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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學》2026年第7期|潘城:夢從此處飛去
來源:《上海文學》2026年第7期 | 潘城  2026年08月04日08:03

我曾在日本迷上一位少女。凈雅細膩,巧笑倩,美目盼。可惜聘禮金額要得實在太高,娶不起。幾乎每個周末,我都來回數小時乘地鐵去看她,看一眼、又看一眼,回來也念念不忘,寤寐思服。紅顏易老,明知娶不了她,又怕徹底失去。終于有一天,她不見了,嫁給了不知什么樣的人……

這段感情至今令我“長恨”,只是這位“少女”非人,乃一部線裝書,名叫《紅樓夢圖詠》,大正五年(一九一六年)和刻本。雖然時過境遷,記憶漫漶,但曾用指肚撫摸她時,內心洋溢出來的那種欣悅與滿足之情,至今想起仍怦然心動,呼吸急促。

改琦(一七七三年——一八二八年)所繪的《紅樓夢圖詠》我當然不會陌生,這位改七薌先生祖上是新疆回回,祖父改光宗在松江任武官,遂為松江人,家住祈雪街西。因此我在最初赴日本前,就有一冊松江縣地方史志辦公室一九九七年末出版的《改琦紅樓夢圖詠·云間邦彥畫像》。其中的《云間邦彥畫像》是松江清代畫家徐璋對明代本地人物的線描畫像集,刻石鑲嵌在醉白池內。將《改琦紅樓夢圖詠》與《云間邦彥畫像》合在一處,松江的出版者是有意為之,認為“徐璋的線描人物像受到改琦的如此重視,臨摹其畫,學習其法,并創造性地運用于紅樓夢人物的塑造”。但名氣是《紅樓夢圖詠》大得多,所以排序是后來者居上。

松江與我的老家嘉興是近鄰,語言飲食相似,明清兩地的文人更是打成一片。王安憶獲“紅樓夢文學獎”的《天香》即寫晚明的松江。江南文人與《紅樓夢》的緣分素來很深。

總覺得改琦這位畫家有一點曹雪芹的影子。祖上都來自關外,生長在江南的“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天資聰敏。改琦少時習畫得唐寅、仇英的真跡臨摹,盡得其妙,尤擅人物、仕女。據說他常為家人、婢女畫像,一次在家門口速寫街頭女子,嚇得少女抱頭而逃,被誤為風流才子。這很像賈寶玉干的事。他生活在清朝由盛轉衰的時代,得《紅樓夢》讀得癡迷,一定引雪芹為知音的。

經好友藏書家李筠嘉提議,改琦開始為《紅樓夢》作人物畫像,共畫了五十幅,繪出書中主要人物五十五位。入畫者俱是俊男美女,上了年紀的一概不收。女性當然是大多數,畢竟《紅樓夢》本就是“為閨閣昭傳”,入選的男子分別是寶玉、柳湘蓮、秦鐘、蔣玉函、賈蓉、賈薔、賈蕓、賈蘭、薛蝌、焙茗、北靜王、甄寶玉。一數十二人,看來是改琦所選出的“金陵十二釵男冊”。小廝與王爺同列,有薛蝌而無薛蟠,可見選秀標準主要是顏值。繪畫也是一種研究,可以發現改琦畫紅樓人物是有點“唯美主義”傾向的——唯美主義認為藝術的使命在于為人類提供感觀上的愉悅,而非傳遞道德或情感上的信息。

這批畫有署款而無紀年,李筠嘉看了如獲至寶,請來當時徐渭仁、王希廉、張問陶等一眾名流三十四位題詠七十五篇,書法也是爭奇斗妍,諸體皆備,時間跨度從嘉慶題到了道光。其最早紀年丙子即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年),可知改琦繪此圖像是在《紅樓夢》行世后的數十年間,可以說是一部最早由著名畫家系統創作的《紅樓夢》人物圖像。

這些畫像與題詠集結付梓而成《紅樓夢圖詠》已是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的事,由李光祿(李筠嘉官至光祿寺典簿,故名)原輯,淮浦居士重編,刊行后流傳甚廣。廣到何種程度?解放后出版的多種《紅樓夢》及紅學著作的封面幾乎不動腦筋地采用改琦所繪的林黛玉畫像。特別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校注最權威,發行最廣泛,封面用的也是改琦版黛玉,只是紅色色差嚴重,“紅樓夢”三個字連像素都不夠,大概印量大得忙不迭,像病中的晴雯被王善保家的拖到王夫人跟前時來不及梳洗的樣子。

余生也晚,看到過戴敦邦先生所畫的紅樓人物,就很難再如清朝民國的人那樣熱愛改琦之作。加上從打折書店掃回來的那本松江文史資料書實在談不上精美,以及人民文學出版社《紅樓夢》封面的粗糙,讓我對改琦的畫像一直都十分冷淡。

十分冷淡存知己。沒想到我在日本神保町一誠堂書店中,竟然對一函四冊的和刻本《紅樓夢圖詠》一見傾心。相比之下,此書如太虛幻境里的“兼美”,前述所見的不過粗使丫頭。

這套古籍品相極完美,紙香淡雅,墨色與朱紅相映成趣。其實改琦的人物畫逃不出傳統窠臼,吳帶當風、曹衣出水,古典的評價系統,玩的是線條,所謂開臉的美,仍是線條,臉是千人一面,只是靠線條傳神。既然品味的是線條,古籍又是木版刊刻,等于版畫,所以刀筆線條精細流暢的程度,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我所心動者全在乎美的形式而非內容。

一八七九年的初印本就很精細,估計一出來就被翻刻,日本最重要的紅學家也是日文《紅樓夢》的翻譯者伊藤漱平(一九二五年——二○○九年),在《紅樓夢圖畫》一文中提到,他所收藏的《紅樓夢圖詠》初刻本上有一段光緒十年題寫的跋文:“近外間竟有翻刻本,雖依樣葫蘆而神氣索然。”可見一八八四年之前就有翻刻本出現,而水平低劣。

翻刻本比較多見者是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杭州楊耀松文元堂本,但是與初版比差得遠,大概就有點“神氣索然”。因為初版本中黛玉一幀當中“玉”字較扁,翻刻本的“玉”字則較長,因此藏書圈特別看中“扁玉字本”。

這種“扁玉字本”除了最初的原刻本外,就是我在日本迷上的和刻本。一九一五年三月,久保田米叁赴中國游歷,得《紅樓夢圖詠》原刻四冊,為其刻畫傾倒,攜歸后下了狠工夫,照原刻付梓,請來日本當時的名刻工大塚祐次刻版。由東京的風俗繪卷圖畫刊行會與吉川弘文館發行,版權頁上還印著“非賣品”。除了繪刻之精,還裝幀考究,比之原刻,青出于藍,可以董橋喜用的“典麗”一詞來形容。假如臨窗煮茗,而能手撫此書,真覺得自己這樣一個賈寶玉自比過的“泥豬癩狗”也忽然變得典雅尊貴起來。

喜歡古籍也屬戀物癖的一種,并非內容相同就可以,品相最要緊。其實搜一搜孔網,這個和本也有,只是品相與我眼見者相去甚遠,售價也都要二三萬元。看著那些斑駁的圖片信息,興味索然,可憐金玉質,終陷淖泥中。

然我的錯失佳麗實在還另有苦衷,因在這套《紅樓夢圖詠》身旁發現了另一本手繪冊頁,內容大有隱情。我只得用有限的資金購下冊頁,后來果真被我索隱出一個大漢奸的秘史,撰文《半生半世:〈橐籥抄〉與廉隅》發表在二○二四年第三期的《隨筆》上。這也算是為國仇家恨,舍去兒女私情。寶玉是最鄙夷的。

日本人復刻《紅樓夢圖詠》所費心力,有點賈珍為秦可卿辦喪事的架勢。也就可以想見《紅樓夢》一書早已先圖詠而征服東瀛文人久矣。

《紅樓夢》的東渡日本記錄,也等于其首次出海、出國的記錄。據伊藤漱平考證,一直在長崎從事日清貿易的日本富商村上家的私人文書中有一本記載貨物的“差出賬”,其中記有一條:“寬政癸丑五年(一七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有船由浙江乍浦港啟航,十二月九日抵長崎。”

一頭是乍浦,一頭是長崎,與我都不算陌生。乍浦在嘉興平湖,屬于故土,我曾從日本購回乍浦重要的地方志善本《九山補志》。長崎是我饒有興趣考察過的城市,與乍浦的聯系不但是貨物的貿易,還包括《紅樓夢》等書籍的渡來,更有人的遷移。我在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中看到不少晚清嘉興人留在長崎的畫作,其中有一位乍浦人王克三,是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為避太平天國之亂,攜家人渡長崎僑居了三年,鬻畫為生,過得很滋潤,不僅避了亂還賺了錢。

今年回老家過中秋,專程赴乍浦九龍山去訪久聞的海紅亭——那是當地為紀念《紅樓夢》出海于一九九三年建造的一座石亭。

海紅亭在九龍山一個景區內,背山面海。我不認路,景區指示牌也不準確,沿著大路步行,暮色四合之時,竟然走到了一個墓園門口。正奇怪怎么景區里還有公墓?海紅亭背靠墓地,倒也合紅樓底色,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半個土饅頭。

只見從墓園的牌坊門中緩緩走出一位黑衣胖子,長發蓄須,手拿相機,步態比我閑適,主動向我喊話,問我去哪兒。我說我要找海紅亭。

他說:“你走過頭了點,要返回一段,往臺階下去,繞到海邊。如果不忌諱,就往墓園里走一段更近。”說話間已到我面前,他好像很有交談的渴望,接著說:“你要是往臺階下去,一小段山路,那附近有個狗獾洞,不過它們只在晚上出沒。狗獾就是魯迅《故鄉》當中閏土刺的那個猹!”

我有些忌諱墓地,倒從不忌諱與陌生人交談,問他是不是來拍風景的攝影師,他竟答了一段人生經歷。他原是在平湖一養老院上班,合同工,五個人給三個編制,他最努力,一番角逐,拿到編制的大概都是薛寶釵式的好家境又討領導喜歡的女同事。他終于作晴雯之嘆,憤而辭職。工作不好找,就到這自然保護區做志愿者打發時間,所以對這里的草木野獸、海石景物,連同這墓園都了然于胸。只是沒有薪水,一年才兩千元補貼,接下來想去杭州的醫院打工……

他陪我走過山路一指,海與亭乍現。我徑自上去拍照,俄頃,想起回頭道謝,已不見人。只當那墓園大門是太虛幻境的牌坊,走出來這位帶路的“茫茫大士”。

石頭亭子石頭記,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做工很扎實,至于石刻的工藝恰如王夫人的審美,“笨笨的倒好”。馮其庸先生題的亭額及聯,大氣派:

夢從此處飛去,渡碧海青天,散落大千世界

石自那邊來,幻癡兒駭女,真情萬劫不磨

亭內立一石碑,正面是啟功題字“紅樓夢出海紀念碑”。背面是平湖紅學會撰文的碑記,內容寫的其實就是伊藤漱平發現村上家文書中的那條記載,只是把日本年號改成了清朝年號“清乾隆癸丑年十月二十日(一七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開出的那條船是南京王開泰的寅貳號商船,船上載有六十七種中國圖書,其中有《紅樓夢》九部十八套。“套”是指一部線裝書有一個布面函套。按百二十回的程高本系統,每冊五回,每部二十四冊,每十二冊作一函套,九部《紅樓夢》線裝書正好十八套。這批運到日本的原物是看不到了,伊藤漱平認為程甲本和程乙本在一兩年時間內是很難從刊地北京流到江南再運到日本的。而且到目前為止日本現存的程本都是民國后從北京購置的,從未發現過早期的程本。所以乍浦運出的很可能是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年)蘇州東觀閣據程甲本作了一些校訂后自行木刻刊印的《紅樓夢》,蘇州離乍浦實在近得很。

為碑記題頭的是端木蕻良,作為曹雪芹的親戚、蕭紅的第三任老公以及文學家,他的紅學觀主張“貴族的懺悔”。他也為海紅亭題了一聯:

絳雪融融青埂流芳別乍浦

爐煙裊裊紅樓尋夢到長崎

亭前瞰海,海中一礁石上還刻有馮其庸的“紅樓別浦”四字,為海浪晝夜沖刷。站在此處,不知為何非令我想到探春不可。探春遠嫁的路線我總覺得與紅樓出海很像,茜香國應該是琉球吧,恰與乍浦、長崎成一個三角。你在琉球過得還好嗎?

若非端木蕻良這幅對聯,我竟將“別浦”理解為“別墅”“別裁”之別。然而似也可以詮釋,紅壇有言:“紅學始盈于浙西。”周汝昌先生就說過:“說也奇怪,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它的勢力影響,首先集中表現于杭州一帶,特別是海寧。”目前所知的《紅樓夢》研究史上最早的一部評論專著就出自海寧的周春(一七九二年—一八一五年),他撰寫的《閱紅樓夢隨筆》有乾隆五十九年的自序。周春提出《紅樓夢》是“敘金陵張候(勇)家事”,屬于“索隱派”的始作俑者。平湖人黃金臺(一七八九年—一八六一年)以詩評紅。海鹽人陳其泰是早期紅學史上較全面評述《紅樓夢》的代表人物,也是“擁林貶釵”的旗手。為《紅樓夢》作過序的戚蓼生是德清人,同是德清的俞樾也有考證之功。當然,最要緊的是海寧王國維(一八七七年——一九二七年),是將西方美學引入紅學研究的第一人,《紅樓夢》的大悲劇時代到來了。再到德清人俞平伯,《紅樓夢辨》堪稱紅學經典。光是王國維、俞平伯這兩個名字,在紅學史上都是必須列入“正冊”之人。

彼“別浦”究非此“別浦”,此“別浦”是“再見了,乍浦”。其實《紅樓夢》再見的不只乍浦,還有廣州。清代廣州一口通商后,《紅樓夢》刊本大多由廣州港出海,“別廣”比“別浦”去得更遠,駛向了西方。

紅學在西方世界的譯介不能不提吳世昌(一九○八年——一九八六年),他又是海寧人,早年在英國工作期間就出版了英文版《紅樓夢探源》,對書中一些主要問題作了深入細致的研究,而且講得很通透,在西方有很大影響。一九六二年他響應周總理號召,舉家歸國,繼續紅學研究。

《紅樓夢》最早被西方人識別,是出自著名的英國傳教士馬禮遜之手。他于一八一二年致英信函上譯下第四回的片段,那就是《紅樓夢》的首次英譯。這件英譯手稿被保存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圖書館,翻譯內容是賈雨村與門子討論英蓮被拐一事。這位清教徒式的傳教士是識貨的,他拿起譯筆時,其實距離中國國內《紅樓夢》的首次出版、距離“紅樓別浦”不過二十年左右。

馬禮遜來到廣州,就住在十三行,一開始主要從事中文的學習、翻譯、出版等工作。在此期間,馬禮遜完成了《圣經》的翻譯工作和《華英字典》《中文會話及凡例》的編纂。他發現《紅樓夢》是用官話寫成的通俗小說,作為學習中文的語料非常合適。其實廣州本地人也以《紅樓夢》作為學習官話的工具。馬禮遜的《華英字典》引用《紅樓夢》文句共二百一十五句,在《中文會話及凡例》中他又將第三十一回寶玉和襲人的對話片斷譯成英文,所依據的底本是廣州書坊刊行“東觀閣梓行,文畬堂藏板”的《新增批評繡像紅樓夢》。

以上都是出自紅學家的考據,而令我感慨的則是背后的人生。馬禮遜在廣州完成這些翻譯工作時,忍受著巨大的勞累、痛苦與孤獨。跟著他來到中國的妻子死了,留下的兩個孩子被送回英國。來協助他的牧師夫妻也死了。那些年到東方的傳教士很難活過四十歲。馬禮遜的頭痛病嚴重,發作的時候幾乎痛不欲生,肝也開始疼痛,同時視力急劇下降。這一切的根由是因為他只愿為他的信仰服務,而不想為殖民擴張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服務,不想為權力與金錢服務。

曹雪芹一定想不到,是一種與他相似的超越世俗的堅持,卻又是截然不同的信仰,將《紅樓夢》這個“夢”變成了另一種“溫都里納”“福朗思牙”式的陌生語言,成為了東西方文化正面交鋒時的語言材料,語言是認知的邊界與濾鏡。

此后,英國人德庇時、德國人郭實臘等傳教士紛紛開始了對《紅樓夢》的譯介,俄羅斯人柯萬科將譯文帶回國,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開始,《紅樓夢》逐步被完整地譯介到亞、歐、美各洲,成為聲名遠揚的經典……一條海上紅樓之路終于形成。

行文至此似乎該以宣告中國文化走出去的自豪而結尾,我卻在想海紅亭后墓園走出的男子以及他的現實種種。他工作找到了嗎?給正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學生發消息,請她找找那件英譯手稿的照片,我想看看那位西洋苦行僧馬禮遜的筆跡。神保町書店里失蹤的“戀人”,曾經滄海,那些錯過的就錯過吧!《紅樓夢》聯系了這一切,關于美好事物的留戀,只能寄宿在孤獨與深痛之中。

悲劇永不落幕,春夢已經飛去。