩部作品。一部是盧梭的《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另一部是加繆的《西西弗神話》。翻譯盧梭的《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是一種實驗性的行為,那個時候我還身處自己的浪漫主義時代,因而想要通過翻譯盧梭來解決正視自我的問題,但其實我并沒有在《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中找到答案。翻譯的過程極其痛苦,以至于我下決心在未來都不要再碰盧梭。不是因為盧梭難譯,而是我發現自己恰恰在這個過程中和浪漫主義做了清算。另一部重譯的經典是加繆的《西西弗神話》。原因很簡單,我很喜歡加繆,那段時間我也正在我的文學課上講加繆,我需要通過翻譯來接近他的思想。從最終結果來說,這兩部重譯的經典都比較受歡迎。《西西弗神話》最近也再版過。對于我來說,我輕易不會接受重譯經典的邀約,除非有特別的原因。前譯的存在是比較重要的原因。通常我譯完了之后才會去看前譯,就是為了避免前譯的影響,也不想因為需要刻意回避就亂了方寸。但是我譯完后會讀前譯,我也會根據前譯來調整一些我自己譯的欠妥的地方。對于我來說,我認為每一個嚴肅的前譯本都是給了我借鑒和幫助的,例如郭宏安老師翻譯的《西緒福斯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