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屆魯獎獲得者薛舒:父親用他的生命,給了我文學的生命
7月15日,第九屆魯迅文學獎揭曉,作家薛舒的《生活在臨終醫院:最后的光陰》獲散文雜文獎?。記者就此專訪薛舒,邀請其暢談獲獎感受、創作心得與文學觀念。
在寫作中療愈自己
記者:薛老師好,祝賀您的作品《生活在臨終醫院:最后的光陰》榮獲第九屆魯迅文學獎。“生命兩部曲”還包括了《當父親把我忘記:隱秘的告別》,寫的是至親患阿爾茨海默癥后住進臨終醫院直至生命終結的不能承受之重。我想,這樣切膚的寫作也是您療愈自己、療愈親人的一種方式,能不能請您分享一下這部作品的寫作過程?
薛舒:在獲獎名單正式公布的那天,我的心里閃過一個念頭:今天晚上,我要對著夜空告訴已經離開6年的父親,他用他的生命,給了我文學的生命,也給了我這樣一部作品。我更要感謝他。這本書最初動筆,是在父親剛住進老年病房之后的半年內。我去看望父親的時候,也抽空去養老院看過好幾次。在父親住院的5年中,我陸陸續續地記錄了一些素材,包括一些病友的故事、護工的故事,那個時候,純粹就是記錄,幾百字、幾句話,甚至在手機里給自己發條短信,在筆記本里稍微記幾句,一直沒有空寫成完整的文章。直到2022年的春天,父親已經去世2年了,我才有時間整理,這就是第二本書的成書過程。
寫作《當父親把我忘記:隱秘的告別》的時候,可能是最痛心疾首的時候。父親得了阿爾茲海默癥,對于我們整個家庭來講,是一個極度恐慌的過程。因為他不僅在遺忘家人,遺忘自己,遺忘一切,也慢慢變得不再是一個正常人,失憶、失智、失能,病情發展極快。那段時間,我們全家人做了很多的努力,一邊不想承認他得了這個病,一邊又想把他遺忘我們的腳步“拽住”。但是,我們沒有找到任何辦法能夠把他拽回來,甚至有一種虛脫感,筋疲力盡,痛心疾首。那段時間我完全沒有心情寫小說。寫小說,需要去虛構一個新世界。但那時的我連真實生活的世界都沒有辦法尋得安定,更沒有余力去寫新世界。我看過一些描寫阿爾茲海默癥病人的生活以及家庭情感故事的書籍和電影,但里面呈現的過于溫馨和美好。當然,文學與藝術也需要這種虛構的效果,它美化了生活,也美化了我們在面對疾病時候的人性。可是,全家人疲于應對這種艱難的時刻,我經歷的更多是絕望與痛苦。這種感覺,讓我對“虛構”失去了信心。一開始,我就把“生命兩部曲”當日記去寫,我希望寫下的是那種恐懼、悲傷和無以應對的狼狽。“久病床前無孝子”,我在寫作的過程中,內心不斷質疑我的愛的能力——我那么愛他,可是他病了之后,我的愛卻在一點點損耗。后來,我慢慢發現,這樣的寫作過程是在療愈自己,也是在療愈我的母親。雖然父親的病難以治愈,但是我們可以療愈自己。
記者:面對失能與失智的中老年人的臨終生活,您反復追問:“這樣活著,有什么意義?”相信每一個讀者,都會在閱讀的過程中不斷捫心自問、自我確認。在后記中,您寫到自己甚至越來越喜歡待在病房,因為“這個離死神最近的地方,卻充滿了‘活’的聲音”。這兩種復雜、矛盾的情感,共同構成了整部作品的基調。您想要傳遞給讀者怎樣關于生命、衰老與死亡的思考?
薛舒:“這樣活著,有什么意義?”我在“生命兩部曲”的兩本書里面都有這樣的質疑。我曾在第一本書里面摘錄過美國作家桑德拉·駱的文章《我為什么希望我父親死去》中的一段,當時我讀到這篇文章的時候,真是淚流滿面,我一邊毫無疑義地相信我對父親的愛,可為什么當我讀到這篇文章時,反而會質疑自己是不是也有這樣的想法。因為我覺得他這樣活著,或者說,如果帶入我自己的話,我這樣活著,有什么意義呢?我不斷地在質問自己。所以,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更多地想要表達的是,當我們遭遇到親人或者自己有疾病、衰老甚至死亡的時候,我們的掙扎、猶豫、痛苦、絕望以及自責、愧疚、逃避,甚至那種自私的流露,可能都是正常的情緒。那么,我們要如何去經歷生命的過程,并且承擔生命賦予我們的這一切呢?這是我想告訴讀者的事。
有的人在第一本書中了解到阿爾茨海默癥的患病及預防問題,在第二本書中了解到護工會不會虐待老人、養老院的價格等現實問題。我創作時只是單純把它們當成文學作品來寫,倘若我的文字還能幫讀者理清這些現實難題,對我來說是件很欣慰的事。都說文學是無用之用,如今我的寫作能產生一點實際用處,也很不錯。
父親住在臨終醫院的5年里,我見到了太多生活在這里的老人。雖然有時也會思考他們活得有沒有意義,但是我似乎在書里面也回答了,他們繼續活著的意義在于親人、朋友、愛他的人會感受到“我是被需要的”。這些躺在病床上的老人,他們無法停止衰老,卻保持著那種動人的、作為一個生命的天真與純粹。他們中的有些人還在努力地想要記得些什么,也無可奈何地要接受遺忘。他們好像在真正地竭盡生命地“活”,最后,是為了更加沒有痛苦地、愉悅地“死”。
如果要追問寫這本書到底有什么意義?我覺得,可能是想送給自己,是送給年輕的、健康的、積極生活的人,或者送給老去的、患病的、頹廢生活的人,送給所有的人。我們或許能提前看見自己的未來。等未來真正降臨,面對病痛、衰老、分崩離析的境遇,我們只需坦然懷念過往。我們都曾擁有過鮮活的青春,能做到這樣就夠了。
送給那些努力生活的人的禮物
記者:小彭、小張、小丁、小馬……這群沒有名字、只有代號,但充滿生命能量、熱氣騰騰的女性護工,把在臨終醫院的日子過得“活泛”。日復一日地,她們事無巨細地做著很多至親也難以堅持的喂飯、擦洗、翻身等一件件小事,她們是很少被看見的“最可愛的人”。您為何會將文學的“鏡頭”,對準“不怕面對死、不怕走近死”的女性護工群體?
薛舒:生活在臨終醫院里的人,除了病人,還有熱氣騰騰的女性護工們。我的確花了很多篇幅去寫她們。她們嘰嘰喳喳的,又麻利、又精明、又樂觀,當然也有投機、有狡黠以及人性的弱點。曾經有一位讀者說,能從書中感覺到我對她們有感謝、有喜歡,還有一種深深的敬意。
我在父親住的臨終醫院里面的接觸到的9位護工,一個都叫不出名字。只有外公的護工小張,最后結賬的時候,我特意問了姓名。說實話,我很喜歡那些護工。在臨終醫院那樣的環境當中,她們能24小時全身心地工作、生活在那里,令我充滿敬意。當然,她們可能是出于無奈,出于生存的需要。我們似乎經常會把“我愛你,我需要你”放在一起說,有時候我會想,是不是我的親人需要她們的照顧、對她們有著非常強烈的需求,所以才特別愛她們。我會懷疑,這種愛是不是功利的?但事實上,她們也會做出很多令人不能接受的行為,我在這本書里面也寫到的一些點滴。所以,我總是在想,我究竟喜歡她們什么?
說實話,要不是父親住在老年病房,我是萬萬不愿意生活在病房里的。她們在那樣的環境中,如果沒有最迫切的生存需求,那是堅持不下去的。后來我有點想通了,我喜歡的是她們強大的生命力,是她們為了生存而愿意承擔所有形式勞動的那種努力。努力生活的人,讓我喜歡與尊敬。所以,這本書也是送給那些努力生活的人的禮物。
記者:除了父親與外公之外,臨終醫院每個患者的故事,都牽動著讀者的心。您在作品中寫道:死亡并不溫情,死亡是尖銳的。您的作品沒有刻意營造溫情,沒有回避死亡的殘酷,在書寫這些臨終人物故事的過程中,是如何做到在尖銳之下,仍然有深沉的人文關懷和人性的溫度呢?
薛舒:現在,我們年輕人喜歡聊生活質量。我覺得,就目前來說,住進臨終醫院的人不要說生活質量了,可能連生命的尊嚴都很難有。父親失智、失能之后,我在尋找養老院的過程中,深切地體會到的一點就是,當你連一張病床都難以找到的時候,又談何尊嚴?很多人可能對尊嚴、體面這樣的詞匯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眼里,尊嚴首先是病人自身的需求。我親眼看到那些老人身上插滿了管子、軀體裸露、口不能言,但他的求生欲比任何時候都要強。很多老年人可能并沒有我們想象中那樣,懷揣著“有尊嚴地死亡、有尊嚴地活著”這樣的想法,而是很單純的“我就想活著”。
作為醫護工作者、病患家人以及整個社會,讓病人活著要有尊嚴地活著,死去也要有尊嚴地死去,可能是一個遠大的理想,是我們正需要努力的方向。我也會疑惑,什么是“尊嚴”?是得到更好的照顧?不袒胸露乳?不被無法控制的屎尿圍繞?不被綁住手腳?這些最基本的需求,也是最難解決的難題。以我這些年照顧父親的體會,這些都談不上“尊嚴”,那只是要讓生命持續下去的取舍。我覺得,“尊嚴”更是一種精神、一種意愿、一種愛的表達。這是很難實現的,這些抽象的詞匯要通過具體的勞動和照顧去體現。說得簡單一點,就是讓活著的人好好活,活得少一些痛苦,活得盡可能漂亮一些、體面一些,僅此而已。我在作品當中,盡量去描述這些普通人的普通追求,讓尖銳的問題變得更加接地氣,或者更加溫暖一點。
關注老年人的夢想、情懷和愛
記者:記得您曾經說起過,從小就喜歡看小說、電影、電視劇等文藝作品中的愛情故事。這本書中,至少有三次出現張江高科技園區路段那對“談戀愛的年輕人”雕塑。在書寫生老病死的生命必然歷程中,您為何會很溫柔、很浪漫地為愛情寫上濃墨重彩的幾筆?
薛舒:能關注到“談戀愛的年輕人”雕塑,我真的非常高興。這是我整本書當中最珍惜的細節之一。但這個細節被注意到的時候并不多,大多數讀者都會注意臨終醫院里面發生了什么故事,以及我們要去怎么應對這些問題。之所以要在寫這本痛苦的、沉重的書的時候,寫這個談戀愛的雕塑,因為這是我自己緩解灰暗色調的一劑藥。每次去醫院看父親的時候,開車走到上海中環路張江高科技段,我都要張望一眼那對雕塑,它們幾乎成了我開往臨終醫院那個灰暗世界途中唯一的亮色。今天,父親已經去世6年了,開車再次經過這條路的時候,我還是會留心那對雕塑。隨著時間的推演,它們有些褪色了。差不多一年前,記得有一次臺風過境的時候,它們被撤掉了。我好心痛啊!我覺得,它們的存在,會持續地給我一劑愛情的、青春的良藥,讓我始終能夠感覺到有活力。
記者:目前,我國社會的老齡化程度正在不斷加深。直面養老,也成為文藝作品關注的重要社會議題。書的后半部分,您和先生很自然地聊起兩人“老了以后怎樣”,您如何看待我們這一代人終將到來的老年生活?您認為,作家應該如何書寫、如何呈現這個看似遙遠卻終將抵達的命題?
薛舒:現在,老齡化程度正在不斷地加深。我最擔心的是勞動力越來越稀缺的問題。目前,已經有很多新開的養老醫院,存在請不到護工的情況。當下社會大多數是獨生子女家庭、少子家庭甚至是丁克家庭,以后我們老了,沒有生活自理能力的時候,也一定會去養老機構。因此,當老齡社會來臨,我特別關心我們這代中年人老了之后還能不能請到護工。不過,在科技如此發達的今天,我相信很快會出現一種護理型機器人,可以像真人一樣做家務,能根據人類的語言描述去自行學習、生成動作,甚至陪伴老年人。我們總是說老有所養,少子女、無子女的老人要怎么養?這都是我們要回答的問題。
文學作品關注這樣的困境一定是有用的。當我們寫夢想、寫情懷、寫愛,這些議題大多被作家賦予在年輕的或者壯年的角色角色身上。其實,夢想、情懷、愛,老年人也有,并且可能更豐富、更沉重,或者更難以言說。包括我們如何活著,如何老去,如何死去,這是最基本的生存命題。這些背后一定也是有夢想、有情懷、有愛的。所以,我覺得關注老年人的生活不僅是養老的問題。作家更要關注的是老年人的精神生活,關注他們的夢想、情懷和愛,以及他們如何看待活著、如何看待老去、如何看待死亡。這也是我未來可能想要更多地去書寫的一些命題。
記者:多年來,您的創作以小說見長,“生命兩部曲”因題材的特殊性而選擇了非虛構的創作方式。不知道您下一步的寫作計劃是什么樣的?是會繼續在非虛構寫作方面深耕,還是會重新回到小說創作中去?
薛舒:“生命兩部曲”是我第一次嘗試創作非虛構作品。這兩年多,我也寫了大量聚焦老年病痛與養老現實的小說,內容涉及醫院護工、居家護工,以及居家養老過程中親人遭遇的種種困境。現階段,我的核心創作方向依舊是小說,大多圍繞中老年人的生活展開,主要聚焦養老現狀、長輩患病后的真實困境,也關注中年人的家庭情感關系,以及中年女性的自我價值表達。我的確沒有刻意地把創作重心放在非虛構寫作上。“生命兩部曲”是特殊契機下的創作,如果以如果以后遇到合適的有表達空間的紀實題材,我還是愿意動筆的。最近,我認領了上海作協發起的一個主題創作項目,去殯儀館采訪各個崗位從業者的日常狀態,當時,我的采訪對象是殯儀館的入殮師,和對方深入交流之后,我內心受到了很大沖擊。紀實稿件篇幅不長,但采訪經歷給了我很多新的寫作靈感。單純寫紀實文稿只能客觀記錄從業者的工作日常,如果想寫成小說,還需要繼續積累更多素材,融入自己想要傳遞的思考,不會完全照搬采訪原型。
之后,我打算嘗試在小說創作中涉及一些殯葬題材,故事不只停留在記錄工作流程,更想要探討生者與逝者之間那道看不見、摸不著的心理隔閡,老齡化、生死告別等,這會一直是我持續關注、書寫的主題。我希望能以小說的形式塑造女性入殮師的形象,為此我還需要慢慢沉淀、持續積累素材,反復琢磨合適的表達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