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2026年第7期|衡夏爾:一切都好
一
二十七歲以后,我意識到在很多事情上對抗是無意義的,以前我會耗費情緒,現在我學會了拖延與假裝答應。雖然二姨給我找的相親對象我也不喜歡,但她的眼光至少比我爸媽好。我加了那個男人的微信,約在崇文門附近的一家巴西烤肉餐廳見面。
下午看書的時候,我想起約定的時間是今晚。我沒有化妝,上了一輛出租車就奔赴目的地,在餐館最里面的座位我看見了他。他沒站起來,只是低聲招呼了一下,顯然也是勉強赴約的。只要別讓我請客就行,我心想,坐下來。
“該怎么稱呼?”我說。
“我叫梁——”他說話聲很含糊,我沒有聽清后兩個字。
“我叫高慧,你看著應該比我大一點吧?”我說。
“我三十一。”他說。
“我二十九。”我說。
我腦海里閃過一些客套的話術,問他:“你住哪兒?從家過來遠不遠?”言外之意是問他:從小在哪一片玩大的?現在一平方米房價十幾萬了?二姨跟我講過,這個姓梁的男人住在崇文門附近,我明知故問,是因為這樣的話題容易讓一個三環內的北京男人產生自豪感。
“我的店在這附近,我是從店里過來的。”他的口氣不屑,好像我觸碰了他的隱私。
“你是做生意的啊?”我說。
“小買賣,賣點游戲光盤。”他說。
“聽說游戲挺賺錢。”我說。
“賺得挺少的,就夠養活我自己。”他說。
我看著他暗黃色的臉——兩只眼睛扁平而傲慢,嘴唇抿成一條線。額頭上的頭發是打卷的,這倒使他有一種松弛的魅力,下巴上的胡子沒刮干凈,像是為了打造松弛感刻意為之。
“怎么了?”他說。
我說:“像你們這些玩游戲的宅男,是不是都想找游戲里的女的結婚?”
“你怎么知道?”他說,裝出被冒犯的樣子。
“沒什么不好,我也想找一個充氣娃娃,多省事。”我說。
“那是挺好的。”他說。
“你也是家里逼著出來相親的?”他說。
“是。”我說。
“先看看吃什么吧,不管和什么人在一起,好吃的東西還是好吃的。”他說。
“反正是你請客。”我說。
幾分鐘后烤肉上來了。他說:“我看你也是個通透的人,咱倆不如串通一下,等回去了我跟我爸媽撒個謊,你跟你爸媽撒個謊,說咱們處著看呢,這樣又能耗它兩三個月。”
“有道理。”我說。
飯后他買了單,我們沒多說就告別了。
自那一個月,我偶爾會想起這個電玩店老板。五月中旬的一個傍晚,我在二姨的盲人按摩院門口見到他和兩個燙卷發的中年女人,其中一個女人是他媽。
“等會兒去哪兒?讓我兒子送你一下唄。”他媽說,聽起來并不客氣。
他悄聲示意我一塊兒離開,把我領上一輛藍色的別克轎車,過了一個十字路口說:“你來得正好,我總算不用陪她們了。”
能理解他的難處,設想一下:一個三十歲的兒子在母親的朋友面前,聽著母親肆無忌憚談論他。
“今天不用看店嗎?”我說。
“今天星期一,我閉店。”他說。
他打開收音機,朝著林蔭道駛去。那兩天北京城接連下雨,街上濕漉漉的,給車窗開一個縫隙,柳樹的清香浸入鼻孔。以往這個時候讓人心煩的夏天已經開始,陰晦的天氣讓我感覺到久違的清凈,讓我有了浪漫的浮想。在我還是個小屁孩時,我反感浪漫這個詞。當我意識到自己不再年輕,我反而接受浪漫了,年紀大了以后,我不再羞恥于自己的訴求。
我系好安全帶,回頭看了一眼他的后座,上面有一團亂糟糟的雜物。我看了一眼他,他的胡子比上次還要亂,臉有一點水腫,細長的眼神顯得平常而沒有激情。這樣的面容實屬掃興,與此同時我覺得:有什么不可呢,無非是兩個閑人打發時間罷了。
“我們找個地方坐會兒?”他說。
“行啊,喝點啤酒也可以。”我說。
“有一個地方不錯,就去那兒吧。”他說。
他好不容易找對地址,卻發現那家店關門了。我們物色不到別的地方,就游蕩到西四環的邊上。
“實在不行咱們就路邊買點酒?”我說。
他從超市買來一箱啤酒。我們把車停在五棵松體育館旁邊的停車場。他遞給我一罐冰啤酒,我喝下一口,感覺到滲透入胸腔里的清爽。
身后的高速路傳來一陣陣的呼嘯聲。在渾濁而幽暗的天空下,巨大的場館被數百道光映射著,看不見的臟東西埋藏在光的外面,白光沒有彰顯出場館的宏偉,只是延伸出一種可怖的灰白色。
“你喜歡這種景色嗎?”我說。
“喜歡。”他說他經常一個人開車出來,到四環上看夜景。
“為什么?”我說。
“不清楚,可能是想逃避吧。”他說。
我沒有問他要逃避什么,但覺得這番話挺在理。我喝掉了三罐啤酒。接下來會發生什么?回家肯定很無聊,賴著不走也讓我覺得很平庸。我的心里充溢著胡思亂想。怎樣都好,只要別讓我回家就行,我寧可醉著在大街上站到天亮。在他沒有注意的時候,我給我媽發消息,表示今晚在朋友家住。
“喝了這么多酒,今晚肯定睡不著了。”我說。
“是啊。”他說。
“不如喝到天亮。”我說。
“可以啊,喝到天亮。”他說。
時間剛過了八點半,我的肚子很空卻沒有食欲,漫長的夜晚才要開始,在短暫的亢奮后我變得沉甸甸。他拉了下我的胳膊問:“喝多了?”
“嗯。”我虛偽地說。
“喝多了你就回家吧。”他說。
“其實也沒有那么多。”我說。
我們又喝掉了四罐啤酒,走到老遠的地方找洗手間。
“這次你肯定喝多了,我把你送回家吧。”他說。
“回家太遠了,不如找個就近的地方休息。”我說。
他掏出手機搜索附近的酒店,表示一定要把我安全送到房間。他把自己的車留在停車場,我們打出租車到酒店。在辦理入住的時候,我瞥了一眼他身份證上的名字,才知道他的真名叫“梁宇森”。在電梯里我們沒有肢體接觸,進屋后我靠在床上,似乎在緩解難受的感覺,他坐在床角準備離開。
“媽的,就是叫不到車。”他說。
“沒關系,一會兒就有了。”我說。
我閉上眼睛靜候,再睜開眼睛時臥室里沒人了,旁邊傳來水流的聲音,他推開浴室門出來。
“我以為你走了呢。”我說。
“用了一下洗手間。”他說。
“燈太刺眼了,我可以把燈關了嗎?”我按下床邊的按鈕。
在黑暗的氛圍之下,我們默契地發生了關系。我背對著他在黑暗中閉上了眼睛,他宛如一個體力不太好的木工在干活兒,過了一會兒,懷著滿意的心情放棄了。我覺得我得到的不是想象中的滿足,但依舊是一件美妙的事情。事后我們的肚子很餓,十多分鐘后吃的送到了,我們坐起來狼吞虎咽。
“幾點了?”
“十二點十五。”
“一點兒也不困。”
我們對視了一下,不約而同地笑起來。
“我媽還以為我是處男呢。”
“我媽也以為我是處女。”
“她以為你在閨蜜家睡覺呢?”
“誰知道呢,應該是吧。”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這樣做。”他說。
“多來幾次,你就會覺得沒什么大不了的。”我說。
“你經常干這事?”他說。
“我才沒那個膽子,容易得病的,只是有過那么兩三次,自然而然就發生了。”我說。
“挺好的,最近無聊得很,總算是發生了一點有趣的事情。”他說。
“是啊。”我贊同。
每當人生中有意外的收獲,我會去記憶每一個細節。我的人生中沒有太奇特的事情,每當我回憶過往時,除去那幾部我喜歡的小說、畫冊、漫畫與電影以外,就沒有什么值得重視的東西了。如果能記住特殊的經歷,哪怕是一次男歡女愛的俗事也好,也會讓我的人生有一點滋味。
床墊上發出震動,梁宇森掀開被子找出他的手機,屏幕上顯示著某人的來電,他等到震動聲結束。幾秒鐘后手機又響了,這一次他只得接起來:“喂,我都睡著了,有什么事情嗎?我去洗浴中心按摩,那朋友早給送走了,我現在和別的朋友在一起呢。行行行,趕緊掛了吧,好不容易睡著又被你吵醒。”
他將手機摔在床墊上,擠出一個輕松的笑容:“我媽打來的,她半夜失眠喜歡給我打電話,可真夠煩人的。”
耳鳴與空調機的聲音重復著,窗外傳來忽遠忽近的鳴笛聲,接著是一輛卡車轟鳴而過。床頭柜上擺著禁止吸煙的標志,我環顧四周,覺得裝飾很單調。這里是哪兒?外面的馬路很寬,像西四環也像北五環外,像任何一座缺乏特點的北方都市。在這難以形容的平常感中,梁宇森嘆息:“你說人和人為什么非要結婚,整天在一起多沒意思。”
“總有一天你會結婚的,我幾個親戚家的孩子拖到三十五六歲,最后無一例外還是結了。”我說。
“為什么?”他說。
“很多人憑自己是過不下去的,為了得到父母給他們買的房子,為了從錢袋子里拿到錢,他們得接受排布。”我說。
“我上大學就自己開網店賺錢,從大三開始沒再管家里要過一分錢。”他說。
我向他投去珍重的目光,他似乎沒有發現。他談起自己的創業經歷,從開始傻乎乎的,被海關扣了一大筆貨物,到后來自學日語,和東京的中古游戲收藏家成為朋友。他感謝他爸,別的孩子打游戲要挨揍,他爸給他買了一臺PS2當生日禮物。
“你爸挺好的。”我說。
“你爸媽也是比較開明的家長吧?”他說。
“我爸不是你想的那樣。”我告訴他。
“那他是怎么樣的?”
“我跟他沒有什么接觸。”
“你爸你媽離婚了嗎?”
“沒有。”
“難不成你爸……”
“他活得好好的呢,”我告訴梁宇森,“我爸特別喜歡拿他年輕時在農村吃過苦、挨過餓的經歷說事,其實他大半輩子都是個閑人——從沒有賺過一分大錢,但是瞧不起任何人;從沒有管理過一個員工,但是喜歡指手畫腳。”
“農村?你家不是在豐臺嗎?”梁宇森說。
“豐臺以前都是成片的大農村,你不知道嗎?”我說。
“北京周圍的農村,快要到大興那邊了吧。”他說。
“以前南三環外就是農村了,直到一○年左右才拆除重建呢。”我說。
“不可能吧。”他說。
他從小在崇文門一帶長大,距離天壇公園大概是一點五公里,我老家番石榴莊在南三環外,從那里乘地鐵到天壇公園南門是兩站地。我老家的訪民上訪從來不去區政府,因為稍微往北一扎就到天安門腳下了。他眼中的大農村距離他的皇城腳下不過五公里車程,絕大多數北京人不知道這點。
“你爸爸當農民?你看著不像農民的女兒。”他說。
“他就下過那么幾年地,他以前還給人看過大門,年輕時候弄到了一筆錢,拿去做生意全被騙了,幸好房子沒有被騙走。”我說。
“房子沒丟就好。”梁宇森說。
“我爸前半生每一步都踩在經濟上行的節點上,仍然一事無成,他覺得自己的一生是個悲劇。”我說。
梁宇森拍了我的肩膀,突然開始了說教:“人在面臨重大歷史事件時往往不知道未來的走向——如果你做過生意就知道,在選擇來臨時你沒法知道哪條路更好。”
“我爸這一生也沒有多大的成就,但是對我很好,所以我還是挺幸運的。”他見我不回答,繼續說。
“是啊。”我說。
他看了下時間,穿上衣服離開了。我打電話讓服務生送來一套新床單與被子,將舊的床單被子扯下來,心想:要不要現在就刪掉他的微信,反正多留幾周也會刪掉。
第二天中午他發來消息:昨天太倉促,過兩周你有時間再聊。他推給我一個叫“宇森電玩”的微信名片。我原先加的微信是他的小號,專門用來加相親對象與不熟的人。一個男人把自己的微信大號用作工作,像這樣的人應該真心熱愛自己的事業吧。
二
我爸一天到晚都閑在家,偶爾打開電視附庸風雅地看點京劇,大部分時間在刷哄騙中老年人的短視頻。每天傍晚,他和我媽出去遛彎。如果他出遠門只有兩種可能,去逛古玩假貨市場,或去上訪和訪民們聚會。
上午一起床,我就聽見他吊兒郎當的嗓音:“九五年,當時的北京市副市長親自接待的我。”他用微信語音聊天,嗓門大到我不得不聽見。和他聊天的人十有八九是個訪民,在訪民的圈子里,得到什么級別的領導接待,意味著上訪到什么程度。接待的領導官職越高,意味著上訪者的事越大、冤屈越重。自從會用抖音,我爸結識了幾個比他還要落魄的網友,添油加醋地講述“冤情”,順帶炫耀吹牛。
在吹牛這方面,我爸確實有點心得。他不憑空捏造,而是結合實際的事情夸大。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石榴莊村的一部分地被用去開發,被征地的農民都轉成了城市戶口。不當農民后,我爸被分配到一個中日合資的冰棍廠里當工人,沒干三年工廠倒閉了,幾百個工人一起討說法,當時負責處理此事的是一個副市長。用腳想也知道,我爸沒有和副市長說過話,但是憑中間隔的幾層關系,他就覺得自己得到了“市長級接待”。
“說是去什么外企上班,沒三年就他媽倒閉了,純他媽騙人的玩意兒。”他罵罵咧咧地說。從冰棍廠下崗后,我爸被分配到一間國企當門衛,每天擺出一副“國家工作人員”的樣子,攔下各種訪客。
“二〇〇四年我買了北京第一批商品房,那時候很多人連房都沒有。”石榴莊的農舍拆遷后,我爸被安置到一棟筒子樓里。二〇〇四年,地鐵五號線要經過那棟筒子樓,他又趕上拆遷,拿到補償款后打算經商發大財。我媽說,如果錢花光了,她就從窗戶外面跳下去。我爸這才買了商品房,如今這間一百二十六平方米的房子是我們唯一的資產。我爸用余下的十萬做生意,倒賣古玩和冬蟲夏草,不出一年被騙光了。在我爸的世界里,分配即合理,沒有分配到位即是不公平。他最看不慣游手好閑的年輕人,認為眼高手低的小年輕不知社會深淺,一點苦沒吃過,放他那個年代全得在馬路邊要飯呢。
“二〇〇四年我開始賣蟲草和古玩,到了二〇一〇年左右需要一筆資金,正好剩下的房子要拆遷了,我一直等著那一筆錢,后來缺口補不上,生意就被拖垮了。這些年折騰來折騰去,身體也他媽不行了。老哥,我理解你,如果我得了癌癥,我也會和這些人同歸于盡……”
自打蟲草生意失敗后,我爸為補償損失,從我爺爺奶奶那里“借走”十萬,事后被他的兩個哥哥發現,三人因此斷絕關系。我的爺爺奶奶一輩子生活在石榴莊村,六十歲以前他們從沒有去過天安門,沒有見過北京城的樣子,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年,他們趕上了前所未有的經濟浪潮。村里大興土木,地價瘋漲,村委會成立股份制有限公司給農民們分紅,大半生沒怎么吃過肉的爺爺奶奶,擁有了一筆他們不懂得該如何處置的資產。
二〇一一年石榴莊啟動最后的拆遷,依照規定,戶口遷離農村且享受過拆遷補償的我爸,沒有資格再得到新蓋的樓房。他認為這是一派胡言,是他的兩個哥哥勾結村干部整的陰謀。依他所見,村委會一共分了三套房子,兩套給了他的兩個哥哥,還有一套在我爺爺的手上,我爺爺又把那套房子偷偷過戶給了我大伯,這不是“陰謀”是什么?一直溺愛小兒子的爺爺在去世前把房子贈給大兒子,也是因為識破了我爸的本性。爺爺去世后,我爸在葬禮現場大鬧,被派出所拘留了五天。去年秋天奶奶去世了,為報復他的兩個哥哥,我爸在所有的遺產調解書上都簽了不同意,爺爺奶奶在村里的股份至今被凍結著,沒有人能取出這筆錢。
他因為這些事情四處告狀、打官司、上訪,我的整個青春在他每日的妄想、蠻橫、發瘋與無端指責中度過。一生不幸的我爸趕上我這么自私的女兒,他放棄所有的好處換來北京戶口,供我上學——可我讀的大學不給分工作,我上班的公司不給發福利,我居然連婚都不結。
“本來就算損失這么多,二〇一八年把房子賣了也能補平……我這一生,被兄弟與貪官合伙陷害,又攤上一個不孝順的女兒。”
我把門重重合上,我媽打開門探進腦袋。
“吃早飯嗎?”
“不吃。”我說。
“你這樣容易得膽結石的。”
“不吃了,謝謝。”我說。
“一天天活得沒個人樣。”她說,好像我做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知道了,快把門關上吧。”我哀求道。
她走的時候又沒有把門合上,我將門反鎖了,戴上降噪耳機,四周終于安靜下來。在這個家里,我的活動范圍不超出臥室,天氣好時我會去外面走一走。我媽不希望我到處亂竄,她擔心我被鄰居看見——“歲數不小了,不結婚也不去上班,別人看見你會怎么想。”每當她焦慮時,我都不厭其煩地提醒:這個世界上沒人注意我,也沒人會注意你們。
剛畢業時我運氣比較好,沒怎么認真投簡歷就被一家外企錄用,做一本奢侈品雜志的美術編輯。那會兒雜志的銷量一個月二十六萬冊,算上五險一金我的月薪是一萬塊錢,三年后雜志的銷量下降到每月十萬冊,再兩年后不到三萬冊,這期間我的工資只是低了一些。我上午九點到公司,晚上七點前就能到家,周末不怎么加班,比上高中的時候還要輕松。
二〇二二年雜志關停,我拿到四個月的賠償,依照《勞動法》公司還欠我兩個月薪資的補償,我沒去仲裁,我生來就反感爭論,就算虧了我也不在乎。閑了兩個月我開始找工作,在遞了幾十份簡歷、面了幾次試以后,我懶得再費力了。面試官總是用沒事找事的話刺激人,而我確實也對他們的大企業沒有什么興趣。從那以后我做自由編輯,有很多人自費出版自己的作品,我給他們編輯內容與設計封面,再為他們聯系印刷廠,平均下來每個月有兩三千進賬。
上班五年外加辭退的補償,我攢下十二萬,新賺的錢能負擔基本的開銷就行了,我爸我媽居然幻想換一套房子給自己養老。在一起生活這么久,大家都知道彼此什么樣——我不可能有出息,他們也絕不可能發財,指望對方都是不可能的。吵架的目的不是解決問題,只是把脾氣宣泄完,罵累了把門閉上,該點外賣點外賣,該刷手機刷手機。
有人會說:水電費誰交?家務誰做?現在你白住他們的房子,將來他們老了你會照顧他們?我承認我是一個沒本事的人,我的錢不夠租房子,與其合租忍受別人,不如忍受自己的父母。想想看,我已經很幸運,那些從外省考來北京的大學同學辛苦忙活一個月,交完房租,再用所剩無幾的時間犒勞一下自己,卡里的錢又見光了。
斑鳩落在窗臺上,有時麻雀也會落下來,我把小米喂給它們。北京城的天氣很熱,不喜歡的夏天終歸會到來,夏天的早晨連鳥叫都讓我覺得反感。桌上的日歷有兩個月沒翻過了,我把它調到合適的位置,今天是五月二十六號星期四,和梁宇森約定的日子是明天。他說的下次見面也許是客套,識趣的話我不該再提起此事。為了確認實際的情況到底是什么,傍晚我給他發消息,半個小時后他回復:明天下午先到店里找我吧。
三
下午最悶的時候我來到崇文門的“秀”商場,坐扶梯到六層,迎面的店就是“宇森電玩”。梁宇森正對著電視玩游戲,他說:“稍等一下,馬上就打過了。”他的地板擦得很干凈,展示柜的玻璃在燈下略微刺眼,一個黑盒子上印著長滿獠牙的嘴巴,這種暴力與血漿的美式恐怖不是我的菜,我喜歡的是心理恐怖。
“我帶你轉一圈兒?”
“你玩吧,我自己瞧瞧。”我告訴他。
“旁邊的老板我都很熟,想取下什么就跟他們說。”他說。
過道兩邊的展柜上有機器人模型、恐怖電影的角色、穿比基尼揮舞大刀的動漫女角色。有兩個背書包的男人擋道,身高都超過一米八,體重得有兩百斤,臉上的表情像剛上大學的孩子,是家里有點閑錢父母有一點寵溺的小孩,這里的東西就是賣給他們的吧。不到十分鐘我把整個樓層逛了一遍,回到梁宇森的跟前。
“你試試?”他說。
“不用了,我看多屏幕會暈。”我說。
他玩的游戲叫“最終幻想重制版”,畫面幾乎是現實,里面的人物像男團女團的成員。他一會兒去接任務,一會兒去荒郊野外打怪物,一會兒去一個賭場里玩各種小游戲。我看了一會兒就困了。
“所以這個游戲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說。
“它的立意很深奧,一兩句和你解釋不清楚。”他說。
我刷手機,偶爾走動一會兒。我莫名地想到:如果和梁宇森成為男女朋友,他有他的愛好,我有我的愛好,我們在一個房子里不會打擾對方,不會因為雞毛蒜皮的事爭吵。過了一會兒,外賣員提著兩杯喜茶到了,他換了一款兩個人玩的網球類游戲。五點半了,他說:“今天就早點關門吧。”
“萬一等下還有客人呢。”我說。
“偶爾早一次沒關系。”他說。
我們從商場走到他停車的位置,那輛藍色別克車的后座依舊很亂,放著一堆不知為何在那里的雜物。他試圖并入主道,連續三輛車沒有讓位置,在第四車搶過去之前,他用力拍了一下喇叭。
“如果你會開車了,你就會發現這個社會沒幾個高素質的人。”他說。
“等下吃什么?”他說。
“你來定。”我說。
“你定吧。”他說。
等下吃什么——在肚子不餓的時候這是一個熬人的問題,就像網購,選擇很多,但沒有一樣真正值得的東西你買得起。
“去哪兒都可以,找個能聊天的地方就行。”我說。
他說:“找個老的五星級酒店吧,里面的餐廳一般沒什么人,適合說話。”
吃飯的時候我們聊到最近網上的各種事件,他告訴我這是人的劣根性導致的,我認同。從小我就對傳統的善惡之分嗤之以鼻,我不相信大多數人是好人,我也不相信大多數人是壞人,我認為大多數人是平庸的,我也屬于平庸的那類。
“操心那么多有什么用,就算天下太平了有人會養你嗎?還不得靠自己賺錢。”他說。
我在盤子上面發現一根頭發,又在菜里發現一根頭發。我叫來服務生,服務生說重新上菜,我說不用,讓她把經理叫過來。一個吞吞吐吐的女人出現了,掰扯了一會兒才同意免單。
“沒想到你嘴皮子還挺厲害。”梁宇森說。
“該說的話要說。”我說。
小學四年級我拒絕了合唱團的邀請,我爸我媽覺得我自卑不敢上臺表演,我拒絕是因為我覺得合唱團的歌太難聽。從小我寧可保持沉默,我知道表達不會產生效果。有用的話我當然會說,我又不是傻子。
“這頓飯應該我請你。”梁宇森說。
“讓你少花錢還不行?不如你等下請我喝酒,把錢花在更有用的地方。”我說。
“……我等下還得去我媽那兒,不能太晚。”他說。
“偶爾晚一次沒關系吧。”我說。
“我半個月沒回了,今天再不去她肯定嘮叨個沒完……太煩人了,她今天臨時跟我打的電話。”他解釋道。
我如果想干什么我不會征求任何人的意見,我本想這么告訴他,可還是把話收了回去。想想他也有苦衷,一個母親沒完沒了逼兒子結婚,又不接受兒子在外面和人相處。
“我知道我媽那德行,所以我寧可不結婚少禍害別人。”梁宇森說。
“你結不結婚又不是為她。”我說。
“你不結婚是為什么?”
“雖然我爸媽一直煩我,但我不結婚可不是為了反對他們。”我說。
“那你是為什么?”
“因為冷酷自私吧,”我笑著說,“等我老了我會保重身體,不給護士以外的任何人添麻煩。”
梁宇森說時間還夠,可以順路送我回家。我讓他把我放在了地鐵站。這次見面后一種讓我期待的感覺消失了,也許那種感覺不過是饑渴。梁宇森在我看來是一個好人,如今的我卻對一切感到冷漠,包括他在內。
四
端午節我們家沒有聚會,爺爺奶奶都去世了,我爸和他的兄弟都鬧掰了,和其他親戚也鮮有來往。往年我們會到兩個小姨家做客,今年二姨去韓國看她的女兒,三姨帶全家人去山上辟谷。原本可以過一個清靜的端午節,我媽卻執意在人滿為患的時期外出旅游,連我爸都反對。她大哭大鬧,無奈之下我提議去路途最近的天津,車票錢是我付的,酒店是我訂的,吃飯也是我買的單,一路上我們仍然發生了各種不快。他們找不對路但從不聽我的導航。我告訴他們:“我從沒有見過像你們一樣固執的人。”他們說:“你對自己的親生父母這么不寬容嗎?”他們的嗓門很大,路人紛紛投來目光。我朝前走甩掉他們,他們在人群中大聲喊我的名字。
在返回的高鐵上他們動靜很大,打擾到了周圍人休息。經過一整天又熱又擠的行程,我沒有力氣糾正他們。回到家以后我將房門緊閉,他們在外面刷手機,仍有揮灑不完的精力。之后的兩天他們終于消停下來。我海淘的那部“楳圖一雄作品集”到了,拆包裝的時候屋外傳來我媽的聲音。
“這周六晚上和鳴鳴一家吃飯,你沒別的安排吧?”
“有。”我說。
“那你就取消吧,咱們多久沒跟他們見了。”我媽說。
我忍住怒火,心想這是我這個月最后一次答應她的請求。
鳴鳴一家,光聽名字你就知道這是多可笑的一家人,兩個奔六十的人管他們三十歲的兒子叫鳴鳴。我爸我媽這輩子對成為有錢人有種荒誕的執念,王鳴一家是他們唯一認識的富人。我爸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就遷成城市戶口了,王鳴他爸一直留在村里,趕上了后面的地價暴漲。王鳴他爸年輕時與生產隊長關系好,幫著倒賣過村里的資源,懂點錢生錢的土道理。每趕上村里股份分紅,村里拆遷分錢,他們都會拿去投資房產,算上租金和房產的增值,如今手里捏著一個億的資產。
王鳴爸爸的口頭禪是:大部分人不知道什么是富時,他就已經富了。王鳴的媽媽是家庭婦女,她認為她的工作是養育自己的兒子,當兒子不見人影,她要么就泡在麻將桌上,要么借錢給一些朋友與窮親戚,指揮他們的生活。一九九五年出生的王鳴,從小不學無術,身體偏肥胖,好招惹女生但從未有女朋友,勉強拿到高中畢業證,被他的爸爸送入一所民辦大專,又去英國鍍金兩年半,回國的時候一句英語不通。從那以后就是四處晃著,在夜店揮金如土,在網上被女人騙,現實被狐朋狗友騙,偶爾被他爸媽管教一頓,被送去一個只需要高中文憑的崗位,待上四五個月就辭職了。這兩年,王鳴的爸爸聽聞經濟形勢不好,每個月只給王鳴一萬塊的零花錢。王鳴每天無事可做,開著他爸的豪車在北京城四處轉悠。除此之外還有一點:王鳴喜歡我,他認為我們是發小,可以發展。
每當我爸分析老王家的生財之道,都會恨得咬牙切齒,說那不過是最簡單的投機,不過是運氣好,趕上好的時機。但每當見到老王,他的樣子又很卑微。從表面上看,老王與我爸交往是因為當年在村里的情誼,而在我看來,他們當年根本沒多親近。作為財主的老王與村里人的關系緊張,才與離開村子的我爸交往。很多人借老王的錢,我爸從不借老王的錢,在老王看來我爸是一個難得靠譜的人。在我爸看來,這是他和老王交往的資本——他差點就像他一樣成功,怎會屈尊向他要錢呢。我媽覺得老王的吃相差,老王的老婆身材糟糕,王鳴沒有出息。她說:“其實他不太配得上你,但你還是考慮一下吧。”我說:“無論如何不會考慮。”當我爸喝多酒發狂時,他會極力贊同我,在他看來我該嫁到一個資產三億的家庭里。
周六傍晚,我們在一間湘菜館見面——并非多高檔的地方,只是離石榴莊很近,像老王這樣在村里得勢的人都喜歡在村子附近社交。他穿著一件土黃色條紋的“八寶瑞”牌子的襯衣,王鳴的媽媽穿一件遮掩肚子的淡粉色綢緞裙。王鳴晚到了一點,他沒洗頭,好像一個精神壓力很大幾夜沒合眼的人,和我爸我媽打完招呼才坐下,又替大家沏茶。有段時間,王鳴唯一的正事就是陪他爸參加飯局,侍奉飯桌上的老男人是他唯一的技能。
“整天跟沒睡醒似的。”王鳴的媽媽說。
“別老發愣啊,和大家聊聊天。”我媽對我說。我已經做到不玩手機了,她還要得寸進尺。
“你看小慧的側臉,挺勻稱的。”王鳴的媽媽恭維。
我媽笑了,已被馬屁攻陷。我爸說:“她是成天在家里閑的,保養得好。”他們的拉踩沒有一點新意,我將一個哈欠憋了回去。
“最近怎樣?”王鳴說。
“沒怎么。”我說。
我從來不掩飾對王鳴的反感,這在他看來不可思議,除我以外,他這輩子還沒有接觸過向他說真話的女人。我有一句沒一句地搭著王鳴的話。幾杯酒后,王鳴的爸爸開始講道理了。
“你們也要體諒,他們這個時代沒有我們那會兒好賺錢。”他說。
“是啊。”我媽說。
“哪個時代都一樣。”我爸說。
“小慧,還在之前的地方上班?”王鳴的爸爸問我。
“辭職了。”我說。
“現在做什么呢?”
“在家里蹲著。”我說。
“她之前單位倒閉了,找不到別的工作就成家里蹲了。”我爸從不放過在外人面前挖苦我的機會。
“不工作就不工作唄,女孩家無所謂。”王鳴的爸爸說。
對于不熟悉的人我向來沒興趣解釋自己,也不介意被誤會。感覺到尷尬的我媽說:“她現在偶爾替人編輯書,算是份正式工作。”聽到這個解釋,王鳴的爸爸只是“哦”了一聲。
我爸我媽把話題往結婚的方面帶,我沒有搭理他們,站起來與王鳴的父母碰杯,與王鳴碰杯,然后坐下。我用眼神告訴王鳴,讓他別得意忘形,他蔫不拉幾地笑了,把我叫出去抽煙,我在喝了酒或心情煩躁的時候是有一點煙癮的,所以跟他到了飯店門口。
“明天白天沒事吧?咱們倆出來坐會兒?”他說。
“干什么?”我說。
“有點小問題請教你,我學習不好想不明白,你學習好替我想想唄。”他說。
“有問題上網搜不就行了。”他神神秘秘的態度不令我好奇,反而讓我覺得厭煩。
“不是咱倆那啥的事,我認識的那幫人沒能力解決,我只能問你了。”他語氣誠懇地說道。
“行吧。”我勉強答應了他。
在回去的路上,我爸媽笑盈盈的,他們沒像以往那樣復盤王鳴一家人的舉止,而是盤算著如何處置一筆明年到期的理財產品。每當接受“上等人”的款待后,他們會產生自己也花上一大筆錢的幻想。猶豫再三后,他們會買沒用的保健儀器,要么咬牙把錢省下來,要么為此大吵一架。
我吹著車窗外的風,在黑夜中看著麻木又勞累的人從地鐵站出來,心里沒有一點憐憫之情。我們的愿望是可悲的,對神而言微不足道,冰冷的神不在乎我們,然而我站在神的那一邊,我像它一樣輕易做到一切,卻對一切不感興趣。
第二天下午,王鳴開著他爸的銀色奔馳過來找我。他見面的第一句話是:“我還沒吃午飯呢。”我無動于衷地看著他。他說:“不吃了,咱們先走著吧。”他一路向南,上到南四環的高速,天氣晴朗,萬里無云,高速上的車很少。我喜歡具有速度感的活動,如果有錢真的有什么好處,對我來說就是擁有一輛跑得快的車,使勁加速,只要不被撞死就好。
“開快點啊。”我說。
“你在旁邊呢,我得對你的安全負責。”他說。
這樣的話只會讓我覺得壓抑,我將椅背往后調整,耐下性子詢問他:“你有什么事要跟我說?”
“一會兒告訴你。”王鳴將車開回了番石榴莊。對于王鳴而言,整個世界就是圍繞他爸得勢的地方展開的,他寸步不離,在這里他有安全感。對我而言,這里是一個陌生的地方,爺爺奶奶過世后,我沒有任何必要來這里。
“想起以前的事了?”王鳴說。
十五年前,我被我爸拽到眼前的這條街,旁邊是街道辦事處,他馬上要進去跟里面的人評理,一旦吵起來我必須幫他,用哭威脅那些人。我不去,他用力拽我,打了我一巴掌,打得我眼冒金星,路過的行人都投來目光。我在大街上飛奔起來,直到雙腿發軟。天黑了,我想找個睡覺的地方,所以在麥當勞里待到凌晨兩點,燈光與堅硬的椅子板讓我無法入睡。無處可去的人們占據了每一個座位,一個臟兮兮的男人倒在我旁邊,散發出刺鼻的味道。饑困交加的我在公共電話亭給我媽打電話,讓她接我回家。
“有什么話快說。”我告訴王鳴。
他把車停到馬路邊,然后告訴我他得抑郁癥了,每天不想說話,失眠,醒來還要掉很多頭發,也就是所謂的軀體化癥狀。
“有病你就去醫院啊。”我說。
“這是心病,沒法治的,現在我每天都很壓抑。朋友也不怎么搭理了。”他說。
“你那些朋友本來離你也沒多近。”我告訴他。
我一直都清楚王鳴的處境,他的那些表面兄弟們,這個跟人合伙,那個自己創業,他想和他們一樣有某種身份。王鳴的爸爸只靠炒房賺錢,覺得做除此以外的事會挨騙。王鳴想開一個網吧證明自己是老板,他爸堅決不同意,王鳴有一陣子認真想過一個創業計劃,也被他爸堅決否定了。
我一度和王鳴同病相憐過,但很快就發現他無可救藥。他喜歡我,拉我出去和一群沒文化的暴發戶鬼混。有一次我們在夜店里,別人問我們是什么關系,他嫌我穿得普通,說我是他的老鄉。那天散伙了我告訴他:“你個天性自卑的家伙,沒事別老跟我套近乎。”他一邊道歉,一邊說是。他就是這種外表滑稽內心卑微的家伙,因為這樣我又討厭不起他。我告訴王鳴:“你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空虛,你應該每天鍛煉半小時,讀一小時書,找一個女朋友,找一個圖你家錢但稍微有素質的人。”
“哪有那么容易,還是你幫幫我吧。”他說。
“我有個屁能幫的,我現在一年就賺三萬塊,沒有余力管別人的閑事。”我說。
“錢不是問題。”他說。
“你覺得我會向你爸媽伸手?別妄想了。”我說。
“我的爸媽我不能搞定嗎?”他堅決地說。
他突然抓住我的胳膊,嚇得我渾身一緊。他說:“我爸挺喜歡你的,我也特別喜歡你,等我們結婚了,我爸肯定給我很多錢,我拿到這些錢就給你花,讓你隨便花。”
我把他的胳膊捏開,打開車窗透氣。
“你就幫我一把吧,我他媽真的要活不下去了。”他用力砸了一下方向盤,喇叭聲驚得路邊的鳥飛起來。
“小點聲。”我說。
“你想要多少,一個月三萬還是五萬?在我能力之內我都會辦到。”他捏住我的胳膊,聲音歇斯底里。在他提到錢的那一刻——我其實動心了,我早就知道自己是一個俗人,我從沒有覺得自己有價值,也沒覺得生活中的一切有價值。我閉上眼睛默哀了一下,他以為我在為他默哀,我是在為這垃圾的一切默哀。
“你就別費力去辦了。”我拿開他的胳膊。
“高慧,求你了!”他說。
“稍微消停一會兒行嗎?”我說。
他長嘆一口氣,把座椅調后,吊兒郎當地躺了下去。
“把門打開,我要下車。”我說。
“去哪兒?我送你。”他說。
“不用。”我說。
他冷笑道:“我要是從小像你一樣就好了,學習好點哄父母開心,什么都能得到。”
我懶得回答他,勒令他把門鎖打開。他用難以置信的眼神看著我。
“高慧,你今天一定要這樣整我是嗎?”
“你要是敢鎖車,我就報警。”我告訴他。
他打開了車鎖,我立刻推門出去。他在我的身后按喇叭,我沒有搭理。前面是一座小區的大門,我從入口進去,走了幾步干嘔起來。與王鳴身處同一個空間令我厭惡,更讓我厭惡的是離開時的心情:失去了一大筆錢,我發自內心感到不甘。
我想扇自己一巴掌,但遲遲沒有動手,只得用指甲掐住了臉上的肉。我在長椅上坐下,煩人的廣告與短視頻彈窗出來,我關掉所有的軟件打開微信,不經意間翻出梁宇森的聊天框,框的上面顯示:對方正在輸入……接著是他發來的消息。
“忙什么呢?”
“在椅子上坐著。”我回答他。
“你回消息的方式真是清醒脫俗。好長時間沒見,出來坐坐吧。”他回復。
五
“你看起來瘦了。”梁宇森說。
“可能是最近沒啥食欲。”我說。
“你也瘦了不少。”我打量他,他臉上的浮腫消了,短袖下面的肩膀堅硬了一些,眼神也變清澈了,唯一不變的是邋遢的胡子。
“最近閑得慌,去健身了。”他說,得意又假裝不以為然。
我們坐在第一次見面的那家巴西烤肉店,從我們認識到現在已過去三個月,白天越來越熱,心情越來越容易燥,除此以外還有什么變化呢,我瘦了一點,算是個好消息。
“最近都干什么了?”他說。
“我在編一本畫集,作者是個小學美術老師,他把《西游記》的每一章按照美漫的風格配了插圖。”我說。
“挺有趣啊,那他找你編書后怎么印刷呢?到哪里去賣?”他說。
我說:“一般就是在網上小范圍傳播,擺書店里的書需要書號,自己出版的沒有,只要內容不偏激一般不會有人找麻煩。我與幾個人合作,我負責編輯和設計,他們負責裝訂和銷售,我們認識一個小印刷廠,可以偷著印幾百冊沒書號的書。”
“挺好的啊,算是自己創業了。”他說。
“賺點小錢而已,你呢?最近有什么趣事?”我問他。
“今天有一個孩子拿著新買的PS5游戲機到我店里退貨,小孩說手柄不是原裝的。我說,既然這樣換個手柄,但小孩要求全部退款。我說,除非主機有故障,否則不可能給退。小孩說要報警解決。我說您請便,警察來了該怎么辦就怎么辦。”
“報警有什么用?”我說。
他說:“丫可能以為我是奸商吧。主機是九九成新的,別的客人買來一次沒用就轉賣了,這些我都提前告訴他了。手柄的確不是原裝的,他出的價格,我這些就是極限了。”
“然后呢?”
“警察來得很快,了解完情況表示事情歸工商管理局管,小孩就打電話給工商管理局。這么一來二去周圍的人都看著,我反正不在乎,他們都知道我的信譽。等了老半天,工商局的人來了,又問了一遍情況。我講得很明白:客人買之前我都告訴他了,主機是其他客人閑置的,按他的預算我已經給出最好的價格。那小子指著我說:‘你當時說主機是新的啊,你沒說主機是別人用過的。’我說主機的確是新的,是從別人那里交易來的,你拿走的時候連包裝都沒拆開,有什么問題嗎?他說那手柄不是原裝的啊,我告訴他手柄的確不是原裝的,原裝手柄480塊錢,你只愿意出300塊錢,我就給你配了個符合的手柄。結果呢,工商局那兩孫子告訴我:‘你說主機是新的其實不是,手柄不是原裝的你也沒說,這就構成了潛在的欺詐。’”
梁宇森用拳頭砸了一下桌子,深吸一口氣,說:“當時直接給我氣懵了,我心想你丫不就是為了息事寧人拉偏架嗎,我一正經做小買賣的,就得是欺詐老百姓嗎?”
“然后怎么辦了?”我問。
“全賠給他了啊,一分一毛不差,機子讓他的臟手摸了,手柄也用過了,損失快一千塊錢——這種小孩大白天不去賺錢來我這兒買東西,買完了還賴賬,真是一代人不如一代人了。”梁宇森說。
“也許他欠了一堆網貸,實在是走投無路才要從你這里退款吧。”我說。
“他欠網貸,為啥還來我這兒買東西?”梁宇森說。
“總而言之,工作不就是得受氣嗎,把錢賺到,別出啥大事就好。”我告訴梁宇森,雖然我現在不在大公司上班,但也會遇到渾人。原先我也以為有文化的人素質都不會太低呢,這兩年我遇到過賴賬的客戶,遇到過要求一堆的人,還有人威脅要舉報我呢。
“你也不容易。”梁宇森說。
“退了錢以后,工商局的人又要開我的柜子,我把鑰匙拿給他們隨便看。干我們這行的一般會把有進口許可的游戲放在外面,把沒有許可的游戲放在柜子里。我比其他人還要注意,柜子里放的也是有許可的游戲,沒有許可的我都放在一個暗抽屜里了。掰扯了老半天,他們終于走了。”
“這兩個人不壞,只是秉公辦事。”我說。
“他們只是沒找到理由而已。”他拿起啤酒杯和我碰了一下,露出陰毒的笑容,“那小孩走的時候我故意留了他的手機號,說有后續問題再來找我,到時候我就找人給丫打催債電話,把錢要回來。”
“你這樣他會發現的。”我說。
“實在不行就騙他拍個裸照,我給發到網上。”他說。
我被逗笑了,心胸狹窄的我才不會討厭梁宇森的做法,我知道他也只是在開玩笑。我們一邊吃烤肉,一邊發泄著對俗人俗事的看法。在別人眼里,我們也是一等一的路人甲與俗人,但我覺得此刻的自己有不一樣的自由,也覺得自己得到了理解。待到餐館關門,我們又到大街上繼續游蕩。在夜晚的明城墻遺址公園,草坪上的燈將蒼天大樹的影子投射在幽深的城墻上。四方形的塔樓在黑夜下顯得雋永工整,又宛如天上的仙樓一樣冰冷而素凈。
我們從超市買來一瓶藍色的紅星二鍋頭,梁宇森說他爸年輕時喜歡這東西,喝了第二天保頭疼。我說喝吧,沒關系。他說我有酒鬼的潛質,然而我不怎么喜歡酒,也少有醉的時候。咽下一口火辣辣的白酒后,我想到,他是開車來的,如果坐他的車離開就得找代駕,我不想讓代駕看見我們——當你處在一種深度的關系中,你不希望再應付外人。
走到一個幽靜的角落,他跟我說:“上次咱們見面,回去以后你是不是討厭我了?”
“沒有啊,我這個人交往的節奏就是比較慢,見一次面都要隔很久。”我說。
他把酒瓶給我,我不小心把酒漿灑在脖子上了。
“這附近沒有賣杯子的地方,還是去我家取一趟吧。”他說。
“好啊。”我說。
“別叫代駕了,我打個車。”他說。
一路上他思考著一些事,快到目的地才回過神,他告訴我房子是他新買的,商住兩用三十年產權的那種,平時就他住里面。他按開門上的密碼鎖,拿走沙發上的褲子,把地毯鋪平,擰開廚房吧臺的水龍頭,嘩啦啦地沖洗杯子,水濺到了池子外面。客廳里有一個很大的超薄電視,網格柜里有唱片與玩偶。
他拿來干凈的杯子,我們喝了一口開始親吻,他帶我到他樓上的臥室。我看到凌亂的床單與被子,心想:躺上去也無所謂。尋找落腳點時,我在床邊的柜子里看到一些模型,全部是裸體的動漫女角色,幾本雜志落在地板上,封面上也是那樣的內容。這種廉價的東西,像扔進垃圾桶里的奶油蛋糕一樣。
“一個人住嘛,就放些自己的玩意兒,如果我媽來了我就把它們藏起來。”他輕松地說,繞開我把雜志摞起來,放進抽屜里。我感覺到房間里充溢著悶熱的氣味,連放腳和呼吸的地方都沒有。
“怎么了?”他說。
我不喜歡干涉別人的愛好,更不喜歡控制別人的生活,但是此刻的一幕讓我很掃興,甚至是犯惡心。
“我本來想進屋先收拾一下,又覺得那樣太假,不如讓你看一下真實的情況。”他說。
“為什么讓我看真實的情況?”我說。
“因為你看起來無所謂。”他說。
他說的無所謂是指什么?是對審美沒有要求,還是說面對我感到無所謂?
“看我無所謂?”我說。
“你還挺讓我喜歡的。”他說。
“喜歡我,所以呢?”我說。
“所以也沒什么。”他說。
我走下樓梯,他跟我下來,接著唉聲嘆氣地坐在沙發上。他說他活得太一般了,三十歲的人了還得防著老媽檢查房間,他媽沒完沒了地逼他結婚,對象必須是北京人,必須是四環以內的,家里必須得有一套以上的房子。他特別反感那套人比人、人壓人的東西——這些屁話跟我又有什么關系呢,我想起自己不是他們眼中的“北京人”,但這與此刻的局面有何關聯?
“你啊,你就不是一老爺們,你就是一老娘們,我不知道你是游戲玩多了,還是怎么了,真他媽吞吞吐吐。”我告訴梁宇森。
“你丫也挺吞吞吐吐的。”他說。
“我吞吐什么?我想說的話很簡單。”我說。
“那你想要什么?你來這兒是想要快樂嗎?想要個安穩的未來?還是想得到真心?我反正想得到一點真實的交流。”他拍著自己的胸口,好似很爺們地說道。
“什么真心不真心、快樂不快樂!”我說。為什么會發展成如此荒謬的爭論?
“你就不能改一下,變成一個正常女人能接受的男人。”我說。
“是啊,我該改的,”他說,接著又改口,“我不想改,我就是想暴露真實的自己,被討厭也無所謂。”
“還喝點嗎?”他晃了晃酒瓶子。
“不要了。”我說。
他靠在廚房的吧臺上發呆,忽然開始說之前的女友怎么傷害他,我趕緊示意他閉嘴。
“你把房間收拾干凈,我們睡上一覺,根本用不著發生這么多狗屁,以后也用不著聯系。”我說。
“睡覺有什么意思。”他說那天晚上在酒店他其實不想做愛,他只想找一個人聊聊天,他是看出我的需求才決定那么做的。
“你腦子有什么病?”我問他。
他說自己活得太死氣沉沉了,想找一個知己又不知道該怎么聊天——諸如此類彎彎繞繞的話。我實在沒有心情與他溝通,就躺在沙發上。他把我拉起來,我們差點動手。
“算了。”他說,拖著步子走上樓梯。我躺回沙發上,面對灰色的亞麻,四肢發軟精神異常清醒,一直到早上六點多才睡著。下午一點鐘我醒了,隨即意識到:昨晚的情緒只是喝多造成的臆想。樓上很安靜,他也許還在睡覺,也許已經出門,我懶得上去再看一眼,穿上鞋就走了。
回到家后,我因為不打招呼夜不歸宿受到爸媽的審問。我越不去理睬,他們越覺得自己有權力知道一切。最后,我只能用祈求的口吻說:“求求你們別說話了,等你們老了我會給你們養老,其余時候就讓我一個人待著行嗎?”我媽看著我,好像我被傳銷組織洗腦了。我爸說:“趕緊滾吧,大晚上不回家,一回來就雞犬不寧。”
如果我爸有情緒,他就把家攪渾到天翻地覆。如果是別人的事情,他就一臉譏諷與不耐煩,好像面對一個精神病人。我深吸一口氣,遏制住想要發瘋的沖動,鎖上臥室的門。我覺得頭昏呼吸困難,打車去二姨的按摩院,她見到我,像是看穿了又欲言而止。
“和上次那個小子處得怎么樣?”
“還行吧,就是普通朋友。”我回答她。
“不合適嗎?”她說。
“不感興趣。”我說。
我問她:“結婚到底有什么好處?你是你們三個姐妹里唯一離婚的,你是她們之中最成功的。”
二姨說:“什么成功不成功,我離婚又不是因為我想成功,我那是沒辦法。你要明白咱們家算挺幸運的,你姥姥和姥爺在那個年代沒生一個男孩,把我們三個女兒都養大,后來我們三個人都在城里落腳,雖然沒讀過書也沒有好的婚姻,但都過得平平安安,沒趕上什么大災。”
”平安”這個詞讓我壓抑,什么是“平安”?每月領幾千塊,刷手機,排隊坐公交地鐵,聊別人的家長里短,只要不挨餓,不需要一天上十二個小時班,就應該感恩戴德。我媽是河北農村的,她找了一個北京近郊的差老頭,她覺得她這一生起碼在往上走,她的女兒也得往上走,否則是不對的。
“你現在還年輕,不理解我們的危機感,你媽讓你結婚,是希望以后還有人能照顧你。”二姨說。
“從小到大我都覺得一個人更好。”我說。
二姨不會因為我意見不同就掰扯下去,她像往常那樣和稀泥:“多陪陪你媽,對你爸也別太急躁。你爸現在孤身一人在這個世界上,別看他平時那么橫,他才離不開你們呢。”
“知道了,快找個師傅幫我按腦袋吧。”我說。
六
七月十一號,東交民巷的法國使館舊址有一場夏日市集,我受朋友邀請擺攤。炎熱的天氣下人流絡繹不絕,買書的很少,大部分客人在賣冷飲的攤位前排長隊。有兩個帥哥在我的攤位買了兩本畫冊。他們談吐不裝,帥氣中帶著一點憨厚。其中一個人是平面設計師,他的朋友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博士。閑聊幾句后,他們發現我沒有別的話,就離開了。傍晚我開始收攤,旁邊擺攤的女生問我:“咋樣,遇到什么有趣的人了嗎?”“還行,沒有特別留意。”我告訴她。與其他人告別后,我走出了大門。
傍晚的前門大街車輛川流不息,公交車與馬路反射金粉色的光,忽快忽慢的風貼著臉,蓬松的云層與城市中的萬物并入一種松弛的節奏。我感覺到:其實一切沒有什么不好,就算明天、后天和今天都一樣,生活也有樂趣可言。
我走進地鐵站,從扶梯下降,昏昧的氣息撲面而來。在地鐵上我刷到了梁宇森的朋友圈,他發了一張照片,從車窗拍攝的,淡粉色的天空下是熟悉的陳設,是我剛剛走進去的地鐵站。地鐵忽然顛簸,我不小心給他的照片按了贊,然后趕緊取消。
地鐵行駛一會兒,那條朋友圈消失了,我點開他的微信,發現我被刪除了。我不禁嘲弄他的小家子氣,隨后又感到心煩。他該不會以為我對他還有好感吧,算了,誤會就誤會吧。我戴上耳機,聽起輕松的音樂。
【作者簡介:衡夏爾,曾用筆名瑠歌,1997年生于北京,畢業于波士頓大學。出版有小說集《靈魂住著老頭兒的少女》、詩集《詩歌對人類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