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屆魯獎獲得者梁鴻:“我呼喚光,想讓光照射在孩子身上”
7月15日,第九屆魯迅文學獎揭曉,作家梁鴻的《要有光》獲報告文學獎。記者就此專訪梁鴻,邀請其暢談獲獎感受、創作心得與文學觀念。
記者手記:
我是一位媽媽,也是一位教育工作者的家屬。當得知梁鴻老師新作《要有光》是一部教育題材的非虛構作品,我們第一時間就買來看了。讀完以后,我在日記里寫道:“我們是一口氣看完的,幾天幾夜都睡不著覺。”因為《要有光》里的案例之真,幾乎就是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故事。
《要有光》有著作家一以貫之的責任感與社會關切,它關乎青少年如何成長,關乎今天我們如何做家長,更關乎究竟何為良好的家庭教育……梁鴻老師再一次用非虛構的光芒照亮那些深藏病灶的角落,“揭出病苦”,以“引起療救的注意”。非虛構文學的魅力正在于此:依托大量堅實、生動的田野調查案例,讀者能同時與不同身份、不同角色、不同處境的人物相遇,聽他們講述自己切身的心路歷程,從其中獲得強有力的情感共鳴和理性反思。《要有光》中,故事場景在不斷轉換,講述視角持續變化,不變的是,無數個體的聲音匯聚成一道醒目的光,照見家庭教育長河中的險灘與暗礁,也啟發家長、教育從業者與社會中的每個人思考:人類的童年,如何才能健全、自由、富有靈性地成長。
記者:梁鴻老師,您好。首先恭喜您的《要有光》獲得本屆魯獎。您看到結果的時候,在做什么,心情是怎樣的?可否分享一下內心真實的感受?
梁鴻:當時正在看書。看到結果后,當然非常開心。第一感受就是非常榮幸,能和魯迅先生產生某種聯結是我非常大的榮幸,它意味著我精神內部的某一部分得到了肯定,那是我一直在追尋的。我想起魯迅那句話,“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這不單單是一種思想境界,也是我們創作和思考的基本起點,它意味著,當你的內心有廣闊人間的時候,你的寫作也會變得寬廣而深遠。
記者:《要有光》的創作動因是什么?是否也首先基于您作為母親、面對孩子教育的經歷?
梁鴻:確實,最初的、最根本的動因是因為我是一個母親。我也在面對孩子成長過程中的各種矛盾與沖突,也是這些矛盾使我意識到我們總是過于簡單化地判斷孩子,而忘記了背后復雜的生成和生命本來的意義。這時候,作為一個寫作者的本能就發揮了作用,我想看看,究竟發生了什么,在我們的生活越來越好,我們的社會發展越來越快,家長越來越關注孩子時,孩子卻在“生病”。我想探究一下究竟發生了什么。
記者:這個過程中,從對“我”到對“我們”的關注,體現了您作為作家的責任意識與擔當。籌備創作這本書歷時多久?您為這一次創作做了哪些方面的田野調查工作?可否跟我們分享一下,創作這樣一部作品背后有多大的工作體量?
梁鴻:正式的調研和寫作差不多將近三年時間,但其實,在這之前,我一直在持續關注這一現象,也在日常生活中通過聊天訪問一些家長,并且在看相關方面的專業書籍。
《要有光》的工作體量遠遠超出了我的設想。我走訪了很多城市,采訪了很多孩子、家長、老師、心理咨詢師和精神科醫生,也包括一些相關的民間機構,每到一個地方,我像以往一樣,也盡可能住下來,和我的采訪者一起生活,這首先需要時間的長度,其次,還有巨大的精神壓力,在面對孩子的創傷和精神困擾時,面對家長的痛苦和糾結時,我也被帶入進去,情緒有很大的波動。但好在都走了過來。
記者:《要有光》中,您采用多線并存、相互交織的講述方式,將“濱海市”“京城”“丹縣”等的故事穿插并置,并且用自述、獨白等方式讓主人公們自己說話。與“梁莊三部曲”不同,您克制了啟蒙主義視角,更冷靜,但讀者能從其中讀到您潛藏于文字之中的深深的共情。關于這部作品的文體選擇、表達方式、章節設置等,您能否談談您的創作想法?
梁鴻:《要有光》我想更多地敞開內部,讓讀者聽到那些“生病”的孩子在怎么想,家長在怎么想,老師、校長、心理咨詢師、醫生怎么想,通過對不同層面的敞開,讓讀者感受到人物之間彼此的心聲,進而達到相互“看見”。因此,我盡可能冷靜地去呈現每個人的狀態及內心所想,不讓我的情感干擾讀者的看見和理解。所以,我一開始就非常確定我要用“非虛構”的方法來寫作,要盡可能呈現出更深廣的真實;同時,“我”盡可能后撤,采用第三人稱客觀視角,以呈現為主;以三個不同空間作為基本結構,這是我在采訪過程中慢慢意識到的,雖然是同一個問題,但背后的原因卻各不相同。
記者:從小說《梁光正的光》到非虛構《要有光》,光都是您創作中非常重要的意象。您能否談談選用這個書名的意圖?
梁鴻:哈哈,一開始我并沒有注意到這一傾向,還是讀者告訴我的。其實,《神圣家族》第一篇就是“一朵發光的云在吳鎮上空移動”,也是光。我想我確實非常渴望光的到來。《要有光》也是一樣。我呼喚光,想讓光照射在孩子身上,讓他們感受到溫暖、光亮以及生命的愉悅。同時,我也呼喚家長和社會有光,正如書中一個孩子所言,“媽媽,你得繼續學習”,我們要繼續學習,讓自己堅強、勇敢、富有思辨力,這樣,你身上就會有光,它會給孩子一個有力的支撐。如果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思考并有所行動,哪怕往前只一小步,所有人在一起,就會形成一個新的空間,給孩子們以庇護和照耀。
記者:《要有光》出版以后,我注意到,這本書在教育界引發的震動更為強烈。您的可貴在于不僅目睹“這是什么”,更在于以文學的方式追問“為何會這樣”。寫完這本書后,如何以愛與理解介入家庭教育這一話題,您是否有更深刻的感受?
梁鴻:是的,有很多家長會和我分享看完書之后所產生的巨大震動,并因此開始思考自己以及思考如何對待孩子。而一些老師讀完書之后,會分享給家長,組織討論會去研讀這本書。我想,文學的作用不在于給事情一個確定的答案,而是努力思考并書寫事物的復雜性,它需要從人類總體情感的角度打開新的空間,這樣,才有真正的光照進來。家長們或者非常需要確定的方法,但是,當真正讀完這本書之后,當意識到問題并不單單只是教育方法有誤,而是情感和認知出現了問題,他們會非常認真地從更根本意義上思考“為何會這樣”,思考究竟“何為愛”,“何為生命”。
記者:從博士論文《外省筆記》到非虛構“梁莊三部曲”《梁莊十年》,到小說《梁光正的光》《四象》《神圣家族》,再到新作《要有光》,您用學術和創作的方式不斷重返自身、重返故鄉,但激發的問題意識與表達效用卻每一次都準確擊中時代的癥結。請您和年輕人談談,如何理解個人經歷、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之間的關系?
梁鴻:自身經歷非常重要,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面貌和精神狀態,作為時代中人,每個人的生活都是值得書寫的,內部也都是波瀾壯闊的,我們要珍視我們的經歷以及這一經歷所包含的內部空間。而要認識到經歷的重要性及其特征,則需要相應的思想能力、足夠的知識背景以及對情感的體會能力等。所以,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是相互生成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