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聲玉振,千古相承——由《詩經》所開啟的中國詩風
《詩經》是中國古代的第一部詩集,它既是詩歌,也是歷史;是訴諸審美的藝術,又是生活的教科書。它從產生那天起,就被納入周代禮樂文化的系統之中,并被尊奉為中國文化的經典。中國古代詩歌浩如煙海,風格各異。但仔細品味,由《詩經》所奠定的中國古代詩歌傳統,卻一直貫注始終,形成了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中國詩風,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以“心靈感動”為源泉的創作理念
世界上每個民族的文學創作都具有鮮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如果說,古希臘最發達的是史詩和戲劇,那么,中國就是一個抒情詩最為發達的國度。《毛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的產生源自人的心靈感動,是內心情志的感物而發,這就是中國人最早的詩歌起源論。對此,孔穎達在《毛詩正義序》中做了更好的解釋:“雖無為而自發,乃有益于生靈。六情靜于中,百物蕩于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于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于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于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于詩’。”由此可見,《詩經》之所以被后世推崇為“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的經典,就因為它是“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藝術。
中國詩歌的這一傳統從《詩經》開始,或隱或顯、或明或暗、或深沉或熱烈、或委曲或直接地出現于《詩經》的大部分作品中,從而使《詩經》抒情詩中處處充溢著人倫至情。先民把自己的生活理想寄托于和妻子的相親相愛,“琴瑟在御,莫不靜好”(《鄭風·女曰雞鳴》);對父母的孝敬,“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邶風·凱風》);對兄弟的關心,“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小雅·常棣》),乃至對家國的忠誠。正因為有這樣至誠至正的充沛情感,才使他們更加痛苦于親人的離別、朋友的失信和家國的滅亡。
從《詩經》中可以看出,中國的抒情詩歌創作一開始就是情感純樸的藝術。詩人們面對自己的現實生活,“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漢書·藝文志》),“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春秋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何休注)。這里有公卿對時政的關心,如《大雅·民勞》;有士兵對家鄉的懷念,如《豳風·東山》;有女子對戀人的癡情,如《鄭風·狡童》;有對農業生活的敘述,如《豳風·七月》;有祭祀禮儀上的歌唱,如《周頌·豐年》;有民間風俗中的男女互答,如《鄭風·溱洧》……正是這些從現實生活所抒發的真情實感,組成了豐富多彩的歷史畫卷。這就是《詩經》所奠定的最為深厚的中國詩歌傳統。
在幾千年的中國詩歌史上,雖然也不乏優秀的敘事之作,但以“心靈感動”為源泉的抒情詩卻一直是中國詩歌的主流,它引領著后世之人進行廣泛的詩歌創作,使之成為中國人最為喜愛、最為普及也最具表現力的藝術表達形式。
以“風雅”為號召的抒情理想
中國人把詩歌看成是“心靈感動”的抒情藝術,這并不意味著要把日常生活中所有的個人情感都寫進詩中,而更強調詩歌創作的高尚意義,情感抒發的嚴肅性。這就是孔子所說的“思無邪”。的確,《詩經》三百零五篇作品,里面沒有一首庸俗的詩,更沒有一首格調低下的詩,每一篇都和周代社會的禮樂文化緊密相關。
《詩經》從體裁上可以分為《風》《雅》《頌》三種類型,從內容上囊括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祭祀詩中表現的是對祖先的崇拜和對家國的忠誠,如《周頌·清廟》《思文》《敬之》;政治詩中表現的是貴族士大夫們對國家的關心,對腐朽現象的批判,如《大雅·蕩》《小雅·十月之交》;戰爭詩中表現的是戰士們保家衛國的決心,對入侵之敵的憤恨,如《小雅·采薇》《秦風·無衣》;燕饗詩中表現的是君臣之間、親屬之間和樂的感情和高雅的情調,如《小雅·鹿鳴》《伐木》;農事詩里表現的是對土地、莊稼、田園的熱愛,對美好生活的贊美,如《周頌·載芟》《豐年》;世俗生活詩中表現的是對多彩民俗的生動描述,如《周南·葛覃》《齊風·還》《小雅·斯干》。即便是在《詩經》諸多表現男女愛情的詩歌中,如《邶風·靜女》《鄘風·桑中》《鄭風·叔于田》《野有蔓草》《出其東門》等,展示的也是上古民風的純樸,是愛情的高尚與純真。
《詩經》塑造了一系列以“君子”為理想的人物形象,是后世之人為人處世的道德楷模。在世俗生活中,他們是女子理想的配偶,“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南·關雎》)”;出征在外,他們是妻子的牽掛,“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王風·君子于役》);在戰場上,他們是雄姿英發的武士,“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秦風·小戎》);在朝廷里,他們是立業的基石,百姓的支柱,“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小雅·南山有臺》)。
這就是后人依據《詩經》總結出來的“風雅”精神。它引導后世文人在情感抒發上尋求健康向上的人生觀念,培養良好的審美習慣和道德節操。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提出的宗經主張,指的就是這種“風雅”傳統。鐘嶸在《詩品》中品評詩人,說阮籍詩“其源出于《小雅》”“可以陶性靈,發幽思”“洋洋乎會于《風》《雅》,使人忘其鄙近”。元稹在《杜甫墓志銘》中稱贊杜甫,首先說他“上薄風雅”。陳子昂則以“風雅不作”來批判齊梁詩的“采麗競繁”;杜甫以“別裁偽體親風雅”作為自己創作的方向。中國古代詩歌所追求的以“風雅”為號召的詩歌理想,深刻影響了后世詩風。
以“比興”為特色的藝術追求
中國詩歌不但強調抒情詩品格的高雅,更強調藝術水平的高超。這就是同樣來自《詩經》而以“比興”為特色的藝術追求。《周禮·春官·大師》說:“(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這是“賦”“比”“興”三個名詞同時出現的最早文獻記載。其后探討者愈多,以朱熹的說法最為簡明。他說:“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
“賦”“比”“興”理論之所以由最初的詩之用變為后代關于《詩經》藝術手法的名詞,最早就源自于《詩經》的創作。直陳者如《召南·采蘩》《衛風·氓》;比喻者如《魏風·碩鼠》《王風·兔爰》;起興者如《周南·關雎》《桃夭》。在這里,尤其是“興”的使用最為引人注目。它有兩種情況:一是借句起興,興句與后文沒有多少意義關聯,如《小雅·采菽》:“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這里前兩句只起開頭或起韻的作用。二是借物起興,因景生情,這種興法在《詩經》中使用最為普遍,如《鄭風·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詩以清晨沾滿露珠的青草起興,來映襯邂逅的美人清揚婉轉的體態容貌。這說明當時的詩人在體悟藝術審美奧秘和寫作技巧上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在“賦”“比”“興”三者當中,后世對“比”“興”尤其看重,合稱為“比興”。它不只是一般的藝術發生學上的借物起興,更是中國人對《詩經》以來的中國詩歌藝術成就的總結。從發生學的角度講,人類進行抒情創作為什么不直言而要通過比興等手法,有著深刻的文化原因。它首先要求詩人所抒之情或所言之事與客觀物象之間有一種類比或象征性的聯系。例如《小雅·谷風》和《邶風·谷風》中之所以都使用了“谷風”和“雨”“云”(陰)這樣的起興詩句,就因為二者與男女情感之間有隱喻關系。《邶風·谷風》“習習谷風,以陰以雨”,毛傳注:“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則室家成,室家成而繼嗣成。”這首詩從開篇的起興就暗示讀者,這是一首抒寫夫妻關系的詩。同理,如《周南·桃夭》,一章言“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二章言“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三章言“桃之夭夭,其葉蓁蓁”,整首詩正因為有了桃的花盛、實多、葉綠的意象描寫,才給人以豐富的藝術聯想,意味新嫁娘就像那棵枝繁葉茂、花盛實豐的桃樹,給夫家帶來歡樂,帶來多子多孫的幸福。《詩經》中運用那些帶有文化原型意義的起興詩句構成簡單意象,再對這些意象進行和人物情感相融合的畫面描述,就產生了韻味深長的意境。如《秦風·蒹葭》,它把男女相戀這一在現實生活里要受到多方限制約束的艱難過程,融入水的阻隔這一文化意象的描寫之中,再襯托以秋天的凄涼,創造出一個迷離撲朔、凄情感傷的藝術境界。那秋水伊人可望而不可即的畫面里,蘊含無窮無盡的、難以言傳的文化情韻。它不僅僅局限于“寄情于物”“情景交融”,同時還要達到“托物以諷”“比類切至”的目的。由此可見,“比興”之所以成為后世詩歌創作的藝術原則,一開始就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借助外物以言情;另一方面是寄托于外物之情的純正。唯其如此,它才會被后人視為“詩學之正源,法度之準則”。
《詩經》培養了中國人的藝術審美觀念,形成了中國古代詩歌既重內容的純正文雅,又重形象的生動感人,以含蓄蘊藉、韻味深厚而見長的民族風格和美學特征。由《詩經》開啟的中國古代詩風,也是最為深厚的中國詩歌傳統,金聲玉振,千古相承。
(作者:趙敏俐,系首都師范大學燕京人文講席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